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镛一共伺候过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乾隆时期，他只是个不起眼的翰林院编修；嘉庆时期，他开始受重用；到了道光时代，他已经大红大紫。嘉庆为什么重用曹振镛？因为他在一项工作上“业绩突出”：作为“学政”，他判过的考卷，别人都挑不出错。道光当政，曹振镛的这项本领得到空前发挥，众所周知，道光是一位“克勤克慎”的庸君，皇帝之好，正是振镛之长。
道光时期的曹振镛，就是靠“校对”发迹的。嘉庆帝临终时，托四位军机大臣拟缮遗诏，其中说高宗乾隆帝出生地为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这份遗诏拟成后，道光帝作了审阅，“未经看出错误之处”。遗诏顺利出笼，颁告天下，满汉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但是，曹振镛的“绝活”此刻再次发挥作用，他发现：乾隆帝出生地应是北京雍和宫，而不是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道光听闻奏报后喜怒交加，降旨：写遗诏的军机大臣退出军机处，各降四级，而曹振镛则平步青云，荣任军机处领班。
因为挑出了皇爷爷（乾隆）出生地之错，曹振镛在道光皇帝任上大红大紫，固宠军机大臣之位十四年。
重用曹振镛之后，道光感到轻松了很多。道光素以“勤政”著称，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又怕被臣下欺骗。曹振镛为他出了个绝招：“抽查几个，找出字面错误，下边打上来的报告就不敢糊弄领导了。”大臣们从此战战兢兢，上奏字斟句酌，惟恐被皇上抓到一字之错。
从此，道光充当的是一个“总校对”的角色。而曹振镛是“执行总校对”。这君臣二人的审阅制度，令官员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不但优秀人才的精力因之消磨殆尽，也彻底埋葬了官员的进取之心，国家大事更是无人操心。
守旧的领导喜欢求全责备。根据领导的喜好，曹振镛的判卷标准为——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就给以优加。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却忽略不计。龚自珍会试曾撰《御试安边抚远疏》，其文质与王安石政改策论颇有一拼，但主持殿试的曹振镛却“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开外。
如此一来，读书人为了中第登科，纷纷画地为牢、造茧自缚，行文循规蹈矩，毫无个性，所以真正被选中的，往往是些“绣花枕头”。吹毛求疵的“曹振镛式科考”废掉了大批有才华的读书人，使得入仕官员的素质“一代不如一代”。
一心当好“校对工”的曹振镛死在了“总校对”道光皇帝前面，曹振镛死后其画像被纳入紫光阁列显赫功臣行列。道光亲笔题词，意即“学习振镛好榜样”。曹振镛死时正值道光中期，此时官场庸才辈出，出现严重“人才荒”，中国社会进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
人言曹振镛害了道光，起到了尸位素餐的“模范带头”作用，导致官场尽数庸人。岂知哪有领班主宰老板之理。只有那样的老板，才能造就那样的领班。不是曹振镛害了道光，而是道光埋葬了人才，害了群臣。道光赞曹“克勤克慎”，其实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别解，透出的是主宰官员命运的皇帝的游戏之规。正是道光以刻薄为能事，抓小放大，才把官场彻底变成了的庸人天地。
【原载2012年第7期《学习博览》】
题图 / 劣企 / 佚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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