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唐朝后期著名的诗人,他一生创作的诗词很多,影响也很大。其作品中的许多诗句至今仍让人耳熟能详,朗朗上口。如:“相见难时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相比较而言,他对文的创作就比较少,而且文的创作大部分都集中于一段时间。这可能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自身的遭遇有关。
“赋”是文的一种形式。在现存的李商隐作品中,赋只有四首:《虱赋》、《蝎赋》、《虎赋》、《恶马赋》。前两首见于《唐文粹》卷七,后两首见于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它们的创作时间均无考证、无编年。刘学锴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也说:“作年不详”“无可考证,难以编年”。
笔者认为根据李商隐文创作时期的状况和四赋的写物及创作主旨,是可以确定它们的创作年代的。比较来说,在上述四赋中,《虎赋》的创作年代最有据可寻,稍作考证,就可以推断出它大致的创作年代。
《虎赋》曰:“西白而金,其兽惟虎。何彼列辰,自虎而鼠?善人瘦,馋人肥。汝不食馋,畏汝之饥”。意在说老虎不吃馋人,偏偏吃瘦人,以此来讽刺那些职司除馋去邪的官吏,不去攻击馋邪,而是专挑善良之辈来残害。从中可以体现出李商隐对那些凌弱畏强、邪恶阴毒、横暴凶毒的邪恶势力,有着强烈的愤恨之情,表现了他对世俗的不满。
诗人在同一时期,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通常惯用一种事物来加以描写,从而达到写作目的。《虎赋》是以虎喻人,我们可以在李商隐诗中找到同样描写虎,以虎来讽刺世俗的官吏。《井泥四十韵》这首诗其中有句:“猛虎兴双翅,更以角副之”。关于对虎生双翼后食人的描写,前人也曾有过。如:“韩非子:故《周书》曰:毋为虎传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传翼也”。扬子:或问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神异经:西北有兽,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馈之”。(《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一157页)且《虎赋》中也有:“西白而金,其兽惟虎”一句。再看此虎的行为,同《虎赋》中的虎是一样的,都是欺善怕恶,凌弱畏强。由此,可以初步推断,《虎赋》和《井泥四十韵》两部作品大致是出于同一时期。
再来分析《井泥四十韵》的创作时间和主旨。此诗已被编年,写于大中二年(858),李商隐被罢职回家,路过洛阳时,借井泥起兴,推论世事升沉变化。诗中引用大量历史传说来陈述“茫茫此群品,不定轮与蹄”的社会现实。是对世事变化无常感到惶恐不安。在这种消极的思想背后,深藏着对世事不平的愤慨。“虎生角翅,凤宿鸡栖”,黑白颠倒,这使诗人感慨万千。井泥地位低,当然容易藏污纳垢,不会有人饮用这里的水。但一口经过整治的井,清泉芳澈,如果再没人饮用,就太可惜了。诗中也有感于屈原在出国遭受诬蔑与排挤,有才能却不能被重用,并将此寄托于自身。诗的矛头也指向统治者,表面上标榜“仁义”,实际上却“为虎副角”驱使酷吏做坏事。冯浩曰:“行行来自西,自长安至东都也。遡其游从,玩其引古,概当文宗崩,武宗立,杨嗣食辈远斥江湘,李德裕由淮入湘时。”(《玉谿生诗集笺注》158页)
由此查李商隐年谱,《玉谿生年谱会笺》卷三(153页):“大中二年戊辰,义山三十七岁,是年冬,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参军。又贬潮州司户,大中二年,自洛阳水路经江淮赴潮州。义山也不幸为此受牵连,坎坷失意,皆由于此。”比较来看,《玉谿生诗集笺注》同《玉谿生年谱会笺》中的说法一致。
刘学锴先生在《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2月第1版)中将李商隐的创作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在学习模仿中初露风格个性的时期,大体上始于敬宝历年终于文宗开成二年末(825—837);二是由关注现实政治向重书写个人身世和人生感慨的转变时期,从开成三年到会昌六年(838—846);三是伤感诗风的成熟期,从宣宗大中元年到大中十二年(847—858)。前两个时期是李商隐初露社会、热情求仕,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的时期,后一时期是政治上屡遭迫害,生活上沉沦漂泊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是愤世嫉俗,抒发抑郁,感伤的诗文。如此看来,大中二年二月这一时间正符合李商隐后一时期的创作主旨。
由此,《虎赋》的写物、创作主旨、用辞都与《井泥四十韵》相似,可以推断《虎赋》也写于大中二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