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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厚英和闻捷之间的一场恋爱悲剧
戴厚英与闻捷
徜徉爱河谈文学
批判对象重阻隔
人道主义深思索
诗人之死伤痕多
注:戴厚英在五七干校与专政对象诗人闻捷恋爱,遭到重重阻挠,闻捷自杀。她写出了《人啊,人!》和《诗人之死》等作品对当时社会进行反思,成为伤痕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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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最出名的绯闻:戴厚英和闻捷之间的一场恋爱悲剧
那时车马都很慢,一生也只够爱一个人。
相比于过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现代一个电话、一个视频就能诉说相思的方式,或许更加快捷。但这也造就了快餐式的恋爱氛围,再没有曾经那种情感的厚重与沉甸。
而论及感情的沉甸,文革时期的感情必然不能略过。而在整个文革时期,最著名影响也最大的当属是的爱情故事。
戴厚英,1938年生于安徽阜阳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复旦大学担任教授,也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其代表作《人啊,人》曾在国内外掀起剧烈反响,一度翻译为多国文字流传海外。
闻捷,于1923年生于江苏丹徒,本名赵文杰,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其代表作有《祖国,光辉的十月》等。
这样相差了15岁的两人是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才能引起一个时代的喟叹,成为一个时代的悲歌呢?
戴厚英的家世不错,祖上曾是高官,故而她们一家都十分执拗,也十分看重自己的尊严。但这一点对于深处文革年代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弊端。
闻捷,本是一名著名的爱国诗人与爱情诗人,但由于与他有间隙之人在文革期间得到重用,故而他的日子在文革一开始就十分不好受。没过几天,就被抓了起来进行批斗。
而此时负责审查闻捷的,就是戴厚英。彼时的戴厚英十分迷惑,为什么闻捷这样的爱国诗人也会成为叛徒?出于好奇,戴厚英进入了闻捷的生活,试图去了解他。
俗话说,当一个女人开始对一个男人产生了好奇,那就是她沦陷的开始。毫无疑问,哪怕是一代才女戴厚英也没能逃脱这个宿命。
当时由于闻捷被抓起来批斗,他的妻子承受不住巨大社会压力选择了跳楼自杀,这给闻捷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尤其听到他的妻子在死前对他们的孩子的最后一句话是:“爸爸不是叛徒,妈妈没有罪”。这个东北大汉哭成了泪人,眼泪不住的从他捂着脸的双手的缝隙中流出。
彼时的戴厚英看着眼前这个嚎啕大哭的男人,她内心中有一块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随后两年,戴厚英经常帮助闻捷与他的女儿们传递消息,外加闻捷人高马大,一表人才,被选作了生产队队长,他们俩的生活交际愈发频繁。
虽然此时的戴厚英还是闻捷名义上的领导,但这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诗歌,讨论文学;也曾一起在工作结束后漫步海边,一同捡拾一些贝壳海螺。戴厚英也毫不介意闻捷在她的面前怀念亡妻,因为她觉得这样的闻捷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男人。
但是,戴厚英依然在闻捷第一次向她表白时拒绝了他。她是这样说的:“现在的我还不够了解你,等我读完你所有的作品,再来做决定”。就这样,闻捷抱着期许又惶恐的心情度过了整整一个月。
悲怆的时代有着悲怆的爱情,而悲怆的爱情却有着甜蜜的恋爱方式。当戴厚英读完闻捷的所有作品后,她对着身边的人道:“我爱其诗,而其诗如其人,人亦如其诗,故我亦爱其人。”
就这样,戴厚英与闻捷确定了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田埂垄间,一同在诗歌里互诉衷肠。
奈何天不随人愿,良辰好景易逝。
戴厚英与闻捷的恋爱被人上报,“法海们”出现了,他们认为是闻捷勾引着戴厚英走向了对阶级的背叛,要将戴厚英远调他乡。图1988年戴厚英广东在乡下
然而这一次闻捷却没再屈服于命运,他先是与领导们大吵一架,哪怕被绑了起来也绝不认罪,还在批判大会上喊着:“我就是爱戴厚英”。然而他激烈的抗争并没有迎来同情与希望,反而要面对更加严酷的折磨与处罚。
看着自己深爱着的戴厚英也因此遭到审查与批斗,陷入自责与愧疚的他在内心中挣扎了许久后,闻捷对戴厚英道:“咱们暂时分手吧。”可刚烈的戴厚英误会了他,认为这是他在高压之下放弃了自己。于是她决绝的对闻捷说道:“要断就断彻底”。
可戴厚英,万万不曾想到,她的这句话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1971年的春节前夕,戴厚英当众归还了闻捷家的钥匙,闻捷什么话都没再说,只是在众人的目视中默默转身离去。戴厚英一直悄悄跟着他,直到望着他进了家门。可戴厚英未曾想到,这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闻捷。
第二天,闻捷吸煤气自杀的消息传来,戴厚英两眼一黑,几欲倒地。然而,闻捷的死并没有换来同情,他们反而认为闻捷这是畏罪自杀,批斗大会的声势反而越发凶猛。而会场上戴厚英身着一身黑衣,一言不发,宛若大海中一块不动的礁石,她的目光空洞,失去了焦距,仿佛她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这具肉体。
此去经年,戴厚英再未穿着过艳丽的服装,也再未曾嫁与他人,独自沉浮于书海之中。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上海寓所不幸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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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戴厚英不幸遇害,一出现实版“农夫与蛇”的悲剧
戴厚英
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意在提醒人们,在做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的同时,不能忘了对陌生人有所防范,否则很容易招致灾祸。
话虽如此,但应用起来绝非易事。因为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动物,会用各种各样的假面把自己伪装起来,让人难以看破,等到一旦露出獠牙,再想逃脱,也就为时已晚了。
知名作家戴厚英的死,就是一场“农夫与蛇”的悲剧。
作家之死:相信人性的前提是对方尚有人性
对批判性文学有所涉猎的人几乎都知道戴厚英的名号,她的代表作《诗人之死》、《人啊,人》等,至今仍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其内容之深刻,笔触之犀利,也曾在文坛辉煌一时。
然而对人性剖析至深的她,最终也没能逃脱这难测的人性。人们在为她悲痛惋惜的时候,也不由得激发了对人性更深一层的思考。
戴厚英的尸体是在1996年8月25日晚上七点半的时候被发现的,当时戴厚英的弟弟戴厚泉携妻子来到她所居住的公寓,打算探望姐姐。他们按响门铃,在门外等了很久,可是依然不见动静。
戴厚泉只好敲开邻居吴教授的门,借来了钥匙。因为戴厚英是自己一个人居住,时常出门忘带钥匙,给自己造成很多麻烦,所以就把自己的钥匙放在邻居吴教授的家里,一方面为方便自己,一方面也方便了来探视的人。
戴厚英(右)
戴厚泉夫妇就这样进了门,又打开了灯,本以为戴厚英只是不在家中,谁知灯光一亮,却见戴厚英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整个客厅一片狼藉。
戴厚泉夫妇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懵了,连忙去寻找和戴厚英一起居住的爱女戴慧,卧房内,戴慧同样倒在血泊当中。
两人见此情形几乎崩溃,连忙报了警,此时,淋漓的血迹已经从房间内流淌到了外面,一副凄惨血腥的场景。
警方赶来之后迅速查看情况,可惜戴厚英与戴慧已经死去多时,民警只好将现场保护起来,等到刑侦技术人员赶到,随即对案件进行勘察与分析。
戴厚英的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不少戴厚英作品的读者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哀悼,表达悲痛之情,同时民间舆论也要求警方尽快破案,抓获真凶,还戴厚英一个公道。
据悉,戴厚英死状凄惨,身上一共被砍了30多刀,仅头部、脖子和背上的伤口就多达20多处,可见凶手是何等的歹毒,一下手就打算致命。
当时上海多家报纸刊登了这一事件,警方对案件十分重视,迅速成立了刑侦小组,抽丝剥茧对相关人士进行盘查。
办案人员在走访了两千多知情者后,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案件的前因后果也渐渐浮出水面。
原来,杀死戴厚英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曾好心接济过的一个同乡——陶锋。
说起陶锋与戴厚英的关系倒也并非多么密切,他是戴厚英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孙子,戴厚英受人之托,曾经多次接济他,对于陶锋还算是有恩。
事发当天,陶锋来到公寓寻找戴厚英,但是戴厚英不在家,只有戴慧在。
他就在客厅和戴慧说了一会儿话,称想要托戴厚英为其找到一份工作,另外就是受爷爷所托,想请戴厚英帮忙查找一些关于他爷爷解放前的资料。
戴慧和戴厚英一样热心,看在戴厚英中学老师的份上,向来对陶锋很有耐心。这天也不例外,戴慧还特意给陶锋倒了杯水,交谈着关于刚才所提出的请求,礼貌待客。
然而陶锋见戴慧独自一人在家,竟起了杀机,他听人说只要有两万元钱就可以偷渡出国打工,而此时正是个抢钱的好机会,等抢到了钱再一走了之,警方也就无可奈何了。
由于戴厚英在文坛上颇有名气,陶锋认为在她家里弄到两万元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于是心一横,狠心掐住戴慧的脖子将她掐晕过去,放在卧房,自己跑到公寓各处翻找财物。
没想到陶锋正在翻箱倒柜寻找钱财的时候,门把手发出了响声,戴厚英回来了,陶锋于是拿起花露水瓶从背后袭击了戴厚英。
据说谋杀的过程中,遭到了戴厚英激烈反抗,陶锋下了狠手连捅30多刀,直到戴厚英死亡。不料这时戴慧醒了,陶锋为了灭口,又残忍地将戴慧捅死。
有人说,戴厚英在作品中多次宣扬人性、批判人性,她对人性的了解不可谓不深,然而这样的她却死于一份罪恶的人性,着实有些令人唏嘘。
事实上,相信人性的前提是对方尚有人性,而她的这位同乡,显然不具备这份为人最起码的要求。一个才情卓越的知名作家,就这样死于一个贪婪残忍的小人之手。
文坛从此失去了一位笔触犀利的作家,家乡从此失去了一位热心的慈善捐助者,她的弟弟失去了姐姐,父母失去了女儿,她的文字止于当下,故事不再流动,但她对于人性的理解仍在曾经的字眼中闪烁着,大放光彩。
罪犯之死:恢恢天网,疏而不漏
戴厚英的死牵动着国内外读者的心,人们一方面关注着戴厚英的身后事,一方面对这位手段残忍的罪犯恨之入骨。
在警方的盘问下,陶锋将一切和盘托出,警方问他究竟与戴厚英有什么深仇大恨,陶锋根本说不出来,相反,戴慧英还对他有恩,只是一时起了歹心,这才犯下罪孽。
根据盘问调查,陶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将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96年12月26日,凶手陶锋被执行枪决,至此戴厚英与戴慧被杀一案总算了结。许多人将这场惊心动魄的案件,形容成现实版的“农夫与蛇”。
戴厚英就像是故事里的农夫,而陶锋就像反咬恩人一口的毒蛇,这个比喻十分贴切,陶锋恩将仇报手段狠辣,比之毒蛇绰绰有余,但戴厚英与农夫之间却有一点不同。
同样是善良,戴厚英的善良并非是软绵绵的施舍,而是带着一丝凛冽与倔强,她想要“授之以渔”,也想要用语言和文字来“根治人的思想”,这样的信念直到她遇害之前还在上演。
据有关消息称,戴厚英在被杀之前不停地怒斥陶锋,试图纠正他错误的选择,戴厚英愤怒地吼道:“你会后悔的!”
这句话最后终于应验,尽管陶锋做了许多准备,但还是没能如愿地逃脱法网,当警方为他戴上手铐的一刹那,就已经意味着,他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惨重的代价。
陶锋原本是为了到戴厚英家里抢劫钱财,可据知情人透露,戴厚英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钱。她是安徽人,虽然居住在上海,但始终心系家乡,微薄的稿费大多捐助给了家乡的希望工程。
戴厚英是真正地把文学创作当做一件崇高的事业来做,她所表达的观点往往尖锐而犀利,带着浓浓的批判意味,这样的她很容易走上极端的道路,她承认自己曾犯过不少错。
好在戴厚英还是一位非常懂得反思的人,一旦自己真的错了,也绝对不会将错就错,而是会勇敢站出来自我批评,她是一个活得清醒又直爽的人。
据传陶锋在杀害戴厚英之后还面向血泊鞠了三个躬,连说:“对不起,戴老师。”仿佛想要用这种不痛不痒的方式来抚慰心中的歉疚,可怜戴厚英一代才女,就这样死在了一个最不该对她下手的人手中。
戴厚英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持有非常明确的观点,所以她认为对的就会支持,她认为是错的就会去批判,正因这种带着棱角的性格,她曾为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任性斋”。
她曾这样描述自己:“我原本是性情中人,生活在性情之中,颜色、式样对我都是毫不重要的外壳,不值得注重。”
戴厚英是个真性情的人,同时也是一位不懂得伪装的人,她把自己的一腔热情给了家乡的慈善事业,把自己的善良与信任给了身边的朋友,同时也给了这位不该给的人。
有人说戴厚英太傻,怎么就这么轻易地相信别人?且不说陶锋这个物欲横流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渣,就从她轻而易举地把钥匙给到邻居手里就能看出来。
戴厚英虽文采斐然,文学造诣极高,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是马马虎虎的状态,过得很随意,正如她自己所言的“任性”。
戴厚英无心争权夺势,亦无意于钱财与名声,她能毫不犹豫地拒绝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也敢在行文中肆意泼墨,将眼下看不惯的诸多现象讥讽一番。
她活得毫无城府,轻松快意,但这绝不是该招致祸患的理由,她最严重的“错误”当是看走了眼,识人不清、认人不明,这才给了恶魔以可趁之机。
也有人在惊痛之余,将招致这场惨剧的缘由推给戴厚英的侄女,如果侄女不曾开门,也许戴厚英就不会死,至少两个人同时在场,陶锋在起那般念头的时候总该有所顾忌。
但斯人已逝,时间也不可能重来,何况歹徒一旦起了害人的念头,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制造对自己有利的环境来作案,普通人根本防不胜防,因此说受害者不够提防的论点着实站不住脚,反而有为坏人开脱的嫌疑。
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枪声之下,正义已然得到了伸张。
农夫救蛇,该与不该?
抛去身份与个性,单就心地而言,戴厚英一再帮助陶锋到头来反而被陶锋所害的事情,与寓言故事里的《农夫与蛇》很是相似。
农夫在雪地里看到一条冻僵了的蛇,于是将它揣在胸膛暖热,结果活过来的蛇反而咬了农夫一口,这就是典型的恩将仇报。
陶锋的行为性质过于恶劣,用“恩将仇报”四个字显然不足以将他的凶残与狠毒形容出来,而戴厚英事件虽然消散多年,但仍留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始终警醒着人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不要忘了多一份提防与警惕,以免殃及自身。
数年前网上甚至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的声音:现代社会人心难测,做好人代价太大,普通人最好还是不要那么善良,学着冷漠一些,这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陈世峰
这种说法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至今透入骨髓,被一些人奉为真理,似乎袖手旁观才是“真理”,漠不关心才是“正道”。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是一个法制社会,但除了法律以外,人们对自己还应该有一层道德上的约束。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以儒雅善良为主旋律,鼓励人们互相温暖,互相帮助,但同时又要求人们认清施恩的界限与方式方法——譬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升米恩斗米仇”等等。
戴厚英的事情之所以传扬至今,根本原因在于她的知名度太广,当时她的作品享誉国内外,除了国人之外,还有不少外国人慕名多次前来拜访,虽然因时代原因未曾见面,但仍然络绎不绝。
除了极少数丧心病狂的加害者之外,大部分人都是知恩图报的。
像新闻媒体曝光的那些,甚至于戴厚英一事都只能算作特例,不能看作绝大多数情况,若因寥寥特例就对人心充满失望,最后反而会让自己变得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
2020年是人心转变尤其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令人感动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也在逐步升高。
从今天的社会反响来看,人们似乎已经度过了曾经那个惴惴不安的时期,重拾了心中那一抹久违的热情。
正如戴厚英这个人,文章所写皆重批判,而她为人处世则尽显真诚,哪怕死亡来临之前,也依然愿意严正劝说,只因为她相信人间有温度。这样的温度,值得传承。
参考资料
[1]《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6期,《人性的自省──戴厚英论》
[2]《世纪行》,1996年第11期,《著名女作家戴厚英被杀特大案侦破纪实》
[3]中国作家网,2019年09月27日,《女作家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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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厚英(女作家)
戴厚英(1938年-1996年8月25日),女,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人。1960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品有《戴厚英随笔》。
人物经历
历任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组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戴厚英作品
她的死是悲惨的。凶手是她曾经接济过的一个年轻人,是戴老师的同乡,戴老师多次在钱物上帮助过他,那时,戴老师并不宽裕,写作的稿费也不高。这个年轻人鬼魂附体了,在潜入戴老师家中偷窃时,被戴老师在家的侄女发觉,那人将她的侄女打得昏死过去。戴老师是买菜回来碰见他的。据说,戴老师连连怒斥他: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这个人还是疯狂地杀害了她。然后,还杀了苏醒过来的她的侄女。现场是恐怖的。犯罪者交代,他杀了戴老师之后向戴老师鞠了三鞠躬说:对不起,戴老师。这是个凶残而愚蠢的家伙!一代才女,就这么死于非命。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上海寓所不幸被害。她是被一个她给以很多帮助的同乡(来上海打工的社会青年)杀死了。戴厚英在八十年代还不是那么富有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稿费(忘了多少)资助家乡的学校,而且也是没有对外宣扬,默默地做的。那个杀死她的同乡,是她家乡来上海打工的,是家乡的一个中学老师介绍来的,托她加以关照,于是她就真心地给以那个同乡很多的帮助。但对她爱心的回报的是,在一次她外出买菜回家时,那个同乡正利用她没在家,潜入她家里偷她的东西,因为她回来的突然,那个同乡来不及躲避,于是就躲在门后,在她进门时突施袭击,把她杀害了。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她的侄女戴慧。这是一个讽刺,宣扬人性觉醒的作家终于被恶的人性所害。噩耗传出,世人震惊。
曾受批判
戴厚英
“文化大革命”后,戴厚英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的接待文件上,专为戴厚英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种人”。戴说,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三种人”,为什么强往这上面套?据说,上海市委一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戴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
打击,反而磨炼了她。她说,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她无心于功名利禄,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迄今她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她说,她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已无愧于是一位中国作家。中国作协要她写申请。她说,她不写。她不愿打着白旗进入中国作协。
个人作品编辑 播报
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脑裂》《我的故事》《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散文集《戴厚英随笔》等。
“任性斋”
戴厚英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探讨人性、人道主义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而蜚声文坛的已故女作家戴厚英在沪上复旦大学居所的书斋,有一个很新奇的名称:任性斋。虽然它的布置风格非常传统,可以说与“时代潮流”颇不协调——既没有什么豪华摆设,也不见值钱的古玩艺术品。房间内放着满满的四个书橱,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一只老式的三人沙发。也许,只有那部当时尚不多见的台式电脑,彰显着主人公思想状态的“先锋”与“前卫”。
为什么给书斋取这样的名称呢?戴厚英说:自己“原本是性情中人,生活在性情之中,颜色、式样对我都是毫不重要的外壳,不值得注重的。”有一位爱好书法的青年朋友,专门为她的斋名书写了匾额,白纸、黑字、木框,质朴而大气。戴厚英在闲暇时刻,仔细品味那雄浑厚拙的字形,确乎能感到不随外界风雨飘摇、锈蚀之性情的魅力——丰富、深邃、坚韧,生机勃勃。进而联想到,只要怀抱这样的性情,世界上什么样的苦酒、辣酒不敢开怀畅饮?什么样的孤独寂寞不能甘之如饴?但时间久了,她还是感觉,那三个字写得有些过于庄重和沉重了。特别是那个“斋”字,右边一竖直直地伸下来,墨迹似乎被厚厚的泥土掩埋了。如此站久了,岂不太累?戴厚英想,应该让它轻松、休息下来。于是,到黄山旅游买回的五只陶猴派上了用场。戴厚英虽然属相是虎,但她对猴子却一直情有独钟,她认为,猴上下攀缘所依附的,无非树木山峦,不贵不贱,却披戴着常青的枝叶,吸取山峦的灵气。它没有雄踞山头的威严,却享受嬉笑揶揄的情趣。何况,“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小小美猴王,也敢于置豺狼虎豹的威胁于不顾,幻想自成一统,自由自在。虽不免成为大人们的笑柄,但终究算得上一种迷人的艺术境界。想到就做,她叮叮当当一阵敲打,五只猴子便跳到墙上“任性斋”匾额的旁边,有的打拳,有的踢腿,嬉笑打闹,似乎已经帮助那个“斋”字拔出了沉重的腿脚。平实的书房顿时变得灵动活泼起来。
成名作的产生
许多人对戴厚英的了解是从她的两本书《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开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个汉子就是诗人闻捷,戴厚英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但仅仅是读者认识作家,并无交往。后来文革期间,闻捷因为历史问题接受“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审查,及至闻妻跳楼自杀,戴去劝慰--同情--相爱,风言风语弄到张春桥发话,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出面干涉,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并对闻捷进行批判。闻捷愤而自杀了。闻捷的死对于戴厚英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因此成文。
出版图书《空中的足音》作者 戴厚英//作品时间 2000年4月1日
《空中的足音》是2000年4月1日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图书,作者是戴厚英。本书介绍了但在不同于文革的新环境中,批判反而使作家的创作更加受人关注。
《锁链,是柔软的》作者 戴厚英//作品时间 2000年4月
《锁链,是柔软的》是一本2000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戴厚英。
《人啊,人!》作者 戴厚英//作品时间 1999年4月
当代作家戴厚英所著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具有鲜明风格和独特个性的作品。作者以C城大学为背景,通过对几个大学同学各自的坎坷命运以及他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描写,控诉了“左”倾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揭示了人为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巨大伤害和人性的扭曲变形。又以孙...
《脑裂》作者戴厚英
人物评价
戴厚英性格刚强,而且对待一切事物都观点明确,有时甚至难免走极端。不怕,因为她一旦醒悟后,就绝不文过饰非,而且会坦诚地纠正自己。例如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她极左过,而且出于真诚。但当她认识自己的失误时,她有勇气并且毫不犹豫地公开否定自己,从而在八十年代初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人啊,人!》。
说起戴厚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自我认识上的坦率。她在批评旁人时不留情面,她对自己也更是这样。
戴厚英是一个诚实的人。她对旁人认真,对自己也丁是丁,卯是卯,绝不马虎。这说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恰如其分地批评旁人不易,准确的自我批评难度更大。
论年龄,我和厚英是隔代人。我们之间可说是忘年交。1949-1979年间,神州大地接连发生几次大折腾,把人心都搞乱了。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才只有十一岁。厚英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她积极向上,敢打敢冲,因而在动荡的年月里,也做过日后反悔的事。问题不在于她那个时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在于她的动机:她是出于真诚。后来她在认识上起了变化,那也是反思的结果。
前年八月她在家中惨遭杀害一事,在国内外曾引起强烈反响。这样卓越的作家,竟死于一个愚昧凶残的歹徒之手,这真是难以想象的。
厚英住在上海,心却总依恋着生她养她的安徽。她多次为家乡赈灾而解囊,且计划退休后回乡去振兴教育,济老扶贫。她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厚英为人光明磊落,性格直爽坦率,是非分明,作品富有强烈的使命感,1987年初,我和洁若曾在香港与她同看改编成话剧、用粤语演出的《人啊,人!》。我一面听着男主角讴歌人道主义思想的大段独白,一面对作者敢于探讨人性,呼唤人性的胆量由衷地感到钦佩。
厚英是位深深地扎根于家乡的乡土作家。她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学理论根底和旺盛的创作力。如假以天年,本可大有作为。不幸竟遭到这样的惨死。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损失!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及时印出这八卷厚英的遗作。这里是淮河女儿戴厚英毕生的爱与恨,她的信念与期望。厚英的鲜明形象必将永远留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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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捷(作家)
闻捷(1923年—1971年),原名赵文节,曾用名巫之禄,现代著名诗人。江苏丹徒石马乡巫岗村人。 历任新华通讯社西北总社采访部主任、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兰州分会副主席。闻捷的创作主要以诗歌为主,主要作品有:《祖国!光辉的十月》(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生活的赞歌》(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河西走廊行》(195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及诗集《天山牧歌》《生活的赞歌》,长诗《复仇的火焰》。
人生经历
闻捷1923年6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丹徒县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少年时代曾在煤厂当学徒。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1938年入党。1940年到延安,先后在陕北文工团﹑陕北公学工作﹑学习﹐并写作反映陕甘宁边区军民斗争生活的诗﹑散文﹑小说﹑剧本等。解放战争时期﹐作为记者参加解放西北的战斗﹐并随军到了新疆﹐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采访部主任。1952年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稍后﹐专门从事诗歌创作。 闻捷在解放前就开始文学创作﹐但以主要精力写诗并引起广泛注意﹐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1952年起﹐闻捷在新疆工作期间﹐就开始进行诗的写作。1955年在《人民文学》上陆续发表了《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滨》《水兵的心》《果子沟山谣》《撒在十字路口的传单》等组诗和叙事诗《哈萨克牧民夜送“千里驹”》。这些作品﹐除一部分写东南沿海水兵生活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外﹐大部分表现新疆兄弟民族新的生活。后来﹐它们与作者其它表现新疆风貌的诗作一起结集为《天山牧歌》(1955)。
闻捷作品
《天山牧歌》的抒情诗大都有简单的“情节”﹐作者把生活事件和画面提炼得单纯﹑和谐﹐并用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聚居在天山脚下﹑和硕草原﹑吐鲁番盆地和博斯腾湖畔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情景﹐抒发对于新生活的浓烈情思。这些抒情诗﹐深入到兄弟民族青年男女的内心世界﹐揭示他们因生活剧变而在思想感情中萌发的新的因素﹕对祖国的忠诚﹐创造新生活的热望﹐以及纯真的爱情。在《天山牧歌》中﹐爱情诗占有很大份量。建国初期的诗歌创作中﹐把爱情表现得如此真挚﹑强烈的﹐并不多见。这些爱情诗受到注意﹐还因为它们揭示了爱情与劳动﹐与创造新生活的紧密联系。它们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赛马》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1958年前后﹐闻捷生活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参加当地群众改山治水的劳动。他与诗人李季一起﹐运用“报头诗”等多种形式﹐配合当时的生产运动和中心工作。这个时期的诗﹐取材比较开阔﹐也写出一些表现劳动者新的精神面貌的好作品。但是﹐由于对现实的感受不够深入﹐艺术上精心酝酿和锤炼也嫌不足﹐不少诗作停留在对生活现象表面化的记述上。
从1959年起﹐闻捷开始发表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按计划﹐长诗共三部。第一部《动荡的年代》和第二部《叛乱的草原》分别出版于1959年和1962年。第三部因十年动乱的冲击而未能完成。长诗以解放初期粉碎新疆东部巴里坤草原的叛乱为题材。写人民解放军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团结受蒙蔽群众﹐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孤立了哈萨克民族中的反动派﹐取得了平叛的胜利。长诗力图从较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表现这场复杂斗争﹐几条情节线索的并行与交错﹐社会各个阶层的众多人物的刻画﹐使长诗具有宏伟的史诗的性质。一些主要人物都各有特色。在第一部中﹐性格鲜明并具有一定深度的是青年牧民巴哈尔形像。长诗刻画了这一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并表现他最后走向觉悟的过程。另外﹐巴里坤草原的风光﹐哈萨克民族的生活习俗﹐在长诗中有出色的描绘。由于这部长诗涉及的事件繁复﹐描写的人物众多﹐因而有些章节偏于情节叙述。1971年1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人物爱情
闻捷
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协全部进入五七干校劳动。此时的戴厚英正因为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感情不和而离了婚。青梅竹马的情感破裂使戴厚英非常痛苦,而经审查被解放了的闻捷虽然还在住牛棚,但由于他人高马大体力好,做了连队下属的生产队长,他的上司恰恰是戴厚英。两人一个养猪一个种菜,一起负责每天生产劳动的安排。在往返于干校和田间的长堤上,两个人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谈未来,谈得十分投机,渐渐地彼此之间发生了感情。10月1日的下午,戴厚英敲开了闻捷的房门,戴厚英在当时的随笔中这样记录自己的感受:闻捷像大海一样把她完全包括在自己的胸怀里,她闭着眼睛在海面上悠悠荡荡承受着海水的浸润和爱抚,此时的世界没有了那些惊涛骇浪,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很快,一纸结婚申请交到了工宣队的手里,两人公开了恋情。他们希望早日结婚,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多月过去了,结婚申请杳无音信,一种不祥的气氛开始弥漫在两人的周围。“文化大革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戴厚英的锋芒毕露,又得罪了不少人,炮打张春桥的事没有让戴厚英吃够苦头,那么在她和闻捷的恋情上总要有人做些文章。月底连队休假四天,正当戴厚英和闻捷商量着要用这四天假筹备婚事的时候,连队领导突然宣布要闻捷留下值班,两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人为的阻挠,那天两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发展对他们愈来愈不利,每次放假闻捷都会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却即将被调往吉林。闻捷终于按捺不住和领导吵了起来,一个住牛棚的文艺黑线人物和造反派领导吵架,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形势马上急转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批判会上闻捷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过,反而更加坚决地说他爱戴厚英,他不能离开戴厚英,他对戴厚英的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无异是在为他的批判会火上浇油,闻捷被说成是对抗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戴厚英默默地听着这一切,散会后她冲到他们定情的大堤上放声大哭。第二天一早整个干校里广播了“叛徒闻捷不思悔改、坚持文艺黑线并且向无产阶级进攻、向革命造反派进攻、腐蚀造反派”的大字报。轮番的检查使两人的精神近乎崩溃,为了让戴厚英好过一些,闻捷提出暂时停止恋爱,但保留两人关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宁折不弯,她对闻捷的回答是要断就坚决地断。
1971年春节前夕,五七干校的人全部拉练回上海,闻捷也不例外。1月的上海是寒冷的,就好像此时戴厚英和闻捷的心情。当戴厚英站在闻捷面前还给他的家门钥匙的时候,这位身高一米九的东北大汉跪倒在地,失声痛哭。戴厚英也跪在了闻捷的面前,哭着对闻捷说她不值得他去爱。
闻捷
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闻捷彻底地绝望了。戴厚英在市党代会上最后一次见到了闻捷。这场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才结束,闻捷看也不看同在一会场的戴厚英,转身就走,而戴厚英出于对闻捷的关心,远远地尾随着他从成都路跟到了南京路。当戴厚英跟随闻捷走到距离闻捷家还有100米的时候,她停住了脚步,她知道她不能再见闻捷,长痛不如短痛。戴厚英强忍着对闻捷的思念转身走了回去,而就在这晚闻捷在家里自杀。诗人倒下了,为了他心中浪漫的爱情。闻捷死后第二天,上海作协马上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戴厚英一身黑衣出现,非常引人注目。那次会议时间不长但是调子很高,人们挥着拳头痛骂闻捷死不悔改,打在死者的身上痛在戴厚英的心里。戴厚英七天七夜没有合过一眼,她在后悔那个夜里她没有跟随闻捷回到家里。斯人已逝,而活着的人则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戴厚英在她的书中写道,闻捷死后她像突然从船上被掀翻到波涛汹涌的海里,看不见岸也看不见船和桥,甚至连一块让她喘气的石头也摸不着。
闻捷与戴厚英的爱情悲剧和闻捷之死是戴厚英心目中的一座坟。戴厚英和闻捷整整相爱了100天,100天撕心裂肺的日子使戴厚英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痛定思痛,戴厚英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开始反省自己曾经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文革”后她开始用笔去记录自己的反思和感悟,她先后写出了《诗人之死》《人啊人》《脑裂》等一批反映人道主义精神的著作,在整个80年代她成为了“文革”后兴起的伤痕文学的代言人。戴厚英通过她的反思、她的忏悔换回了在“文革”中被她批斗的一些人的谅解,尤其是当年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点而被戴厚英无情批判的授业恩师钱谷融先生。他对戴厚英说:那时你们太年轻。
从当年批判自己老师的人道主义思想到后来写出人道主义精神巨著,戴厚英说一个大写的“人”字被推到了她的面前,而她与闻捷之间的情爱故事更是促进她反省人生、反思人性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就在一个走向成熟的作家正在记录着她对人和世界新的认识的时候,戴厚英却意外地倒在了入室行凶的歹徒的刀下。戴厚英在闻捷去世25年后随他而去了,留下了她人性复苏的记录,留下了人的自尊,也留下了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诗人之死
闻捷作品
5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斗争愈演愈烈,闻捷的诗歌也变得更为耸动。一九五九年后诗人所发表的作品内容如何,由其标题已可见一斑,如《我们遍插红旗》《复仇的火焰》《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等。因为这些诗作,闻捷被誉为“大跃进运动的战鼓”。与此同时,闻捷因为个性使然,逐步卷入权力斗争。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闻捷因为与上海文化沙皇张春桥素有嫌隙,沦为第一批被整肃的对象。一九六八年,闻捷被下放“牛棚”,接受隔离审查。其时他的妻子已跳楼自杀,三个女儿有两个“志愿”到东北落户,诗人待排的手稿《万里长江行》被查抄并永远丢失。而最可怕的命运还没有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时为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第四把手的戴厚英,被指派为闻捷调查组组长,而闻捷正因反党反国家的罪名遭受隔离审查。然而,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戴越来越同情这位待罪的诗人。戴比闻捷小十五岁,年轻时候就读过闻捷的爱国诗篇;她无法理解为何这样的诗人也会沦为叛徒。就在此时,闻捷的妻子自杀、三个女儿被赶出家门,而戴奉命告诉闻捷此事。一九六八年是中国现代史最荒谬的时刻之一,闻捷与戴厚英的遭遇其实无足为奇。他们两人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狂热的坠入情网。一九七○年,戴与闻同被下放干校。二人地位相当,相互了解更形深入。同年十月,二人已公然在“五七战士”眼皮底下用餐散步,谈情说爱了。
闻捷与戴厚英完全低估了党政机器的胁迫力。两人按规定申请结婚、等待批准,却被粗暴驳回;与此同时,戴厚英得知已被重新分配到东北吉林,接受再教育。面对与日俱增的谣言、奚落及压力,闻、戴上诉,却注定劳而无功。张春桥甚至公开发话,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亦强行拆散这对恋人。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无望无助,于是与戴厚英断绝关系,走上了戴曾警告他不要走的路。一九七一年一月十日,闻捷吞吸煤气自了余生,恰值他与戴厚英相爱一百天。
写作特色
闻捷善于抓住富于地方色彩和生活情趣的画面,来展示人物的性格。生动的叙述、热烈的抒情、鲜明的形象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构成了他清新高雅、含蓄幽默的艺术风格。《天山牧歌》因表现了边疆少数民族青年人的美好爱情和愉快的劳动生活,而广为人们称道,闻捷的诗也因此被誉为“劳动和爱情的赞歌”。在《天山牧歌》中最受好评的是两组爱情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 闻捷借助少数民族的生活景象,把爱情写得真挚, 在闻捷的爱情诗中优秀的诗篇还很多,如《河边》《追求》等等。这在当时确实并不多见。闻捷这样热烈的爱情诗与在此之前对于爱情作模糊而胆怯描写的爱情诗,是很有些不同了,但是,它们与五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诗人力扬当时说闻捷的爱情诗歌唱的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爱情,是和劳动紧紧结合着的爱情,是服从劳动的爱情,是以劳动为最高选择标准的爱情,是有着崇高道德原则的爱情。这就是说,闻捷的爱情诗表现了爱情生活中的新的生活内容和时代气息,把爱情与创造新生活的劳动联系起来。在艺术表现上,这些诗大都有简单的人物和情节,通过对生活画面的描述来抒情。闻捷所注意的是那些蕴蓄着浓烈情感因素的生活现象,诗的情节很单纯,这都使他的诗感情充沛。当然闻捷的诗也不单是爱情诗,也有其他不少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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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的作家戴厚英
2019-02-20 阅读4824
文 :一川
图 部分网络
这是一个思念的季节……
人在生命进程中的不同时期,总会有不同的偶像在心中耸立,偶像引领并激励你不断前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实践的检验……心中的偶像,有的蛛网尘封,有的坍塌陷落……
细细打点过后,惊喜发现,任由时代变迁仍有一些偶像清晰地耸立心间,初心未变!
80年代中期,读完《人啊,人!》一书,"戴厚英"就成了我心中一个难以抹去的作家的名字。
1988年11月22日,当我和两个在上海师大进修的同窗,贸然叩开复旦大学第一家属宿舍29栋403室的房门,和戴厚英老师有过一番坦诚的交谈之后, 她的名字在我心中就越发地挪动不得了。
《人啊,人!》一书,我是一口气且一字一句读完的。我读小说,习惯第一遍先一目十行,用最短的时间从头翻到尾,让故事先出一个梗概,再决定看还是不看。
破天荒,这次没有。从第一章第一句:每个人的头脑里都贮藏一部历史,以各自的方式活动着;到最后一章最后一句:孙悦,我的朋友! ……一字未落。
这是我第一次读过的《人啊,人!》珍藏至今!
我与书中的男女主人公们不是同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于我也并不完全熟悉,可我就是被他们深深的震撼了!被人性的扭曲震撼,被人性的张扬震撼……
书一读完我就认定:戴厚英老师就是那个让我流了许多眼泪的女主人公孙悦。那天,去戴老师家拜访,三句话过后,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您是孙悦吗?她笑着摇头。后来我才知道,戴厚英老师的确不是孙悦。
和戴厚英老师一见面, 我就发现她快言快语且口无遮拦,完全的性情中人。
她说:过去什么都叫搞,搞四清、搞建设、搞运动、搞创作....现在又什么都叫玩,玩小说、玩诗歌、玩钱、玩权……究竟是谁要搞?谁又在玩?
她又说:现在社会上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手里攥着一些没有多少肉的骨头,吸引那些没有多少骨气的狗,没有多少骨气的狗,为了得到那块没有多少肉的骨头,互相你争我夺,甚至还刀戈相见大打出手。我们哈哈大笑,这绕口令般的揭戳,简直太形象又太逼真了!
戴厚英老师嫉恶如仇。读过戴厚英老师《不能深想》这篇杂文,文中,她毫不留情地揭露和鞭挞了高校职称评定中的种种拙劣行径。
某些不学无术的领导,先是在一本本著作的前面,署上与著作毫不相干的自己的名字,待职称到手再去“良心”发现,发表“声明”: xxx才是《xxxx》著作的作者,自己不是......荒谬绝伦!
堂堂高等学府竟会有这等事情,戴厚英老师说深感丢脸。好在能聊以自慰的是:可以充满温情地抚摸着自己的面颊安慰自己,我的脸还在,举目四望,周围还有许多依然完整的脸,虽然瘦削,却也安然
我尤其喜欢戴厚英老师的调侃,幽默诙谐回味无穷。
那日在他家,恰逢上海戏剧学院的夏公也在,夏公在谈到戴厚英老师的另一半时,戴厚英老师说,我的那个另一半,上帝他老人家原本是造出来了,造出来一看,哇,这也太好了!就舍不得放他下来了!
当时我望着她,真想说,可最后上帝还是放下了他,只是晚了点。我在书上读到过她和诗人闻捷先生的故事,可我没有说,毕竟是第一次见面,这也太冒失了。
知道并想结识戴厚英老师是通过《人啊,人!》 但真正了解戴厚英老师,是在读了她的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
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再也不当她是谁了。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个渴望爱和被爱的女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朋友,一个师长,一个作家。一个既坚持真理也犯过错误的实实在在的中国文人!
她说“与我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可能的遭遇,我几乎都经历过。与我年龄相仿的中国妇女不能尝到的酸甜苦辣,我差不多也尝遍了。有时怀疑,我才活了一辈子吗?”
《性格命运我的故事》 一书,写了戴厚英老师1938一一1978四十年的生命经历,她不否认自己对自己总是欣赏的,但她还是力争客观、完整地表现真实的自己。
“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交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打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但是,因为没有一个相互理解和宽容的环境....她不愿意像卢梭在《忏悔录》中那样,把一切隐私都亮出来。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完全能够理解的。
戴厚英老师,先是个敏感、自信、倔强又充满野性的做侠客梦的女孩,然后是幻想边革命边谈恋爱,慢慢成为作家的小布尔乔亚女青年。
她就是这样,走出安徽颖上进军大上海的。闯人大上海,期望和不期望的故事一个个 相继发生了: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当上革命造反派,成为革命对象,结婚,分居,离婚;和闻捷先生的相知相爱,诗人之死,传闻绯闻,为闻捷平反……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戴厚英老师的一生,确如她自己所说,有诸多别人没有的不幸,但我以为也有诸多别人没有的幸福。譬如她和闻捷先生的可遇而不可求的爱情,让人读来荡气回肠。
得知闻捷先生自杀,戴老师痛哭失声。有工宣队员说:一个叛徒死了,还不如一条狗,你哭什么?
我的爱人死了,我为什么不能哭?这何等磊落坦荡!又何等勇敢无畏!《诗人之死》便是她发出的第一声长哭。但由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干涉,《诗人之死》直到1982年3月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出来的时候,《人啊,人!》一书已经面世。
看完戴厚英老师的《性格命运我的故事》 这本书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给她写了一封信,我们之间有着淡淡的书信往来。
她回信了,在信中说:我写出 了四十岁之前的故事,四十岁以后的许多故事还没有写,因为还没有看到结局。
在信中她还说:人的一生好似一股从天降落的瀑布,谁也说不清它将经过什么山头,落于哪个峡谷。有时真急,希望它早点'定格’,但主动权不操纵在我手里。
戴厚英老师,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一书的篇尾中说:42岁的我,终于圆了13岁时的梦。成了一名作家。……我的下半生也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1980年至今,14年过去。我由"不惑之年″而进入"知天命″,并日益接近"耳顺″的境界。这中间我又在人生的舞台上演出了怎样的戏剧?还是曲折,还是坎坷。不过这是我计划中的"下卷"。现在,我想歇歇,亲爱的读者请你等着。
这是戴厚英老师和她的女儿戴醒的合影。她们26万字的《母女两地书》已由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反响。
《母女两地书》中戴厚英老师的一段话,令人难忘:
我永远不会满足,因为我追求的目标很高很高,但不是这个奖,那个奖,而是死的时候不为自己脸红。我不留恋上海可能给我的待遇,我只想自由自在,也看着更多人的自由自在。
我一直在等,等她继续演出的戏剧,等她计划中的下卷。结果,我等来的却是……她去了!
1996年10月底,我从国外探亲归来,接我的好友,刚一和我见面,劈头就是:你最喜欢的女作家去了……
戴厚英?我脱口而出,友点头。我一路无语,听朋友讲1996年8月25日那个黑色的日子,眼里心里盛满了泪水。
一个撕心裂肝的声音在我的心中执拗地喊着:为什么您要希望从天降落的瀑布早点“定格”?为什么您又要说这瀑布“定格”的主动权不操纵在您的手里?为什么,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什么?……
写了这么多,算是对戴厚英老师的一种怀念吧,最后,我只想对她说:戴厚英老师,难忘您和您的书!戴厚英老师,一路走好!
这是我珍存的戴厚英老师1995年元月7日的来信
更新于 2020-04-03来自作品集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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