摘要:《天城石壁记》是研究宋元万州之战最原始、最详细、最可靠的珍贵史料，有些记载可以补正《宋史》、《元史》之缺失，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天城石壁记》；文献；南宋；蒙古；元朝；万州
1 276年，元朝夔东路宣抚使、金吾卫上将军杨文安率军攻克南宋万州(今万县市)天生城，总管王师能受命担任万州安抚使，特撰《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勒于石壁。这篇文献是研究天生城之战(1242-1276)最原始、最详细也是最可靠的珍贵史料，元明史乘均不载，嘉庆《四川通志》题名为“天城石壁记”，遂为道光《夔州府志》、同治《万县志》所因袭。
该摩崖石刻现存万县市天生城遗址前寨门与中寨门之间岩壁上，高180厘米，宽150厘米。由于年代久远，风化严重，字迹剥落，仅454字可以识读。上述方志虽有著录，然并舛谬颇多，文字互有出人，且每有臆断之处。故笔者以同治《万县志》(创修于乾隆初)为底本，参照嘉庆《四川通志》、道光《夔州府志》，据摩崖残文校正之，全文整理如次:
元朝造我区夏，丕冒海隅出日，宪述唐制，分道以理天下。昔先皇帝(指蒙哥大汗)躬履蜀道，利(今四川广元市)、夔(今奉节)以东，异之先侍郎肃翼郡公(即杨大渊，封阆中郡公，谥肃翼)，地未悉平，将星示变，今圣天子(指元世祖忽必烈)遂命我宣抚使招讨都元帅、金吾卫上将军杨公继之。受任以来，誓挈舆图以报君王。乙亥(1275年)元正。不两旬而取开(今开县)、达(今达川市)，越月而下洋川(今陕西洋县)，附庸列寨，传檄而定，独夔以上，恃衣带水，未归职方。万在江北，城号天生，昔昭烈(即刘备)上经蜀汉，下控三峡，于此乎插剑，盖荆蜀之要会也。公曰:“得万，则忠(今忠县)、夔可次第而下。”是岁乃亲董六师，不惮蕴隆，秋，军于城下者五旬，遣檄谕旨，靡不曲尽。郡将上官夔，怙险蕴奸，侮慢自贤。公曰:“且置此子于度外，吾将有事于夔。”遂拔牛顶一二寨而行。越明年，夏，戎车再驾，远次于郊，不芟农工，不俘人民，亦曰取之以力不若服之以德也。夔自谓如此绝险，除是飞来!虽遣纳降之款，然阳从阴违，姑延旬日，欲老我师。公于是愤然，建大将旗鼓，对垒于笔架峰前，严厉诸将，分任地面，三绕环攻。八月辛未，一鼓而拔其外城，军民大窘。王师薄垒而营，视城内直可扪上蹴倒。我公不忍生灵涂炭，一再遣檄原宥，冀其保活，官夔终迷不悟。是月甲申，公是以益命侄开达安抚使监军杨应之贾勇将士，用夜半自城南鱼贯而上，王旅如飞，一刻即平。夔尚施困斗，自干阵戮，其余生灵，一无血刃。是役也，师能亦预被坚之列。翌日，公乃按辔徐行，登城抚定，建州牧，置县令，崇学校，完城郭。民乃即巴国之故居，沐元朝之新化，曰;“而今而后，吾等为太平民矣!”相与而歌曰:“始时吾民，迫于势驱，昼守夜防，靡有宁居;我公既来，慰我无辜，劳来还定，定堵自如。始时吾民，困于征役，无小无大，朝不谋夕;既见我公，念其艰食，解衣以踢，挽粟以给。万之卒徒，解甲欢呼;万之官士，见仪咸喜。”吁嗟!斯城巉岩倚空，王旅如飞，系谁之功?问之诸将，归之我公。公曰:“此州特予小试，夔峡悉平，端自今始。”师能庸谬不才，误膺隆委，滥领州魔。目击盛美，讵敢默然?姑录其实，从俟太常之大纪。至元拾叁年((1276)岁次丙子良月日，宣武将军本帅府管军总管、万州安抚使古岷王师能拜手勒石。
文中充满了对杨文安的谀颂之辞，但毕竟系当事人记当时事，详细记载了元军两次围攻天生城的战况，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由于历代官私文献对天生城之战记载缺略，《天城石壁记》就成了这次持续达35年之久的战役的唯一史证，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界对钓鱼城之战的研究趋之若鹜，而对天生城之战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便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天城石壁记》的文献价值。且该文涵义蕴藉，内容丰富，涉及诸多史事。故笔者不惮谫陋，就读书所得，剖理于后。
一、关于天生城的战略形势
万州地面先秦时期为巴国辖境，秦汉时属巴郡朐忍县(故城在今云阳县西旧县坪)，此后设郡者三，置州者五，明朝正式定名曰万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但是古代的三峡地区，历代王朝皆以夔州府为政治中心，万州仅为属郭，在当政者心目中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曾几何时，这种观念发生了倒错，万州由于其地理位里极其重要，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水陆所会，交达秦楚，上束巴蜀，下扼夔巫，行李往来，冠盖相望，而商贩鳞集”、“扼忠夔之咽喉，据巴蜀之要害，东川县治形势之强，未有逾于此者”[1]。特别是由于天生城保卫战的旷日持之，更进一步提高了万州的战略地位。
天生城是一座海拔556米、面积104960平方米的高峰，山势雄奇，平地隆起，巉岩峻崿，绝壁凌空，峭立如堵，自然成城，天生城因此得名。东晋时已见诸于文献著录。常璩《华阳国志》卷1:“朐忍县西二百九十里，水道有东阳、下瞿数滩，山有大小石城。”小石城即是天生城，相传三国时昭烈帝刘备曾在山上驻兵，故又谓之天子城。《读史方舆纪要》卷69载:“天城山，在(万)县西五里，四面峭立如堵，惟西北一径可登，又名天生城。相传汉昭烈尝驻兵于此，常璩所云小石城也。《纪胜》云:天城山三面峻壁，惟山后长延一脊，容径尺许，累石为门，俗亦谓之天子城，以昭烈名也。”它背倚崇山峻岭，脚踏滔滔长江，上通忠州，下航云安(今云阳县)，西扼至梁山军(今梁平县)、达州(今达川市)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号“天城倚空”，为“万州八景”之一。前人题咏颇多，从中可窥其形胜大概。道光二十七年(1847)署万县知县丁凤皋《天城倚空》诗云:
万仞奇峰设，凌虚气象雄。
如墉凭地险，累卵自天工。
鸟道余丹壁，松关款碧空。
星辰梯接步，引览极巴东。
又有道光十七年任万县训导龚珪《天生城》诗:
山 势离奇极，排空结构殊。
影沉寒日瘦，气轧乱云粗。
老树翠虬偃，荒榛苍鹄呼。
欲烦巨灵掌，铲作平畴铺。[2]
两诗把天生城雄奇险峻的形势、秀丽壮观的风景描绘得淋滴尽致，与王师能《天城石壁记》所谓“万在江北，城号天生，昔昭烈上经蜀汉，下控三峡，于此乎插剑，盖荆蜀之要会也”，“得万，则忠、夔可次第而下”的渲染有异曲同工之妙，直唤人思绪，追溯南宋末年那场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战争风云，揭示古万州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二、关于天生城之战
1235年，蒙古窝阔台大汗兵分三路进攻南宋，其中西路军由次子阔端率领于次年八月大举入蜀，连拔利州(今广元市)、潼川(今三台县)、普州(今安岳县)、成都等54府州，四川“飘若风雨”、“亡形已具”。阔端继续遣兵四向，分路进攻，“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3]。蒙古兵锋第一次深入到了三峡地区。
1237年蒙古都元帅塔海再次率军略蜀，越大巴山，“谋窥开、达，下瞿塘”[4]。大将梁秉钧由川西进攻“开、达、梁山、忠、万等州，远际瞿塘、夔府、巫山之界，所征无敌，所向无(不)前，如入无人之境”[5]。 1239年秋，蒙古巩昌等24城便宜都总帅汪世显(汪古族人)统兵越渠江而东，从小路攀木缘石，袭破开州。万州守军闻讯后于长江南岸凭险设防，严阵以待。汪世显在北岸列船张疑，乘夜从上游发兵，“鼓革舟而下，袭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峡”[6]。第二年蒙古先锋按竺尔(雍古族人)再次统兵“图万州”，守将率舟师千艘溯江迎战，蒙军以劲兵乘巨筏“泻江流行驶，游革舟其间，弓弩雨射，宋人不战，败诸夔门”[7]。
蒙古迭年兴兵，偏师深入三峡地区，究其意图，无非是欲打通长江航线，“道施(湖北恩施)、黔(今彭水县)，以透湖湘”[8]。直取南宋江南半壁河山;而宋军的布防显然杂乱无章，群龙无首，缺乏统一调度和联合作战，是以每阵必北。
淳祐二年(1242)六月，宋理宗以余玠为四川宣谕使，寻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夔州路转运使，赴四川主持防务，为“经久之谋”，从此四川军势方才出现转机。余玠接受播州(贵州遵义)冉琎、冉璞兄弟的建议，在钓鱼山筑城，迁合州(今合川市)治所于山上，屯田备战，且耕且守;并推而广之，“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夭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9]，建立起庞大的山城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共20城，多建立在天然生成的悬崖峭壁之上，其绝对高度不甚大，平均海拔三四百米、五六百米不等，但山势险要，平地拔起，四周平岗错落，衬托其峥嵘嶙峋之伟岸;而山顶却纡缓宽平，逶迤连绵由百十亩至数十里不等，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饮，足以容纳众多的民户和驻军;且各城多背山面江，水陆相联，握舟车之利，易守难攻。天生城具备所有这些特点。
从战略战术来说，这个防御体系是相当高明的，当时人总结说:“凡地险势胜，尽起而筑之，大获、大梁(良)、运山、梁山、钓鱼，峙莫逾之势于前;古渝、凌云、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于后”[10]。也就是说，长江以北嘉陵江流域的阆州大获城(在今苍溪县境)、广安大良城、蓬安运山城、合州钓鱼城以及梁山军赤牛城，处于抗元战争的前哨阵地;长江沿线的重庆、嘉定(今乐山市)凌云城、泸州神臂城(在今合江县境)、万州天生城、夔州白帝城，则是保卫蜀土的后方基地。两组山城，一前一后互相联结，以钓鱼城为屏障，以重庆为大本营，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防御体系。万州天生城正处于联系和拱卫重庆、夔州两地的中介地位。当时万州属夔州路，南宋末年夔州路领有重庆、咸淳(今忠县)、绍庆(今彭水县)三府，夔、万、开、达、涪(今涪陵市)、施、播、思(贵州务川)八州，云安、梁山、南平(今南川县)三军及大宁(今巫溪县)一监，万州仍处于战略核心地带，在下川东防御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出土碑碣残刻可以推定，天生城自淳祐初经余玠创始并迁万州治所于山上之后，历任知州李某、吕师夔、刘应达、吕师愈又分别于淳祐十一年(1251)、十二年(1252)、宝祐五年(1257)、咸淳二年(1266)四次增修，到德祐年间上官夔任万州守将时，已筑有东西南北中五道城门，除西门外均系从绝壁上强行开凿，东、西城门前沿各筑卡门一道，现存前寨门、后寨门、中寨门即是当年东、西、中城门，前、后卡门则系清咸丰三年(1853)、光绪十七年
(1892)重建。在中城门与东、西城门之间，各筑一道一字城，一直延伸到峭崖边沿，作为中城的屏障。出土残碑中“馆”、“亭”、“楼”、“堡”等字样依稀可辨，说明山上曾有上述各色建筑，有官吏衙署、军队营房，居民村寨鳞次栉比。清修《万县志》载:“天城寨，山势雄奇，高数百丈，绝壁凌空，四围无隙，有如酁削，岩间有宋吕师愈创修、吕师夔重修碑记，近凿塘四口，以利汲水，可容千余家”。[11]于此可以大致推测当年天生城的规模，兼有城镇和寨堡的特点，兵农相兼，耕战结合，进可攻，退可守，所以上官夔很自信地说:“如此绝险，除是(元军)飞来!”
早在蒙哥大汗时期，术速忽里就建议舍重庆、合州坚城不顾，“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俊冬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12]，但未被采纳。忽必烈即位后，杨大渊再次倡言:“取吴必先取蜀，取蜀必先据夔”[13]。受到高度重视，至此，大规模进攻三峡地区正式提上了历史日程。
杨大渊本是南宋阆州大获城守将，降蒙后很得信任，被任为侍郎、都行省。“悉以阃外之寄委之”。中统三年(1262)，杨大渊出兵开、达一带，并遣其侄杨文安进攻巴(今巴中市)、渠(今渠县)二州，先扫万州外围，收其枝叶，动其根本。本年冬，杨大渊授东川都元帅，“利、夔以东畀之”，负责攻取川东事宜，然而“地未悉平，将星示变”，至元二年(1265)杨大渊病死，川东军事悉委杨文安。
杨文安(1241-1282)系杨大渊兄大全次子。淳祐二年蒙军入蜀，杨大全为南宋叙州(今宜宾市)守将，抗战死节。时杨文安年甫两岁，随母走依叔父杨大渊。大渊降蒙为悍将，文安既长亦屡经战阵，中统三年任开、达、忠、万、梁山等处招讨使，至元五年(1268)任阆州夔东路安抚使军民大元帅，经略下川东战事，成为风云一时的少年将军，寻以功授骠骑卫上将军兼宣抚使。
至元十二年(1275)，杨文安频频用兵，连克开、达二州，形成半包围态势，进围万州。守将上官夔团结军民，战守甚力。杨文安乃遣其侄杨应之等出兵云安小江口，牵制南宋援军，战败之，并招降附近城寨，但万州仍“固守不下”[14]，与元军处于相持局面。杨文安因数月来连续转战高山峡谷，兵力锐减，连攻梁山、万州均不得手，遂以师老兵疲解围撤退。这就是《天城石壁记》所载乙亥年杨文安第一次进攻天生城的战况。
这期间元军已开辟襄樊战场，并发起总攻，南宋全线崩溃。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取临安，宋室覆亡，而四川重庆、合州、泸州、万州、夔州等沿江诸城仍坚守不怠。负责节制四川军事的安西王忙哥刺深表忧虑地询问部将说:“江南已平，四川未下，奈何?”[15]为了迅速统一全国，元世祖忽必烈调整了攻蜀的战略并重新安排人事，以安西王相李德辉直接向朝廷禀报平蜀事宜。本年夏，元朝派李德辉“经画东川课程”，梁山守将袁世安约降，李德辉大喜过望，遣杨文安率军往招之，七月再围万州，天生城之战进人最后的决战时期。
三、关于《天城石壁记》对正史的补正
由于历代官私文献对天生城之战记载缺略，《天城石壁记》就成了研究这次战役的重要史料来源，所披露的史实往往鲜为人知。可补正史之失。
例如至元十二年杨文安第一次进攻万州，《元史》仅称“万州固守不下，文安乃解围去”。而《天城石壁记》则对天生城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着墨颇多，其余渲染，证诸史实，亦相吻合。如本年七月杨文安进攻梁山军，因守将袁世安“随方备御，竟不降”，相持40日不果，遂移兵进围万州，在天生城下时正是八月酷暑。故《天生石壁记》有“不惮蕴隆”之谓。按《诗经·大雅·云汉》有日:“旱既大甚，蕴隆虫虫。”毛传云:“蕴蕴而暑，隆隆而雷，虫虫而热。”谓其煴闷也，正是盛夏酷暑气象。到次年七月，因袁世安约降，梁山既克，杨文安乃再次统兵围攻万州。
关于天生城之役的最后决战，《宋史》记载极略，仅在《张珏传》中附带了一句“(德佑二年，1276)十月，万州破，杀守将上官夔”，其它并无涉及。到明初修《元史》时才作了简略补充:“(至元十三年，1276)秋七月，(杨文安)进军攻万州。遣经历徐政谕守臣上官夔降。夔不从，围之数匝。逾月，攻拔外城。夔守张起岩来救，遣镇抚彭福寿迎击，破之。尽杀其舟师，俘其将宋明，万州夺气。文安复传王旨，谕夔使降，夔终不屈。文安尽锐攻城，潜遣勇士梯城宵登，斩关而人，夔巷战而死。”[16]《天城石壁记》则对元军“分任地面，三绕环攻”以及组织敢死队乘夜偷袭的战况记载尤详，并如实描写了上官夔数次拒降，婴城坚守的英雄气概，较之《宋史》、《元史》详实得多。
至于上官夔其人籍贯、生平，史料更为奇缺。《大明一统志》卷70仅载:“上官夔，万州守将，元兵围城，夔战守甚力，招之降，不从，城陷，巷战而死。”正德《夔州府志》卷8《名宦》照录原文，一字不替。清修《万县志》在此基础上略有补充:“上官夔，德祐间为万州守将。元师取蜀，开、达、洋州俱下，独万坚守，攻之不克，相持年余。元人已拔外城，一再遣檄劝降，夔终不屈，城破犹巷战，力尽死之。元将纪其事于天城石壁。”[17]
此处所谓“元将纪其事于天城石壁”，即《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作者王师能，落款作“古岷王师能”，遂被嘉庆《四川通志》诬为“古师能”云。其实，宋元以降，文人弄笔惯以出生地、族望或为官之地冠诸名字之前，蔚为风尚。此处“古岷”二字亦当是王师能祖籍所在，即今甘肃岷县。据现有资料可知，王师能系杨文安麾下骁将，曾亲自参与万州之战，攻克天生城后担任万州宣抚使要职;至元十六年(1279)，又兼绍庆知府，撰有《绍庆府治记》[18]，文笔优美，字句珠玑。堪与《天城石壁记》相媲美。可见其人并非鲁莽武夫，颇有儒将风度。为了颂扬元朝的赫赫武功和杨文安的辉煌战绩。王师能撰文于石壁，从而保存了研究天生城之战的详备史料，也是目前三峡地区有关抗元保卫战硕果仅存的珍贵文物。
关于天生城失陷的时间，《宋史·张珏传》作“德祐二年十月”，《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三年十一月癸巳，安西王所部克万州”，而《天城石壁记》则明确记为“八月甲申”，据此可以订正《宋史》、《元史》之讹。
宋与蒙古，由于民族间固有的文化传统差异，导致了相互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的迥乎不同，并以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其生活方式是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其文化特征便表现为流动性、进取性和侵略性;而以汉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其生活方式是长期定居，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无事外求，故其文化特征便表现为静止性、保守性和和平性。加以长期积淀起来的“华夷有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正统观念的影响，对少数民族有很深的成见，大敌当前，御其于国门之外，是为必然。
古万州从主体上说来属于巴蜀文化圈，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熏陶既久，“民力农桑，人尚礼让”，“士以绩文相高”[19]，“人物风俗都雅，常为巴东冠”[20];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带邻近楚地，多楚人，受楚文化影响较深，故“其人豪侠”，“人多劲勇”[21]，有先民“前歌后舞”之彪悍遗风。史称:“江州(今重庆)以东，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又南浦郡(今万县市)南三百里，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多将帅材”。[22]这是南宋末年天生城军民能够长期坚持抗战的社会基础和群体素质。
在天生城之战中，上官夔表现了祟高的民族气节和顽强的战斗精神，甚至在外城被攻陷以后,仍坚贞不屈，巷战而死。民间则传说上官夔在援军败溃，外城已破，内城兵力衰竭，势难再守的情况下，与杨文安相约:“即入吾城，然吾一人死耳，愿勿戮吾民。”杨文安欣然同意，于是上官夔从容自尽。虽然传说不能视为信史，但它却曲折地反映了当地人民对上官
夔保卫万州、保护群众利益的崇敬和怀念，他们宁愿把自己的父母官说成是从容自尽。也不愿他死于异族人之手。杨文安于至元九年(1272)攻破达州圣耳外城时曾有“纵兵焚掠而还”之举，两年后进攻万州牛头城，又“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其余如“遣兵掠大宁之曲水”，焚梁山军外城等。俱有史籍明载[23]。而攻克天生城之后，元军却一反过去的破坏行为，积极修缮城池，建置官署，兴办学校，赈济难民，客观上符合人民向往和平、渴望安定的心愿，因而群众有相率而歌之举，《天城石壁记》所言当不尽是歌功颂德的谀词。
天生城失陷后，下川东防御体系迅速瓦解，杨文安接连攻克施州、咸淳、绍庆、夔州等地，以至于连元世祖忽必烈这样的“马上天子”也感慨说:“汝攻城略地之功，何若是多也！”[24]
四、关于南宋天生城之战失败原因检讨
天生城之战作为南宋末年抗元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宋元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性质来说，宋蒙战争以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建立元朝为转折点，此前为民族政权相互之间的战争，此后为封建政权改朝换代的战争。元朝的军事行动，具有统一全国、结束分裂的意图，但由于民族间固有的文化传统差异，蒙古军队在征战过程中往往采取屠城、焚惊的烧杀政策，这就绝对不能为广大汉族人民所接受，纷纷起而保家卫国，抗击侵略，于是封建王朝的更替战争被涂上了一层鲜明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色彩。象杨文安攻城略地那样“纵兵焚掠”的战将，在元军中不乏其人。至元十二年安西王相李德辉巡抚成都时曾严肃斥责东、西川行枢密院使说:“宋已亡矣，重庆以弹丸之地，不降何归?政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25]由此也就不难明白四川人民为什么会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地抗击蒙古军队的迭年侵扰了，甚至在南宋已经灭亡、朝廷“号令不达于四川”的情况下，仍坚守据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万州天生城由于在四川防御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既要与蒙古铁骑直接对阵，抗击元军的迭年进攻，又要就近拱卫重庆、夔州，担负起后方基地的重任，向抗元前线输送兵员和粮饷，因此更显得艰苦卓绝可歌可泣。
至于天生城之战暨四川抗元斗争的最后失败，究其原因，实系当时南宋灭亡已成定局，危厦之下独梁难支。蒙古军队运动健捷，作战勇猛，加以装备精良，供应充足，因而战斗力很强，兵锋所向，无坚不摧。元朝人声称:“国家以一旅之众奋起朔漠，斡斗极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躏轹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分之八，尽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与侔大也。”[27]蒙哥时期，术速忽里概括四川军事格局说:“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27]相比之下，南宋无论在财力、人力、物力还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都处于极大的劣势:“先是蜀州财赋入户部三司者五百余万缗，入四总领所者二千五百余万缗，金银、绫绵之类不预焉。自宝庆三年(1227)失关外，端平三年(1236)蜀地残破，所存州县无几，国用日窘”[28]，“兵非绍兴(宋高宗年号，1131-1162)之兵矣，民非绍兴之民矣。财力形势又非绍兴以来比矣”[29]。咸淳(1265-1274)中，宋度宗召见沿江安抚使朱禩孙，问之:“蜀州境土何如?”答曰:“六十余州今止有二十余州，所谓二十余州者又皆荒残，或一州而存一县，或一县而存一乡。……然曰兵，曰财，一无所出。”[30]就军队而言，“全蜀盛时，官军七八万人，通忠义为十四万，今官军不过五万而已”[31]。有人深表忧虑地说:“蜀中诸军旧管九万八千，马二万。嘉定(1208-1224)核实，裁为八万二千、马八千，则气势已不逮昔矣。近者更加核实，官军才六万余人，忠义五千人，而其间老弱虚籍者又未可计。是以五六万人当二千七百里之江面，众寡强弱，此盖(通“盍”)难见!”[32]而且军队的武器装备、粮饷供应也每况愈下，当时人以“三穷”概括说:“茅檐苇屋，暑蒸寒冻，而兵寨穷;蛀麦糙米，沙杂水拌，而兵食穷;破缯败絮，襟捉肘见，而兵衣穷。”[33]甚至于“将士衣纰衣而卧，掘草根而食，……关隘不修不问也，士马不练不恤也，器械粮糗不备不计也”[34]。形势至此，宋元之间的战争较量，胜负之明已不待龟卜。
古代战争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经济实力的较童，而军队投人数额的多寡，一般说来则直接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南宋尽管早就意识到了“东南头目在蜀，咽喂在蜀夔”的厉害关系，但鉴于山河破碎、国事日蹙的客观形势，对于三峡地区的布防一直是有心无力。淳祐中端明殿学士兼夔州路策应大使李曾伯优心仲仲地疏言:“今夔之守帅未定，夔之城壁则难恃，夔之兵可用者仅二三百人，夔之粮食见在者不过五千石”，感叹“蜀兵单弱，夔备空虚，若非朝廷整办一项兵力专援夔蜀，恐无以应调”[35]。淳祐七年(1247)南宋曾调兵2500人入蜀，其中1500人驻忠州，1000人守夔州;淳祐八年、九年各调兵2000人，仍分戍忠、夔。到淳祐十二年(1252)，前后6年间，“皆不过岁调轻兵一项以备夔援，并未尝及三千人之数”。所以本年六月九日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文复之等人恳请朝廷“调兵六千人进屯夔、万”，已感到事态紧急，“其辞颇激切”[36]。可以想见，以不足3000人之兵力，要做到严密扼守300多公里的长江防线，并有效地抗击蒙古铁骑的不时之扰，显系欺人之谈。而且囿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夔州是三峡地区的政治中心，忠州是忠王赵基藩邸所在(赵基于1264年继位，即宋度宗，升忠州为咸淳府)，所以南宋有限的调兵遣戍，都分驻在这两个地方，万州地面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整个天生城之战中，除了夔州守将张起岩曾派兵来援、无功败覆之外，附近府州并没有向万州提供任何形式的物资支持和军事援助。天生城军民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孤军奋战，英勇顽强地抗击蒙古铁骑的进攻，前仆后继。保家卫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的优良传统和热爱和平、渴望安宁的善良愿望，这就是天生城保卫战可歌可泣、千古景仰之所在。
注释:
[1][2][11][17][20][22]同治《万县志》卷3《地理志》、卷36《艺文志》、卷16《地理志》、卷24《职官志》、卷首范秦衡序、卷12《风俗志》
[3][33]《历代名臣奏议》卷100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论蜀变四事状》
[4]侠名:《昭忠录·和彦威》，《守山阁丛书》本
[5]《山右石刻丛编》卷24张藻《梁秉钧碑》
[6]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6《总帅汪义武王》，《丛书集成初编》本
[7]《永乐大典》卷10889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铭》，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8]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9][31]《宋史》卷416《余玠传》、卷411《牟子才传》
[10][29]阳枋:《字溪集》卷8《余大使祠堂记》、《策问(淳祐乙巳大宁监)》，《四库全书》本
[12][13][15][25][27]《元史》卷129《来阿八赤传》、卷161《杨大渊传》、卷166《刘整传》、卷163《李德辉传》、卷129《来阿八赤传》
[14][16][23][24]《元史》卷161《杨文安传》
[18]正德《四川志》卷33《文祠》
[19][21]正德《夔州府志》卷1《风俗》
[26]郝经:《郝文忠公集》卷18《东师议》，《乾坤正气集》本
[28]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71
[30]佚名:《咸淳遗事》卷下，《守山阁丛书》本
[32]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四部丛刊》本
[34]吴泳:《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四库全书》本
[35][36]李曾伯:《可斋续稿》前卷4《恭禀宣谕援夔奏》、《催区处援夔兵奏》，《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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