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宗梧:賦與類書關係之考察 - 文学编年 - 国学论坛
簡宗梧:賦與類書關係之考察 一 前言
類書之浩繁，是中國書籍史的一大特色。唐宋以來，不但官修之類書充斥秘閣，書坊私刻者，亦汗牛充棟。一部類書，卷數動輒成千上萬，如明成祖敕修之《永樂大典》即多達22，877卷；清雍正時所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也有一萬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類書類》便說：
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類可歸。《皇覽》始於魏文，晉荀勗《中經》部分隸何門，今無所考；《隋志》載入子部，當有所受之。歷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應麟作《筆叢》，始議改入集部，然無所取義， 徒事紛更，則不如仍舊貫矣。此體一興，而操觚者易於檢尋，注書者利於剽竊，輾轉裨販，實學頗荒；然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諸編，殘璣斷璧，至捃拾不窮；要不可謂之無補也。[1]
其內容重在分類與功能的議論，因不述及其原始，所以並沒有提到「賦」與「類書」這兩個在中國文學史上特有的產物，是否有直接的關係。
袁枚《隨園詩話》所謂：「古無類書，無字書，又無字彙。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群書，廣採風土，然後成文。果能才藻富豔，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2]雖未就類書產生的背景來立說，但已就讀者觀點指出賦與類書有其同質性與承變的關係。而方師鐸則在《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直指：「類書是由辭賦引導出來的」[3]；還說：「辭賦正是類書的前身。」[4]王夢鷗先生〈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則指出文集與類書對漢魏六朝文體變遷，造成推波助瀾的作用。[5]
以歷代賦體生態變化為觀察的主軸，探討賦對其他文類與文學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是本人近年來所關注的範疇。方師鐸的《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雖論及賦與類書的關係，但大體著重在發源的部分，述其源頭的相關性，其他部分則以類書內容與分類為主軸。王夢鷗先生的〈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雖就整個漢魏六朝文體變遷立說，對賦與類書的相互影響則有所著墨，但限於六朝。
捃選群書，以類相從，便於檢閱的類書，果真是由辭賦引導出來的嗎?如果辭賦是類書的前身，類書何以在辭賦盛行於宮廷兩百五十年之後才陸續出現?[6]類書興而大賦衰，這是否表示類書對大賦有所排斥?在賦體發展的過程中，類書擔任著甚麼樣的角色?對賦的發展與流傳產生甚麼效應?這些都是饒有趣味的問題，也是考察賦體生態變化的一個研究角度。
本文乃擬就上列問題為線索，根據史料，加以推敲，藉以尋求詮釋由漢到宋賦體變化的理路，並驗證賦體在文學史與文化史上所曾造成的影響。雖然在研究文獻上並沒有新的發現，但以類書發展現象，來檢視賦體變化的脈絡與賦體的交互影響，則應該是新的視角，自然會有新的視野與體認。
二 西漢貴遊賦與小學之關係
不歌而誦謂之賦。賦在民間固然是口耳相傳， 鼎沸於西漢朝廷的貴游之賦，其傳播方式，也不是像一般讀者去目閱文本，而是由他人口誦欣賞者耳受。從《漢書?王褒傳》記載：「（漢宣帝）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左右皆誦讀之。」[7]便可知之。
基於誦讀時有口語同音別義的需要，賦中大量採用複音詞，乃是自然的需要；為增強口誦的音樂效果，使用雙聲或疊韻的聯綿詞，也是勢所必然。為使口語傳誦生動，這些言語侍從不免從語言中製造些諧趣，或挖空心思提鍊口語中傳神的狀聲狀貌形容詞，大量使用在作品之中。這些語彙，平時騰之於口舌，自然而有趣，生動而貼切，但取之入賦，原無定字，寫成書面，各憑其聲，或假借用之，或再附加形旁以造新字，於是瑰怪的瑋字就層出不窮。也就難怪《漢書?枚皋傳》說枚皋「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以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數十篇」[8]
西漢賦篇瑋字聯邊疊綴，正是口語文學的特色，正如《文心雕龍?練字》所說：「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9]那時辭賦的作者，案頭最需要的參考書籍，不是捃選典實的類書，而是尋求文字詁訓共曉的小學書籍。所以造就西漢名賦家多為小學家，於是司馬相如有《凡將篇》，而揚雄有《訓纂篇》與《方言》之作。《文心雕龍?練字》說：
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 並貫練《雅》《頡》，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10]
《爾雅》是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的書，[11]原為讀者而備，不針對辭賦作家而設，但「繁類以成豔」的賦，本諸「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之義[12]，固然可以有所取資；而《倉頡篇》等原本是用以識字的字書，賦家「擬諸形容，言務纖密」，尤其「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提煉口語詞彙加以書面化，就必須參酌字書。所以《文心雕龍?練字》又說：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書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13]
西漢名賦家多從事小學書籍的編纂，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而揚雄編《訓纂篇》與《方言》之作，無非是為傳播者的媒介做「共曉」的奠基工作。至於賦中多瑰怪的瑋字，大多是基於口語傳播的需要，以當時的傳播方式，還不至於造成欣賞者買櫝還珠，它不是作者刻意向讀者賣弄其文字造詣的產物。
至於內容取材，這時的貴遊賦，大多為主上描述客觀的外在世界，為夸飾而臚列名物，雖有「生非其壤」的批評，但它的功能與風貌，還是與地志較為相近，而與類書相去較遠。
三 類書因貴遊文學之轉型而盛
不過到了東漢，情況開始有所變化，所謂言語侍從的專業賦家，到東漢就幾乎消失了，因為帝室文化生態，已經改變。
漢光武帝特重讖緯，一時公卿大夫莫不善於圖讖緯。明帝、章帝也祖述圖緯，於是儒者爭學，那些著名的侯王能自作詩賦者，如東平憲王劉蒼，也沒有招攬言語侍從從事貴遊文學的活動，能文之士失去依附的對象。加以章帝以後，常有母后臨朝，這些女主「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這些以諷喻為能事的言語侍從，在朝廷反而可能被視為在背的芒刺。於是《後漢書》雖立有文苑傳，卻很難找到一個充任言語侍從的專業賦家。到靈帝時，有樂松、賈護之徒，召集一些文人待制於鴻都門下，略具言語侍從的規模，但真正有名望的作家都因世亂而散居各地。這時算得上結納文士的，先是荊州的劉表，然後是鄴下的曹氏父子。那時已是建安年間。
東漢時由於貴游賦失去培育它的溫室，失去原來豢養言語侍從的權貴讀者的支持，於是專業的貴遊賦家失去了生計，不得不改行轉業。[14]不過因貴遊而形成的文學風氣，卻沿襲未改，其影響力有更為擴大普及的趨勢。這一點是王夢鷗先生在〈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所特別強調的。且看東漢名人如班固、傅毅、崔駰、張衡之倫，都是雅善辭賦的；尤其可觀的是在民間以文學傳授者，幾乎無遠弗屆，而且生徒動輒以百千計。《後漢書》別立〈文苑傳〉，所作詩賦，為數不少，還有列入〈儒林傳〉的，如衛宏、趙壹、張升、王延壽、邊讓、酈炎、張超、侯瑾等人也都有賦頌之類的作品。這些儒林人物，儘管他們教學內容可能還是以經術為主，但寫作辭賦已成風尚，所以辭賦仍大行其道。
東漢賦家雖然缺乏豪華的表演舞臺，賦已失去原有的溫室與沃土，卻展現更強韌的生命力，傳世的賦家和賦作，比西漢時期還要多。[15]但由於作家施展的空間不同，所服務的讀者有別，不但造成作品在量的方面大幅擴充，在特質上也逐漸產生變異，因應市場與傳播方式的改變，作家的態度和作品的形式與內容，都很自然地逐漸有所調整。
當帝王不再是他們的知音，賦仍然是逞才的工具，既不能用來向帝王邀寵，卻可以用來發抒感慨或自娛娛人。它的欣賞者，不再是帝王權貴，而是同受語文訓練的文人墨客，同是飽讀詩書的士子才人。他們欣賞賦篇的方式，不再是聽人朗誦，而是自行誦讀吟詠，因此他們不免斟酌經辭、鎔鑄故實，一則以增加美感的密度，再則炫其學博才高，經史諸子之書的內容，都成為彼此溝通的符碼，所以賦逐漸走上「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16]的路子，編輯文集與類書，以便於取資，也成為必然的趨勢。
王應麟《玉海?藝文編敘》謂類事之書，始於《皇覽》。而《三國志?魏書?劉劭傳》載劉劭於「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17] 《隋書?經籍志》於子部雜家列《皇覽》一百二十卷，注稱：「繆卜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亡。」[18]《唐書?經籍志》子部著事類之名， 即以何承天之《合皇覽》居其首，《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等居其次。[19]
方師鐸在《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中，認為在此之前，其所以未出現類書，是基於兩個原因：一是在曹丕之前，紙未大量生產，書寫工具未臻便利；二是在曹氏父子之前，辭人毫無地位。[20]其實， 辭人地位與其工具書的產生，應該沒有必然的關係，如西漢之有小學典籍，即為證明。類書既然是由辭賦引導出來的，我們除了就其生成的外在條件去衡量之外，似乎更應該從辭賦內在的發展需要去尋求答案。
從曹植的〈與楊德祖書〉就可以知道曹操刻意網羅文人，從曹丕的〈與朝歌令吳質書〉等，述其南皮之會及其平日游處的情形，所謂「行則連輿，止則接席，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21]，其題材自不外乎「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歡宴」之類[22]，他們雖然不是言語侍從，但其性質與陪伴梁孝王遊宴平臺，侍候漢宣帝遊幸宮館並沒有不同，都是在遊宴酒酣之後「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的。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說：「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徐、陳、應、劉，望路而爭驅。」[23]這一時期的文學之士，除建安七子和曹植的羽翼之外，還有曹氏父子更是當時的重要作家，他們的親自參與寫作，形成對文學更積極的提倡，所以建安貴遊文學的再興，與楚宮以至西漢朝廷的貴遊文學已有所不同，以前只充當欣賞者與裁判者角色的帝王權貴，如今自己也成為創作者與競爭者，角色模糊為後代好文之人主所承襲，於是微妙地改變了貴遊文學的生態，增加同題共作的現象，他們也就不得另闢互別苗頭的渠道，或求助於浩瀚之載籍，造成文體的變化。
如前所述，建安貴遊文學與楚宮以至西漢朝廷貴遊文學，語言的審美觀點已有所不同。就貴遊賦而言，它逐漸脫離口語，創成另一種以發揮文字特色為重心的書面語，從「巧為形似之言」的審美追求，轉為斟酌經辭、鎔鑄故實，以增加美感的密度，炫其博雅才學的審美要求。建安貴遊文學的權貴核心，基本上是士族，所以維持了東漢以來的審美觀點和文學興趣，魏晉南北朝便循此發展，甚至刻意把語意隱藏在典故之下以求新奇，所以和楚宮西漢朝廷的貴遊賦就大異其趣。這時賦家所需要的，不再是蒐羅瑰怪字詞彙的字書，而是捃選群書，以類相從，便於獵取華藻與典故的類書。
四 為獵取華藻勤編文集與類書
《三國志?魏志?文帝本紀》說曹丕：「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24]在他〈與吳質書〉中說：「徐、陳、應、劉，一時俱盡，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25]再根據《後漢書?孔融傳》所說：「魏文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26]可見曹丕除敕編《皇覽》之外，還勤編文集，而且對文集愛好極深。從曹丕《典論?論文》所謂「詩賦欲麗」看來，它敕編《皇覽》，勤編文集，無非是為獵其豔辭。
《皇覽》今雖不傳，據《三國志?魏志?文帝本紀》盧弼《集解》所考：「《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九》引《皇覽?冢墓記》二十餘條；《水經注》引《皇覽》十三條； 《冢墓記》蓋即四十餘部中之一。《御覽?五百九十》又引《皇覽》記陰謀，疑亦其書之一。《論語?三省章》《釋文》稱《皇覽》引魯讀六字，則兼經義矣。……姚振宗曰：《御覽》數引《皇覽》逸禮，即《漢志》所謂禮古經多三十九，篇。又〈陳思王傳〉注云：按田巴事見《魯連子》，亦見《皇覽》。又李善《文選注》引《皇覽?聖賢冢墓誌》，亦是其中一篇。」[27]就其僅餘殘文，言其崖略，也就相當繁富了。
「撰集經傳，隨類相從」的《皇覽》，顯然是為了考查用典使事的依據而作，此外，在蒐存各家文集累積到相當分量之後，經過短短的五十年，為獵取豔辭的方便，又出現另一種型態的類書──總集，即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採取分類方式與《皇覽》相似，梁蕭統《文選》即其流裔。《隋書?經籍志?總集類敘》說：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而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後又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28]
便與指出總集的產生與辭賦發展，有直接的關係。雖後世在分類上有所不同，將《皇覽》這系列的類書歸「子部」，將《文章流別集》這系列的總集歸「集部」，但當初編纂這兩個系列類書的動機是相似的。
此外，也由這方面的討論中，見到詩也漸具貴遊性質，因此不但與賦在形式與內容兩方面，都產生相互濡染而合流的現象，它們與類書的互動情況，也幾乎都是同步進行。
我們可以從《隋書?經籍志》和《唐書?經籍志》等有關載籍，看到這兩系列的書籍，有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再從《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傳》所謂：「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在永明五年，正位司徒，「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29]以及《梁書?昭明太子傳》說他：「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閒則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30]他便是利用這些資源，編纂了《文選》三十卷。這些貴遊文學集團的領主，為獵其豔辭，勤編文集（尤其總集）與類書，由此可見一斑。
五 貴遊文學活動趨於多元發展
由於高門華冑尚清貴、多閒暇，所以魏晉六朝貴遊活動頗盛，而貴遊的活動也不以辭賦之寫作為限，如清談、作詩、書畫、隸事比賽等。這些都與貴遊賦產生相互激盪的效果，而與類書也有某種程度的關聯。
竹林七賢的清談，雖有別於建安七子的貴遊，但實際上也是一種貴遊。正如王夢鷗先生所說：[31]
因為魏晉清談在辯論，形式上雖頗似戰國時代談風的復起，但按其論題，既非述道辨志，以個人獨得之見攻乎異端；而是摭拾古人既有之題目各逞臆解。這種辯論，看來似很嚴肅，其實也是貴遊生活中一種變相的娛樂節目。而且談者汲汲於談辯之勝負，其性質尤近博奕。其間如有什麼相異之處，那也是使用的工具不同，遊戲的方法稍異而已。
清談對貴遊文學的影響，不只是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說：「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32]關乎題材而已，還關係作家的構思與組辭。王夢鷗先生還說：
（名理清言）擴大應用，則成奇偶相生，正反一意的駢儷文體。此外，托辭玄遠，要借讀者的想像來類推其語意的，便多用故事來「崎嶇牽引」，看似微露端倪，卻又不著邊際，猶劉勰所謂「覽文雖巧，檢跡知妄」。凡此種種，揆原其故，皆可疑其從談辯者為衛護其立場，不與對方以可乘的間隙，所以有話不直說而虛張言辭。這種習氣，便養成能文之士常常把語意隱藏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許多故事裡面。[33]
隱語原本就是賦的源頭之一，所以吸納名理清言的構思與組辭，成為一代貴遊賦的特色，是可以理解的，而這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許多故事」，或可在類書中尋得或得到提示，所以清談一方面影響貴遊賦的習尚，一方面也可能對類書繁盛有相當的助益。
與類書興盛有直接關係，與貴遊賦也關係密切的是隸事的貴遊活動。隸事原是文章之常法，如《文心雕龍?事類》所謂：「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34]文人卻用之以觀才學，於是抽離出來成為一種的貴遊活動，如《南史?王諶傳》所載：
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35]
《南史?劉懷珍傳附劉峻》提到在朝廷中也有這類的競賽：
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帝不覺失色，由是惡之。[36]
當隸事遊戲盛行時，用以騁才的貴遊賦以繁密的隸事為工，也就不足為奇了。六朝也就在隸事比賽與貴遊作賦的相互激盪下，隸事取譬，愈鑽愈深，類書也就成為貴遊文學活動的練功寶典，操觚者需要它作為編製文學符碼的秘笈，閱讀者藉它作為文學符碼的解碼器，成為貴遊文學活動不可或缺的利器，它的極盛一時，乃其來有自，也就成為六朝文學生態的一大特色。
六 詩賦隸事與類書的相互激盪
前面所述，後人將它歸之於子部類書的《皇覽》系列，與歸之於集部總集的《文章流別集》系列，雖都具有供人獵其豔辭的功能，但其間仍有區別。王夢鷗先生在〈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說：
《皇覽》系統所提供的資料，可稱為「事類」；而《文章集》系統所提供的資料，應稱為「辭類」。事類為古書中剪輯而來的碎錦；辭類則是前世作家鎔裁碎錦組成的佳句。大作家固能直從古書取錦以鋪采摛文，但同時也須要從前人佳句中汲取靈感。謝靈運之逢詩輒取，即其一例。[37]
大體來說，《皇覽》這一系列的類書，卷帙浩繁，非一般人所能擁有，更非個人所能編輯，
所以依據《隋書?經籍志》的著錄，自魏晉到劉宋，沒有再起爐灶的編輯工作，而只就《皇覽》加以合抄，而在總集類的編纂，則如雨後春筍。由宋到齊，則又有「摘句」、「鴻寶」之類，應該是就總集中加以精選而成的類書，更便利於獵取豔辭者應用。
由宋到齊之所以出現「摘句」、「鴻寶」之類的類書，應與宋明帝之文酒宴會，貴遊文學的再度興盛有關，王夢鷗先生說，這時「魏晉以來嬗變的文體也被推展至於高潮」[38]，鍾嶸《詩品?中》，對文體轉變有扼要的說明：
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39]
鍾嶸說的雖是詩，但所評的是文章辭賦化詩賦合流的六朝，所以賦也正如此。他指出顏謝以下，才開始「詞不貴奇，競須新事」，也就是詩賦以繁密的隸事為工。作家寫作篇章原由字詞轉換以求新奇，至此則以「隸事」替代字詞， 文章殆同書抄，造成文體的浮華與臃腫，這便是類書影響力的展現。王夢鷗先生說：
類書勢力的成長，首先要以文士欣賞文學的態度漸從詞文之「自然英旨」轉向造語的典故來歷。在評價上，「諷高歷賞」固是最理想的水；但到此時，縱使興寄都絕，但能炫示博學的作品，仍能獲得很好的評價。這種書櫥式的隸事風氣，在蕭齊短世，即以形成強盛的基礎。[40]
「拘攣補衲，蠹文已甚」，是詩賦隸事與類書相互激盪的結果。尤其在隸事成為貴遊文學競賽活動項目之後，由於審美興趣之所趨，詩賦「拘攣補衲」，乃勢所必然。
同時，賦受到類書的影響，它的內容取材，甚至它的功能與風貌，都與類書越來越近，而與地志相去漸遠。以江淹的〈別賦〉和〈恨賦〉[41]為例，〈別賦〉僅七百多字，臚列富貴、任俠、從軍、絕國、伉儷、方外、狹邪等七種不同身分情境的離別；〈恨賦〉僅四百餘字，更分別鋪寫帝王、列侯、名將、美人、才士、高人、貧困、榮華等八種伏恨而死[42]。兩篇賦一如類書之分門別類，而典故綿密也有如類書， 如〈別賦〉「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八字，便集合了《史記?刺客列傳》聶政、豫讓、專諸、荊軻四人的故事。其與〈子虛〉〈上林〉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判然有別，可見一斑。
論者或以為魏晉以後類書興而大賦衰這一文化史實，乃表示類書對大賦有所排斥，其實這可能是因果錯置的說法。這是由於大賦的特定讀者的改變，造成傳播方式的改變，於是審美趣味跟著轉移，大賦逐漸失去市場，因應賦的生態改變與審美趣味的轉移，類書才興盛起來。因此六朝賦與類書雖如生命共同體，但類書並沒有排斥大賦，甚至收錄大賦，如《藝文類聚》收錄〈子虛〉、〈上林〉，便是例子，不可不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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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发表于 2006-9-20 00:16 | 只看该作者 七 漢魏六朝賦託類書得以倖存
司馬遷《史記》將〈子虛〉、〈上林〉、〈哀秦二世〉、〈大人〉書諸列傳，他說：「相如雖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於是「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43]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列傳》不但承襲《史記》，在〈揚雄傳〉也列錄〈甘泉〉、〈河東〉、〈羽獵〉、〈長楊〉諸賦。但史傳能臚列之作品，十分有限，若非有文集傳世，後世如何能見其他作品? 如果沒有《文選》、《藝文類聚》，我們怎麼知道司馬相如還有〈長門〉、〈美人〉之作[44]?又怎麼知道揚雄還有〈蜀都〉、〈逐貧〉之賦?
曹丕雖勤編各家別集，但其所編，早已亡佚，今所見最早的總集，也已經是蕭統的《文選》了。漢魏六朝賦作，如果沒有前人的總集和類書，其作品於今就可能十不存其一了。以「才高八斗」的曹植為例，今所見賦作，絕大多數都是從《藝文類聚》等類書，和《文選注》所輯得的。茲列嚴可均《全三國文》所輯曹植賦之出處，可見一斑：[45]
〈愁霖賦〉：《藝文類聚》2 〈喜霽賦〉：《藝文類聚》2
〈大暑賦〉：《藝文類聚》5；《北堂書鈔》156；《初學記》3；《御覽》34
〈秋思賦〉：《藝文類聚》35；《北堂書鈔》154；《初學記》3；《御覽》25
〈感時賦〉：《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注》
〈洛神賦〉：《文選》；《藝文類聚》8；79；《初學記》19
〈洛陽賦〉：《北堂書鈔》158 〈靜思賦〉：《藝文類聚》18
〈遷都賦〉：《御覽》198；《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
〈懷親賦〉：《藝文類聚》20；《初學記》17
〈離思賦〉：《藝文類聚》21 〈釋思賦〉：《藝文類聚》20
〈玄暢賦〉：《藝文類聚》26 〈幽思賦〉：《藝文類聚》26
〈述行賦〉：《初學記》7 〈節遊賦〉：《藝文類聚》28
〈述征賦〉：《文選?潘岳西征賦注》；《文選?陸機弔魏武文注》
〈感節賦〉：《藝文類聚》28 〈出婦賦〉：《藝文類聚》30
〈愍志賦〉：《藝文類聚》30 〈歸思賦〉：《藝文類聚》30
〈慰子賦〉：《藝文類聚》34 〈慰情賦〉：《北堂書鈔》156
〈寡婦賦〉：《文選?謝靈運廣陵王墓下作詩注》
〈敘愁賦〉：《藝文類聚》35 〈九愁賦〉：《藝文類聚》35
〈悲命賦〉：《文選?別賦注》 〈潛志賦〉：《藝文類聚》36
〈藉田賦〉：《書鈔》91引3條 〈感婚賦〉：《藝文類聚》40
〈娛賓賦〉：《初學記》10；14 〈遊觀賦〉：《藝文類聚》63
〈東征賦〉：《藝文類聚》59；《御覽》336
〈登臺賦〉：《魏志?陳思王植傳注》；《藝文類聚》62；《初學記》24
〈臨觀賦〉：《藝文類聚》63
〈閒居賦〉：《藝文類聚》64；《文選?潘岳西征賦注》《文選?郭泰答傅咸詩注》
〈寶刀賦〉：《藝文類聚》60；《初學記》22；《御覽》346
〈九華扇賦〉：《藝文類聚》69；《書鈔》134；《御覽》702
〈扇賦〉：《初學記》19；《御覽》381 〈迷迭香賦〉：《藝文類聚》81
〈酒賦〉： 《藝文類聚》72；《書鈔》148引5條
〈車渠碗賦〉：《藝文類聚》73；《御覽》808
〈芙蓉賦〉：《藝文類聚》82；《初學記》27；《御覽》999
〈橘賦〉：《藝文類聚》86《初學記》28《御覽》966；《文選?趙至與嵇茂齊書注》
〈槐樹賦〉：《藝文類聚》88；《初學記》28
〈白鶴賦〉：《藝文類聚》90；《初學記》30
〈鶡賦〉：《藝文類聚》90 〈射雉賦〉：《藝文類聚》90
〈鸚鵡賦〉：《藝文類聚》91；《初學記》30
〈離繳雁賦〉：《藝文類聚》91；《初學記》30
〈鷂雀賦〉：《藝文類聚》91；《御覽》841；926；965
〈神龜賦〉：《藝文類聚》96；《初學記》30
〈蟬賦〉：《藝文類聚》97；《初學記》30 〈蝙蝠賦〉： 《藝文類聚》97
假使沒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御覽》等類書，我們還能讀到幾篇曹植的賦，殆不難想見。這一階段其他人的作品，也大體如此。
比較遺憾的是：由於類書大多節錄片段，而《文選注》更只是原典摘句，所以就輯佚而言，能得完整篇章者不多，不過其所選錄，應屬精華，所以就此已可知其梗概。假使魏晉以來沒有編輯類書的需要與風氣，《歷代賦彙》將不會有現在的規模與風貌，這是可以斷言的。
再者，類書既然成為貴遊文學活動的練功寶典，操觚者以它作為編製文學符碼的秘笈，閱讀者藉它作為文學的解碼器，於是編類書的風氣極盛一時，它的新陳代謝也就相當旺盛，有不少類書很快就被新類書取代而淹沒。由於各類書取捨有異，在新陳代謝過中很容易造成部分資料的亡佚，於是不但類書保存文學作品的功能並未能充分發揮，連閱讀作品藉它作為解碼的功能有時也難免失靈。所以李善《文選注》對某些典實也只有標注「未詳」了。[46]
八 唐律賦與類書拉抬同登高峰
前所引述的類書，除《御覽》之外[47]，歐陽詢《藝文類聚》、虞世南《北堂書鈔》、徐堅《初學記》等，都是唐人傳世的類書。[48]依《唐書?經籍志》及《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唐人類書除嚴可均所引用的這幾種之外，動輒百卷以上的類書，還有：張大素《文思博要》並目一千二百卷、目一十二卷；張昌宗《三教珠英》並目一千三百卷、目一十三卷；許敬宗《類文三百士館詞林》一千卷；張大素《策府》五百八十二卷；諸葛穎《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許敬宗《搖山玉彩》五百卷；孟利貞《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許敬宗《累璧》四百卷、目錄四卷；庾自直《類文》三百七十七卷；元稹《元氏類集》三百卷；許敬宗等《東殿新書》二百卷；《檢事書》一百六十卷；《玄宗事類》一百三十卷， 《玉藻瓊林》一百卷；劉綺莊《集類》一百卷； 武后《玄覽》一百卷。前代所編輯仍著錄者，為數不少，而唐人所編在百卷以下者，更不勝枚舉，可見當時類書之盛，以汗牛充棟形容，實不為過。
唐代類書之盛，與當時科舉試詩賦，應有相當的關係。科舉之所以試詩賦，依孫梅《四六叢話》引宋人孫何之言：
唯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渾然無跡，引用經籍，若己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興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玄言遒麗，析理明白。其或氣燄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瑞物，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殖之深淺；即其構想，可以覘器業之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豔，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言賦家者流。
這雖是宋人的說詞，但主張考詩賦可以見「才」「學」的理由，在唐宋則是一致的，考察《唐書?選舉志》及《宋史?藝文志》有關論辯，即可知之。其實早在《文心雕龍?神思》便說：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以定墨；獨照之匠，闚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49]
因此觀詩賦命句之「可以見學殖之深淺」，是有理論根據的。尤其律賦還可以察其官韻的限制下，是否猶有餘裕?「驅駕典故」是否能夠「渾然無跡」?「引用經籍」是否達到「若己有之」?即可以判其高下。對操觚者而言，詩賦可套用之典故與經籍，類書已分門別類加以蒐集，便於士子取資，至於是否會造成勤索類書，「輾轉裨販，實學頗荒」的窘境，可能非一般士子所措意。此時士子對類書的需求與依賴是可以想見的，尤其在利祿的驅使下，要降低編類書的熱度是不可能的事。
九 宋吳淑將賦與類書綰合為一
由於類書在南北朝成為貴遊文學活動的練功寶典，到唐代更由於律賦與類書的拉抬同登高峰，於是有宋人吳淑將賦與類書綰合為一，撰成《事類賦》，許結在《中國辭賦發展史》有相當中肯的說明：
吳淑《事類賦》是我國第一部以賦體形式寫成的一部「事詳」而「聲諧」（陳全〈刻事類賦後序〉）的類書。李濂〈刻事類賦序〉云：「吳氏此書也，聚博為約，最便初學，且檃括成賦，諧以音韻，誠類書之優者也。」此從類書的角度贊嘆其創作。而從文學的角度，前人「舉汗牛充棟之書，盡收駢四儷六之句」、「展卷無茫然之嘆，縱目有躍如之妙」，誠「詞科之麗澤」（秦汴思〈敘事類賦後〉）評價，宜乎注意。喬松年將其比擬左思〈三都賦〉，錢鍾書謂「左思之旨，文章須有本實；吳淑之作，故實能成文章」（《管錐篇》），已能探其文學史之深蘊。然左思〈三都〉，實迫蹤劉漢；亦含仿漢之習，并密契於宋初辭賦重學之旨。[50]
吳淑在〈進注事類賦狀〉說：「類書之作，相沿頗多，蓋無綱條，率難記誦，今綜而成賦，則煥然可觀。」[51]便可知其動機。《宋史?文苑傳》說吳淑「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然後「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52]可見他作賦是以編類書的經驗為基礎，才有此動機，有此能耐， 完成綰合賦與類書的文化工程。該書分天、歲時、地、寶貨、樂、服用、飲食、禽、獸、草木、果、鱗介、蟲等部，各有賦若干篇，每篇都以一字為題，合為百篇。正如許結所說：「《事類賦》在善於熔鑄典故、妙於采擷文獻、章法錯綜繁複等以賦述類的特色外，同時也能在諸多篇章中表現出作為賦文學的文彩與情韻。」[53]後世有清人華希閔增輯成《廣事類賦》，吳世旃再續成《廣廣事類賦》，不乏其人。
此外，類書雖是賦所導引出來的，但後來功能擴大，不限於撰賦所專用，類書因應不同文類與環境的需求，而更為壯碩，發展到萬卷以上的規模，如《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同時，它也發展出不同的編排與檢索方式，有以字分的，如《駢字類編》；有以韻分的，如《韻海鏡源》《佩文韻府》，都與賦相行漸遠，發展軌轍也更多元了。
十 結論
以上以歷代賦體生態史的觀察為主軸，探討它與類書相推演依存的關係，大體可得到以下六點結論：
（一） 類書是由辭賦所導引出來的；在辭賦盛行的西漢宮廷之所以沒有出現類書，是因為當時並沒有這方面的需要。
西漢宮廷貴游賦的傳播方式，是由他人口誦，欣賞者耳受，為使口頭誦讀生動，賦中大量採用複音詞。這些平時騰之於口舌的語彙，取之入賦，原無定字，寫成書面，各憑其聲，於是賦中瑰怪的瑋字乃層出不窮。那時辭賦作家，手邊最需要的是尋求文字詁訓共曉的小學書籍。所以西漢名賦家孜孜自編字書，這無非是為傳播媒介的運用做奠基工作。
（二） 類書乃因應貴遊賦之轉型、審美角度的轉變而生，而這些改變乃肇因於貴遊文學生態的改變。
到東漢因帝室文化生態改變，宮廷不再豢養言語侍從，於是賦的讀者不再是帝王權貴，而是同受語文訓練的士子才人。賦的傳播方式，不再是口誦耳受，賦乃逐漸脫離口語，應用發揮文字特色的書面語，於是賦走上「斟酌經辭、鎔鑄故實」的道路，蓋用以增加美感密度，並炫其學博才高，於是編輯文集與類書，以便於取資，乃成為必然的趨勢。
（三） 曹丕為獵取豔辭，勤編文集與《皇覽》，為總集奠基，並為類書開張門戶。從此，乃風起雲湧，蔚為風潮。
曹氏父子是漢末重振貴遊文學作風的關鍵，也是造成魏晉文體變遷的導引者。在高會南皮，文酒風流中，貴遊文學集團領主所扮演的角色，從此產生微妙的改變，賦的語言仍循著脫離口語，發揮文字特色的道路，於是賦家好「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嗣後，南北朝貴遊文學集團的領主，多利用資源的優勢，熱衷於文集（尤其總集）與類書的編纂，使它成為南北朝貴遊文學集團的重要工作。
（四） 魏晉六朝貴遊文學活動趨於多元，清談、隸事比賽以及詩的貴遊化，都與貴遊賦、類書產生相互激盪的效果。
名理清言的擴大應用，則刻意於奇偶相生，正反一意；托辭玄遠，便多用故事來崎嶇牽引，助長了駢儷用典的文體。當隸事遊戲盛行，用以騁才的貴遊賦自以繁密的隸事為工，乃擴大了類書的功能；詩的貴遊化，則使詩也「詞不貴奇，競須新事」，更緊密了寫作與類書互動的關係。於是「文章殆同書抄」，文人藉類書行其獺祭，乃「拘攣補衲」，造成文體的浮華與臃腫。不過也因為類書的盛行，使許多漢魏六朝賦得以倖存；只是類書的體例及其新陳代謝的旺盛，使這項功能打了折扣。
（五） 到唐代，由於律賦與類書產生互相拉抬的效應，使二者都登上高峰。他們相信從律賦觀其驅駕典故、引用經籍，可以見學殖之深淺，於是操觚者易於檢索的類書便成為不可或缺的利器。唐人所編類書有多達千卷者，而百卷以上，即在二十部以上；百卷以下者，更不勝枚舉。在科舉利祿的誘導下，互相拉抬的效應，便很快發酵了。
（六） 早期賦篇，不論是賦京都或賦行旅，甚至是賦畋獵，其分項鋪敘，與其說它像類書，不如說它像地志。類書是接軌自漢代賦家的字書，是貴遊文學轉型的產物，是六朝貴遊文學活動的練功秘笈，與賦成為共生結構。有了類書之後，賦受到類書的濡染，有些賦逐漸從空間的客觀描述，走向掌故的分類運用，使二者有了更緊密的結合，到吳淑更將二者加以綰合，於是完成《事類賦》。然而，類書也因應文學與文化的多元發展，越來越壯碩而多元化，與賦的緊密關係，也逐漸走入了歷史。
參引書目
班固：《漢書》，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范曄：《後漢書》，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陳壽：《三國志》，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蕭子顯：《南齊書》，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姚思廉：《梁書》，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李延壽：《南史》，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長孫無忌等：《隋書》，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姚思廉：《唐書》，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歐陽修：《新唐書》，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脫脫等：《宋史》， 臺北：德志出版社，1962年。
劉勰：《文心雕龍》臺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0年。
吳淑：《事類賦》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2冊， 民國72年。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60年。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日本：中文出版社，
袁枚：《隨園詩話及補遺》，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年。
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臺灣東海大學，1971年。
王夢鷗：《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
王夢鷗：《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正中書局， 民國73年。
郭維森 許結：《中國辭賦發展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
簡宗梧：《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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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合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四庫未收書目禁燬書目》（臺灣商務印書館，）第2冊，278頁。
[2] 袁枚《隨園詩話及補遺》（臺北：長安出版社，1978），頁5。
[3] 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頁26。此書原於1971年在臺灣東海大學出版。
[4] 同註3， 64頁。
[5] 王夢鷗：〈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7），頁67-130。
[6] 漢武帝即位於140B.C. 類書始於黃初年間（220A.D.-226A.D.）之《皇覽》，相去250年以上。
[7] 班固：《漢書?王褒傳》（武英殿版《二十五史》，臺北：德志出版社） ，卷64下， 頁927。
[8] 班固：《漢書?枚皋傳》（武英殿版《二十五史》，臺北：德志出版社） ，卷51， 頁785-786。
[9] 劉勰：《文心雕龍?練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70），528頁。
[10] 劉勰：《文心雕龍?練字》（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70），528頁。按朝廷徵召爰禮， 揚雄作《訓纂》，依《說文解字?敘》當在平帝時；又「雅頡」本作「雅頌」，依下文「《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而改。
[11] 有關《爾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書歐陽修《詩本義》，以為學《詩》者纂集博士解詁；高承《事物紀原》，亦大抵解詁詩人之旨；揚雄《方言》以為孔子門徒解釋六藝；王充《論衡》亦以為五經之訓故。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為一書，不附經義。」
[12] 語出《論語?陽貨》，原本是孔子論學《詩》的功用，漢宣帝則引用孔子此語以說賦，見《漢書?王褒傳》。
[13] 同註9。
[14] 西漢時期，因統一帝國，原為侯門清客的縱橫家者流，失去依傍與表演舞臺，為了生計，於是不得不改其宗尚，轉為言語侍從。到了東漢，情勢逆轉，言語侍從失去依傍與表演舞臺，流落民間授業，為地方所吸納。
[15] 如果依照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以賦名篇者加以核計，西漢有二十家四十八篇，東漢則有五十家一百九十篇，其中還不包括曹操父子三人八十五篇，他們的賦大多作於東漢未亡之時，所以東漢賦家及作品，今可考見的，還不止此數。相形之下，可見東漢辭賦遠盛於西漢。
[16] 語見劉勰：《文心雕龍?事類》（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70），507頁。
[17] 陳壽：《三國志?魏志》（武英殿版《二十五史》，臺北：德志出版社） ，卷21，頁262 。〈文帝本紀〉謂《皇覽》千餘篇
[18] 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武英殿版《二十五史》，臺北：德志出版社） ，卷 47， 頁480。
[19] 《唐書?經籍志》（武英殿版《二十五史》，臺北：德志出版社） ，卷 34， 頁428。其目稱「事類」，內文稱「類事」。
[20] 方師鐸：《傳統文學與類書之關係》（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12-16頁。
[21] 曹植的〈與楊德祖書〉，見嚴可均輯《全三國文》（日本：中文出版社），卷16，頁 5-6。曹丕的〈與吳質書〉及〈又與吳質書〉見《全三國文》卷7，頁5-6。
[22]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70），67頁。
[23] 同註22。
[24] 陳壽：《三國志?魏志?文帝本紀》（武英殿版《二十五史》，臺北：德志出版社） ，卷2，頁41。
[25] 見嚴可均輯：《全三國文?魏文帝》（日本：中文出版社），卷7，頁5。
[26] 范曄：《後漢書?孔融傳》（武英殿版《二十五史》，臺北：德志出版社） ，卷100， 頁853。
[27] 盧弼：《三國志集解》
[28] 長孫無忌等：《隋書?經籍志》（武英殿版《二十五史》，臺北：德志出版社） ，卷35，頁451。
[29] 蕭子顯：《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傳》（武英殿版《二十五史》，臺北：德志出版社） ，卷40， 頁267-268。
[30] 姚思廉：《梁書?昭明太子傳》（武英殿版《二十五史北：德志出版社） ，卷8， 頁69。
[31] 王夢鷗：〈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傳統文學論衡》，（臺北：時報文化公司，1987），頁129-130。
[32] 劉勰：《文心雕?時序》，（臺北： 弘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70），頁599。
[33] 同註32。頁1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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