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作文:谁解郭沫若《李白与杜甫》?
读《李白与杜甫》
檀作文
(檀作文,著有《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 子檀子者,花前月下人也。家在寻阳秋浦之间,颇得陶潜太白神髓。性风雅,好游历,服膺孔孟程朱,心仪庄周李白。为人貌似儒雅,实则倔强张扬,逞才使气,无所不用其极。亦庄亦谐,粉丝众多。爱之者欲其生,恨之者欲其死。风流自赏,诚一狂生耳。)
不记得是第几次读《李白与杜甫》这本书了。从前印象很不好。为的郭沫若挖空心思地贬低和糟践杜甫,看了叫人生气。我又向来鄙薄郭沫若的为人。因此,总是带着抵触的心理来读。这一回算是耐着性子,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对于《关于杜甫》部分,还是极反感。
窃以为这本书的后半部,完全不必写。除了标榜阶级立场之外,看不出郭沫若在杜诗研究方面下过任何功夫。郭沫若写杜甫,通篇都是一种“找茬”的调调;读之令人生厌。我们若想从郭沫若对杜甫的具体论断里有所受益,注定是缘木求鱼。但若换一个思路,将郭沫若对杜甫的论述,当作特定时代文学批判的一个典型案例来解读,则足以窥一斑而知全豹,于学术史的了解大有裨益。研究20世纪学术史者,不可不读该书,尤不可不细读该书《关于杜甫》部分。郭沫若挖空心思诋毁杜甫,亦时时见出其天性之黠慧,若能抛价值判断于一旁,读者自可从中找乐。
但说句良心话,该书的《关于李白》部分,确实写得好。古往今来的李白研究,并无几人能出其右。我每次读,都要为之拍案叫绝。
郭沫若的文史功底和才气真是罕见。郭沫若尤其擅长直觉式判断,往往不待繁琐考证,一眼即能看出问题。郭沫若论王羲之《兰亭集序》有可能是伪作,说帖中“癸丑”二字写得过扁,分明是后来添上去的。我最佩服他这种直觉式断论的本事。非兼得天才与学力之长,不能作此直觉式判断。郭沫若论李白,亦颇多此种判断。譬如他说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奔流咸秦”的“咸秦”二字是“碎叶”之讹;又据魏颢《李翰林集序》“生子曰颇黎”,论断世传李白子名“伯禽”,实乃“伯离”之误。这些判断,皆前贤所未能道。虽然不免有臆测的嫌疑,但足以备一家之说。郭沫若论李白,处处见出大家风范。诸多判断,看似出于直觉,却又与史实若合符节。
《关于李白》部分,“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这一章,写得最为精彩。永王事件,错综复杂。读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往往如堕五里云中,难得真相。郭沫若却将玄宗“制置”、肃宗称帝、永王东巡三者之间的时间差算得极准;将玄宗、肃宗、永王父子兄弟三人各自算盘,剖析得细致入微。此一部分剖析事件原委,可谓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所下判断,真如老吏断狱,精悍绝伦。故足以发千古之覆。我每读此章,必大呼痛快。郭沫若作为大史学家的政治洞察力,不是一般的文史研究者所能具备的。这大概与其一生从政、谙熟政治斗争有关。
“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这一部分,亦精彩。郭沫若分析李白下狱及流放夜郎前后心理变化,极为妥贴。较之一般的人物传记,郭沫若在还原诗词作品的情境方面,亦见出他作为大文学家的敏感。他在行文中,随意插叙《早发白帝城》《上三峡》两首诗,说明李白遇赦前后心境的不同,令人叹为观止。
学术研究,往往因袭者多而发明者少。郭沫若论李白,于史料左右逢源,而其论断又是这等醒透痛快。是以可贵。
说到文章的写法,郭沫若《关于李白》也具有典范价值。同样是写李白,他绝不像李长之那样缺乏深度,但也绝不是陈寅恪那样纯粹论文写法。郭沫若用纯粹的白话来写作,语言生动,表达到位,不愧为现代文的大手笔。
郭沫若博闻强记,随手援引的资料,也很有趣。原来陆游对李白和杜甫的功名思想,都很有些看不惯呢。陆游批评李白,说:“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坷也。陆游又写过一首《秋兴》诗批评杜甫:“功名不垂世,富贵但堪伤。底事杜陵老,时时矜省郎?”读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可满足猎奇心理,此亦一乐。
(《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著 2010年6月第1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