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辛亥百年策划《辛亥首义百人传》（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9）时，我即将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将军列为传主之一，只是那时尚未联系到其嫡孙邓中哲昆仲，直到纪念张难先140年华诞时，经王琪珉、高中自二兄介绍我们才再湖北博物馆相识，丁酉春夏之交又在野三关同祭邓将军，并从邓将军后裔处查到了将军手迹史料，感触良多，现将拙文分享如后——
邓将军后裔现场演奏
上裴高才（右二）与邓中哲叔侄等在野三关座谈纪念邓玉麟将军；下左起王琪珉裴高才邓中哲（右一）向野三关中学捐赠《辛亥首义百人传》《范熙壬》
上为《辛亥首义百人传》书影；下为海内外辛亥革命后裔、专家与野三关民众祭邓玉麟
上为裴高才（左）展示手书条幅与邓中哲同祭邓将军
邓玉麟：土家将军铸精魂
裴高才
邓玉麟早年投笔从戎，在湖北新军加入了共进会，成为孙武的左膀右臂。尤其是他效法梁山好汉朱贵，在武昌黄土坡二十号创办的同兴酒楼，成为“党人之家”；为筹备起义经费，他偷过金菩萨、下过迷魂药，扮过乞丐，找过侠妓；武昌起义前夜，他频繁穿梭于长江两岸，兵营与党人机关之间，传达号令……他一生跨越三个朝代，历经宜昌教案、武昌首义、护国护法、北伐与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用铁血铸就了土家将军精魂。
效法水浒广结义
邓玉麟派名世泰，字炳三，1881年生于湖北巴东县野三关石桥坪的一个土家族家庭①。鄂西野三关北临三峡，南濒清江，海拔1100米，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镇。早在秦汉时期，巴人就在此形成了稳定的活动区域。北宋宰相寇准任巴东县令时，曾在此劝农弃猎从耕。邓玉麟幼年时，志气豁达，曾跟随父亲在野三关作小商贩，其父早逝后又帮人当过屠夫。其母病故时，大雨淋尸，他扶棺长叹：百姓死无葬身之地，此世道不改，我辈怎生！
屋漏偏遭连夜雨。就在此时，列强传教士在清廷的特别保护下，在湖北城乡广建教堂，冲击了民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吃洋教的教民，打着“传教自由”的幌子，鱼肉百姓。少年邓玉麟亲眼目睹列强横行，于1891年随乡民一起参加了反抗外国传教士欺压百姓运动。史称“宜昌教案”。事后，清政府却一味妥协，分别向法国、英国与美国赔偿银64996两②。造成民生凋敝，少年邓玉麟遂始萌发反清之志。1894年投入清军宜昌防卫营当兵，当他听说武汉革命势头正劲后，毅然前往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入伍，继升为炮八标正目。1908年经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成为孙武的左膀右臂。
由于武汉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清廷湖北当局加紧对革命党的搜捕，作为革命骨干，邓玉麟被列入黑名单。他因此离开鄂军，改投南京两江总督署卫队营，并在南京与镇江运动革命。
1911年春，湖北革命高潮到来，党人加紧运动军队，孙武于4月22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日）电告邓玉麟，让其尽快返汉筹备举义。邓玉麟得令后，立即从扬州十二圩偕夫人谢氏启程，于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回到武汉。
此次回鄂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孙武积极发展会员，为起义做准备。到汉不久，孙武交给他200银元革命经费，他便效法梁山好汉朱贵，在武昌黄土坡二十号办起了一家同兴酒楼。名为酒楼，实为共进会的秘密联络据点。联络方法极为隐秘：对于入会同志，用欠账的形式把名字记在酒楼账簿上，但不记部队番号。另外分别作出记号，什长、伍长为银元，士兵为铜板。入会后同志间联络时，还有一套手势及问答语。如同志相见，先是相互鞠躬致礼；继之右手握拳，意为紧守秘密；接着左手抚胸，意为抱定宗旨；再次整理领扣，意为恢复中华；最后才问何处来何处去。对答无误，便是自己同志。
在邓玉麟的主持下，这间并不起眼的小小酒楼，成为“党人之家”。可是，随着革命队伍不断壮大，酒店终因资金周转不灵，不得不停止营业。然而，在举义前的关键时刻，联络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于是，邓玉麟又筹资在巡道岭九号（今粮道街上段），开办了投资较少的同兴学社，可供党人补习与住宿。学社由邓玉麟主外，负责到各军营穿针引线；由邓妻主内，负责接待外地同志。学生在此成为党人，党人在此也称学生。
邓玉麟的际遇相当具有戏剧性。为筹备起义经费，他偷过金菩萨、下过迷魂药，扮过乞丐，找过侠妓……
随着革命时机的到来，邓玉麟发现，湖北地区的两大革命组织文学社与共进会，均在军营里争抢发展会员，以致产生牴牾。当下革命举事在即，会、社联合势在必行。而在联合问题上的困难是：两个组织联合后到底由谁来领导。
因为这两大革命组织的领袖，有着迥然不同的背景。共进会的领袖们几乎皆是留日归来，以湖北人为主体，大多是同盟会会员，与同盟总会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而文学社的领袖们及其成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湖北新军士兵，以湖南人担纲。虽说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等是同盟会会员，但除刘复基外，蒋翊武和他的同志们从未出过国门。虽然文学社的力量远胜过共进会，它的成员遍布湖北新军的各个单位。但是，共进会的领袖们具有更高的威望，尤其是孙武对联合后的领导人位置志在必得。因此，蒋翊武对于联合共进会颇有疑虑。
于是，共进会以邓玉麟为中心，文学社以刘复基为主谋，积极斡旋于两会主要领导人之间。在邓玉麟的推动下，共进会会长孙武于5月11日派杨时杰、杨玉如、李作栋，邀约刘复基等到长湖堤处所，共商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事宜，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认为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端午节这天，文学社也在同兴酒楼开会，大家都赞成社、会加强联络，并推“小诸葛”刘复基为联络员，安排蒋翊武同孙武正式面淡。尽管双方会首首次会谈因领导权问题各执一词，但气氛友好，一致同意继续磋商。
正在这时，清军为防止湖南革命党人变天，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将军队调防，蒋翊武因此随所在部队调防岳阳。为此，文学社决议，蒋离开武昌后，机关日常社务由王宪章、刘复基负责。随即身为宪兵的彭楚藩，再把新军调动消息告诉孙武。孙武更是着急，便派邓玉麟与刘复基商谈，彭楚藩、蔡济民从中撮合。经过多次协商，于9月24日开会确定：军政大权由蒋翊武与孙武共同分担。即由蒋任起义总指挥，孙为参谋长，孙任军务部长、蒋为副部长。
率领炮队举义旗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武昌首义的前夜，贻误戎机的是邓玉麟，带领炮标打响首义第一炮的也是他。
1911年10月9日，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激情的日子里，邓玉麟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穿梭于武昌与汉口之间，传递消息。因为他一直担负着党人内外联络工作，对各处秘密机关以及各方面的革命代表都很熟悉，这些任务只能由他负责完成。自从宝善里爆炸发生后，邓玉麟就穿梭奔走于长江两岸。武昌小朝街指挥部决定提前举事，又派他前往工程营、南湖炮队送达起义命令。邓玉麟领命后，先去了一趟工程营，将紧急命令送到革命同志手里。接着，他前往文昌门准备出城赶往南湖。不料，清军为防止革命党，已经全城戒严，城门军警林立，对来往行人严加排查。他只有绕过文昌门和巡司河，结果赶到南湖炮队时已是深夜。营门早已关闭，营区一片漆黑。幸好邓玉麟熟悉地形，他从营区后边的土墙翻进去，联络上了该营总代表徐万年。徐万年又找来炮队的其他几位骨干。然后，他们便在马棚里秘密合计起来。邓玉麟传达了指挥部当夜举事的命令，并强调以南湖炮响为号。可炮队的同志事先毫无准备，一时间都感到无从下手。这时，时间已过了十二点。徐万年说，大家都已睡着了，无法号召。他还解释说，军官们已有所警觉，到了晚上，营房里查得紧，弄不好还会出乱子。邓玉麟顿时心急火燎，他连忙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徐万年说，只有明天再说了。
另有一种说法，据说是湖广总督瑞澂的夫人廖克玉回忆说：彭楚藩等人被捕后，以为用不到片刻功夫，送命令的人一到炮营，号炮一响，全城响应，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哪知，偏偏这个送信的人躲进亲戚家里，贻误了战机。“这个送信的人”当然是指邓玉麟了。
不管哪种说法，反正当夜炮营没有行动。结果小朝街指挥部在苦苦等待着，各标营的士兵们也在苦苦等待着……因南湖的炮声始终未响，工程营的枪声也因故未响，这就宣告了起义的流产。
天亮后，邓玉麟会同炮队党人徐万年、艾良臣一起进城向指挥部报告，方知城内情况突遭变故：小朝街被查抄，几个小时后，首义三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武昌的黎明。
于是，邓玉麟与徐分手，自己立即赶往汉口向受伤的孙武报告武昌的情况。途中遇到同志李作栋，他们一起面见刘公与孙武，谈到三烈士英勇就义时，大家抱头痛哭了一场。随后，邓玉麟领命返回武昌传递立即举义的信息。
邓玉麟与李作栋在花楼街碰到党人陈子龙，陈告知，武昌城门上挂有通缉邓玉麟的照片，希望邓不要冒险。但邓仍然同李雇一小船到鹦鹉洲过江，路遇党人，得知当晚举事消息，他们便一同到炮队等候。当他看到城外的大火，听到城内举义枪声，便迅速与蔡汉卿、孟华臣等拖炮，与王鹤年破弹药库取炮弹。集合士兵时，邓玉麟宣布：今日之举，有进死，无退生，尽力进攻，占据武昌，以待各省援应。随即他率领全标士兵携12樽大炮出营，首次向兵营开炮，催促党人响应。继而，炮队由中和门进城，将大炮架设在三处，其中位于蛇山的大炮，打响了进攻督署的第一炮，吓跑了在此负隅顽抗的湖广总督瑞澂。
首义成功后，群龙无首，他会同蔡济民等谋略处（一说参谋部）同人临危受命，支撑危局。当汉口战事失利后，他又受命担任第七协统领，率第十三标参加了悲壮的汉阳保卫战，血战七小时夺回了扁担山、磨子山等重地。汉阳撤退时，他与熊秉坤所部是最后一批奉命撤退武昌的，尤其是他所属的第十三标，生还者不足百人。
汉阳失守，有人提出放弃武昌，邓玉麟力主坚守，为表示决心，驻扎在洪山至白沙洲一带的他，迅速移驻城内坚守。筹备北伐时，他率所部驻防战略征地金口、簰洲湾与黄陵矶一带，不久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第四镇统制。
在群英会事件中，因邓玉麟是孙武的左右手，以至于在迫使孙武辞去军务部长不久，他也辞去统制之职，改任都督府顾问。南北统一后，他曾任北京总统府军事谘议官，授衔陆军中将、获一等嘉禾章、文虎章。
袁黎勾结诛杀张振武时，临刑前，张曾写了一封短柬给前鄂军第四镇统制当时在北京与袁颇接近的邓玉麟，函中略云：弟忽被大总统之军队所缚，不知是死是活，请兄为我分明，身边未有分文，请兄为我设法。末并请邓照顾其随从人员及家属。邓玉麟接到信后，赶到军政执法处时，听到的是张惨死的噩耗，他几乎跳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继而，会同在京的孙武、刘成禺、张伯烈、张大昕、哈汉章、时功玖等，同赴总统府质问袁世凯。大家还决定问张案三步骤：（一）致电黎元洪质问；（二）以军令中有陆军总长段祺瑞署名，故拟弹劾段；（三）湖北同乡提出质问书，公开质问张案③。
革命成功蒙难去
袁世凯谋复辟帝制，策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邓玉麟力举反对，并与郭泰祺、瞿瀛等参与策划助黎逃出京城，未果④。当袁氏称帝时，邓玉麟立即赶赴沪上参加讨袁革命。次年张勋复辟时，他表示当日参加不同政党是他个人自由，但今日决不出仕满清复辟异族是基于民族大义，毅然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1921年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继而筹组军校，亲自见证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5年，邓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⑤，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立下了赫赫战功。以后，他目睹军政界尔虞我诈及蒋介石恶迹，愤恨不已，就脱离军界，先后在汉口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后到上海养蜂。上海沦陷后，他拒绝日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退居湖北秭归香溪与重庆⑥，创办民生煤矿公司。1940年回到家乡，垦荒植漆，并创办石桥小学。1946年国共和谈时，他曾去重庆与辛亥老友董必武叙旧。国内战争期间，董必武在武汉被反动军警追捕，情形十分危急，邓玉麟临危不乱，掩护他安全脱离险境，自己却被抄家。后当选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恩施战区长官曾派人到大石桥要挟邓离开大陆，邓执意不从。
新中国成立初，邓玉磷作为开明士绅代表几次到县参加会议。1951年，古稀之年的邓玉麟竟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罪被错杀⑦。其老伴则于1952年自缢身亡，两个儿子邓锡初、邓锡尧于1963年与1977年先后病故，仅剩下女儿邓锡琼和几个侄儿侄女。
邓锡琼1936年在武昌省立女师毕业，武汉吃紧时回到家乡，在父亲创办的石桥小学义务教书。父亲被错杀后，全家被扫地出门，她生活无着，只身来到武汉。由董必武写信给中南局，张执一介绍她到武汉市二十六小学任教。后被送到教师学院进修，分到武汉市十三中教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劳动教养二十多年，每月仅发生活费14元。1979年11月改正后，作退休处理，一生未婚。
当年，邓家被抄时，有房产、历史文物、名人字画、红木家具、景德镇仿古细瓷器、皮毛衣物等，总计在数百万元以上。邓锡琼生前回忆说：“由于历史误会，加上年代久远，我并不要求财物全部归还，但应有适当的赔偿。巴东县政府仅在给父亲修墓碑时，给了我400元抚恤金。这是每位死者家属都有的，而对被错误没收的家产毫无表示。我向他们提过，他们说赔不起。可是，我并不要求全部退赔呀！在被没收的革命文物中，有父亲得到的金质二等文虎章（上嵌六粒大珍珠）、二等嘉禾章和大小纪念章若干。有父亲亲笔写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三本，有革命时期同仁照片、与孙中山先生合影照片约一百多张，以及来往信件和文稿等。这些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应该追查一下，不能不明不白地就没有了，应该捐献到它应该去的地方。”⑧
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邓锡琼曾被邀请到北京参加纪念会，有位香港记者问她：“邓将军是怎么死的？”她回答：“病死的。”说着，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香港记者十分惊疑：“不是病死的吧？”邓无话可答。
邓玉麟是一位少数民族中的革命有功之臣、海内外知名人士。巴东县人民法院才于1982年6月20日宣告邓无罪，县政府为邓玉麟重建了墓碑。并把他的事迹写进了历史人物志⑨。
1987年2月，在上海工作的邓锡琼的三个侄儿邓中仁、邓中哲、邓中宪曾想把姑姑调到上海，便于照料，但都没有成功。邓锡琼当年在武汉病逝。
有意思的是，从出世到临终都以自己汉族光复精英身份为豪的邓玉麟将军，身后居然变成了土家族人。
（原载《辛亥首义百人传》，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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