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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绍在积极做准备的时候，王敦却加快了排除异己的步伐。
早在占据石头城的时候，王敦就已经将朝廷中有威望的异己分子铲除。如今，他将屠刀高举，准备铲除势力强大的江东豪族，义兴周氏。
虽然义兴周氏的周札当年献城有功，但是周札的侄子周筵却是朝廷的死忠。
王敦第一次攻打建康时，周筵已经组织了一支三千多人的军队，准备与沈充作战。结果司马睿的主力部队全部惨遭失败，司马睿也放弃了抵抗，周筵只好退兵。
事后，王敦就对周筵的职位进行调动，让他担任自己的属官。
名为属官，实际上是软禁。王敦似乎很喜欢这一套，将反对分子收编到自己麾下，剥夺对方的权柄，慢慢消磨对方的锐气，实现降服对方的目的。
对周筵如此，后来对温峤也是如此。如果郗鉴的威望没有那么高，恐怕也难逃这样的经历。
不过王敦的怀柔手段并不奏效。之前的文章已经提到过温峤和郗鉴，温峤潜伏在王敦麾下，玩了一出无间道，郗鉴对王敦不假辞色，王敦还是无奈放行。
周筵倒是没有那么多心思，一直保持着平平淡淡的状态。只是在各种人情往来之中，王敦的心腹们对周氏的实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周筵的老母亲去世，送葬的都有上千人，这样的家族规模，实在让王敦胆战心惊。
即使是放在现在的农村，经历过建国初期人口从四亿暴增三倍的生育潮，那些八十多岁的老人去世，也不过只能聚集起一二百人的送葬队伍。
何况是在宗法时代，真正有资格送葬的都是三服、五服之内的男丁。能聚集起上千近亲的家族，哪怕是搞家族械斗，也不输九十年代湖南马田械斗的规模了。
要知道，湖南马田刘氏家族，可是传承两千年的特大家族，而且相互之间的血缘关系，很多都已经超出了五服，在长达数日的集结中，也不过聚齐了三五千人。
王敦的幕僚钱凤建议，赶紧除去义兴周氏，以免为子孙留下后患。王敦采纳了钱凤的意见，先是除掉周筵，接着屠灭周氏全族，攻杀坐镇一方的周札。
如此强硬的手段，最大的受益者是王敦的心腹沈充，他背后的吴兴沈氏家族，暂时跃居江东第一豪族。
然而王敦自己却没得到什么好处。
如此强硬的手段，实际上只是让那些反对势力转向了暗处，他们做事更加谨慎，对王敦的忌惮也更深。
偌大一个周氏家族，说灭门就灭门，谁敢保证自己的家族哪一天不会触霉头？
谁又敢保证，新的江东第一豪族，一直是铁板一块，不会在将来背叛王敦？
王敦的病，越来越重了。
还没有安排好篡位的各项准备，他就已经病倒了。
这时候，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计划，越想越觉得前途渺茫。
他找来钱凤商议后事，提出了三条退路：
敦无子，养含子应。及敦病甚，拜应为武卫将军以自副。钱凤谓敦曰：“脱其不讳，便当以后事付应。”敦曰：“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亦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计之下也。”
看来王敦真的老了，本来可以按部就班篡位的他，竟然把造反这个选项，放在了最后。
钱凤为王敦鞍前马后效劳，当然不希望功亏一篑。他的功过是非，早已经和王敦紧密相连。于是钱凤指出，造反才是真正的上策。
还没等王敦进一步思考，司马绍已经准备就绪，下令讨伐王敦。
看一看东晋的人事安排：
加司徒王导大都督、假节，领扬州刺史；以丹阳尹温峤为中垒将军，与右将军卞敦守石头；以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假节、督朱雀桥南诸军事；以尚书令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
征平北将军、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祖约，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刘遐，奋武将军、临淮太守苏峻，奋威将军、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师。
帝次于中堂。
王导、王邃，都是琅琊王氏成员。王敦被自己的家族抛弃了。
郗鉴、温峤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至于刘遐、苏峻、陶瞻、祖约等人，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王敦此前从来没有正眼瞧过这些人。
除非是陶瞻的老子陶侃、祖约的兄长祖逖来了，王敦才会严肃对待。
最让王敦心痛的，并不是遭到家族的背叛，毕竟这些人的态度早在意料之中，明里暗里，这些人不知道劝过他多少次。
何况，他能够成为家族的军事代表人物，不正是因为这些兄弟们的军事才能比不上他吗？
温峤的背叛，真的出乎王敦的意料。郗鉴得军心，温峤善谋划，两人携手，王敦心中底气不足。
他实在没有想到，温峤在他手底下做事的时候，是那么尽心尽力。怎么如今刚刚当上丹阳尹，他又成了司马绍的死忠了？
对于司马绍的主动出击，王敦其实也早有预料。当初司马绍微服勘察姑孰营垒，下令郗鉴镇守合肥，这些举动王敦心知肚明。
但是篡位的安排尚未就绪，王敦也不可能直接向司马绍发难。司马绍下诏讨伐王敦，王敦便再次以“清君侧”为名，起兵攻打建康。
这一次起兵的矛头，指向的是温峤。
为了消除晋朝官兵的恐惧，王导配合司马绍的计策，为王敦发丧。王敦本来就病情加重，外人难以掌握虚实，见到王氏家族已经开始发丧，就对这个消息信以为真。
但凡王敦还能打起精神往阵前走上一圈，谣言也就不攻自破。偏偏王敦已经病到爬不起来，谣言自然愈演愈烈。
王敦派出大军，以亲弟王含为元帅，率领钱凤、邓岳、周抚等部，从姑孰进军建康；沈充在吴兴（今属浙江湖州）起兵响应，也直奔建康而来。
双方对峙于秦淮河，晋军在北岸，王敦军在南岸。司马绍嘴上说得狠，但是对比了一下双方集结速度，顿时有点发懵。
对面军队都到齐了，晋朝军队还是只有宿卫兵马，根本打不赢嘛。
温峤对这种敌众我寡的防御战很在行，不就是玩塔防嘛，基本原则就那么几条：制造障碍迟滞敌军速度，利用有利地形加强远程输出，根据敌军攻势有序切换防线，利用作战间歇加固防御工事。
所以温峤把秦淮河上的朱雀桥给烧了。
相信很多人都记得那句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乌衣巷是琅琊王氏住的地方，属于京城繁华地带，至少是二环内。这一仗，对于东晋朝廷而言，真的没有多少退路。
烧了朱雀桥，双方的对战就变得有趣了，因为正面作战根本无法展开。
形势有利于东晋朝廷，因为每拖延一天，勤王兵马就越接近建康，王敦军就越容易多线作战。
按理说，王敦军应该尝试冒一点险，偷渡过秦淮河，奇袭宿卫兵马的侧后。
然而率先趁着夜色渡河的竟然是晋军。
王含准备不足，前锋何康战死，王敦闻讯震怒，无奈沉疴难起。受到战败消息的刺激，王敦当天就去世了。
假发丧变成了真发丧，要是让小说家来写，怕是要大书特书王导、温峤、郗鉴等人登坛作法，用道术咒死王敦的传奇故事了。
王敦撒手人寰，最慌的正是王含、王应父子。王敦本人无子，本打算将王应立为继承人，可是现在这样的局势，王应可能扭转乾坤吗？
人们常常讲定力，说“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其实所谓的定力，就是以平常心看待困难，积极寻求最优方案。
此时的最优方案，就是尽快确立新的首脑人物，无论是战是和，都要想办法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王应却坚持秘不发丧，并且用饮酒掩盖真相，也没有统一好各部的思想。
另一边，沈充、钱凤等人打算趁着回援建康的兵马远来疲敝、立足未稳，赶紧击溃这些兵马，却没有取得胜利。
纸包不住火，王敦身死的消息很快走漏，王敦所部兵马军心涣散，王含、沈充等人只能连夜逃跑。
战后的清算，人性中种种丑恶被激发。
王含、王应父子逃归荆州，被王含的同族兄弟王舒溺死于长江。
沈充在归途中听说仇家已布下埋伏，等他自投罗网，仓皇间误入旧部吴儒家，被吴儒出卖。沈充幼子沈劲得到乡人庇护，长大后杀吴儒一家为父报仇。
钱凤投奔旧友周光，被周光出卖。周光的兄长周抚和邓岳一起逃到山中躲藏。周光借钱凤首级洗刷了自己的罪过，又寻找到兄长周抚，试图劝说周抚出卖邓岳，周抚严辞斥责周光，继续躲藏。周抚、邓岳遇赦后受王导举荐，也得到善终，周抚后来成为比肩其父周访的一代名将。
名将周访的两个儿子，周抚重义，周光卖友，正所谓龙生九子。
王导照顾王敦的旧部，则更加耐人寻味。
利用钱凤取得王敦信任的温峤，则承担起了奉养钱凤老母的职责。
大战过后，司马绍调动各州刺史，避免某个势力一家独大，形成刺史之间相互制衡的格局，一度削弱了世家大族。
然而，正要大展宏图的司马绍却突然暴毙，给后人留下了种种猜想。
从患病到去世，司马绍只经过了六天，背后是否有什么阴谋，让人不寒而栗。
司马绍虽然在史书上评价很高，但是在一些民间流言中却遭到了恶意抹黑，最典型的就是“黄须鲜卑儿”这个故事。
最主要的原因，是司马绍的母亲并非豪门出身，很可能是鲜卑人种。而这种有组织的抹黑，显然是世家大族刻意操纵的结果。
就像是司马睿被编造出“牛继马后”的故事一样，通过这种小道消息，世家大族既抹黑了皇帝，又不需要承担什么政治风险，轻轻松松达成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毕竟，雄才大略的帝王，并不符合世家大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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