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9世纪，一个叫非子的人为周朝王室养马，得到了一小块封地（现在甘肃一带），一百多年后，非子的后人秦襄公帮助周平王抵抗西戎进攻，并配合平王东迁，周平王于是把秦从附庸提升到了诸侯地位。这时秦国才与东方列国平起平坐。但由于地处苦寒边远之地，一向被东方诸国看不起，国际上根本不把秦国视为平等成员，不让他参与诸侯之会盟，而是把它看做未开化的野蛮人部落。
此时社会的动荡越来越加剧。各国的新兴军功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纷纷要求政治改革，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当时的变法浪潮恰似现在的互联网浪潮，抓住了先机的人很可能成为新兴大国。
公元前362年，21岁的热血青年秦孝公继位，他耻于秦国的落后状况，看到这股变法浪潮，也决心进行二次创业！向天下发出了求贤令，最终从国外请了一个CEO，叫商鞅。
商鞅出生在战国。战国和春秋什么区别呢？春秋时是“只要你服我”就可以了，称霸是社会主题，战国时是“老子非灭了你不可”！丛林法则开始盛行。
因此，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延至战国已然急剧萎缩。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像老子、孔子和庄子那样追求价值和思想，而是热衷于能够迅速获取功名的权术。比如苏秦、张仪、商鞅等等都是此类，他们同那个时代的众多年轻人一样，都在寻找一种短、平、快的创业的创业捷径。
商鞅上任第一天，秦孝公就对他说：“我只想最短的时间把公司做大、做强、做上市！仅此而已！”商鞅说：“我志就在此！”两人闭门谈了三天三夜，达成了秦国发展的两个十年战略规划。
不过在战略规划实施之前，有个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对一个政府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政治危机”，也不是“经济危机”，更加不是“军事危机”。而是人民群众的“信任危机”。要想变法，必须先解决百姓的信任问题。
商鞅“城门立木”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正是这样才确立了变法政府的公信力，而之后的“太子犯错，刑太子之师”更是震慑了所有官吏使之不敢不严格执行新法。
信任问题解决之后，商鞅变法进入实质阶段，第一个十年计划是努力发展“农业”，储备粮食；第二个十年计划是发展“军事”，调动大家上阵杀敌的积极性。而且制定了很多苛刻的法律条文，让大家必须遵守。总之，一切都为了战争做准备。
发展农业就是奖励耕战。这是打基础阶段，执行了十年。都有哪些措施呢？
人口是生产的基础，商鞅先实行“徕民”政策，他组建了一个强大的HR团队，四处招人，在短期内大量招徕其他诸侯国的移民，既可以增加本国人口，又可使敌国人口和兵源枯竭。
商鞅当时就有了城镇化的概念，他倡导的“制土分民之律”认为：容纳五万的生产人口，需要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其中良田占40％，坏田占20％，城镇、道路占10％，湖泊、河流、山地占30％。两千多年前能有这种生态概念是很可贵的。
商鞅鼓励大家都去种地，认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百人农， 一人居者（指非农业人口），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为鼓励小农经济，商鞅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
为了发展农业，商鞅禁止粮食贸易，你不种地就没饭吃。想做生意？重税重税再重税！让你无利可图，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而且秦国的脏活累活送死活，统统商人先上。
由于严控商业，秦国商业急剧倒退。“山泽之利”等资源全部归国家掌控，连私人旅馆不许存在，一律国有。所以商鞅最后出逃时拒绝商鞅投宿的旅馆前台，其实是个非常有职业道德的国企员工。
商鞅反对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主张人民“愚昧无知”。要想富国强兵，赢就必须使民“不好学问”。是他向秦孝公提焚书的主张，不过100多年后才被秦始皇彻底执行。
十年后，秦国的粮食和农业大大发展，这时商鞅让秦王迁都咸阳，进行第二个十年计划：实行军功爵。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甲士”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释放。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杀敌人五个“甲士”可拥有五户人的仆人。打一次胜仗，小官升一级。大官升三级。在军中，由于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军功爵还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
究其本质，商鞅变法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两种人，一种是农民，一种是战士；一个只会耕地的牛，一个只会拼命杀敌的狼；一个在后勤，一个上前线，为国家战争服务！而且农民和战士都必须愚昧无知、卑贱贫穷，这样才能用爵位和财物之类的小恩惠让他们服从。
商鞅的《商君书》这样描述他的改革理念：“国家施行善政，民众中就一定会出现许多奸诈之人。国家富有，如果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叫做富上加富，国家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如果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叫做贫上加贫，国家一定就衰弱。”，“人民弱势，国家就强大；人民强大，国家就弱势；所以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
凡此种种，就是将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强国就得弱民，弱民必可强国。换言之，大国崛起的基石，就是人民的苦难和泪水。
一个弱国只用不到20年就变成了一个所谓“强国”，如此短、平、快，其实是以牺牲全体民众的幸福为代价！
这也是目标过于粗暴单一造成的后果。再想想当今的世界，有多少国家和城市只想着GDP、有多少公司整天只想着做大做强；有多少人整天只想发财、成功，又有多少人想过自己的定位、价值、使命？
商鞅变法二十年，最后秦国索性连货币都没了，直接一把斧头换15斤大米，以物易物大唱原始社会好，他死后三年，秦国才重新又有了货币。可见秦国的商业有多么落后！
商鞅自公元前356年开始变法，至公元前338年商鞅被秦惠王“车裂”，灭商君之族，商鞅变法一共已经实施了十八年。商鞅死于自己所立的严刑峻法，也算求仁得仁。
所以：商鞅和他的老板秦孝公都是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为了理想中的大国崛起，无论执行怎样难以理喻的政策，都在所不惜。
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他紧抓问题核心：能战才是硬道理！他用简单的、易于操作的、见效快的办法，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抓农业，等于打仗有了保障；抓军事，是为打仗做好准备。
商鞅变法最大的进步在于：让那些既得利益者以及利益继承者们失利，让那些一无所有的草根有上升的通道。没有军功的贵族，一律废除名位，普通民众，要战场上杀人够多，也可以授予爵位，他打开了那个固化的社会，这一点在当时是很大的进步。
商鞅变法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最短时间变成一台战争机器，但如果把它作为长期国策，注定会溃败。商鞅指挥下的秦国，其文化、商业模式和市场定位等只适应“打天下”的阶段，如果依然用这种方式治理天下，溃败是必然的。
水木然点评：秦国统一中国之后，应该安抚天下，立刻对“战争机器”的国家进行转型升级，但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让其还在这条不归路上狂飙，焚书坑儒、强行暴政、秦已经是统治者了，却还把自己当成掠夺者。所以“六王毕，四海一”，秦国虽然实现了千秋霸业，只可惜两世而亡。
本文选自《跨界战争》（作者：水木然，已经出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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