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民众暴动的著名故事,有陈胜、吴广利用同行戍卒神秘主义意识进行宣传鼓动的情节。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策划起义时曾经“行卜”。卜者暗示“卜之鬼”,“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所谓“丹书帛曰‘陈胜王’”是秘密行动,可推知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戍卒,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可以写字的。而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的经历,是大家都熟悉的。他们虽然在戍卒中身为“屯长”,但应当仍然是平民身份。
汉代普通人识字的例证,则有《史记·外戚世家》记载的窦少君故事。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字少君。窦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此后相继“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听说窦皇后新立,出身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于是“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以回忆分别时细节,得以证实身份。“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这位年幼时就被拐卖,身为奴隶,承担伐薪烧炭艰苦劳作且九死一生的窦少君,竟然是能够识字,可以“上书自陈”的。《史记·平准书》说,“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这位上书者也是从事“田牧”的平民。司马迁写道:“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他自称“少牧”即牧童出身。而《汉书·卜式传》的记录是“自小牧羊”。
汉代民间基础教育的普及,可以通过《四民月令》等文献提供的关于乡村“小学”的记录得以反映。乡村学校的学期设置往往避开农忙季节,又有“贫子冬日乃得学书”的说法,这一情形,或许是为了使当时的民间教育可以保证较高的入学率。
汉文帝时代少女缇萦直接上书皇帝的故事,是人们熟悉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乃随父西,上书曰”,《史记·孝文本纪》说“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汉书·刑法志》的说法相同。缇萦在长安上书,请别人代书的可能性不大。女子上书,更早有战国时期的史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括将得到统帅地位时,“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汉武帝的乳母曾经上书,事见《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述:“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宫廷中皇室亲族女子识字的史例,有《汉书·薛宣传》所见敬武长公主上书事,《汉书·外戚传下·中山卫姬》所见“卫后上书”事,《汉书·叙传上》所见“太后与上书”事,《后汉书·皇后纪上·章德窦皇后》所见“梁贵人姊嫕上书陈贵人枉殁之状”事,《后汉书·梁竦传》所见“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嫕上书自讼”事等。其他女子上书的史例,还有班昭上书请求准许班超回归(《后汉书·班超传》),以及《后汉书·党锢列传·岑晊》记录的“中常侍侯览使(张)汎妻上书讼其冤”故事等。班昭是著名才女。张汎“富贾”,“桓帝美人之外亲”,其妻也应当不是寻常女子。然而这些女子上书的情节,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识字者的比率,依然是有意义的。
与和亲史事有关的贵族女子识字的例子,有《汉书·常惠传》、《汉书·匈奴传上》、《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乌孙公主上书,《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解忧公主上书,《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冯夫人上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的“昭君上书求归”等。
居延汉简中关于西北边塞守备部队军人学习风习的资料,有蒙学书如《仓颉篇》、《急就章》等以及“九九表”的发现。数量颇多的习字简,是书写练习的遗存。军队基层组织关于戍卒日常劳作的记录《日迹簿》,关于武器装备的登记《守备器簿》,此外,粮食发放的记录、衣物存放的记录、个人债务的记录等等,应当多是出自普通军人之手。在基层烽燧承担后世称作“文书”的责任的士兵们,保留了书体精美的作品,今天的书法研究者仍然视为珍宝。而烽燧一般值勤人数不过三五人。这样的识字率,是惊人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张骞通西域之后,其随从吏卒多上书求使:“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是“卒”也可以上书的实例。《汉书·张骞传》说:“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史记》“吏卒”,此称“吏士”。然而下文依然说到“吏卒”:“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
《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以“卒”的身份“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这是与娄敬类似的经历。不过,朱买臣是具有学者的资质而承当“卒”的职任的,与一般的“卒”不同。然而普通的“卒”用文字发表意见的情形也是可以看到的。据《汉书·魏相传》,河南太守魏相得罪霍光,受到迫害,“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普通百姓上书是汉代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情形,《汉书·宣帝纪》载“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的诏书文字,可以说明这样的事实。《汉书·丙吉传》记载,汉宣帝亲政,“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就是社会下层人士识字足以上书的例证。《汉书·艺文志》引录汉代法律,说到“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职责:“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可见“民”上书的普遍。《汉书·王莽传上》的历史记录告诉我们,汉平帝元始五年(5)正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这些上书者中,应当有相当数量是普通百姓。
我们不能准确统计汉代社会识字者占有怎样的比率。但是许多事实告诉我们,由于民间教育的普及,这一比率是相当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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