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汉间的攻儒
历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孔儒如何如何，实际上这不是一桩历史故事中的两个情节，而是这桩故事的发生及其背景。作为背景的是禁书，其法律依据是源自秦孝公的挟书律——挟就是藏的意思，这个法令在秦始皇之前就实行了一百二十年左右，挟书律一直沿用到汉惠帝时才废止——“焚书”只是加大禁书执法力度的情形。故事的唯一高潮是“坑儒”，实际被活埋的是方士——秦时方士和儒不分家，后世贴金的抹黑的就势只强调“坑儒”——不少方士为秦始皇求长生仙药，得了无数资助赏赐，到头来不是没有结果就是杳无音信甚至还要非议毁谤皇帝，被戏弄的秦始皇盛怒之下，派御史严打方士，方士们又互相揭发造成牵连，最后坑杀四百六十七人。焚书当然是反文化的——以现代的价值标准来判断；活埋方士实在算不得就是反儒家。
尽管有秦的暴政再加上法家的严峻，各家的争鸣并不曾中断，而且对孔儒的问难更具功利性了。
《吕氏春秋·有度》：“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仁义的方法有教学而没有力行，教的人都做不到，何况被教的人呢？这是因为仁义的方法太表面化了。
小孩子过家家，拿尘土当饭稀泥当汤，玩饿了还得回家吃饭，“尘饭涂羹，可以戏而不可食也……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夫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那些称道先王仁义的人，也只是可以用来消遣，而不可以请来治理国家的。
《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饰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因此纷乱不安的国家里的风气是，那些学者们动辄声称先王之道而假借仁义的概念，整齐服饰而巧饰辩说，来使当下社会里的法度迷乱并使君主有了二心；那些谈古的人们假意称颂地借助于外力以成全他们自己的私利，而抛弃国家的利益。
《韩非子·显学》：“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死人不能确定活学活用的源流真伪；晚近都不能确定歧说的真实本原，久远的圣道又如何能详知？没有参考验证而固执一端的是蠢人，明知不能固执还要抓来做凭证的是骗子，所以凭着先王来显摆、固执地咬定尧舜的人，不是蠢人就是骗子。
《韩非子·八说》：“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道虚惠以说民，此劝饭之说。”现在学者的言论，都不着力于事物的根本而喜欢谈论枝节小事，许诺虚妄的好处来取悦于人，这只是饭碗的声音。
有人说：“仲尼不知善赏矣。”（《韩非子·难一》）孔子不懂得善用赏罚。有人说：“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韩非子·难三》）孔子给君王的回答，是亡国的话。
有一位戎籍晋人名叫由余，出使秦国，得出了华夷文化比较的结论，说中原国家以《诗》《书》《礼》《乐》为法度，“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史记·秦本纪》）自从远古的圣人黄帝制定礼乐法度，黄帝在世时自己作表率，也只有很小的政绩；到了黄帝的后人，一天天地乱来，无视法度的威严督责臣下，臣下疲惫不堪就诉诸仁义而对君王心怀不满，上下争斗，不满到了篡位杀君的地步，至于宗室灭绝，就都是这一类的故事。
尽管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汉代的民间宗教杂乱依旧，意识形态的统制也还不能严厉到全面钳制言论的地步。对孔子的问难还在继续。
汉宗室淮南王刘安爱好文学，组织笔杆子编写了一本论道杂说的书《鸿烈》，被《汉书·艺文志》录入杂家，经刘向校订后，这书改称为《淮南子》。《淮南子·齐俗训》：“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鲁国使用儒者的礼仪，施行孔子的方法，只落得国土被蚕食名声被轻贱，不能跟近邻亲善不能感召远方。越王勾践、楚庄王、晋文公称霸天下，胡、貉、匈奴虽是蛮夷也没有亡国，他们各有服饰礼仪，哪能一定只有孟子孔子的故乡的礼仪才叫做礼仪呢！
《淮南子·精神训》：“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者也。”现在儒者不关心人们欲望的原因而去禁止人们的欲望，不关心人们喜爱的原因而去阻隔人们的喜爱，这就好比江河的源头决了堤而用手去扪堵水流的人。
《淮南子·说山训》：“孔氏不丧出母，此礼之失者。”批评《礼记·丧服小记》里所说的“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出母，指被父亲休弃的生母。孔子主张不为出母服丧，这是他礼法上的一个大缺点。
桓宽的《盐铁论》很有趣。汉武帝的时候将盐和铁收归国营，武帝死后，社会名流文学儒士主张废除，于是开会讨论，政府方面出席的是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首先由贤良、文学——相当于教官之类的官——发言请求废止，接着丞相答辩，贤良文学再申说，丞相又答，这样反复辩论，针锋相对，到后来丞相驳不倒贤良文学，御史大夫出来又说一段。桓宽追记了辩论双方的对话，有一点像会议纪要。全文有三分之一是大家翻脸的话，贤良文学驳不过丞相便大骂一顿，丞相驳不过也骂回来，御史大夫冷静的穿插，像一个会议的秘书长。
御史大夫说：“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邱。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因此不行。”（《盐铁论·论儒》）孟轲因为对过时的儒术太固执，又不了解他当时的现实，所以才会被困在梁宋之地；孔子因为精通礼教而不肯权宜圆通，以致于曾经在黎丘挨饿。现在，孔孟之后这些儒士也企望德能够行于天下，可是在时局有什么欠缺和不足的时候，他们的议论又不能切中要害，因此处境尴尬，因此不被推行。
御史大夫说：“《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悦。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盐铁论·论儒》）《礼记》上说的“男女之间不能直接递东西给对方，也不能亲手从对方手里接东西，哪怕是喝酒的时候酒杯也不能这么交接”，可是当初孔子到卫国，为了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竟通过南子宠爱的嬖臣弥子瑕去设法安排，这事弄得连子路都很不高兴。那弥子瑕是一个奸巧谄媚的小人，伟大的孔夫子还要去依托他，这算不得行为端正吧；男女之间不应该直接交往，孔子却去面见卫夫人南子，这算不得遵守礼法吧。
《盐铁论·相刺》：“夫仲尼之门，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负荷而随孔子，不耕而学，乱乃愈滋。故玉屑满箧不为有宝，《诗》《书》负笈不为有道，要在安国家利人民，不苟文繁众辞而已。”孔子门下像七十贤人之类的门生，离开父母，舍弃妻小，追随孔子，不耕作劳动光学习，扰乱由此愈加蔓延。所以满满一箱子的玉屑也不算是珍宝，书箱里装满着《诗》《书》也不意味着德才兼备，关键在于能安定国家、有利于人民，而不是随随便便地堆砌文辞。
《盐铁论·相刺》：“据古人以应当世，犹辰参之错，胶柱而调瑟，固而难合矣。孔子所以不用于世，而孟轲见贱于诸侯也。”依托古人来应对当代的事务，这就好比东边的猎户星座和西边的北极星一样相互隔绝，好比黏牢了弦柱之后再去调节琴瑟的音准，本来就难于融洽呀。这就是孔子在世时不被重用、而孟子被诸侯轻贱的原因。
《盐铁论·相刺》：“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称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异于凡人。”现在文学们说到治理就先称颂尧舜，说到方略就称颂孔子墨子，可是，真的把权力交给他们，他们又做不好，这些人怀揣着先王之道而无能施行，言谈正直而行为不正直，讲道理是对的而遇到具体的事情就不对了，他们穿衣戴帽跟乡里人大不一样，其实跟一般人一样的平凡。
问孔问出冲击力的是东汉前期的王充。王充的祖父父亲都是商人，因为得罪豪门而举家迁徙，他年轻时家贫无书，到书店里只看不买读了不少书，后来教过书，也做过一些小官，始终郁郁不得志，晚年又穷又孤独，所有这些造成了他叛逆的性格。因为有独立的思考，不人云亦云，再加上当时科学水平的发展，王充吸取了一些相对先进的思想成果，对种种正统的思想观念提出了批判和质疑，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王充用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写成二十四万字的《论衡》，其中，《问孔》《刺孟》以及《书虚》《儒增》之类的“九虚三增”这些篇什，都是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作品。在王充看来，圣人孔子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孔子看待人，“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以言取人，失于宰予也”（《论衡·骨相》）；孔子也有“不能立其教”的情形（《论衡·薄葬》）。尤其是孔子的言行有太多令人不可晓解之处，所以《问孔》中有种种对孔子的问难，其中有弟子问难而孔子不得不进一步明确的情形，有用孔子的话反问孔子的情形，有王充自己对孔子语录进一步的阐发，有对孔子“言行相违”的追难，有的地方因为孔子就同一个主题对不同的弟子作出不同的答复而问难孔子，“所尚不同，孔子为国，意何定哉？”有的地方责怪孔子之言“何其约也！”甚至说“孔子之言，何其鄙也！”由于孔子讲过一些“君子不宜言也”的话，有时王充觉得他竟是一个“言无定趋”、“行无常务”的言行虚伪的俗人甚至佞人。
王充公开宣言：“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从这里，不难发现王充孔儒观的矛盾。在纵恣辩才的同时，王充对正统观念还是有着相当的认同：孔子是儒家之宗、是仁圣、是大人、是素王；孔子有才智，是大手笔、是周代有大作用的人，孔子生前所倒的霉令人同情；既反对世俗儒者神化孔子，又认为作为仁智的圣人孔子是无人能比的；孔子之道美，圣教熏陶出来的儒生是可以做好教化人民的工作的。王充不仅从道德智能上对孔子极言赞美，还舍我其谁地认为：孔子的衣钵，董仲舒接着了，再传下来就是写《论衡》的王充了。这就是一千九百多年前的“现代之本人”。
王充的自我中心，害了他自己的生活，也害了他吉光片羽的批判思想，他的“问孔”对王充身后的学风没多大的影响。相形之下，董仲舒主张推尊儒术抑黜百家，开创了身后两千多年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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