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文由《南宋淳祐年间川峡四路地区政区变化及成因》改编，这也是我第一篇关于南宋山地城堡研究的文章，后来此文修改成讲稿先后在星韵地理群、重庆地理地图爱好者群、巴蜀中学第二课堂、重庆老街群进行讲述，得到一致好评。
一、余玠上任前蒙古人四川地区的进攻
在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金国在宋蒙的夹击下灭亡，宋军依着盟约收复三京，却遭到了蒙古人的围攻，宋军只得撤出汴梁等地。蒙古却以此为借口，指责宋朝背盟，便开始大规模的南侵。
从端平二年（1235年）至淳祐二年（1242年）七年间，蒙古对川峡四路地区一共展开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攻势。
第一次是从端平二年（1235年）至端平三年（1236年）十月，蒙古主帅阔端在巩昌招降了金将汪世显后，从凤州入川，十二月，破沔州，杀知州高稼。宋军曹友闻率军在仙人关与蒙军对峙，到端平三年（元1236年）九月，由于四川制置使赵彦呐错误指挥，放弃了险要地势退守大安，加之自身贪生怕死，在野战中擅自退兵，致使曹友闻兵败殉国，蒙古军队乘胜攻破阳平关长驱入蜀，兵锋直抵成都。
图1：端平年间蒙古进攻四川示意图
第二次在嘉熙三年（1239年）蒙古塔海率兵入蜀连续攻下了汉、邛、简、眉、蓬州、重庆、顺庆、遂宁等地，继而攻下了万州、夔州等地。后来宋将孟珙带兵在归州、施州一带打败了蒙古兵，才挡住了蒙古人的攻势，直到盛夏来临蒙军退去，宋军才乘胜收复失地。
图2：嘉熙三年蒙古进攻四川示意图
第三次在淳祐元年（1241年）十一月，蒙古塔海再次率兵犯蜀，在攻破成都后，进而又犯汉州、叙州等地。
图3：淳祐元年蒙古进攻四川示意图
二、历经多次战乱后的四川
蒙古人的进犯给四川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到之处百业凋敝，生灵涂炭。由于这时蒙古人的策略是掠夺式进攻，所到之处更是焦土一片。《乌乌歌》描述：“前年贼兵破巴渝，今年贼兵屠成都；风尘澒洞兮豺虎塞途，杀人如麻兮流血成湖。眉山书院嘶哨马，浣花草堂巢妖狐”《汉州志》记载：“（嘉熙三年）城破，死者十万余家”；《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文州）军民同死者数万人。” 《全蜀艺文志·史母程氏传》记载：“（成都）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同时由于蒙古人对各州县的扫荡，各级政府遭到毁灭性打击，控制力达到历史最低点，先后三任宣抚使、九任制置使、四任制置副使“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终无成绩”，而四川地区更是“东西川无复统律，遗民咸不聊生，监司、戎帅备专号令，擅辟守宰，荡无纲纪”。此时的四川已经危在旦夕，蒙古人只要再加把劲，四川将会易手。
三、余玠治蜀大规模修建山地城堡
就在四川形势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于淳祐元年（1241年）十二月病逝，由于蒙古各部对汗位继承人意见的不统一，使蒙古的对外扩张之路暂时停止了，南宋朝廷迎来了难得的喘息之机。朝廷急忙调整防御战略，一是宋理宗在淳祐二年（1242年）四五月间先后召开了3次御前会议，决定让重庆成为四川的政治军事中心，二是在当年十二月任命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总领四川地区防务。
余玠上任后为了确保守蜀大计，他设立了招贤馆，集思广益。由于他礼贤下士，对于有用之策便随才而用，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播州冉璞、冉琎两兄弟提出来的弃平土、守高山的策略更是针对蒙古骑兵进攻的一道良策。在二冉的建议下，余玠根据西蜀地区的特点，在设防思想上采用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原则，先后修建了钓鱼城、云顶、青居、大获、天生等近三十座山地城堡，并将附近的州府治所全部迁移到城堡里面，形成了因山设防，占点控面的防御体系。
余玠为何会采纳二冉建议，大规模修建山地城堡呢？主要是从宋蒙双方战术特点，在四川的对峙态势以及四川盆地的地形特点综合考虑而决定的。
1、宋蒙双方战术特点方面
蒙古军以骑兵为主，擅长机动作战，《武编》中记载：“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藉前锋。”“故其骑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由此可见，他们善于野战，疏于攻城。蒙古人在端平二年第一次攻蜀时，就因为曹友闻扼守仙人关，而使蒙古军一直不得进兵，直到次年九月攻破武休关以后，由于当时制置使赵彦呐错误指挥，放弃了险要地势退守大安，而使蒙古兵迅速通过山地，与宋军进行野战，最终大胜宋军。
宋军以步兵为主，兵器多以刀枪为主，还有弓弩一类的武器，如《宋史》中记载：神臂弓，弓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能射三百四十多步。克敌弓，一人挽之面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可以射穿重甲。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虽然弓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骑兵的冲锋，但是由于机动性太差，在野战中无法体现优势。唯一能够限制骑兵优势，发挥步兵长处的地形就只能是在山地上面修建坚固的堡垒，这样才可以将宋军武器的功效得到最大发挥。
宋理宗时期蒙古人三次南侵都是时间短（每次都不超过2个月），速度快，每次都旨在抢劫财物，扫荡之后便会撤回，却不占城夺地。为此将治所移到山地堡垒上可以减少因蒙古兵的入侵都对政权的破坏，山地城堡也可以成为百姓躲避兵灾的避难所，减少百姓的流亡，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因蒙古人侵扰而造成的损失。
2、宋蒙双方对峙情况态势
余玠接任之初，利州路绝大部分地方已经上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此时南宋实际能够控制的就只剩下四川盆地一带。作为长江上游的要地，确保上游的安全，防止蒙古人顺江而下直捣临安变成为了守蜀大计的重中之重。盆地内所有的河流都流向了长江，而嘉陵江则是成为盆地内流域面积最大的河流，作为长江与嘉陵江交汇之处的重庆府自然是防御的核心。余玠整个城堡防御体系的设置都是围绕保护重庆，确保长江航道来的。
从汉中地区进入四川当时有两条路，一是从阳平关向南经过利州走石牛道经过剑阁进川，另外一条是从兴元府向南经过米仓道进入四川。所以守住这两条路对于四川地区的安危十分重要。为此余玠特地修建了苦竹隘、鹅顶堡、长宁山、大获城等四座堡垒拱卫四川盆地的北面。其中又以大获城最为重要。它位于阆州东北方向的东游水（今宋江）边，向西四十里就是嘉陵江，北面就是米仓道的出口。大获城就牢牢地看住了南下进川的道路，所以有“以护蜀口”的说法。苦竹隘、长宁山、鹅顶堡分列于剑门关两侧，可以互相配合，抵御蒙古人进攻。
从米仓道出来一条路是沿东游水（今宋江）而下到阆州，另外一条路则是沿着川北的巴州，达州直接插到万州、夔州一带。如果这一带不设防可能会让蒙古人一下包抄后路，对于整个防御十分不利。为此余玠修建了平梁城和得汉城并将巴州和洋州迁到城上，以防蒙古兵从北路包抄。
从剑门关往南便进入成都平原，这一带无险可守，正是蒙古骑兵的用武之地，于是余玠便将防线南撤东迁。川西平原的东部是龙泉山脉，云顶山就位于龙泉山脉上。向西可以监视川西平原，同时也可以挡住蒙古军队由此向东侵犯的道路。面对这个重地余玠将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戎司迁到山上，就是让它“以备外水”。
沿岷江向南在嘉定府一带，是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便可以堵住蒙古兵南犯的道路。为此余玠在此修建了三龟城、九顶城并将嘉定府搬到了九顶城上就是为了守住岷江，以防蒙古兵顺江南下。这样，这样从北到南的第一道防御圈就已经形成。
面对蒙古人的突袭，仅仅靠一道防线是不够的。为此余玠又沿四川境内各条江河岸边修筑了一系列堡垒，涪江上的灵泉山，嘉陵江上的青居山、钓鱼山、渠江上的大良城、石头城，沱江上的磐石山，以及长江上的神臂山。这样基本上把盆地内几条大河都控制起来，可以阻挡或迟滞蒙古骑兵的行动，形成了第二道防线。这一条防线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钓鱼城，它位于渠江、嘉陵江、涪江的三江交汇处，是重庆北面的一道重要屏障，二冉兄弟就指出“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此城向东可以声援夔万，向西可以策应嘉邛，向北可以支撑剑果，向南可以掩护泸渝。由此可见它不仅是第二道防线的核心，更是整个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撑。
在重庆的下游地区还有一条荔枝道通向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出奇兵突袭夔州，封锁长江，余玠又修筑了白帝城、天生城、三台山、旧县坪、赤牛城等城，将夔州、万州、涪州、云安军、梁山军的治所迁到上面。确保了四川的东大门，形成了一道后卫防线。
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形成了“夔万据荆楚之上游，扼巴蜀之咽喉。嘉邛屏蔽川蜀，奠镇西之根本。剑果为北门之锁钥，控内水之枢纽。泸渝当水路之要冲，为东西之腰膂”的防御体系，做到了“如臂使指，气势联络”。
3、四川盆地内部的地形特点
四川这一系列山地成败皆依托四川盆地内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独特地貌——红色丘陵中的方山而筑。这类方山地貌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堡垒周围山势十分陡峭，而堡垒里面却是相对平缓。这是由于红层中含有厚大的砂岩层，它比红层中的泥岩层抗风化能力更强，加上盆地内的岩层少褶曲，多呈水平状，因此长期的风化侵蚀中，这些砂岩层多残留在山丘顶部，形成山顶平阔，四周峭壁围绕的方山，状若城郭。如苦竹隘“四际断崖，前临巨壑，孤门控据，一夫可守”；得汉城“掘起崖堑，峭绝千仞，顶平数里，可以耕艺”；青居山“山势高耸，其上宽平”；钓鱼山“峭壁悬崖。山南有大石，平如砥”；天生城“四面峭立如堵，惟西北一径可登”；石城山“四面峭绝，惟西南一径可登”；平梁城“上平坦，四围石壁如城。”这是典型易守难攻的地形，对于擅长于骑兵作战的蒙古兵是十分不利的，反而它却能够将宋军步兵的长处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真正做到了扬长避短。而堡垒上面相对平缓，这有利于屯兵驻守，一方有事，各处可以很快的前去增援，是天然的筑垒地带。
其二，堡垒里面水源充沛。砂岩是一个丰富的含水层，这使得山上本来就有泉水，或凿井即可取水，如：大获山“有大小二峰，小峰上有石井，出泉不竭，大峰上有池，广数亩，谓之天池”，得汉城“出泉，冬夏不竭”，钓鱼山“山上有天池，周五百余步，大旱不涸”，神臂山“顶有巅池，周围一里”，平梁城“有古寺、龙泉二水，四时不竭”，充沛的水源使这些城堡具备了长期坚守的能力。
在山地城堡刚刚初具规模的淳祐六年（1246年），蒙军分四道入蜀，面对宋军依托城堡进行防御，让蒙古兵的进攻十分不顺。蒙古军统帅汪德臣在进攻运山城的战役中，其弟汪直臣战死，自己的坐骑被击毙，兵员伤亡惨重，但始终未能夺取全城，最终被迫撤退。淳祐十二年（1252年）汪德臣率兵进攻成都，在嘉定遭到了宋军的顽强抵抗，被迫撤退。经过这几战证明了余玠治蜀是成功的，山地城堡的建立是正确的，四川地区的实力也开始逐步恢复，“蜀既富，乃罢京湖之运。边无警，又撤东南之戍。”进入了至端平年间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
余阶治蜀十年，初步构建起了山地城堡防御体系，大大提高了宋军的防御能力，为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山地城堡在未来的战争岁月中究竟发挥了哪些作用，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将来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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