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是根据曲波先生自己的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一问世，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同时也搬上京剧舞台，其中“智取威虎山”几段经典唱段唱词，很多人都会唱。
曲波是一位在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威望极高的人，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少数几个始终坚持业余创作而对文学有着巨大贡献的人。他在业余文学领域树起一面旗帜，也是业余文学工作者的骄傲。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之中。这部书使他声名远播，尽人皆知，而且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不少人都是读着曲波同志的《林海雪原》成长的。在当代中国的文坛，又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能有这样广泛的读者群，真是上至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下至不到十岁的小娃娃，说起《林海雪原》来，都是眉飞色舞，有声有色，这是对作家作品的最好的检验，是对作家作品的最高的评价。丁玲曾对曲波同志说过：“人民群众当中知道有个杨子荣，你的成绩很大呀！”曲波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讲：“我不是文学家，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名业余作者，我的工作是干工业的。”
的确，曲波没有几级或哪个层次级别的作家的辉煌头衔，曲波同志更不以作家自居。在战争年代，他扛枪打仗，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与土匪残余势力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两次负重伤；在和平时期，他参加建设，进工厂、造机车，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在工作之余，他拿起了笔，利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一切节假日，从事文学创作。他没有脱离人民，没有脱离生活，他创作出了如此辉煌的作品，他的价值不可能在某种仪式上去体现，那将是一笔丰富的宝贵财富，无论对我们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者都将受益无穷。
凡是读过《林海雪原》的人，不仅被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形象所震撼，也被团参谋长少剑波的形象所倾倒，少剑波的形象里有曲波个人的经历，更有人民解放军中这一类青年指挥官的原型。《林海雪原》正是曲波以深深的敬意，献给亲爱的读者，并怀念他的亲爱的战友之作。
曲波曾讲过：“这几年来，每到冬天，风刮雪落的季节，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想起那个难忘的1946年的冬天。”
“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我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是在工业战线度过的，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个半工作，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搞工业建设，半个是搞了业余文学写作。”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位艺术大师说的“二个半”的故事。侯宝林对子女说，“人这一辈子有二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要有本事，二是得有好身体。日本鬼子把你吊起来，说把本事和身体交出了，它拿得走吗。再有就是挣钱养家，钱挣得再多，临死时花完的一半是你的，剩下一半没花完的钱是别人的。”
曲波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一个典型的胶东人。当全国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年仅15岁，受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于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年少的曲波在八路军中出类拔萃，16岁便当上胶东军区13团的文化干事，17岁当上指导员。战争是艰苦的，也是残酷的。大小战争曲波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许多战友牺牲了，曲波也受了重伤，股动脉被打断，造成大出血，留下了终生残疾。不仅如此，党内斗争也相当残酷，1942年正当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之时，康生之流也横杀入山东我革命队伍，把我军队内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和党的模范指导员打成“托派”，大搞逼供信，许多抗日战士没有死在日寇的枪口下，却死在了党内这伙人的刀下。曲波也曾被打成“托派”，被审查、隔离、看守过，甚至遭受过严刑拷打、逼问。在逆境中，曲波坚守信仰，毫不动摇，终于被放出了监狱，平了反，摘掉了“托派”帽子。
日寇投降后，1946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调动数百万军队，向胶东解放区军民展开疯狂的进攻，更在北满收罗伪满官吏，警察宪兵，地主恶霸，盗寇惯匪，流氓烟鬼，组成数十万土匪武装。为了对付鲨鱼性、麻雀式的匪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曲波和他的战友们便承担了对付这些顽匪的艰巨的任务。
曲波24岁时，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伤还没好利落，便拄着双拐来到大连海军学院工作了。新中国成立后，曲波一直想搞工业建设，26岁便来到了铁路系统，开始在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担任副厂长、在齐齐哈尔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党委书记。之后又到了一机部担任第一设计分局副局长，一机部德阳第二重机厂副厂长，一机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后又调到铁道工业总局当副局长。从指挥打仗转到指挥建设，正像曲波讲的：“搞工业，有一套创造工程学。我是管机车车辆的，按当时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能源，到底用什么样的机车，机车的拖载量多大，铁路要怎样改造？脑子全用在这些地方了。”
在这个岗位上，曲波一干就是34年，一直到离休。听一位与曲波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说曲波经常深入基层，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叫他“小野马”。
他说：我只是个业余作者
比之某些专业作家，曲波也许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个业余作者”，但比起品德、修养、学识、胆量、智慧、勇气及其传世之作品，都让专业作家们惊叹不已和值得认真学习的了。
他常说：“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所谓业余创作，就是利用主业之外的一点儿剩余的零星时间靠毅力进行创作；通过作品的创作，人物的塑造，能给人民群众一点政治上的力量，思想上的安慰，精神上的鼓励，我就知足了。”于是他把自己完全溶于生活中，溶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他时刻把艺术家的胸怀、创作情感与生活紧紧地溶于一起，他既要站得高，看得远，又时刻要求自己，并在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非常普通的业余作者。
而《林海雪原》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也是长销书，五十年代印，六十年代印，八十、九十年代印，新世纪的第一年、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连续印了两版。在前几年的一个书市上，曲波看到一位老人转着书摊找《林海雪原》，他说买回去是给孙子、孙女看的。老人讲，《林海雪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都是真实的生活。听到这些，曲波非常高兴，但对于荣誉，作家的头衔，曲波却看到很淡。照样默默地做他的工业总局副局长的工作。几年后，曲波先后又悄悄完成了《山呼海啸》和《桥隆飙》两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但由于“左”的思想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直至1977年和1979年才得以出版。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曲波不仅又写出了人民大众喜欢的文学作品，还顶着林彪、“四人帮”及“左”的思潮的巨大压力，写出了这两部长篇小说，今天看来，更显得弥足珍贵。
曲波讲：“我乐意永远当一个业余作者，业余作者很光荣，业余作者照样能写出大作品。”他讲，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不是专业作家，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也不是专业作家，写《西游记》的吴承恩也不是专业作家，他们却都写出了传世之作。关键是对生活要有把握力、认知力和感受力。”
2002年6月27日，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著名作家曲波，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曲波1957年发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京剧，同时被译为越南、蒙古等国文字。
曲波的夫人刘波说，《林海雪原》出版时，是1957年9月。当时稿费分高低定额，人民文学出版社按高定额给他稿酬，他说他只是业余作者，按低定额吧。他是三届中国作协的理事，每次通知他去开会他都说工作忙不能去。私下说，我是业余作者，我不是文艺界的人，不去开会。
《林海雪原》出版后多次再版，许多老上级都跟他打招呼，要谦虚，不要乱花稿费等。他特别严谨。这本小说，我们国家出版大约有六百万册，没有准数。“文革”被打成毒草，没出过，“文革”结束后到1992年，许多省市都出版过，有的标了印数，有的没标印数，约有一百多万册。一分稿酬没有，一本样书没给。曲波说算了，不去追问。他过去稿费全捐了。
曲波和我都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当年他15岁，我14岁。1938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壮大武装，我们都是山东胶东半岛黄县(现龙口市)人，受到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日本投降后我们部队奉命挺进东北战场，到北满，牡丹江军区，当时主要任务是剿匪。1946年至1947年一年多基本剿灭了北满土匪，他在的二团，编入了当时的一纵队。辽沈战役中(1948年10月)他负了重伤，后在海军学校工作。1950年才转到地方上工作。我们一直是同时调动。
曲波剿匪一年多，在驻地休息的时间很少。他经常带队在深山密林、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活捉了座山雕，把他押在军区政治部保卫科。我曾经见过座山雕，他是一个70多岁的人，只让他浇花喂兔，后来死了。
我和曲波的年代，早已过去了，我们一生的人生观都是奉献，尽自己所能，不计得失，招之则来遣之则去，对工作，从来不讲价钱，叫干什么干什么，一心为国为民。虽然力量微薄，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落后”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挺顽固的。所以对改编的电视剧诸多的情节不能认同，而且觉得一些事是非颠倒，有的是不得其解。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不管正面的或是反面的就是历史，随意以当今的观念去否定历史，歪曲历史，颠倒历史，都是站不住的，是徒劳的。一部小说是反映过去年代的事情，不承认那个年代的一切是不可能的。以现代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去改造过去的历史上的作品，胡编乱改，说成是再创造，说成是去充实人物、改造人物，是胡闹，是现代文化、艺术上的歪风邪气。
曾经有人对《林海雪原》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大加改编，树立了“高大全”的样板，那是反映了改编者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也有人再对他们做“低小偏”的改编，或者别的什么改编，那也是反映了改编者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都已经与小说《林海雪原》没有什么关系了。曲波的这部小说已经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丝毫不会受到任何改编的影响，我确信这一点。
如果一定要问我对这部电视剧的看法，我首先要说，我相信无论是制片人也好，剧本改编者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剧组工作人员也好，都是喜爱《林海雪原》这部小说的，也都是满腔热忱要把这部连续剧拍好的。对这一点我也是坚信不移。至于电视剧的具体情节内容，我觉得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对中心人物杨子荣的处理我觉得有欠妥当。剧中的杨子荣油腔滑调，牢骚满腹，尽搞些小动作，还与添加的人物土匪之妻有感情瓜葛，这些我认为都是不必要的。小说《林海雪原》中只有两个人物用了真名实姓，这两人就是杨子荣和高波。杨子荣确有其人，他参加小分队时已是侦察排长，著名的侦察能手，并且在剿匪过程中荣获牡丹江军区战斗英雄、侦察英雄双料英雄，至今在解放军某部还有杨子荣排。我不是拿现实中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对号入座，只是认为在处理这样的人物时应该更慎重一些，更庄重一些。
对于槐花和老北风这两个人物，我也觉得可有可无，也可以说没有必要。因为除了一些感情的纠葛以外，他们对反映剧作的主旨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多么高尚的人格啊，曲波和刘波，您们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经典名著《林海雪原》曾被改变为同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还被江青和于会泳改编成“三突出”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您要问我百看不厌的是哪部作品，当然是原著小说《林海雪原》和电影《林海雪原》了。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这是30多年前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段对白。“痛!痛!痛!”“贴!贴!贴!”“早贴早轻松!”这是时下在电视上热播的一个“风湿骨通贴膏”的药品广告中的几句说唱词。
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位经历过人生浪尖和谷底的人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主人公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
塑造一代英雄杨子荣，是童祥苓京剧职业生涯中最为闪亮的部分，也为他带来宠辱交加的一生。
1935年，童祥苓生于天津。在他懂事时，大他13岁的四姐童芷苓早已是红透上海滩的头牌坤旦。为了培养这个童家最小的弟弟，姐姐不惜工本，为他广延名师。十几岁时，童祥苓便与二哥寿苓、姐姐芷苓、葆苓一起，令童家班扬名梨园。
解放后不久，童芷苓率童家班一起进入上海京剧院，童祥苓每月可以领到35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到童祥苓20岁出头时，他在圈里已颇有名气，但真正让他声名远扬的，却是《智取威虎山》的主人公杨子荣。
1964年，现代戏《智取威虎山》剧组到上海选演员，童祥苓经过考试和面试，最终被选中。凭借自己的天资、功底和勤奋，他出演的杨子荣得到了各方肯定。
1966年，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遭到抄家和批斗。而童祥苓当时正在北京演出，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写了封信给姐姐，让姐姐好好交代问题，并且说相信姐姐是个好人。不料，这几句话成了他为姐姐“翻案”的证据。
当时，童祥苓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脾气倔强的他甚至当面与张春桥争辩:“我说张书记呀，您说话好像没什么水平。你们说童芷苓是文化特务，可你们现在还在对她进行审查，并没有给她定案。没有定案，我给我姐姐翻什么案呢?”
童祥苓就这样埋下了祸根。没过多久，他得了一个“为文化特务童芷苓翻案”的罪名。在批斗会上，冤愤交加的童祥苓，晕倒在他演出过的舞台上。“解放时我才14岁，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集团，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我们怎么会是反革命?搞不懂!”
屈辱、委屈、愤怒、绝望，让天性乐观的童祥苓想到了自杀，幸亏妻子当时拉住了他，并对他说;“你自己应该清楚，什么事都想开点，你不为自己想，还得为孩子想。”童祥苓听从了妻子的劝告，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决定“为了家，一辈子屈辱地活着”。
1968年，因为要把《智取威虎山》拍成电影，杨子荣人选难以物色，童祥苓重新获得出演杨子荣的机会。当时在童祥苓看来，这不仅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创作机会，也是童家唯一可能“将功赎罪”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又让他被人看作是“江青旗下的样板团成员”而遭到误解和排斥。尽管如此，童祥苓还是咬牙坚持了两年，最终将电影完成。
由于被人误认为是江青的“嫡系”，童祥苓经常挨“整”。一次，他录“穿林海，跨雪原”一段，下午两点进棚，到夜里12点才出来，前后录了18遍;唱到后来实在唱不动了，童祥苓就开始给脖子上的声带肌肉注射，唱一会休息一会，最后几乎跪在地上。他对周围人说：“你们录多少次都不累啊，我已经不行了，我的生死就在你们各位手里。”等到这段录完后，童祥苓已是大汗淋漓，瘫倒在椅子上。
在北京录电影的两年，童祥苓在剧团内被人误解和挨整的同时，还不能回家和亲人来往。受姐姐童芷苓问题的牵连，他已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每日除了拍戏，还必须接受劳动改造。“早上起来吃完早点，两百人的碗筷要由我来洗干净。接着上班，上班回来吃中饭，吃完后两百人的碗筷又要洗完。洗完后又上班，晚饭吃完后两百人的碗筷还要洗，洗完了有时还要开会。”洗碗和拍戏成了童祥苓一辈子无法忘却的记忆。
1970年，京剧《智取威虎山》终于被拍摄成电影。童祥苓也回到上海，不久即被“搁置”起来，直到1976年。在这段时间里，尽管他几乎没再排过戏，但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放映，却使他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1976年，受尽折磨的姐姐童芷苓从牛棚里放了出来。虽然童祥苓因为在“文革”中演过样板戏，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的人物，但是童家班终于又能同台演出了。
童祥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因扮演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而名噪全国，张南云是梅兰芳先生的亲传女弟子，原名张兰云，毛泽东为其改名张南云。1956年，童祥苓和张南云由父母做主结婚。张南云在半个世纪的婚姻中，伴随丈夫的起落沉浮，始终不离不弃。在童祥苓反复进出“威虎山”的日子里，他的妻子张南云一直陪伴在身边。排练的时候送汤送饭，挨批斗的时候衣不解带地陪在身边；拍电影的时候，夫妻两人分开近两年，张南云独自拉扯两个孩子，担当起家庭。一个原本柔弱的女子在丈夫最困难的时候显示出了她的坚韧。
童祥苓和张南云是同年同月生的一对“金童玉女”，虽然如今有着秤不离砣的默契，当年却绝对是“包办婚姻”。结婚前，他们只在大连演出时见过一面，他们的结合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媒人”就是童祥苓的小姐姐童葆苓。张南云出生在大连，16岁就在鞍山京剧团挂头牌了，她一脑门子都是工作、学习，从没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那时演出任务很重，第一次见面，他也是刚下了戏就过来的。穿着双排扣的列宁装、大头皮鞋，一点也不帅，要是我以貌取人，可能就看不上了……反正我那时很害羞，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封建，手一直揣在口袋里，就怕他上来握手，赶紧远远地低头鞠了一躬。”
张南云的话没说完，童祥苓就赶紧说：“你是没看清，我都把你看清了，靓女啊，辫子到腰……后来有人给了我一张照片，我还想，照片没本人漂亮，留着没意思。”两个年轻人被单独搁在一个房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据张南云反映，基本都是童祥苓在说话），聊着聊着忽然停电了，保守的她第一反应就是害怕他“图谋不轨”，连声大喊“妈妈”，结果灯一亮，童祥苓发现他们中间忽然不声不响多坐了个人——张妈妈！
“当时把我吓了好大一跳！”他笑呵呵地说着。面对“警惕性极高”的张南云，童祥苓直到1956年结了婚，才牵到“靓女”的手。
因为分别在东北西北演出，夫妻两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见面。1958年，童祥苓跟团里打了个报告：“8个月没见了，我要去看我老婆。”趁着演出空闲就来到了长春。张南云演出散场从剧院出来，就看见童祥苓雇了辆马车在等她。上了车，思念心切的他就一把搂住妻子的腰，没想到她却身手利落地把他一推，正色道：“严肃点！”“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对她没魅力！你知道吗，1976年我在日本演出的时候，那些女观众尖叫啊，她们涌到台前掐了花盆里的花扔上来，戏唱完盆里就剩土了……”童老佯做叹息，换来张南云一顿数落：“都怪你老作弄我！当年结婚后，我老不好意思喊他的名字，就‘哎、哎’地叫他，他跟我说你就喊我的英文名字I Love You（我爱你）吧。我那时候哪懂啊，每天喊他I Love You……后来有天一个懂英语的人听了，笑得差点岔气，我才知道的……”
童祥苓与夫人同出梨园世家，又因志同道合成为一对舞台夫妻。童祥苓生于天津，长在北京，8岁启蒙学戏，专工老生武生，师从富连成科班的名师雷喜成、刘盛通、钱富川，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最终形成余马麒各派风格兼备，又独树一帜。童祥苓在家中排行老四，兄弟姐妹全部入行。长兄侠苓、寿苓工小生，姐芷苓工青衣。解放前家人组成的“苓社”在上海滩红极一时，而“童家班”中芷、祥二苓分挂头牌、二牌。解放后，童家班加入上海京剧院，成为新中国舞台上的文艺之家。
而张夫人原名“张兰云”，曾拜师京剧大师梅兰芳，专工青衣花旦。1956年经给梅兰芳先生拉琴的姐夫姜凤山保媒与童先生结婚。她曾获华东地区汇演一等奖，是上海京剧团的台柱子。想当年，她与丈夫联袂的拿手好戏《四郎探母》在国内外脍炙人口轰动一时。
说到张夫人的大名，还有段非同一般的来历：1959年，张夫人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毛主席在看过她的演出后，大为欣赏，为其改名为“张南云”，一直使用至今。当时，张夫人的名气一点也不逊色于童先生。可惜的是后来她的眼睛出了问题，时至“文革”前后，她的眼底病变导致几近失明。而此时，童老正在走红，演出特别多也特别累，当时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需要有个人来照顾，所以她自动退居二线，扶助丈夫，操持家务，成为一名“绿叶”式的幕后英雄。说到这段往事，张夫人虽然有些遗憾，但她说：“我们家一向是主次分明，当年我走红时，童先生力保我。后来他成了角，我就保他。回想起这一生来，我无怨无悔。”
此时童祥苓也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家，她是当家人，也是好家长。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事，就是能与她相识相交相伴一生啊。”
京剧《智取威虎山》取材于小说《林海雪原》。小说创作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搬上舞台，改编为京剧。童祥苓从一开始就扮演剧中主要人物扬子荣。毛主席1966年就看过此剧，后给予充分肯定，使之正式定稿。然而，不久后“文革”风暴袭来，上海京剧院当时成了“封资修”的“黑据点”，周信芳、童芷苓等一批老艺术家成了“反动权威”纷纷落难。童祥苓这个“黑尖子”也随后被赶下了舞台。
当时，自诩为“文革旗手”的江青贪天功为己有，把《智取威虎山》等八个现代剧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对童祥苓等老演员又拉又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童家人因为不肯卖身投靠，被江青几次点名批判、彻底打翻在地。
后来，为了宣传“文革”，展示江青的“成果”，《智》剧等八个样板戏要拍成电影向国内外推介。为了完成这一“政治任务”，当权者煞费苦心、竭尽全力，然而在选择“扬子荣”的演员上遇到了问题。他们在全国的“革命文艺战士”中选材，按“高大全”的标准，细心打造，逐个过目，然而，他们先后找来几十个人选都不能让江青满意，哪个也超不过童祥苓塑造的“杨子荣”。最后，还是江青发了话，“把那个童祥苓再用一用，让他带罪立功”。于是，童祥苓被“突击解放”。当时他从“牛棚”中出来，不管身体和戏功如何，三天就要重上舞台，一个月后就去拍电影。特别是当时的“组织谈话”可谓令人寻味：“你的问题不算完，要继续交代，戴罪立功。 ”当时对他的定性是“敌我矛盾”，所以“不能依靠，只能使用”。可这次拍样板戏电影终归来之不易，在当时的政治劫难中，这是童祥苓乃至童家唯一可能“赎罪”的机会。
在童家落难的时期，张夫人用她那柔心弱骨承担了过多的苦难。家产被抄，工资停发，储蓄被没收，这个曾经的富庶之家遇到了空前的生活困难。张夫人为了让一家老小吃上饭，穿上衣，拆东补西，历尽艰辛，几个月就白了头。这个期间，他家的子女也受到牵连，两个儿子被学校开除，大儿子还被红卫兵打断了腿，望着这对刚十来岁，身心却受严重摧残的孩子，张夫人悲痛欲绝情。此时，她更挂心的是丈夫的政治生命，为了不影响他排练，她对童祥苓只是报喜不报忧，对儿子的事始终守口如瓶。
在夫人的支持下，童祥苓出演杨子荣获得巨大成功，电影在全国上演后引起巨大的反响。然而，尽管“杨子荣”的剧照遍布全国，但其扮演者却命运不济，由于童祥苓不肯趋炎附势，电影一拍完，童先生又被打入冷宫，直到“文革”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童祥苓与许多老艺人一样获得了新生。京剧作为国粹又恢复上演。当时，童祥苓在舞台上相当活跃，其中在《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中，他前饰鲁肃，中演孔明，后扮关羽，一人同演三个人物，个性迥异、各具特色，一时在梨园行传为佳话。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需求和欣赏口味也在变化，京剧面临着多种新的文艺形式的冲击。而上海京剧院由于机制守旧，队伍庞大，也而临着生存与发展的考验。在京剧需要改革的呼声中，童祥苓顺应潮流，以一个老艺家的社会责任感，做出了一个惊世赅俗之举。1982年，他与上海京剧团院签定了承包合同，自己组团，自负盈亏，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引入竞争机制，大胆进行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力图走出一条在新的条件下促进京剧艺术的经营之道。然而，万事开头难，童祥苓在一无经验，二无资金的前提下“下海”，难免要喝上几口水，但是，他煞费苦心，知难而进，最后还是游过来了。一年后，他除完成承包费用，还为院里上交了8万元，团内每人既保了工资，又分到了1500元的奖金，这在当时引起了全院的震动。不过童祥苓为此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了完成投标，弥补亏空，大家每天要赶三场演出，而他与普通演员一样只拿每场1.5元的补助费。操心上火、积劳成疾，使他累吐了血，这场“承包试验”也不得不草草收场。
1994年，童先生在59岁时提前退休，个中原因令人扼腕——为了儿子的生计。童先生有两个儿子，“文革”中受父母牵连，丧失了上学的机会，成为闲滞街头的“小混混”。“文革”后他们进了街道工厂，当了普通工人。然而，在改革大潮中，他们所在的工厂倒闭，双双进入下岗失业者行列。由于没文凭，没技术，年龄又超过35岁，很长时间难于找到固定工作。
按一般人看来，依童祥苓的名气和市政协委员的地位，与谁说一声都不难找份工作。可童祥苓给儿子立的家规是“自食其力，靠劳动吃饭”。
1993年，58岁的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为了筹措本钱，童祥苓参加了各种演出。经过一年奋斗，终于凑够本钱，在上海的一条小马路边上，开了个能够摆放五张台子的小面馆。由于是小本经营，去除房租、水电和用人费用，忙乎一个月却所剩无几。在儿子开面馆的五年里，老夫妇天天到店里，一个洗菜，一个端盘子，只为了省去用人费用。那段时间，尽管他们不事张扬，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的老观众几十里外跑过来，专门为了看一眼“杨子荣”、到“扬子荣”小店吃上一碗面条。
有一次，童祥苓蹲在马路边洗碗，一个戏迷认出他后说：“童老师，您老辛苦了。”童祥苓朗声应答:“没关系，‘文化大革命’时咱洗碗洗惯了，有基本功。”还有人为昔日的心中偶像送花、送钱（被婉拒）。更为令老人感动的是，大家并没因“扬子荣”变成“店小二 ”而瞧不起他，而是送来了更为真诚的鼓励和问候：“靠诚实劳动挣钱，光明正大。你们身为名人，能这们做，让我们更加佩服。”回忆起这些往事，童老夫妇感慨地说：“是广大观众的支持，帮助我们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五年的租期过去，童家的小馆终于关门大吉。这段时间把老两口累得够呛不说，精神上的压力更大。许多老戏迷看到童老夫妇为生活所迫，放弃了本行，深感遗憾。而他们内心自责的是作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自己不能为这门国粹的复兴和繁荣做出贡献。于是，租期一到，老两口决定不能再干了。这时，一位喜欢京剧的民营企业老板找到童老，主动提出要给他的儿子安排一份工作，以便让老艺术家重新返行。这次，童老没再拒绝。接下来，童老的大儿子成为这个公司的一名天天要值夜班、看守大门的保安员。从此，每当向人们提起儿子的这份“工作”，老夫妇总是特别满足地说，“他有工作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他们还勉励儿子，“要好好工作，对得起那些关心你的好人。”至于另一个儿子的工作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老夫妇依然不去求人，遇到有人问起，他们就故作轻松地说，“实在找不到工作，父子就相依为命吧，反正我们老了也得有人来照顾。”
从人品来论，童祥苓从来对于金钱看得很淡。上世纪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夫妇两个主动要求组织，从即日起每人每月工资扣除三分之一上交国家，这样每月就少收入2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现在，老夫妇的退休金每月虽说有5000元，但这在上海机关事业单位、特别是在文艺界高级知识分子中是较低的。从开销上说，这些钱还要管自己和儿子三个家庭的生计，绝对是不宽裕了。两老夫妇年高多病，看病也要花费不少钱。所以，他们往往是入不敷出。当有人为他们抱不平，拿他们与当今艺术团体中一些暴发的“新星”攀比时，他们绝无一点报怨，还主动将自己与那些城市下岗工人、贫困山区农民相比，与已故的《智》剧剧组中的“少剑波”、“李勇奇”相比。“知足常乐”是他们的口头蝉，他们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特别是每逢走在街上，被人们认出来，投以敬慕的笑脸：在外地演出，观众对“扬子荣 ”的那种由衷的热情，都让童先生感动不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名演员塑造的艺术形象，事隔几十年了，观众还能将其记在心上，就凭这一条，我就非常知足了。”
不过，童祥苓家中的难题中，惟有一个是靠高姿态不能解决的，这就是“看病”。老两口年老体弱，多病緾身，特别是他承包剧团落下胃出血的病根后，每月要花去不少钱。当时，一些好药多是自费，如果是高级职称就可以享受有关优惠待遇。可是童老夫妇作为一代京剧名师，这几年戏演了不少，可没有机会晋升职称。在当前体制下，医院就认这个高级职称者所发的“专家医疗证”，童老夫妇不够级别就不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后来，童祥苓想起时一次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曾对他说过“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就硬着头皮给朱市长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后，童祥苓心里挺不是滋味，为个人的事向组织开口，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违反了他一向不求人的作风。再说朱市长那么忙，为这点私事打扰他真是不好意思。可是，事过没几天，朱市长就回信了，他责成有关部门根据童老夫妇的实际情况，按国家破格条款给予落实，最终打破学历和论文的死条文，为他们夫妇解决了高级职称问题，也就解决了他们最犯难最迫切的看病问题。
如今闲赋在家的童祥苓夫妇，并没被社会遗忘。不时有人邀请他参加一些演出或者排广告。童祥苓对这些活动有个原则：“先要问清来路，对那些“走穴”式的演出活动和虚假广告一律推辞掉。”不久前，他接了一个，为了查验药品功效，他先试用后才同意做。“我到晚年了，更要对自己负责，不能为几个钱糟蹋了自己。”
现在，童祥苓依然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除了受邀演出，剩余时间就是照顾前几年患眼疾的妻子。童祥苓和妻子居住在上海长宁区一套170平米的寓所里。这是他为了让妻子“过上安逸舒适的晚年”，倾尽毕生积蓄买来的。在他们的客厅里，悬挂的杨子荣剧照和童祥苓与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记录着童祥苓此生最引以为豪的时刻。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是根据曲波先生自己的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一问世，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同时也搬上京剧舞台，其中“智取威虎山”几段经典唱段唱词，很多人都会唱。
曲波是一位在人们心目中德高望重、威望极高的人，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少数几个始终坚持业余创作而对文学有着巨大贡献的人。他在业余文学领域树起一面旗帜，也是业余文学工作者的骄傲。这一切都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之中。这部书使他声名远播，尽人皆知，而且鼓舞、教育了几代人，不少人都是读着曲波同志的《林海雪原》成长的。在当代中国的文坛，又有哪一位作家的作品能有这样广泛的读者群，真是上至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下至不到十岁的小娃娃，说起《林海雪原》来，都是眉飞色舞，有声有色，这是对作家作品的最好的检验，是对作家作品的最高的评价。丁玲曾对曲波同志说过：“人民群众当中知道有个杨子荣，你的成绩很大呀！”曲波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讲：“我不是文学家，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名业余作者，我的工作是干工业的。”
的确，曲波没有几级或哪个层次级别的作家的辉煌头衔，曲波同志更不以作家自居。在战争年代，他扛枪打仗，与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与土匪残余势力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两次负重伤；在和平时期，他参加建设，进工厂、造机车，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新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在工作之余，他拿起了笔，利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和一切节假日，从事文学创作。他没有脱离人民，没有脱离生活，他创作出了如此辉煌的作品，他的价值不可能在某种仪式上去体现，那将是一笔丰富的宝贵财富，无论对我们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者都将受益无穷。
凡是读过《林海雪原》的人，不仅被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形象所震撼，也被团参谋长少剑波的形象所倾倒，少剑波的形象里有曲波个人的经历，更有人民解放军中这一类青年指挥官的原型。《林海雪原》正是曲波以深深的敬意，献给亲爱的读者，并怀念他的亲爱的战友之作。
曲波曾讲过：“这几年来，每到冬天，风刮雪落的季节，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想起那个难忘的1946年的冬天。”
“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我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是在工业战线度过的，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个半工作，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搞工业建设，半个是搞了业余文学写作。”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位艺术大师说的“二个半”的故事。侯宝林对子女说，“人这一辈子有二件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一是要有本事，二是得有好身体。日本鬼子把你吊起来，说把本事和身体交出了，它拿得走吗。再有就是挣钱养家，钱挣得再多，临死时花完的一半是你的，剩下一半没花完的钱是别人的。”
曲波是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一个典型的胶东人。当全国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起来的时候，他年仅15岁，受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于1938年参加了八路军。年少的曲波在八路军中出类拔萃，16岁便当上胶东军区13团的文化干事，17岁当上指导员。战争是艰苦的，也是残酷的。大小战争曲波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许多战友牺牲了，曲波也受了重伤，股动脉被打断，造成大出血，留下了终生残疾。不仅如此，党内斗争也相当残酷，1942年正当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之时，康生之流也横杀入山东我革命队伍，把我军队内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和党的模范指导员打成“托派”，大搞逼供信，许多抗日战士没有死在日寇的枪口下，却死在了党内这伙人的刀下。曲波也曾被打成“托派”，被审查、隔离、看守过，甚至遭受过严刑拷打、逼问。在逆境中，曲波坚守信仰，毫不动摇，终于被放出了监狱，平了反，摘掉了“托派”帽子。
日寇投降后，1946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调动数百万军队，向胶东解放区军民展开疯狂的进攻，更在北满收罗伪满官吏，警察宪兵，地主恶霸，盗寇惯匪，流氓烟鬼，组成数十万土匪武装。为了对付鲨鱼性、麻雀式的匪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曲波和他的战友们便承担了对付这些顽匪的艰巨的任务。
曲波24岁时，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伤还没好利落，便拄着双拐来到大连海军学院工作了。新中国成立后，曲波一直想搞工业建设，26岁便来到了铁路系统，开始在沈阳皇姑屯机车车辆厂担任副厂长、在齐齐哈尔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党委书记。之后又到了一机部担任第一设计分局副局长，一机部德阳第二重机厂副厂长，一机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后又调到铁道工业总局当副局长。从指挥打仗转到指挥建设，正像曲波讲的：“搞工业，有一套创造工程学。我是管机车车辆的，按当时中国的情况、中国的能源，到底用什么样的机车，机车的拖载量多大，铁路要怎样改造？脑子全用在这些地方了。”
在这个岗位上，曲波一干就是34年，一直到离休。听一位与曲波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说曲波经常深入基层，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叫他“小野马”。
他说：我只是个业余作者
比之某些专业作家，曲波也许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个业余作者”，但比起品德、修养、学识、胆量、智慧、勇气及其传世之作品，都让专业作家们惊叹不已和值得认真学习的了。
他常说：“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所谓业余创作，就是利用主业之外的一点儿剩余的零星时间靠毅力进行创作；通过作品的创作，人物的塑造，能给人民群众一点政治上的力量，思想上的安慰，精神上的鼓励，我就知足了。”于是他把自己完全溶于生活中，溶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他时刻把艺术家的胸怀、创作情感与生活紧紧地溶于一起，他既要站得高，看得远，又时刻要求自己，并在内心深处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非常普通的业余作者。
而《林海雪原》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也是长销书，五十年代印，六十年代印，八十、九十年代印，新世纪的第一年、第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连续印了两版。在前几年的一个书市上，曲波看到一位老人转着书摊找《林海雪原》，他说买回去是给孙子、孙女看的。老人讲，《林海雪原》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都是真实的生活。听到这些，曲波非常高兴，但对于荣誉，作家的头衔，曲波却看到很淡。照样默默地做他的工业总局副局长的工作。几年后，曲波先后又悄悄完成了《山呼海啸》和《桥隆飙》两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但由于“左”的思想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直至1977年和1979年才得以出版。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曲波不仅又写出了人民大众喜欢的文学作品，还顶着林彪、“四人帮”及“左”的思潮的巨大压力，写出了这两部长篇小说，今天看来，更显得弥足珍贵。
曲波讲：“我乐意永远当一个业余作者，业余作者很光荣，业余作者照样能写出大作品。”他讲，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不是专业作家，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也不是专业作家，写《西游记》的吴承恩也不是专业作家，他们却都写出了传世之作。关键是对生活要有把握力、认知力和感受力。”
2002年6月27日，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著名作家曲波，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曲波1957年发表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京剧，同时被译为越南、蒙古等国文字。
曲波的夫人刘波说，《林海雪原》出版时，是1957年9月。当时稿费分高低定额，人民文学出版社按高定额给他稿酬，他说他只是业余作者，按低定额吧。他是三届中国作协的理事，每次通知他去开会他都说工作忙不能去。私下说，我是业余作者，我不是文艺界的人，不去开会。
《林海雪原》出版后多次再版，许多老上级都跟他打招呼，要谦虚，不要乱花稿费等。他特别严谨。这本小说，我们国家出版大约有六百万册，没有准数。“文革”被打成毒草，没出过，“文革”结束后到1992年，许多省市都出版过，有的标了印数，有的没标印数，约有一百多万册。一分稿酬没有，一本样书没给。曲波说算了，不去追问。他过去稿费全捐了。
曲波和我都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当年他15岁，我14岁。1938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壮大武装，我们都是山东胶东半岛黄县(现龙口市)人，受到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日本投降后我们部队奉命挺进东北战场，到北满，牡丹江军区，当时主要任务是剿匪。1946年至1947年一年多基本剿灭了北满土匪，他在的二团，编入了当时的一纵队。辽沈战役中(1948年10月)他负了重伤，后在海军学校工作。1950年才转到地方上工作。我们一直是同时调动。
曲波剿匪一年多，在驻地休息的时间很少。他经常带队在深山密林、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活捉了座山雕，把他押在军区政治部保卫科。我曾经见过座山雕，他是一个70多岁的人，只让他浇花喂兔，后来死了。
我和曲波的年代，早已过去了，我们一生的人生观都是奉献，尽自己所能，不计得失，招之则来遣之则去，对工作，从来不讲价钱，叫干什么干什么，一心为国为民。虽然力量微薄，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落后”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挺顽固的。所以对改编的电视剧诸多的情节不能认同，而且觉得一些事是非颠倒，有的是不得其解。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不管正面的或是反面的就是历史，随意以当今的观念去否定历史，歪曲历史，颠倒历史，都是站不住的，是徒劳的。一部小说是反映过去年代的事情，不承认那个年代的一切是不可能的。以现代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去改造过去的历史上的作品，胡编乱改，说成是再创造，说成是去充实人物、改造人物，是胡闹，是现代文化、艺术上的歪风邪气。
曾经有人对《林海雪原》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大加改编，树立了“高大全”的样板，那是反映了改编者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也有人再对他们做“低小偏”的改编，或者别的什么改编，那也是反映了改编者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都已经与小说《林海雪原》没有什么关系了。曲波的这部小说已经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它丝毫不会受到任何改编的影响，我确信这一点。
如果一定要问我对这部电视剧的看法，我首先要说，我相信无论是制片人也好，剧本改编者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剧组工作人员也好，都是喜爱《林海雪原》这部小说的，也都是满腔热忱要把这部连续剧拍好的。对这一点我也是坚信不移。至于电视剧的具体情节内容，我觉得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对中心人物杨子荣的处理我觉得有欠妥当。剧中的杨子荣油腔滑调，牢骚满腹，尽搞些小动作，还与添加的人物土匪之妻有感情瓜葛，这些我认为都是不必要的。小说《林海雪原》中只有两个人物用了真名实姓，这两人就是杨子荣和高波。杨子荣确有其人，他参加小分队时已是侦察排长，著名的侦察能手，并且在剿匪过程中荣获牡丹江军区战斗英雄、侦察英雄双料英雄，至今在解放军某部还有杨子荣排。我不是拿现实中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对号入座，只是认为在处理这样的人物时应该更慎重一些，更庄重一些。
对于槐花和老北风这两个人物，我也觉得可有可无，也可以说没有必要。因为除了一些感情的纠葛以外，他们对反映剧作的主旨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多么高尚的人格啊，曲波和刘波，您们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经典名著《林海雪原》曾被改变为同名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还被江青和于会泳改编成“三突出”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您要问我百看不厌的是哪部作品，当然是原著小说《林海雪原》和电影《林海雪原》了。
“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这是30多年前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一段对白。“痛!痛!痛!”“贴!贴!贴!”“早贴早轻松!”这是时下在电视上热播的一个“风湿骨通贴膏”的药品广告中的几句说唱词。
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位经历过人生浪尖和谷底的人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主人公杨子荣的扮演者童祥苓。
塑造一代英雄杨子荣，是童祥苓京剧职业生涯中最为闪亮的部分，也为他带来宠辱交加的一生。
1935年，童祥苓生于天津。在他懂事时，大他13岁的四姐童芷苓早已是红透上海滩的头牌坤旦。为了培养这个童家最小的弟弟，姐姐不惜工本，为他广延名师。十几岁时，童祥苓便与二哥寿苓、姐姐芷苓、葆苓一起，令童家班扬名梨园。
解放后不久，童芷苓率童家班一起进入上海京剧院，童祥苓每月可以领到35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到童祥苓20岁出头时，他在圈里已颇有名气，但真正让他声名远扬的，却是《智取威虎山》的主人公杨子荣。
1964年，现代戏《智取威虎山》剧组到上海选演员，童祥苓经过考试和面试，最终被选中。凭借自己的天资、功底和勤奋，他出演的杨子荣得到了各方肯定。
1966年，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遭到抄家和批斗。而童祥苓当时正在北京演出，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写了封信给姐姐，让姐姐好好交代问题，并且说相信姐姐是个好人。不料，这几句话成了他为姐姐“翻案”的证据。
当时，童祥苓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脾气倔强的他甚至当面与张春桥争辩:“我说张书记呀，您说话好像没什么水平。你们说童芷苓是文化特务，可你们现在还在对她进行审查，并没有给她定案。没有定案，我给我姐姐翻什么案呢?”
童祥苓就这样埋下了祸根。没过多久，他得了一个“为文化特务童芷苓翻案”的罪名。在批斗会上，冤愤交加的童祥苓，晕倒在他演出过的舞台上。“解放时我才14岁，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集团，还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我们怎么会是反革命?搞不懂!”
屈辱、委屈、愤怒、绝望，让天性乐观的童祥苓想到了自杀，幸亏妻子当时拉住了他，并对他说;“你自己应该清楚，什么事都想开点，你不为自己想，还得为孩子想。”童祥苓听从了妻子的劝告，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决定“为了家，一辈子屈辱地活着”。
1968年，因为要把《智取威虎山》拍成电影，杨子荣人选难以物色，童祥苓重新获得出演杨子荣的机会。当时在童祥苓看来，这不仅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创作机会，也是童家唯一可能“将功赎罪”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又让他被人看作是“江青旗下的样板团成员”而遭到误解和排斥。尽管如此，童祥苓还是咬牙坚持了两年，最终将电影完成。
由于被人误认为是江青的“嫡系”，童祥苓经常挨“整”。一次，他录“穿林海，跨雪原”一段，下午两点进棚，到夜里12点才出来，前后录了18遍;唱到后来实在唱不动了，童祥苓就开始给脖子上的声带肌肉注射，唱一会休息一会，最后几乎跪在地上。他对周围人说：“你们录多少次都不累啊，我已经不行了，我的生死就在你们各位手里。”等到这段录完后，童祥苓已是大汗淋漓，瘫倒在椅子上。
在北京录电影的两年，童祥苓在剧团内被人误解和挨整的同时，还不能回家和亲人来往。受姐姐童芷苓问题的牵连，他已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每日除了拍戏，还必须接受劳动改造。“早上起来吃完早点，两百人的碗筷要由我来洗干净。接着上班，上班回来吃中饭，吃完后两百人的碗筷又要洗完。洗完后又上班，晚饭吃完后两百人的碗筷还要洗，洗完了有时还要开会。”洗碗和拍戏成了童祥苓一辈子无法忘却的记忆。
1970年，京剧《智取威虎山》终于被拍摄成电影。童祥苓也回到上海，不久即被“搁置”起来，直到1976年。在这段时间里，尽管他几乎没再排过戏，但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放映，却使他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1976年，受尽折磨的姐姐童芷苓从牛棚里放了出来。虽然童祥苓因为在“文革”中演过样板戏，成了说不清道不白的人物，但是童家班终于又能同台演出了。
童祥苓在上个世纪60年代因扮演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而名噪全国，张南云是梅兰芳先生的亲传女弟子，原名张兰云，毛泽东为其改名张南云。1956年，童祥苓和张南云由父母做主结婚。张南云在半个世纪的婚姻中，伴随丈夫的起落沉浮，始终不离不弃。在童祥苓反复进出“威虎山”的日子里，他的妻子张南云一直陪伴在身边。排练的时候送汤送饭，挨批斗的时候衣不解带地陪在身边；拍电影的时候，夫妻两人分开近两年，张南云独自拉扯两个孩子，担当起家庭。一个原本柔弱的女子在丈夫最困难的时候显示出了她的坚韧。
童祥苓和张南云是同年同月生的一对“金童玉女”，虽然如今有着秤不离砣的默契，当年却绝对是“包办婚姻”。结婚前，他们只在大连演出时见过一面，他们的结合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媒人”就是童祥苓的小姐姐童葆苓。张南云出生在大连，16岁就在鞍山京剧团挂头牌了，她一脑门子都是工作、学习，从没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那时演出任务很重，第一次见面，他也是刚下了戏就过来的。穿着双排扣的列宁装、大头皮鞋，一点也不帅，要是我以貌取人，可能就看不上了……反正我那时很害羞，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封建，手一直揣在口袋里，就怕他上来握手，赶紧远远地低头鞠了一躬。”
张南云的话没说完，童祥苓就赶紧说：“你是没看清，我都把你看清了，靓女啊，辫子到腰……后来有人给了我一张照片，我还想，照片没本人漂亮，留着没意思。”两个年轻人被单独搁在一个房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据张南云反映，基本都是童祥苓在说话），聊着聊着忽然停电了，保守的她第一反应就是害怕他“图谋不轨”，连声大喊“妈妈”，结果灯一亮，童祥苓发现他们中间忽然不声不响多坐了个人——张妈妈！
“当时把我吓了好大一跳！”他笑呵呵地说着。面对“警惕性极高”的张南云，童祥苓直到1956年结了婚，才牵到“靓女”的手。
因为分别在东北西北演出，夫妻两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见面。1958年，童祥苓跟团里打了个报告：“8个月没见了，我要去看我老婆。”趁着演出空闲就来到了长春。张南云演出散场从剧院出来，就看见童祥苓雇了辆马车在等她。上了车，思念心切的他就一把搂住妻子的腰，没想到她却身手利落地把他一推，正色道：“严肃点！”“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对她没魅力！你知道吗，1976年我在日本演出的时候，那些女观众尖叫啊，她们涌到台前掐了花盆里的花扔上来，戏唱完盆里就剩土了……”童老佯做叹息，换来张南云一顿数落：“都怪你老作弄我！当年结婚后，我老不好意思喊他的名字，就‘哎、哎’地叫他，他跟我说你就喊我的英文名字I Love You（我爱你）吧。我那时候哪懂啊，每天喊他I Love You……后来有天一个懂英语的人听了，笑得差点岔气，我才知道的……”
童祥苓与夫人同出梨园世家，又因志同道合成为一对舞台夫妻。童祥苓生于天津，长在北京，8岁启蒙学戏，专工老生武生，师从富连成科班的名师雷喜成、刘盛通、钱富川，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最终形成余马麒各派风格兼备，又独树一帜。童祥苓在家中排行老四，兄弟姐妹全部入行。长兄侠苓、寿苓工小生，姐芷苓工青衣。解放前家人组成的“苓社”在上海滩红极一时，而“童家班”中芷、祥二苓分挂头牌、二牌。解放后，童家班加入上海京剧院，成为新中国舞台上的文艺之家。
而张夫人原名“张兰云”，曾拜师京剧大师梅兰芳，专工青衣花旦。1956年经给梅兰芳先生拉琴的姐夫姜凤山保媒与童先生结婚。她曾获华东地区汇演一等奖，是上海京剧团的台柱子。想当年，她与丈夫联袂的拿手好戏《四郎探母》在国内外脍炙人口轰动一时。
说到张夫人的大名，还有段非同一般的来历：1959年，张夫人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首长演出，毛主席在看过她的演出后，大为欣赏，为其改名为“张南云”，一直使用至今。当时，张夫人的名气一点也不逊色于童先生。可惜的是后来她的眼睛出了问题，时至“文革”前后，她的眼底病变导致几近失明。而此时，童老正在走红，演出特别多也特别累，当时家中上有老，下有小，需要有个人来照顾，所以她自动退居二线，扶助丈夫，操持家务，成为一名“绿叶”式的幕后英雄。说到这段往事，张夫人虽然有些遗憾，但她说：“我们家一向是主次分明，当年我走红时，童先生力保我。后来他成了角，我就保他。回想起这一生来，我无怨无悔。”
此时童祥苓也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个家，她是当家人，也是好家长。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事，就是能与她相识相交相伴一生啊。”
京剧《智取威虎山》取材于小说《林海雪原》。小说创作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搬上舞台，改编为京剧。童祥苓从一开始就扮演剧中主要人物扬子荣。毛主席1966年就看过此剧，后给予充分肯定，使之正式定稿。然而，不久后“文革”风暴袭来，上海京剧院当时成了“封资修”的“黑据点”，周信芳、童芷苓等一批老艺术家成了“反动权威”纷纷落难。童祥苓这个“黑尖子”也随后被赶下了舞台。
当时，自诩为“文革旗手”的江青贪天功为己有，把《智取威虎山》等八个现代剧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对童祥苓等老演员又拉又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童家人因为不肯卖身投靠，被江青几次点名批判、彻底打翻在地。
后来，为了宣传“文革”，展示江青的“成果”，《智》剧等八个样板戏要拍成电影向国内外推介。为了完成这一“政治任务”，当权者煞费苦心、竭尽全力，然而在选择“扬子荣”的演员上遇到了问题。他们在全国的“革命文艺战士”中选材，按“高大全”的标准，细心打造，逐个过目，然而，他们先后找来几十个人选都不能让江青满意，哪个也超不过童祥苓塑造的“杨子荣”。最后，还是江青发了话，“把那个童祥苓再用一用，让他带罪立功”。于是，童祥苓被“突击解放”。当时他从“牛棚”中出来，不管身体和戏功如何，三天就要重上舞台，一个月后就去拍电影。特别是当时的“组织谈话”可谓令人寻味：“你的问题不算完，要继续交代，戴罪立功。 ”当时对他的定性是“敌我矛盾”，所以“不能依靠，只能使用”。可这次拍样板戏电影终归来之不易，在当时的政治劫难中，这是童祥苓乃至童家唯一可能“赎罪”的机会。
在童家落难的时期，张夫人用她那柔心弱骨承担了过多的苦难。家产被抄，工资停发，储蓄被没收，这个曾经的富庶之家遇到了空前的生活困难。张夫人为了让一家老小吃上饭，穿上衣，拆东补西，历尽艰辛，几个月就白了头。这个期间，他家的子女也受到牵连，两个儿子被学校开除，大儿子还被红卫兵打断了腿，望着这对刚十来岁，身心却受严重摧残的孩子，张夫人悲痛欲绝情。此时，她更挂心的是丈夫的政治生命，为了不影响他排练，她对童祥苓只是报喜不报忧，对儿子的事始终守口如瓶。
在夫人的支持下，童祥苓出演杨子荣获得巨大成功，电影在全国上演后引起巨大的反响。然而，尽管“杨子荣”的剧照遍布全国，但其扮演者却命运不济，由于童祥苓不肯趋炎附势，电影一拍完，童先生又被打入冷宫，直到“文革”结束。
粉碎“四人帮”后，童祥苓与许多老艺人一样获得了新生。京剧作为国粹又恢复上演。当时，童祥苓在舞台上相当活跃，其中在《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中，他前饰鲁肃，中演孔明，后扮关羽，一人同演三个人物，个性迥异、各具特色，一时在梨园行传为佳话。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需求和欣赏口味也在变化，京剧面临着多种新的文艺形式的冲击。而上海京剧院由于机制守旧，队伍庞大，也而临着生存与发展的考验。在京剧需要改革的呼声中，童祥苓顺应潮流，以一个老艺家的社会责任感，做出了一个惊世赅俗之举。1982年，他与上海京剧团院签定了承包合同，自己组团，自负盈亏，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引入竞争机制，大胆进行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力图走出一条在新的条件下促进京剧艺术的经营之道。然而，万事开头难，童祥苓在一无经验，二无资金的前提下“下海”，难免要喝上几口水，但是，他煞费苦心，知难而进，最后还是游过来了。一年后，他除完成承包费用，还为院里上交了8万元，团内每人既保了工资，又分到了1500元的奖金，这在当时引起了全院的震动。不过童祥苓为此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了完成投标，弥补亏空，大家每天要赶三场演出，而他与普通演员一样只拿每场1.5元的补助费。操心上火、积劳成疾，使他累吐了血，这场“承包试验”也不得不草草收场。
1994年，童先生在59岁时提前退休，个中原因令人扼腕——为了儿子的生计。童先生有两个儿子，“文革”中受父母牵连，丧失了上学的机会，成为闲滞街头的“小混混”。“文革”后他们进了街道工厂，当了普通工人。然而，在改革大潮中，他们所在的工厂倒闭，双双进入下岗失业者行列。由于没文凭，没技术，年龄又超过35岁，很长时间难于找到固定工作。
按一般人看来，依童祥苓的名气和市政协委员的地位，与谁说一声都不难找份工作。可童祥苓给儿子立的家规是“自食其力，靠劳动吃饭”。
1993年，58岁的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为了筹措本钱，童祥苓参加了各种演出。经过一年奋斗，终于凑够本钱，在上海的一条小马路边上，开了个能够摆放五张台子的小面馆。由于是小本经营，去除房租、水电和用人费用，忙乎一个月却所剩无几。在儿子开面馆的五年里，老夫妇天天到店里，一个洗菜，一个端盘子，只为了省去用人费用。那段时间，尽管他们不事张扬，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的老观众几十里外跑过来，专门为了看一眼“杨子荣”、到“扬子荣”小店吃上一碗面条。
有一次，童祥苓蹲在马路边洗碗，一个戏迷认出他后说：“童老师，您老辛苦了。”童祥苓朗声应答:“没关系，‘文化大革命’时咱洗碗洗惯了，有基本功。”还有人为昔日的心中偶像送花、送钱（被婉拒）。更为令老人感动的是，大家并没因“扬子荣”变成“店小二 ”而瞧不起他，而是送来了更为真诚的鼓励和问候：“靠诚实劳动挣钱，光明正大。你们身为名人，能这们做，让我们更加佩服。”回忆起这些往事，童老夫妇感慨地说：“是广大观众的支持，帮助我们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五年的租期过去，童家的小馆终于关门大吉。这段时间把老两口累得够呛不说，精神上的压力更大。许多老戏迷看到童老夫妇为生活所迫，放弃了本行，深感遗憾。而他们内心自责的是作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自己不能为这门国粹的复兴和繁荣做出贡献。于是，租期一到，老两口决定不能再干了。这时，一位喜欢京剧的民营企业老板找到童老，主动提出要给他的儿子安排一份工作，以便让老艺术家重新返行。这次，童老没再拒绝。接下来，童老的大儿子成为这个公司的一名天天要值夜班、看守大门的保安员。从此，每当向人们提起儿子的这份“工作”，老夫妇总是特别满足地说，“他有工作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他们还勉励儿子，“要好好工作，对得起那些关心你的好人。”至于另一个儿子的工作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老夫妇依然不去求人，遇到有人问起，他们就故作轻松地说，“实在找不到工作，父子就相依为命吧，反正我们老了也得有人来照顾。”
从人品来论，童祥苓从来对于金钱看得很淡。上世纪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夫妇两个主动要求组织，从即日起每人每月工资扣除三分之一上交国家，这样每月就少收入2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现在，老夫妇的退休金每月虽说有5000元，但这在上海机关事业单位、特别是在文艺界高级知识分子中是较低的。从开销上说，这些钱还要管自己和儿子三个家庭的生计，绝对是不宽裕了。两老夫妇年高多病，看病也要花费不少钱。所以，他们往往是入不敷出。当有人为他们抱不平，拿他们与当今艺术团体中一些暴发的“新星”攀比时，他们绝无一点报怨，还主动将自己与那些城市下岗工人、贫困山区农民相比，与已故的《智》剧剧组中的“少剑波”、“李勇奇”相比。“知足常乐”是他们的口头蝉，他们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满足，特别是每逢走在街上，被人们认出来，投以敬慕的笑脸：在外地演出，观众对“扬子荣 ”的那种由衷的热情，都让童先生感动不已。“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名演员塑造的艺术形象，事隔几十年了，观众还能将其记在心上，就凭这一条，我就非常知足了。”
不过，童祥苓家中的难题中，惟有一个是靠高姿态不能解决的，这就是“看病”。老两口年老体弱，多病緾身，特别是他承包剧团落下胃出血的病根后，每月要花去不少钱。当时，一些好药多是自费，如果是高级职称就可以享受有关优惠待遇。可是童老夫妇作为一代京剧名师，这几年戏演了不少，可没有机会晋升职称。在当前体制下，医院就认这个高级职称者所发的“专家医疗证”，童老夫妇不够级别就不能得到更好的治疗。后来，童祥苓想起时一次会议上，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曾对他说过“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就硬着头皮给朱市长写了一封信。信寄出后，童祥苓心里挺不是滋味，为个人的事向组织开口，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违反了他一向不求人的作风。再说朱市长那么忙，为这点私事打扰他真是不好意思。可是，事过没几天，朱市长就回信了，他责成有关部门根据童老夫妇的实际情况，按国家破格条款给予落实，最终打破学历和论文的死条文，为他们夫妇解决了高级职称问题，也就解决了他们最犯难最迫切的看病问题。
如今闲赋在家的童祥苓夫妇，并没被社会遗忘。不时有人邀请他参加一些演出或者排广告。童祥苓对这些活动有个原则：“先要问清来路，对那些“走穴”式的演出活动和虚假广告一律推辞掉。”不久前，他接了一个，为了查验药品功效，他先试用后才同意做。“我到晚年了，更要对自己负责，不能为几个钱糟蹋了自己。”
现在，童祥苓依然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除了受邀演出，剩余时间就是照顾前几年患眼疾的妻子。童祥苓和妻子居住在上海长宁区一套170平米的寓所里。这是他为了让妻子“过上安逸舒适的晚年”，倾尽毕生积蓄买来的。在他们的客厅里，悬挂的杨子荣剧照和童祥苓与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记录着童祥苓此生最引以为豪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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