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连载第28节）
还是回到我那辛酸的学生时代。初冬，罐头厂的红桔大生产又开始了。全校停课两个月，全部投入勤工俭学。师生都自带伙食去剥桔场，厂里待我们与社会上招收的临工一样，三班倒实行计件工资，不同的是我们的工资却全部作为学校的收入，学生得不到一分钱。剥红桔这工作我去年就干过，难不倒我，全校进行操作比赛时我还名列前矛。让我受不了的是，大家都一样地为学校义务劳动，有些师生却经常给我白眼，对我喝来呼去，好象我是低人一等被管制的五类分子。
前右 王国斌 前左 李文炳 后右 作者本人 后左 朱万志
四个同学有三个在初一年级下期被批斗
连续的夜班和寒冷的气候使不少体弱的同学病倒了，学校却还在催产量抓出勤率。同学们怨声四起，有的言语还相当激烈。什么剥削童工、强迫义务劳动等等，说什么的都有。我曾设想登高一呼，同学们应者云集，大家都不干了，让老师们惊慌失措计划落空。但我不敢公开号召，我狡猾地不愿将那顶破坏勤工俭学的帽子扣在头上。我只能装病，请了两天假回到家里，我一去不返再也不回剥桔场。我暗中希望通过榜样作用，能无声地影响一些同学也跑回家去。这样不光对学校在经济上是个打击，对它的威权也是一种挑战，而那些精于阶级斗争的老师还抓不住我的辫子。我没鼓动过任何人，只是自己旷工了，最多是个“资产阶级思想好逸恶劳。”
结果却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除了二班有一个向帮强跟我一样请病假跑回家去不再来上班外，那些言语激烈的同学除了在路上碰到我时伸了伸大指姆，没一个人敢用行动来表示抗议。但我还是和向帮强两人不管威胁利诱没再去上工，一直顽抗至红桔生产结束。
我俩的抗议还是产生了一点作用，为了防止劳动力流失，学校竟破天荒地许诺勤工俭学结束时，给大家发奖金。当大生产结束后，学校真抽出极小部分收入，给全勤的学生们分不同的等级发了3块至5块钱。这点钱不到劳动报酬的十分之一，但领到钱的同学们个个欢天喜地感恩戴德。我和向帮强只劳动了半个月，又旷工40多天，自然一分钱也得不到。但也有同学私下对我说，如果没你俩这么闹一下，我们拿不到这几块钱。失望之除便有了点思考，对我们伟大民族的优良品质就有了些认识。
勤工俭学两个月之后，又要恢复上课了。当我还在犹豫是不是再去上学时，就有人告诉我，校长讲了：“向帮强是受谢声显的影响才逃避劳动的；谢声显老帐未清，又犯新罪，复课后还要对他进行批判帮助。” 虽然我根本没对向帮强说过一句要他不去劳动的话，但我知道一经批判便说不清。
当时学校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是充满阳光的花园，而是在阴暗中散发出血腥味的绞肉机。就想到了高高兴兴拉着架架车在马路上飞奔的王国斌，在空旷的江边浴着清风筛石子的朱万志。他俩都在自由地生活着，再没人强迫他们写检查接受批判。虽说是人未成年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们活得自在。这样一想，我就更不能忍受交了学费去接受批判的生活。
我独自跑到滔滔的长江边，将书包取下来抡了个圆圈，使劲扔进了桥马滩的激流之中。黑色的帆布书包只在水面上旋了半圈，转眼便被汹涌的江水吞噬，沉入水中不见影踪。
1960年冬，我只在二年级混了一学期，便与学校永诀。在本应受教育的年纪，一个自幼便热爱书籍的少年却“自动”地离开了学校，踏上了一条更加崎岖的小道。
辍学与找活儿干，事前事后我都没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也从未过问。在10岁便背井离乡到万县市作学徒的父亲眼中，既然不能升学，年已15的我就应该自已找饭吃了。
不久，我自谋职业成了架车修配厂的一名小铁匠，每天在四壁透风的锻工车间里呼呼地拉着风箱。当师傅把烧红的钢铁挟到砧镫上后，就叉开双腿抡着大锤使劲地砸，汗流浃背火星乱溅。
我作了个小铁匠。炉火熊熊，锤声丁当。（方本良摄）
最难受的还是饥饿。虽然铁匠的定量粮高达每月38斤，由于没有油水和付食，半斤米的罐罐饭一吞进腹内就无影无踪。为图一时的痛快，师兄弟们在中午就常将晚上那份定量提前消灭。下午劳动半天，下班后就只能空着肚子回家。厂在城北，家在城东，若走那七弯八拐的大街，约有3公里远。为抄近路，就多在巷子里钻。下班后，正是晚饭时间，那些从公共食堂里小心翼翼地提着全家人定量的老人擦身而过时，诱人的饭香引得我好几次都几乎按捺不住地想实施抢劫。夺过他们手中装着罐罐饭的篮子，飞快地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放开肚皮大吃一顿。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实施这项犯罪，是我读过的那些文学作品起了作用，我能形象地想到被抢老人呼天号地的惨状，以及那些失掉晚饭之人的怨恨。那些文学书籍已经在我的头脑中树立起了牢固的价值观——不能作损人利已的事。为了避免诱惑，我从此不再为了抄近路走小巷，而天天绕道走大街。大街上人多，没有作案的条件。
我当铁匠时，每月工资有十八元，因为几乎没有肉食和蔬菜，每月的伙食费也就只花得了五、六元，就有余钱消费了。我迷上了京戏。
当年的万县市京剧团在全川赫赫有名，主要演员均是解放前从京沪大班中来，团长是京剧海派著名奠基人潘月樵之子。角儿行当台风道具，在四川省名列前茅。除了成渝两地，其余各地市剧团，均无法望其项背。那年头没电视，全市仅一家电影院，新片不多，而京剧却正红火，月月有新戏，且多为传统连台本，便很吸引人。
春节后的一个黄昏，我穿着被铁屑烧了数十个小洞的裤子直接从城北的厂里跑到了市中心的京剧院。当我在楼座的丙票席寻找坐位时，意外地碰到了向帮强。他说，放寒假那天，学校出了张告示，将你和王国斌、朱万志一起除了名。当时手掌上已布满硬茧的小铁匠早已将学校视为一场噩梦，闻言只骂了句“×他们的妈！” ，就被紫红色大幕后响起的京戏锣鼓引进神秘遥远的古代世界里去了。我记得那天看的是“狸猫换太子”， 我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3人在一个月前便被学校除了名，却一直没得到过任何书面或口头通知。那么多同学和老师，多次在路上碰到过我，为什么都从未提起过这事？向帮强成了唯一告诉我被除名的人。照章程来说，这处分就是非法而无效的。但后来我也没有费心去询问过此事，这一晃就年过古稀，我还糊里糊涂地不知道自己少时是否真亨受过学校的除名。
选自作者《所谓草民》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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