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笔者在撰述《首义大都督黎元洪》时，就曾介绍潘康时修改张之洞歌词一事，将“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圣相承无异舜与尧；刑罚最轻钱粮又最少，汉唐元明谁比本朝高”中的前两句，改为“大清篡窃已历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金与辽”。后来撰述《首义精魂》《辛亥首义百人传》将其列为传主。曾几何时，应南京《周末》人文专栏之约，我撰述了系列首义人物传，今将刊发拙文之潘传分享给诸君——
上为主笔与辛亥后裔在《辛亥首义百人传》首发上，左起蔡礼鸿、喻安澜、邓小红、裴高才、向虎雏
上下为书影裴高才主笔之《辛亥首义百人传》、《首义精魂》书影
潘康时，投笔从戎为自由
■裴高才
潘康时，字怡如，是湖北参加辛亥革命组织的第一位军官；辛亥首义期间，他回木兰山筹组“奋勇军”，深入敌后；民国成立后，他又与董必武志同道合。
革命党
“家世业农，历代相传，厥惟勤耕苦读四字。”这是潘康时对其身世的自述。他自幼师从名师王吉泰，王氏告以明末清初的人文掌故，他遂萌发了推翻清政府之念。
1904年，16岁的潘康时投往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当兵。
当时，新军正在教唱张之洞作词的军歌，颂扬清王朝的“仁政”。看着如此肉麻吹嘘的歌词，潘康时灵机一动，将“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圣相承无异舜与尧；刑罚最轻钱粮又最少，汉唐元明谁比本朝高”中的前两句，改为“大清篡窃已历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金与辽”。
有人告发到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那里。按照清廷的法律，潘康时犯下的是杀头的大罪。好在黎元洪也是学堂出身，跟潘康时是黄陂老乡，而且惟恐连累自身，就将此案压而不报，不予追究。
继而，黎元洪觉得潘康时人才难得，将他调到身边当文书，逐步提拔为连长（队官）。
这时，湖南人杨王鹏来到第四十一标当兵。
潘康时见其气度不凡，主动与之交往。刚开始，杨王鹏对他有所防范，得知潘康时改张之洞歌词一事，大为激赏，二人遂结为莫逆之交。
潘康时出任第一营队官，向黎元洪推荐，将杨王鹏升为司书。
他们与两湖同盟会领导人谭人凤接上头，秘密运动军队，筹备革命。1908年11月，新军在太湖举行军事演习（秋操）。潘康时化名“天问生”，与杨王鹏、李六如、王守愚等人，在军中筹组群治学社，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名，发展革命力量。
12月13日，群治学社在武昌小东门外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
潘康时成为湖北第一位参加革命组织的新军军官。他利用队官身份，将群治学社的机关设在自己的队部，并以《商务报》作为学社机关报。适值同志李抱良入伍，潘康时索性将他调入队部，主持社务。
再说在太湖秋操期间，安庆的革命党人熊成基见驻军大部去参加演习，城中兵力空虚，就仓促发动起义。
时任第四十一标新兵教官及下士团教官的潘康时，正率领演习部队路过与安庆毗邻的湖北黄梅县，闻讯后，准备率部响应。不意，他未及行动，安庆起义就已经失败了。
事后，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潘康时的顶头上司戴寿山觉得他行迹可疑，突然搜查其队部，查出革命党人的名册等件，抄呈黎元洪。
黎元洪得报后，当即召潘康时当面询问。
潘康时力陈，群治学社纯为爱好文学的士兵自动组合，相互交流知识。
黎元洪看到他带来的一些颇富文采、大多为隐语的传单，觉得其革命倾向并不明显，遂再次为他开脱。
1909年夏，洞庭湖发大水，大批受灾饥民拥入长沙，官绅地主乘机囤积谷米，粮价飞涨，酿成震惊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
此间，潘康时所在的第四十一标全体官兵分几路到各县出防。他率领的左队驻扎在湖北石首、公安一带。
潘康时乘机鼓动灾民响应长沙抢米风潮，并在防地发展群治学社人员，以壮大革命组织。石首布店老板、教育界人士等纷纷加入群治学社。
戴寿山上次的阴谋未能得逞，一直对潘康时怀恨在心，就派人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在部队回省途中，戴寿山故技重演，从潘康时处抄去了不少革命文件。
潘康时不得不逃亡日本。
奋勇军
潘康时到日本后，先自学日语，后转入大森体育学校。1911年夏秋之交，他奉同盟会东部总部之召，回到北京活动。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
潘康时决定返回武昌参战。黎元洪委任其为顾问。汉阳失守，他又为护理民军总司令蒋翊武襄助军务。
一天，潘康时和同志潘正道一起向黎元洪汇报了行动方案：
武昌倚恃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再加海军已经站在我们这一边，青山以下的江面由海军防守，目前江西与江南援军正在来鄂途中，而仓子埠东抵倒水河，西与黄陂交界，北与红安接壤，南与阳逻毗邻，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若我们率军抢占仓子埠，既可接应江南援军，又能奇袭黄陂之敌，定能威胁敌后。因为青山以上有各国租界，敌人不能通过，武昌城临江边，强行渡江登岸，殊非易事，自白沙洲到金口的一段由我主力防守，牌洲、新滩口由长江水师驻守，这样一来上下可保无虞。
此时正为武昌设防犯难的黎元洪，似乎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当即拨给潘氏步枪200支、钱3000串，并激励他们务求必胜。
于是，二潘召集旧部骨干200余人，组成奋勇军，星夜出发。一路上，他们避开正面，抄清军后路，出其不意地占领战略重镇仓子埠。这样一来，不仅使南下黄陂的清军之敌受到牵制，也使援鄂江南部队安全渡江。
初战告捷，潘正道一行又到黄陂老家木兰山一带招募奋勇军，不几天就招募了千余人。成军后，本来大家推潘正道为司令，但潘正道以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为由予以婉拒，改推湖北籍军人徐镇坤为司令，潘正道任主任参谋。
奋勇军在痛击鄂北敌军后，继续向豫南进军，一举光复了河南罗山。
老友情
南北议和成功后，受参谋总长黎元洪呈派，潘康时的好友胡龙骧为陆军大学校长。胡龙骧毕业于湖北将弁学堂，又保送陆大第二期深造，在第二十一混成协与潘康时同为队官，很赏识其才学。因此，胡龙骧特聘潘康时出任陆军大学日文翻译。
在京期间，他得知袁世凯对宋教仁提倡责任内阁怀恨在心，并放出话说“宋某小孩子，他想当总理吗？找死！”便立即报告给宋教仁。哪知宋教仁并未引起警觉，结果被暗杀于上海。
1913年筹划“二次革命”时，潘康时接到主持国民党汉口交通部的杨王鹏急电，星夜返回武昌，研究行动计划。他除与詹大悲、杨王鹏、王华国等负责鄂西北军事，还企图在武昌策动第七旅（奋勇军旧部）徐镇坤起义。哪知旧军人出身的徐镇坤意欲杀潘邀功，幸亏机关枪连长胡玉秀极力劝阻，潘康时才幸免遇难。
潘康时连夜逃到安庆，游说柏文蔚起兵反袁，继而同王华国至上海，居月余，又返抵武昌组织讨袁。
“二次革命”失败后，潘康时化装成日本人，在日本人久原及其家属的帮助下，离开汉口去上海。
1914年，他与詹大悲、王宪章被迫再渡日本。在日本，他们谒见了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追随孙中山，坚持革命斗争。
不久，潘康时与詹大悲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共同运动江南军队。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亦奉孙中山之命归国，与在上海的潘康时取得了联系。
1926年，潘康时与董必武、刘赓藻为特种委员，里应外合，为北伐军光复武汉建立了功勋。
1942年12月25日，潘康时因病辞世，葬于唐家冲处子山麓。
老友董必武含泪濡笔吟咏《哭潘康时》七律四首，其一云：
投笔从戎为自由，帝王军阀是君雠。
逐层显现回天力，次第清除匝地忧。
姜桂性成弥老辣，云霞交契愈轻柔。
平生我愧为知已，未把英雄史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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