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体系（后文简称文明）是跨国家的。因此，文明的兴衰与国家的兴衰有一定关系，但并不一定与具体国家的兴衰同步。如西方文明，英国衰落了，欧洲衰落了，但美国兴起了，西方文明仍然处于强盛的时代。即使西方文明开始变得进化缓慢，同其他文明的差距在缩小，人们也不会认为说西方文明衰落了。只有当西方国家整体陷入麻烦中，西方文明被其他文明超过，才能看作是西方文明的真正衰落。国家的兴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与社会腐败程度密切相关，但社会文明跨国家、跨时代的特征，决定了文明的兴衰必然会超越具体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而与某种更为根本的社会因素有关。
从文明的角度看，人类历史是简单而短暂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成长于中世纪基督教扩张活动，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开始兴盛，走向成熟，形成当今西方文明的全部核心思想。借助于自然科学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今的西方文明达到了其他文明从来没有达到过的繁荣程度，处于西方文明的鼎盛时期。借助于全球化和武力征服，西方文明向全球输出，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阿拉伯文明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文明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以及中世纪欧洲文明的交融，兴盛于伊斯兰教扩张形成的阿拉伯帝国。在伊斯兰教形成以后，伊斯兰教文明成为阿拉伯文明的主体。阿拉伯帝国时期是阿拉伯文明（相对）鼎盛的时期，当时的阿拉伯文明曾经为西方文明的传播和兴盛做出重要贡献。中华文明起源于夏商周时期，并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奠定当今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历经秦、汉，中华文明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明体系，并在发展中继续完善和成熟。宋明时期是中华文明的（相对）鼎盛时期，宋以后，中华文明遭遇发展瓶颈而发展缓慢。十九世纪，由于外来侵略，中华文明陷入严重衰落。二十世纪，中华文明在大力吸收西方文明成果，革新陈旧思想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开始了复兴进程。西方文明的清晰历史并不长，阿拉伯文明的清晰历史则更短。它们的变迁过程也并不复杂。虽然说，它们都可以从地理上向上追溯，但是那些古代人类的生存遗迹，同它们今日之文明体系并没有直接继承关系。只有中华文明才保持了从文明起源直到今天的连续存在，清晰地记录了社会文明进化的完整痕迹。但以中华文明为代表，文明史也不过五千年的时间，若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算起，不过三千年时间。
中华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率先成熟的文明，也是唯一经过了兴起、繁荣、成熟到衰落的完整周期的文明。西方文明虽然十分发达，但它尚处于鼎盛时期，还没有经历一个完整的周期。阿拉伯文明虽然也经历了从兴起到繁荣到衰落的阶段，但它在没有充分成熟[i]的情况下就走向了衰落——阿拉伯文明现在的阶段很像是西方文明的中世纪阶段：宗教与世俗政权争夺社会主导权，国家之间战争不断。因此，要通过文明史研究来文明的发展规律，中华文明是个相对较好的案例。但是，文明的发展是个极为宏大、周期漫长的社会现象，人类发展至今，各文明区域内的国家都已经兴衰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周期，但文明周期大都还不完整，即使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看，中国经历了几十个朝代，几百位皇帝的统治，几千年的时间，也不过是只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文明周期而已。人类对文明兴衰的经验还很单薄，相应的研究材料还很不够充足。现在研究文明的兴衰规律，只能从现有材料中进行粗略的判断。那么，能否从现有材料中找出文明兴衰的某些根本原因呢？应该是可以的。
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社会文明的发展或进步，其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搞好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创造和积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概念的不同只是分别描述人类进步的不同层面而已。关于国家发展，人们关注的是国家力量的增长，主要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关于社会进步，人们关注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关注社会关系的进化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关于社会文明，人们关注的是社会文明体系的繁盛，是社会进步的总体成果，包括人类本身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撇开人类本身不论，社会文明的进步就是指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在比较社会文明时，人们更关注社会文明的精神文明因素，在讨论社会文明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时，更关注精神文明可能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些根本因素。
本书第一章提到了社会进化的“社会基因”问题，社会基因正是影响社会发展的深层因素。而对于社会文明，也存在文明的“基因”，它们是社会基因的一部分。文明基因是指决定一个社会文明体系的主要属性或特征的根本价值原则。文明基因并不直接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兴衰，但是它们基本决定了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空间和潜力。由于精神文明创造并反映物质文明，且人类活动由精神来主导，所以，这里说的文明基因就是精神文明的“基因”。文明基因会给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带来（价值判断上的）倾向性，这可能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可能会使得社会的发展方向发生偏差。当文明基因有利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生产时，在它的影响下，社会就偏向于制定更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发展的速度就会加快。这就会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繁荣。反过来，文明基因影响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就可能产生对社会生产的不利影响，它或者会使社会发展偏离正确方向，或者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由于文明基因是隐含于社会意识中的底层因素，这种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往往是很难被发现的，而且，即使发现了不利的影响，由于它涉及到文明的根基，要改变它也是困难的。因此，文明基因的影响常常是稳定而长期的。文明基因的影响从来没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带来的影响更直接、更具有决定性，它并不能直接决定政治、经济制度的成败，不能直接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但是文明基因的影响长期积累下来，却足以改变处于激烈竞争中的文明体系的命运，并在其他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间接地决定一个文明体系的兴衰。文明的兴衰和国家的兴衰可能并不是同步的，但当文明处于衰落之中时，国家和民族很难摆脱最终衰落的命运。
从国家竞争的角度看，国家竞争的直接因素是国家力量，包括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间接因素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技水平；根本因素是国家的文明水平和人口规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决定社会发展的直接因素是政治、经济制度，间接而根本的因素是文明水平和人口结构。所以说，文明和人口是国家竞争与社会发展的两个根本因素。但，文明和人口同时又是国家竞争与社会发展的结果。因此，从长期看，文明水平提高、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速度快和竞争力增强之间存在正反馈关系。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今天，文明水平是越来越高的，人口规模是不断增长的，人类的能动力是越来越强的，社会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正如上文所述，文明对社会的影响是间接的、根本的，而不是直接的。影响社会的直接因素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文明基因通过间接的、潜在的因果关系影响着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而起到阻碍或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浅一点说，它就像作中国画时纸张的底色一样，总是影响着画家的设计和着笔，深一点说，它就像海水洋流一样，而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的人口就像是洋流中以一定组织方式游动的鱼群，洋流的快慢、平静和汹涌深刻地影响着鱼群的组织，影响这鱼群的活动。文明并不直接决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更不直接决定社会活动，但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活动都是基于文明之上，不可能摆脱文明的根本性的影响。而从长时段的人类历史看，文明对社会的这种影响正是决定社会发展走向的差异和文明体系兴衰的根本因素。[ii]
第一章已经简单涉及了社会基因和社会根本规则的问题。其实，第一章提及的社会根本规则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基因。社会基因是针对国家和社会而言的，这里，针对社会文明体系，将“社会基因”改称为文明基因。文明基因就是指一种文明体系的根本价值思想。这些根本价值思想构成了一个文明体系的思想基础，文明的思想体系就建立在这些文明基因之上，从这些文明基因出发，可以推导、衍生出这个文明的整个思想体系。从文化角度看，这些文明基因构成了社会文化的价值结构。下面尝试分析几种主要文明体系的特有基因。
[i] 以现代社会的标准看，文明的成熟是指：一、现代性。世俗社会生活摆脱宗教的主导，自然地以科学和实践经验为主导。这其实是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二、开放性。一种文明必须能够认识到其他文明的价值，包容其他文明的存在，乐于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才具备了成熟的精神。中国社会从一开始就没有交由宗教主导，但中华文明在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经历繁荣和鼎盛时期后，社会陷入了自锁状态，思想上由开放走向了封闭，这造成了中华文明的相对衰落。经过痛苦的锤炼，现在的中华文明已经完全摆脱了自锁和封闭，它主动改造自身，接受并积极追求现代化。到目前为止，中华文明还没有全部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中华文明还没有完成传统价值与现代社会基本价值的充分融合。阿拉伯文明曾经历繁荣而开放的时代，但后来迅速地转向了封闭，这种封闭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宗教文化只是文明的一部分，摆脱宗教统治，走向开放，拥抱科学，是阿拉伯文明的必由之路。
[ii] 许田波在《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许田波著，徐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一书中，开篇写道：“为什么政治学家和欧洲问题专家们视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现象为理所当然，而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们却视中国的强制性普世帝国（coercive universal empire）为理所当然？”并试图把这一现象归因于秦国的自强型改革和近代欧洲的自弱型改革的结果。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跳出政治、经济的微观层面，而从文明的宏观层面着手来解答这一问题或许更好。读者可以通过比较下文讨论的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基因，轻易地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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