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宜昌码头，如今是现代化的港口。循着它千年的足迹，看看“三峡门户”的变迁。
千年码头 舟师要塞
自古“蜀道三千，峡路一线”，宜昌（古夷陵）“上控巴蜀，下引荆襄”，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史记载，从西汉直到唐代，围绕古夷陵的战争颇多。
秦武王三年（公元前308年），秦国大奖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浮江伐楚”。宜昌在战国时为楚夷陵，“峡自夷陵束，江从白帝悬”，自古即为川楚咽喉，最先被秦军舟师所破。
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公孙述称帝于蜀，实力日增。建武九年，公孙述遣将任满、田戎率数万水师，从鱼复（奉节）以木排竹筏沿江而下出三峡，攻占了夷陵和夷道（宜都）分界处的西塞，在荆门山、虎牙结营布防。刘秀军队屡攻不下，直到建武十一年，刘秀部将岑彭水师才攻占了荆门要塞，继而攻克夷陵。岑彭水陆大军六万之众，在夷陵驻扎修整后，再度出击，沿长江三峡逆流而上，一直打到临江（忠县）。次年，东汉利用长江舟师入峡灭蜀，统一了全国。
三国时期，蜀吴夷陵大战，水路成为战争主要通道，双方都先后派兵驻扎夷陵。蜀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为关羽报仇，亲率数十万兵水陆并进伐吴。次年，刘备令部将吴班、陈式水军驻扎夷陵，步卒结营峡江两岸。吴国都督陆逊率兵五万水陆迎战，火烧夷陵，刘备兵败，退至鱼复。陆逊得胜后，派重兵驻守夷陵，以防蜀军来犯。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之后数年，西晋为统一全国，与东吴在西陵峡反复争夺。咸宁四年（公元280年）西晋的王浚终于率数万水师，战船千艘，出峡攻吴。一举克秭归，连破吴军拦江铁链铁锥水上障碍，进逼夷陵。吴军瓦解，王浚水师势如破竹，继而拔夷陵，进夏口，入武昌。同年，晋灭东吴，统一中国。
夷陵码头规模在古时可以停靠大型战船，在非战争时期作为普通木船泊点，自然是难得的良港。
盛唐时期，水运繁荣，巴蜀与湖广运输通畅，《旧唐书》中记载有“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作为川楚水路要津，夷陵逐渐繁荣。杜甫在夷陵（时称“峡州”）写过一首诗《春夜峡州田侍御长史津亭宴（得筵字）》，诗中云“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范成大《峡州至喜亭》也有“断崖卧水口，连岗抱城楼。下有吴蜀客，樯竿立沦洲”。江泊万里船，洲头立樯竿——可见当年宜昌码头水运盛况！
元明时期，宜昌码头运输，主要是漕粮与木材。四川盆地粮食富足，常通过宜昌码头转运到长江中下游。云、贵、川自古盛产木材，每年都有大量的木排，由上游经三峡抵达宜昌码头，再流放到其他地方。除此之外，还有川盐、茶叶、生漆、青麻、牛羊皮、山蚕丝、日用品等经宜昌码头转运。
宜昌码头最早形成“气候”，有史记载是明朝。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临江的宜昌（东湖）古城开有八门。《东湖县志》记载，“其制，旧为八门，今七门。”此七门为：“正东为东湖门，即今大东门。正南为南藩门，即今大南门。西南为义昌门，即今小南门。正西为西上门，即今中水门。西北之西为西塞门，即今镇川门。西北之北为北门，即今小北门。正北为北望门，即今大北门。”在古城七门之中，沿江岸有5座水门码头：大南门（南藩门）、小南门（义昌门）、西上门（中水门）、镇川门（西塞门）、小北门（也名左北门）。水门码头主要供居民挑水、木划过江、船只泊岸使用。据《东湖县志·东湖县沟衢图》，当时古城布局如下图所示。
东湖县沟衢图
清末宜昌码头
宜昌作为临江城堡，专门开辟五个水门为水运大开“方便之门”，一是因为宜昌地利，江水绕城而过；二是因为水运带来诸多商机，开门便于纳利。
川楚咽喉 几度繁荣
猖獗一时的鸦片运输与买卖，曾给宜昌码头带来畸形的繁荣。
十七世纪末，中国播种鸦片成风，祸国殃民。清廷不得不采取对策，禁止鸦片贩运。当时川、陕、云、贵等省鸦片种植尤广，为躲避禁令，改称土药（进口鸦片称“洋药”）运输。由于鸦片征税很高（每百斤收税30两纹银），地方官府不願放弃此项税收，他们以地方财政困难为由奏请朝廷解禁。因此，同治九年（1870年），户部颁发《洋药、云南土（含云、贵、川、陕）抽税章程》，允许各地“洋药”与“土药”运输，同意地方政府设卡收税。宜昌官府立即响应，在平善坝设总卡，并在锁堂街、南正街、河街开设5家税号，专门代客买卖鸦片。云、贵、川的鸦片大量外运必走水路，宜昌码头是三峡门户，自然首当其冲。不算关卡收入，仅5家税号，年收入税银在300万两以上！
土鸦片出川，洋鸦片入川，当时宜昌成为全国鸦片的主要集散中心长达数十年，码头运输“繁忙”。运鸦片主要依靠木船，有时轮船也参与进来——法国的“万佛”小轮，每月至少由汉口-宜昌-重庆往返两次，专营鸦片。
长期鸦片贩运，给宜昌码头带来虚幻的繁荣——宜昌沿江码头上的酒楼、戏院、茶馆、妓院不断增加。同时，鸦片交易也对宜昌人民祸害深深，常年吸鸦片成瘾的“烟客”数以千计。据1936年3月《湖北省禁烟概况一览》统计：宜昌城内烟馆408家，烟民3675人（这些烟民在解放初期，绝大多数被政府强制戒了鸦片）。
两次“川盐济楚”使得宜昌码头逐步兴盛。
盐业在封建社会一直是朝廷严格控制的物资，严禁私盐运输与销售。川盐品质好，口感不错，在湖北、湖南深受欢迎。故而，川盐的私盐贩运、贩卖屡禁不止。清雍正五年（1727年），宜昌清府曾在平善坝及中水门码头设置盐卡，专查私盐运输。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廷下文由地方通判专管盐业。宜昌府安排巡役70名，在中水门（后改在西坝）、南津关、平善坝缉私设卡。长治久堵，宜昌盐业运输一直无法发展。
第一次“川盐济楚”是清代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在清代前中期，由于清府的需要，旧楚国地区（两湖为主，豫、赣、徽、苏部分地区）盐业一直由实力雄厚的淮盐独占。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大江南北，淮盐根本无法运到湖北。使湖北、湖南地区食盐长期供应短缺，盐课收入锐减，军饷困难。这对于当时主要依靠淮盐课税的宜昌府、施南府、荆州府来讲，无疑于沉重打击。为解决食盐困难，户部议准“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销。”宜昌关卡以每斤征收课银1厘5，以充地方开支。于是，川盐如决堤之水，源源不断经宜昌运销湖广市场。宜昌码头由此得“转口码头”称呼。此外，其他来宜船只运来的日用百货，瓷铁器、大米、布匹，一部分在宜昌集散由陆路运销各县镇，绝大部分由此过载，换峡江船只运往上游四川。故而宜昌另有“过载码头”之称。
这一时期，宜昌沿江尽是泊船码头，沿码头多有商贸货栈交易市场。紫云宫以榨油坊居多，油籽船就停在三江江边交易；板桥河街都是水果市场、青果行；镇川门、中水门江边泊着煤船、砖船，上下搬运工人来来往往，挥汗如雨；杨泗庙为米市专用码头；一马路至大公桥的沿江沙坝上，多有板屋、草棚，形成河畔市场……茶坊酒馆，江湖杂耍，热闹非凡，成为宜昌码头一景。
上世纪初远眺宜昌码头
百年前的大南门江边
原一马路的码头
宜昌码头边剃头摊（1917年）
宜昌江边捕鱼能手水猫子（水獭）
百年前宜昌江滩艺人
江滩杂耍成为宜昌码头一景
宜昌码头棚屋（1946年凯塞尔摄）
宜昌码头沙坝上的库房（凯塞尔1946年摄）
宜昌江面帆船
第二次川盐济楚是抗战初期。抗战开始，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全国产盐量减少一半。而且，东南沿海战火蔓延，运输瘫痪。原本依靠海盐的湖南、湖北等地，食盐奇缺。在这种形势下，川盐再次担当起“济楚”的大任。川盐运往湖北、湖南，主要是走水路，必经宜昌。
川盐济楚时期，大小盐船成帮云集在宜昌江岸。从西坝、镇川门到宝塔河，江岸皆是码头，只见连樯接舳，衔尾不绝。舟船以千计，桡夫以万计。当时，宜昌江岸显现出“日有千人拱手（摇橹），夜有万盏明灯（桅灯）”的盛况。
20世纪初宜昌南门下驿码头
帆樯如林首尾相接的百年前宜昌码头
繁忙的宜昌江边码头
宜昌港货船（1917年）
1917年宜昌码头
1917年宜昌码头
1917年宜昌码头
1917年宜昌码头
1917年宜昌码头
1935年7月宜昌码头大水
第二次川盐济楚同时，战略大撤退也开始了。随着战局的恶化，长江航线不断收缩，越来越多的船只涌入宜昌码头，越来越多的战略物资堆积在宜昌江边。在这些为战略反攻所保存的物资中，数百家大型军工厂的生产设备不仅数量惊人，单件的重量也多在数吨以上！繁重的战争运输任务摆在面前，原始的肩挑背扛搬运方式，陈旧的宜昌码头装卸设施根本无法承担！为了救急，1937年9月，国民政府从四川征招壮丁2.5万人，由万县运来宜昌码头参加抢运战略物资。这批壮丁一直坚持到1940年6月宜昌沦陷前，才返回四川。在大撤退的那段时间，从南津关至宝塔河，水面上船只来往如梭，码头前工人号子振天，白天人声鼎沸，彻夜灯火通明！抗战初期几年的宜昌码头，可以说是近代发展中最繁荣的鼎盛时期。
日寇占领宜昌的几年中，宜昌码头遭到空前破坏。直到赶走了日寇，宜昌码头才逐渐复苏。
抗战时期日本信阳丸在宜昌码头
开埠纳洋 亦辱亦兴
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确定宜昌为开埠码头。同年 2月16日，成立宜昌关署。4月1日，宜昌关在怀远路（红星路）正式开关，兼理航政。
清政府海关办公大楼（宜昌关）
民国初年宜昌大公桥码头
1917年宜昌海关（杜克大学馆藏）
建于1876年的宜昌关（现市政府大门处）拆除时
1910年宜昌码头递漂（不能靠岸的轮船，由木划子送客递货）
1911年停泊宜昌码头的太古洋行万县轮
1933年宜昌码头
上世纪三十年代从空中看到的宜昌码头
昔日从磨基山远眺宜昌码头
光绪四年（1878年），英商立德乐驾“夷陵”号汽船首次试航宜汉线成功，此系宜昌码头正式开班的第一艘商业轮船。
宜昌开埠，列强军舰、商船纷纷进驻宜昌，贪婪地攫取中国的资源。为了方便泊船，列强先后在江边修建一个又一个码头：1906年，英商在宜昌江边建筑阶梯式码头，取名“太古轮船码头”；1911年，英怡和洋行在滨江路开辟轮船码头1座（另在滨江路、怀远路修建3层楼仓库6栋）；1912年，英国亚细亚公司在江边修建有码头1座，主要运营煤油与蜡烛；1922年，日清公司在江边修建码头；至1931年，英、美又在宜昌江边各修建1个码头……
宜昌开埠之后，沿江码头逐渐由木船码头改建成轮船码头。开埠第二年，海关与招商局各自江边修建了一个码头。这些码头以石条砌成阶梯直达水面，少则几十步，多则上百步。
由于江水涨落，固定的石阶码头不方便，1929年宜昌海关在滨江路江边，最先开始使用趸船作为船只停靠点。随后，外国洋行公司也先后设置趸船7艘，以满足往来船只上下客货及中转的需要。自此，宜昌码头船只千百年来的自然停靠，逐渐转向趸船（囤船）停靠。外商在宜昌公司众多，因此趸船码头多冠以公司名称。1930年，宜昌江边的码头一个接一个，“洋”码头居多。从大南门下的驿码头开始，向下依次为：招商局码头、大阪码头、日清码头、华中公司码头、隆茂洋行码头、邮政码头、海关码头、太古洋行码头、怡和洋行码头、捷江公司码头、聚福洋行码头、普济医院码头、川江公司码头、三北公司码头、盐局码头、香溪码头（英商皮托谦公司）、招商局二码头、美孚公司码头、亚细亚公司码头……笔者绘制一张示意图如下（不算五龙的外国码头）。
1930年列强在宜昌占用码头示意图
美国Isabel号军舰1932年在宜昌码头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太古洋行轮船停泊在宜昌码头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Palos号军舰停泊在宜昌码头
上世纪三十年代太古万县轮泊船宜昌
太古洋行96号驳船在宜昌码头
宜昌开埠，对于宜昌码头而言，既是屈辱的开端，也是码头转向现代化的起点。
自从轮船加入长江中上游航运后，使水路交通大为便利。宜汉线、宜渝线先后开通，短程的宜沙线、宜枝线、宜万线、宜巴线、宜秭线、宜三线……相继问世，宜昌码头空前繁荣！码头在不断地增加，码头的设施在不断地改进，码头的运力在成倍地攀升。
帮会把持 腥风血雨
在近代，码头帮会与船帮对宜昌码头发展影响较大。
清末民初，宜昌码头帮会与其他地方一样，主要是青、洪二帮势力大。特别是洪帮，更是深入到宜昌各阶层：上至社会名流、商界、军界人士，下至车夫、码头搬运工、船工，都是汉留（亦名“汉流”）。帮会组织严密，分堂口，设等级，圈势力，严行规。当时宜昌码头，基本都是按行业形成帮会。
1917年宜昌码头转粮食
1917年宜昌码头运货计数竹签
在清末，宜昌码头帮会多以行业为“帮”，各占各的地盘。例如：镇川门一带码头搬运以背篓为主，称“背篓帮”；小南门一带以杂货交易为主，老板多是江西人，称“江西帮”；小北门一带以搬运煤炭为主，称“本帮”；开埠后太古码头的起货与上货由武穴人陈晓峰独家把持，称“陈家码头”；怡和、大阪码头业务由宜昌郭家典把持，人称“郭家码头”……码头上的搬运，旧称“力行”。力行由帮会里的封建把头控制，领头人称“头佬”或“夫头”或“夫爷”，控制着装卸搬运业务和力资的结算，掌握码头力资开支与分配。把头坐收劳动所得，码头工人辛苦劳动却收入微薄。
由于帮会组织众多，各帮之间不仅会有摩擦，也争夺地盘“打码头”。“打码头”实际上是封建帮会背靠官府，结社拉帮，为某块地盘的控制权、码头业务的管理权组织械斗，大打出手。这种“打码头”现象在解放前时有发生，往往伤人害命。例如：民国元年进入江西帮的贺元昌，在宜昌打了30年码头，凶狠残忍。民国十六年，为抢占大阪码头，他指使本帮打死工人廖春发，打伤8人；民国二十五年，为强运中水门码头的盐，他带领江西帮100多人，打死工人王大贵，打伤14人。这是出了人命的械斗，平时殴斗流血、伤人致残的“打码头”更是数不胜数！
码头帮会自订行业规定，各有势力范围。倘若帮会内部发生纠葛，则开香堂由帮会龙头大爷（或舵把子）评判定夺。帮会内部有人违犯帮规，则视情节轻重处置：轻者挨红棍（家法），重者要被“吹灯（挖眼）”或“砍丫枝（剁手脚）”；更重者要“三刀六个眼”或“自己挖坑自己跳（当众自杀）”等。倘若帮会与帮会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由帮会头目相约“吃讲茶”，请人出面主持，各自讲“理”，消除矛盾。赢家春风得意，输家“吃不了兜着走（承担茶钱并赔偿损失）”。当冲突无法调解时，则各自背靠官府“打官司”，由他们的靠山出面较量。
船帮在宜昌码头影响有二百年。为兴办江浙水路粮运，清朝雍正支持杭三帮（后更名青帮）担纲漕运。一时间，船帮由此波及全国，扩大到长江中上游地区（笔者曾有《梦回三峡：峡江船帮的由来》一文），宜昌码头亦不例外。
清末民初，宜昌码头船帮众多，主要势力有荆宜帮、川帮、楚帮、湘帮。宜昌本地船帮，分散在荆宜帮（势力主要在宜昌至荆州江段）、庙宜帮（势力主要在宜昌至皇陵庙江段）内。
荆宜帮主要是宜昌至荆州一带船户在外的总称。
楚帮是宜昌、秭归、巴东一带船户在外的总称。人称“川楚八帮(川五帮，楚三帮)”中的楚帮即庙宜帮、归州峡内帮（短旗帮）、归州峡外帮（长旗帮）。
川帮，是巫山至重庆沿线一带船户在外的总称，主要有：奉巫帮、云开帮、万县帮、长涪帮、大红旗帮，人称“川五帮”。宜昌码头的川帮势力在西坝及镇川门一带。川帮于清道光年间，在宜昌西坝建会馆“川主宫”，宫内供奉李冰“王爷”，四季香火不断。川帮船只在滩险流急的峡江中行驶，吨位普遍偏小。但是，由于出川、入川船只数量很多，故而川帮势力较大。
湘帮即湖南帮，是湖南水系沅江、湘江、资江、澧水船帮对外的总称。来往荆宜地区船只的密度仅次于川帮。清光绪五年（1879年），湘帮在宜昌建“湘邑会馆”，民国初年又在宜昌奎星楼建会馆“禹王宫”（大南门附近），信奉镇江王爷。湘帮木船大多在洞庭湖与宜昌之间运输，船只较少，但吨位比较大：最大木船载重吨位可达34吨，最小也有5吨。湘帮船户多以水上为家，异常团结。
宜昌码头船上人家（杜克大学馆藏）
船上人家（凯塞尔摄）
民国时期，湘帮与川帮在西坝发生一次大规模械斗，起因是争码头。湘帮原来泊船常在西坝下首，与西坝泊船的川帮本无利害。川帮船只较多时，沿西坝岸边泊船逐渐延伸到西坝下端。湘帮自然不服气，憋屈良久终于爆发，与川帮发生械斗。结果，斗殴湘帮占上风，官司川帮得便宜。从此，湘帮从西坝下首移到镇江阁与小南门之间泊船，西坝全部成了川帮势力范围。后来，宜昌码头上一度流传有“打不过湖南，说不过四川”。
百年前西坝岛栖霞寺渡口（今民康药厂门前）江段的渔划子
镇江阁旧照
1917年宜昌西坝码头
至解放前，宜昌曾有“九帮三十六码头”之说。可见宜昌码头帮会与船帮对宜昌码头的影响。
1949年7月18日，宜昌解放。解放初，政府强力取缔封建帮会，消除码头帮会与船帮势力影响，以工会组织管理码头。1949年11月13日，码头工人召开千人大会，与封建把头首次展开斗争。随后，11月18日市政府召开各界全会，专门研究宜昌码头问题，会上作出四项决定：一、全市码头工人团结起来，取消封建剥削；二、实行劳资两利政策，取消不合理码头旧规；三、规定统一合理的力资，改用折实单位作计算标准；四、整顿码头组织，设立码头问题研究委员会。数年后，影响宜昌码头数百年的码头帮会与船帮组织，彻底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1951年，为管理宜昌码头，长航宜昌办事处对宜昌市码头实行统一编号，上起大南门，下至杨岔路江段，按顺序编为1码头（也记为“一码头”，以下同）、2码头、3码头……14码头（十四码头）。1953年，胜利一路以上江段逐步形成地方港区，十码头以下至宝塔河江段逐步形成长航作业港区。
上世纪八十年代宜昌港区图
80年代初一马路江边
80年代初的宜昌港口
至1982年，宜昌码头从原来的三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多个。码头装卸从“一条扁担四根索，百货肩挑和背驮”发展到使用浮吊、缆车、叉车索引、长距离皮带输送机……货物运输也从散装散运变革到集装箱装卸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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