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甘宁将军是哪里人
一
万州有个甘宁坝，甘宁坝上有个甘宁村，二者皆因三国东吴折冲将军甘宁而得名。文献记载甘宁是此地人，历来人们也这样认定。可是，近年来一种否定甘宁为万州甘宁坝甘宁村（今属甘宁镇）人的说法却悄然兴起，一篇题为《谈甘宁将军是哪里人》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广为散播。该文作者认为：甘宁故里在今忠县长江南岸甘家田，甘宁应该是忠县人；对甘宁故里为万州甘宁坝的传统说法则予以彻底否定，其否定的理由是：
持万州说的人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是成书于民国后期的《万县志》。《志》载:“甘宁，字兴霸，汉临江人。后周析临江置源阳，隋改源阳为武宁（治今武陵镇），明省武陵入万县，故又称万县人。”这段短短的文字，几乎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怀疑，但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发现其中的明显疑点。首先是从临江到源阳再到武宁（武陵）万县的建置变化的叙述，只是说明了武宁（武陵）原属临江（忠县）后改属万县的建置调整过程，而始终未有只字能说明甘宁是武宁（武陵）人。文中含糊其词地偷换概念，将“临江人”忽然偷换成“临江”，然后一气从临江说到万县，又将概念偷换成“万县人”，给人的感觉是临江人（甘宁）＝源阳人＝武宁（武宁）人＝万县人。其破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应该是临江人（甘宁）≠源阳人≠武宁（武宁）人≠万县人。古代临江的范围那么大，为什么其中一小部分后来划归万县，甘宁就一定“迁到”万县了呢？
在作了这样一番驳难之后，该文作者还直截了当地说：
甘宁乡被附会为甘宁故里，是民国21年（1932）年的事。当时万县县长李某重修甘宁墓，请蜀中才子公孙长子题写一碑树于离墓约300米的河对岸，碑文为“吴折冲将军西陵太守甘宁故里”，以后众口相传，甘宁乡便成了甘宁故里。
这种种说词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其关键在于弄清以下问题的真实性，即“持万州说的人所依据的主要资料”果真“是成书于民国后期的《万县志》”吗？甘宁乡被认定为甘宁故里，果真“是民国21年（1932）年的事”吗？
这完全不是事实。事实是：早在南宋时期，杰出的地理学家王象之就已在《舆地纪胜》里对甘宁故里在万州作出了明确认定。《舆地 纪胜·夔州路·万州·人物》(卷一百七十七)清清楚楚地记载道：
甘宁，字兴霸，临江人也。按：汉临江县即今武宁县地。今武宁县北三十里有洞有坝，皆以甘宁名。……武宁、南宾皆汉临江县地，故甘宁亦附见二郡。宁佐吴为折冲将军，开爽有计略，颇读诸子，轻财敬士，事见《吴志》。
《舆地纪胜·夔州路·万州·古迹》(卷一百七十七)也说：
甘宁洞,在武宁县甘宁村，有洞曰甘宁洞。
《舆地纪胜》中“武宁县北三十里”之“甘宁坝”、“甘宁村”、“甘宁洞”的记载早于民国《万县志》715年，距今795年。
关于武宁县的历史沿革，《舆地纪胜·夔州路·万州·县沿革》(卷一百七十七)也说得很明白：
武宁县（下）,在州西一百六十里、《图经》云：本汉巴郡临江县，后周为源阳县，又改曰武宁。隋以县属临州；大业初又属巴东郡。唐武德二年置南浦州，又改万川县，皆属焉。
南宋时期历史地理学的权威著作《舆地纪胜》将甘宁列为万州《人物》之首；《方舆胜览》则把甘宁作为万州《人物》唯一人选；二书皆认定甘宁为当时隶属万州的武宁县人；《舆地纪胜》更是载明了“甘宁坝”、“甘宁村”、“甘宁洞”等地名，坝、村、洞皆以甘宁名之，其为甘宁故里无疑，岂是所谓依据“成书于民国后期的《万县志》”!又岂是“民国21年（1932）年的事”！
历史人物故里归根到底是以其地当下的行政隶属为依据的，对于宋代当下，甘宁坝、甘宁村在“今武宁县北三十里”，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其名犹存的甘宁坝、甘宁村在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和现实存在！
二
从《舆地纪胜》到民国《万县志》关于甘宁“是哪里人”的记载，前后连贯，概念清晰，逻辑严密，并无所谓“偷换概念”之嫌。从事理上看，《三国志·吴书·甘宁传》中“甘宁字兴霸，临江人也”句中的“临江”是个县域大范围，并未指明究竟在“临江”何处。《舆地纪胜》将其指实为“汉临江县即今武宁县地。今武宁县北三十里有洞有坝，皆以甘宁名”则是对其具体位置及其在行政区划演变中的隶属关系所作的陈述，这不仅点明了“甘宁是武宁人”,而且还落实到“甘宁是武宁县甘宁坝、甘宁村人”；而民国《万县志》只不过是沿袭《舆地纪胜》的记述罢了。 在“甘宁是哪里人”的命题中，将地名与该地人分割开来是荒唐的，因为在此命题里，地名与该地人是统一的，说到某地，事实上指的就是某地人。将二者割裂开，并对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偷换概念”。
否定甘宁故里在今万州的论者还说：甘宁乡的甘宁墓是“伪冢”，因而不是甘宁故里。这种说词其实也是诡辩。万州甘宁镇甘宁墓是“衣冠冢”无疑，它是后人为纪念甘宁所建，并非为了以假乱真，欺世盗名。其实甘宁墓不止万州甘宁镇一处，见诸文献的还有：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风土志二·古陵》(巻四十三):“吴甘宁墓在直渎山下（今江苏南京市）。考证：伏滔记吴将甘宁墓在直渎之下，俗云墓有王气。孙皓恶之，凿其后为直渎。”
《湖广通志·陵墓志》(巻八十一)：“三国将军甘宁墓:在兴国州（今湖北阳新县）东六十里军山之阳。”
《四川通志·陵墓》(卷二十九上):“甘宁墓：在通江县（今四川通江县）西百里露洛溪上，谓之甘谷。宁为吴将，殁归葬于此。”
在上述几座甘宁墓中，孰者为真，孰者为假？也恐怕难以分辨，甚至有可能皆为衣冠冢。历史人物故里与其“真墓”所在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说只有甘宁“真墓”所在地才是甘宁故里，那么甘宁故里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当年万县县长李某重修甘宁墓，并请蜀中才子题写“甘宁故里”碑的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说，无非是一种乡土文化建设。当然，这一文化建设持之有故，并非凭空捏造，因而值得称道。而否定甘宁为万州人的论者却据此得出“甘宁乡被附会为甘宁故里，是民国21年（1932）年的事”的结论，岂不有悖常理？
三
甘宁并非完人，没有必要回避或隐瞒其早年的行迳。《三国志·吴志·甘宁传》(卷五十五)载：
甘宁字兴覇，巴郡临江人也。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眊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人与相逢，及属城长吏，接待隆厚者乃与交欢；不尔，即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余年。
细读这段文字即可发现，甘宁并非大奸大恶，不过是“轻薄少年”的“渠帅”而已；“夺其资货”、“有所贼害”者主要在“长吏界中”。因而称之“游侠”，可谓恰如其分。同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而应综合研判其一生的所作所为；更不能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甘宁后来“止不攻劫，颇读诸子”(《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正因发愤读书，使其明理向善，终归走上正途。
建安十三年（208）甘宁投奔孙权，开始其建功立业的人生历程，官至西陵太守，封折冲将军。民国《万县志》对甘宁的赫赫战功作了简明而又精彩的概括：“少好游侠，后归吴，见用于孙权，破黄祖，据楚关，攻曹仁，取夷陵，镇益阳，距关羽，守西陵，获朱光，击合肥，退张辽，迭著勋劳。事迹具《三国志》本传。”《三国志·吴志·甘宁传》(卷五十五)对甘宁作了这样的评价：“宁虽麄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孙权则说：“其人虽粗豪，有不如人意时，然其较略大丈夫也。吾亲之者非私之也。”（《三国志·吴志·孙静传》附《孙皎传》卷五十一）又说：“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三国志·吴志·甘宁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卷五十五)在宋人看来，甘宁的地位当与黄忠、赵云辈相侔。程公许云：“蜀将如关、张、庞统，吴将如周瑜、鲁肃，志长命短，天下重惜之。而马超、黄忠、赵云、费祎、吕蒙、程普、步骘、甘宁辈皆智勇绝伦，足以当一面。”（《沧洲尘缶编》卷十四）
宋人冯时行有诗咏甘宁庙：
豪杰自不群，俗眼盖盲瞽。
刘表既不识，那复论黄祖。
翻然脱羁衔，渡江得英主。
垂手立功勋，雄名诧千古。
（《明一統志》卷六十九）
在冯时行看来，像甘宁这样的豪杰，自然倜傥不群，与众不同。不识英雄的俗物有眼无珠，如同盲人。刘表、黄祖者流就是这样睁眼瞎，而像孙权这样的英明之主则独具慧眼，使甘宁能顺利地建立功勋，其英雄的威名令千古之人惊诧不已！
司马光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对甘宁也有嘉许之辞。其《寄题李舍人（伟）蒲中新斋》一诗这样写道：
陇上家声勇气殊，边庭卧鼓欲安居。
非同王翦私求宅，更似甘宁晩好书。
剑倚寒窗风淅沥，门无杂客柳萧疏。
蒲州风土平生爱，为问旁邻地有余。
（《传家集》卷六）
前引各家各书皆对甘宁持正面肯定的态度。而历代民众更是对之爱戴敬重，立庙祭祀，焚香礼拜。《明一统志·重庆府·祠庙》（卷六十九）载：“甘宁庙，在巴县，宁三国吴将。”今湖北阳新县富池镇也有甘宁庙，当地有祷庙息风的习俗，与云阳张飞庙颇为相似。[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九)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书法家睿达曾经从湖南乘舟北归，舟过富池镇遇大风，江上波涛汹涌，船夫惊慌失措，几次险些沉船。富池有甘宁庙，往来之人必定焚香祭祀。睿达遥望甘宁庙，挚诚地祈祷，风果然停息，船才得以靠岸。睿达于是撰文赞颂甘宁的奇谋忠节，以扬灵威而酬神恩，并作楷书大轴，留庙中而去。
甘宁之灵还成为一方保护神。据《湖广通志》（卷一百十九）记载：南宋建炎年间，大盗马进意欲攻打兴国，从蕲黄渡江到富池甘宁庙中打卦问卜，但几次卦象皆不祥，神灵不许。马进发怒说：“不管是何卦象,我必屠城!”于是自取杯珓（卦具，用两爿蚌壳状的木块抛掷，视其落地的俯仰定凶吉）打卦,杯珓坠地不见,附着在门板上，去地数尺。马进又惊又怕，遂不敢屠城。
1985年，富池镇人民政府兴建了甘宁公园，将甘宁墓迁至园内。园内一座高达5米的甘宁塑像巍然屹立。绕过塑像，有一泓清澈的泉水，名曰“甘泉”。甘宁墓的东北面是十亩桂花，西南面是十亩翠竹，桂竹掩映，肃穆幽静。墓前矗立着仿古六柱青石牌坊，云蒸霞蔚，雄伟壮丽；周边青石围壁上镌刻书画，琳琅满目，气象万千。甘宁公园游人如织，四季不绝。湖北阳新县富池镇甘宁公园的兴建对万州甘宁镇的乡土历史文化建设无疑有着极大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800多年来，一直以甘宁为家乡之名的万州甘宁坝、甘宁村（今甘宁镇）人民，任凭风雨晦明、世事沧桑，始终爱戴着这位英雄。他们不仅重修甘宁墓，立甘宁故里碑，还在蜚声海内外的甘宁大瀑布（即今万州大瀑布）旁树起了甘宁塑像。但是，在万州甘宁镇历史文化的建设中，至今仍然受到某些干扰。除了发生在近年来的“甘宁究竟是哪里人”的纷争外，在对甘宁的评价上还有一种观点，即有人认为“甘宁是蜀军反将，人们早已将他遗忘”；甚至说如果正面评价甘宁，“就是万州人愧对了三国的蜀军将士。”此论调可谓糊涂到家，但其表露出的蜀汉正统思想以及狭隘本土意识倒是发人深思。
《三国演义》第一回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一种以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观及其衍生的历史情感深入人心，遂使民众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偏移，亲蜀仇魏排吴成为普遍的社会情态。尤其是在蜀汉故地表现得特别鲜明，且历久不衰。而反映在对甘宁的评价上，就出现了上述论调。把历史道德化，把道德封建正统化，是这种论调的思想内核。不仅在理论上陈腐贫弱，在实践上于文化遗产的继承、旅游资源的开发百无一利，而且也背离了万州人民（尤其是甘宁故里人民）的意愿和权益。广大甘宁坝、甘宁村（今甘宁镇）人民并没有将甘宁遗忘，而是世世代代不弃不离，珍之惜之。正是甘宁坝、甘宁村跨越时代的存在，甘宁故里人生生不息的绵延，方有幸在巴蜀大地上保留了一种独立不羁的集体人格和超越世俗偏见的历史意识。今天的人们，更应该珍惜文化遗产，敬重历史名人，拥有一种大中华的文化情怀和历史大趋势的广阔视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