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

　　我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夫人的日记和回忆录》，这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外国作家传记丛书”之一，其中记载了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生平轶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少年始就酷嗜文学。从彼得堡的军事工程院毕业后，仅在工程局绘图室呆了一年，就辞职去进行文学创作。他写出了处女作《穷人》，然后送给一个朋友看。那朋友就住在诗人涅克拉索夫家里，当天晚上，他的朋友与涅克拉索夫就拿了这部稿子读了起来，越读越有兴趣，两人索性轮流朗读，整整朗读了一夜。凌晨四点，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涅克拉索夫拉着那位朋友，非要去看望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他睡觉算得了什么，我们叫醒他，这比睡觉重要！”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恰好与朋友们夜谈回来刚到家。他俩上前热烈拥抱他，祝贺他的处女作成功！涅克拉索夫满口答允将这部作品推荐给别林斯基，争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

　　第二天，涅克拉索夫带着《穷人》的稿子去见别林斯基，一进门就大声地说：“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略带讥讽地嘲弄他，“你们的果戈理跟雨后春笋一样多！”但是，别林斯基还是将书稿收下，仔细阅读一遍。当天晚上，涅克拉索夫再去见他，别林斯基立刻激动地迎上去：“带他来，尽快带他来！”又过了几天，涅克拉索夫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去见别林斯基，这位庄重又矜持的批评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你自己是否理解，你写出了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啊？”接着，他热情地赞扬了这部书，赞扬作者一下子就形象地刻画出事物的本质，真正懂得艺术的奥秘，并预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别林斯基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大的鼓舞。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时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离开他的时候心都醉了。在他家的拐角处停了下来，仰望明朗清澈的天空，看着来往的行人，我整个的身心都感觉到，我一生中的重大时刻，影响终身的转折来到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与《祖国纪事》这一派的激进作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虽然在政治观点上产生了分歧，但他始终深情地铭记着这一段友谊，而且非常希望彼此间能够持不同政见与立场，却仍然保持融洽的感情。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入狱，在监狱里写长篇小说《怎么办？》。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主持编辑《时代》杂志，特地刊发了一篇高度赞誉此书的评论文章。可是，他们的友谊还是破裂了。彼此的思想分歧固然是主要原因，可另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乱的无聊文人也起了很坏的作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刊登了一篇幻想小说《鳄鱼》，描写一位官员被鳄鱼吞下，却仍然在鳄鱼肚子里存活，又以此引来其家庭和社会上一系列波动。写这篇小说，本无什么用意，仅仅是对果戈理《鼻子》的模仿。但是，一些不怀好意的文人却趁机挑拨离间，竟说《鳄鱼》是用来隐喻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事件，污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嘲笑正在患难中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在《呼声报》发表一则小品文式的评论，其中一些恶毒又晦涩的话，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愤慨，却又难以为自己辩白。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幸地患有癫痫病，这大大削弱了他的记忆力，使得他易于忘记人们的姓名和面孔，这也让他在文学界得罪了不少人。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去拜访一位朋友，在楼梯上遇到了作家柏格，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忘记了他。柏格热情地向他问好，见他认不出自己，只好自我介绍说他是诗人柏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懵懵懂懂地说：“柏格？诗人？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作家柏格心中自然很气愤，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理睬他，故意装作健忘。其实，有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经常忘记他最熟悉的人的姓名。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妻子出国访问，有一回他独自去德国德累斯顿的俄国领事馆填写一个文件，居然把自己妻子的名字忘记了。只好匆匆回家，要妻子把娘家姓写下来，以免再一次忘记。

　　187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一度疏远的涅克拉索夫恢复了来往。涅克拉索夫建议他把新作《少年》交给《祖国纪事》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欣然接受了建议。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为能够恢复与涅克拉索夫的友谊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三年后，涅克拉索夫身患癌症，即将离世前一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去看望他，此时涅克拉索夫已经病体支离，奄奄一息，但他还能翕动着嘴唇说话，而且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很痛苦。在涅克拉索夫的葬礼上，聚集了数千名崇拜者，多是青年学生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讲了一番话，认为涅克拉索夫的诗歌源泉来自一颗受到创伤的心，而这心中又充满了爱，爱受苦的人，爱孩子，爱俄罗斯人民。他还认为，涅克拉索夫的名字将直接排在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之后，具有值得人们纪念的文学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给涅克拉索夫如此高的评价，并不仅仅因为涅克拉索夫是提携他进入文坛的恩师，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之间若断若续的友谊，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之处，都对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有着深切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