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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初年为何党争频频?浅谈西晋初年那混乱政治生态之下的党争|贾充|司马炎|朝政

序言:西晋初年爆发的一系列问题

有人说西晋开国即亡国,因为但凡开国总会有欣欣向荣的气象,不过西晋初年(从司马炎篡位266年至病逝290年)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子的现象。

西晋初年虽然有“太康之治”,不过此一时期是和之前的三国乱世作比较的:此一时期门阀士族和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百姓至少不用再担惊受怕,世家门阀也因为占田荫客制得到了利益。这一时期因为相对太平,所以对于农业以及经济的恢复都是有帮助的。


不过“太康之治”的背后可以说是虚假的繁荣,很多的矛盾也就在此时开始浮现起来了:

  1. 九品中正制实行后西晋官场上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现象,寒门子弟再无出头之日。
  2. 此一时期,各个党派之间党争频频,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尤为激烈,所以这一时期在伐吴、立储问题上屡屡争执不休。
  3. 五胡内迁之后,胡汉矛盾开始进一步激化,胡人繁衍在河北关中各地,西晋官员对于胡人的残酷迫害导致了之后的“五胡乱华”。
  4. 平民百姓因为占田荫客制等缘故惨遭上流社会的压迫和剥削,而上流社会则靠着这些剥削而来的财富在生活上迅速腐化奢靡之风在西晋朝堂蔓延,进一步加速了百姓和门阀的矛盾。
  5. 平定天下之后,江南士族虽然表面归顺,可是江南士族可以说还是半独立状态。而中原士族也看不起这些江南门阀,两方敌视的局面到东晋灭亡都没有得到缓解。
  6. 官场奢靡成风,清谈等现象在西晋官场也是很常见的,官员不求务实,只顾空谈哲理,最终造就了西晋“清谈误国”

当然,暴露这些现象本身来说并不可怕,尝试着去解决就行了,可是这一系列的问题晋武帝没有很好的去解决,所以造就了之后四百年的动乱。


今天暂且搁置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来谈谈西晋初年的党争,依笔者看来西晋初年的党争虽不是导致西晋灭亡的直接因素,却也是西晋灭亡的间接因素,他们所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是很深远的:

  1. 三次党争让朝中一大批正直朝臣全部游离于朝廷的决策中枢层之外,从而使得西晋的朝政每况愈下。
  2. 第三次党争是以杨骏的胜利而告终,可他和贾南风以及司马氏的矛盾加剧了西晋灭亡的动乱。
  3. 这几次党争可以说影响甚远,所以也造就了晋武帝死后的那一系列的动乱,朝廷内部还是争斗不止,从而引起了“八王之乱”。
西晋初年的三次大规模的党争

第一次党争:功臣集团和名士集团的对决

司马炎在其父司马昭病逝前在朝中的威望并不高,因而他篡位后只得依靠以贾充、荀勖等人为首的功臣集团来巩固自身权威;等司马炎稳固了自身皇位之后,为了挽回司马家篡位过程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之后的司马炎重用山涛、张华、任恺、裴秀等人。他们之中有出身世家的贵族,也有出身寒门的寒人。不过都有一个特点,大多都是享誉朝野的名士。

他们自身相比较贾充等人而言持身较正,因而对于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他们自身也是看不起的。就是这样两方互不对眼的局面引发了第一次党争。

这次党争表面上来说是以任恺集团的惨败而告终,但是贾充本身也差点因为此次事件游离于中枢之外,可以看出此次事件对于贾充集团来说打击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实际上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不过此次党争对于贾充来说也算有意外的收获,即贾南风顺利成为太子妃,进一步拉近了和晋武帝的关系(他本身是齐献王的老丈人)。


第二次党争:伐吴和不伐吴之间的争斗

这次党争是西晋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在这次斗争之中以贾充、荀勖等人为首他们不主张伐吴。很不可思议的是不管是功臣派还是名士集团,他们很罕见的这一次和贾充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而与之相对的,只有羊祜、杜预、张华等少数人主张伐吴,可以说这一次斗争完全是不主张伐吴的人占据了主流。

不过有时候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在羊祜死后,杜预接过了伐吴这杆大旗,他屡次上疏伐吴,外加上张华在晋武帝身边的努力,最终司马炎下定了决心,乱世终于被平定。

不过这次伐吴战争之后的结局却令人大跌眼镜,此前不主张伐吴的贾充战后反而成了伐吴最大功臣;而张华、杜预等人还是被隔离在中枢决策层之外,西晋只是象征性的封赏了他们,朝中权利格局并没有改变。


第三次党争:立储之战,齐王和太子的党争

这一次党争可谓是影响了西晋之后的格局,两方党争的一方是以和峤、张华等人为首的齐王党;另一方则是以荀勖、杨骏等人为首(贾充这一次两不相帮,因为他自身处境尴尬)围绕着继承人的位置上进行党争。

这一次党争是因为太子司马衷智力低下,因而以张华等人为首的齐王党希望司马炎打破祖制为了国家命运改立齐献王司马攸。而反对的一方则是紧紧围绕在晋武帝司马炎身边的荀勖和新兴势力杨骏的外戚集团。

这次党争最终则是以齐王党的惨败而告终,齐献王司马攸被迫归国,不久忧愤而死。而之前帮助齐献王的大臣们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张华受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有意疏远,在贾南风当政前一直游离于中枢之外。

然而此次党争之后朝廷的权利中枢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晋初年的功臣集团大多已经病死或者垂垂老矣,齐王党遭到了打压,最终以杨骏为首的新兴势力外戚集团接管了权利中枢,从而攫取了胜利果实。


西晋的政治生态下的朋党之争

简述了上述这些我们在回过头来为何这一时期的朋党之争的爆发因素:

其一为了执掌朝廷中枢。

在君主专政体制之中,皇帝对国家的一切事物拥有决定的权利,然而皇帝一个人的精力以及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他必须下放权利依靠围绕在他旁边的一个又一个群体来帮助他处理这种事物,一般我们管这种群体叫做朝廷中枢。然而每个人的从属集团、政治背景毕竟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之后就会形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只不过随着皇权的强弱有时候表现的不明显而已。

司马家本身是靠着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结成朋党从而夺取曹魏江山,因而对于功臣集团他是尽力维护。贾充在西晋初年制定了《晋律》,外加处于朝廷中枢,身边自然有不少巴结的人,这样子就形成了以贾充为首的庞大的朋党。

可是这样子势必会引起别的派系的反弹,他们不满足贾充一直围绕在皇帝身边执掌着朝廷中枢。为了夺取功臣集团的决策权从而进入中枢,别的大大小小的派系也势必会结成朋党,所以说此一时期的朋党之争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为了进入朝廷的中枢而争斗。

第一次朋党之争则是任恺厌恶贾充的为人外加其身居高位而引起的;第二次表面上看是很多人以鲜卑未平定而不主张伐吴,实际上反对派是不希望羊祜建立更大的功勋回到朝廷;第三次斗争是立储之争,最终无论哪一方胜利,胜利的一方肯定会因为拥戴之功而入主朝政。

虽然史书描写极少,但是笔者认为他们互相争斗的目的是不变的,可以说三次朋党之争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为了一方势力能够执掌中枢而引起的权力之争。


其二:为了家族以及后人的利益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特色是门阀政治,这和当时的政治生态是分不开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是脱胎于汉代的察举制,这一套官制保障了世家对官位的垄断,而两晋时期却还有一套选官方法则就是:官僚职权世袭制。这一套官制则保障了所有在朝廷任职的高官其死后他的子孙后代也能荣华富贵。比如西晋开国功臣的何曾:死后他的嫡子何邵承袭了他的爵位,他的四个儿子也相继的在朝廷之中承担着重要的职务。

可以说这两套官制为司马氏谋朝篡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保障了司马氏在谋朝篡位之后各方势力能够安然无恙,而贾充等人为首的功臣集团则就是这两套制度下的第一批得益者。

然而奶酪就这么大,贾充等人一直瓜分着这么一大块奶酪势必会引起各方势力的不满。他们不满足于贾充和他的后人们一直掌控着朝廷,所以为了自身以及后人的利益,他们开始向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发难,而贾充等人自然也不会甘心这块奶酪再多一个瓜分的人,自然而然的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而奋起反击。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时的争斗也有为了自身的家族利益而争斗,这其实和东晋的四大家族之间的争斗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然党争除了这两点之外其实也有很多的因素,比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等等,因为功臣集团史书对他们描写的是一群奸佞小人,而任恺等人在史书上之描写稍微好一点,所以这里面的朋党之争也有性格之争。


党争之下的司马炎

党争无论在历朝历代都有其身影,对于身处漩涡中心的皇帝而言,他们对党争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态度,司马炎自身也不例外,因而此时的司马炎在党争之上既想让他们争又不想让他们争的一种态度。司马炎作为西晋开国皇帝,虽然争议颇大,其本身还是很有政治手段的,对于当时朝堂之上的党争,他也采取了如下手段:


  • 平衡之策

允许党争是司马炎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需要,因为两晋时期的政治生态是门阀政治,司马氏本身就是门阀政治的胜利者,因而他们不会允许再出现一个势力威胁到他们的存在,所以看着手底下的大臣争斗是其巩固皇位的手段之一。

所以对于功臣集团和名士集团的争斗他则是一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因为他不会允许再出现一股力量威胁到司马氏的地位。不过这不是绝对的,当贾充和任恺的争斗愈演愈烈已经影响到西晋的正常运作之时,此时的他再出面安抚和调解:一来是他压制一方的目的已经达到;二来他也必须让朝廷各个机构正常运行。

  • 倾斜之策

司马炎对于党争有时候是公平的,不过有时候又是不公的,从功臣集团和名士集团的对决之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出他大多时候还是倾向于贾充为首的功臣集团的。

比如伐吴之争上,贾充本身则是反对的,不过在平吴战争之中贾充却被任命为南征的总指挥,在战争胜利后,贾充荣宠更胜;而对于有重大决策的张华他又未能给予其应用的奖赏,甚至荀勖等人说了几句话,张华便被外放,由此可见其倾向性。

同时对于贾充晋武帝态度也是暧昧的,司马炎给予其很大的信任和权力,可是他在太子和齐王之间模棱两可之时,司马炎就发挥出了他的帝王心术,马上剥夺其兵权,由此可见司马炎的倾向性并不是绝对的。

  • 培植新势力

西晋初年,党争的势力是功臣集团和名士集团。为了保持各方势力的均衡,又为了保证一方不会被另一方压倒,所以司马炎在其皇位稳固之后他又开始扶持新兴力量,这就是以杨骏为首的外戚集团和司马亮为首的宗室朝臣的崛起。

在公元276年,杨骏因为其女儿杨皇后的缘故一下位居朝廷高层,而到他统治后期,杨骏已然把控朝政。

在扶持杨骏的同时,为了维护司马家的地位,他开始重用以司马亮为首的宗室重臣,比如他的叔父司马亮他加封其为太尉,晚年他更是扶持司马亮和杨骏共同辅佐司马衷,同时让司马玮和司马允镇守要害,增强皇室的力量,让宗室重臣任北军中侯一职掌握禁军。

这两股力量的崛起确实压制了原先的旧党,到武帝后期,功臣集团和名士集团都已经谢幕。不过却也埋下了一系列的祸患,他死后晋惠帝无法压制这两股力量,最终宗室和外戚演变成了兵戎相见。

  • 提高个人威望

党争的爆发一个原因是晋武帝继位之初其威望还不够高,所以他不得不运用权术来调整王朝的内外关系,不过他也意识到光靠这样是不够的,他必须也得提高个人和王朝的权威。当时提高个人权威的最大方法是什么:平定西北的祸患以及扫灭南方的孙吴政权。

所以他用马隆帮助其扫平西北,重用因党争而受排挤的羊祜,让他经营荆州。在平吴问题上,他虽然有过犹豫,但是他一直也是赞同伐吴的,当张华等人确信伐吴的时机已经到来之时,他不顾朝野劝阻毅然伐吴,最终因为伐吴的胜利他获得了权威,也压制了各方势力。


结论

在对待党争的问题上,司马炎以他优秀的政治手腕压制了各方势力,所以在武帝一朝虽然党争频频,却能够政局稳定,社会秩序良好。

不过也是因为他在党争一事上的各种手段却只是权宜之计,他又没有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一死各方势力失去了压制。最终他生前的一系列措施对西晋来说是更大的一次灾难,一场比之三国时代更可怕的乱世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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