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51年，石赵内乱已经有两年了，替石虎卖了一辈子命的羌人姚弋仲看到自己支持的石赵公室石袛在和冉闵的大战中被杀，姚弋仲已然感觉到石赵灭亡只在朝夕，为了自己后代的身家性命考虑，在临死前向自己的儿子姚襄指明了一条道路：南下归晋。
《晋书.姚弋仲载记》：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
姚弋仲去世后，其子姚襄接手了父亲的部众，率领羌人几万户以及父亲的灵柩归降东晋；然而事情出乎姚弋仲的预料，姚襄的归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归降东晋之后由于和殷浩的摩擦不断地扩大化最终导致姚襄反叛，姚襄之叛促成了桓温的二伐中原。
那么姚襄究竟是因什么原因让其前后反差如此之大，他先降后叛的举动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以及战略眼光去考虑的。
公元350年，姚弋仲和前秦符氏为了关中地区而大打出手，被符氏打败，从此姚氏只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四处流浪；姚弋仲死后，姚襄再一次和前秦为了关中又一次开战，不过此时符氏已经在关中扎根，姚襄则是毫无根基的流人武装，幸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符氏。
损兵折将之下，姚襄不得不向命运低头，此时的他必须得做出抉择，给自己寻找一个“老板”来结束这生活，而当时的前燕、石赵残余力量、冉魏以及东晋都曾经向姚襄发出了“邀请函”，最终姚襄还是考虑投靠东晋，那么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啥呢？
首先我们就从上文姚弋仲临死前告诫姚襄的话来找寻答案：当时的晋王朝虽然经营不当衰败了，可是“晋室”的影响力依然还是巨大的，就如同东汉末年一般，汉室衰微可是人们依然民心思汉一般。反之，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虽然能够辉煌一时，可是一来他们在中原没有稳固的根基，二来也由于统治者的残暴普遍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抗。
从人心向背上来说，天下百姓对于晋王朝还是很有眷恋的，姚襄归降东晋不久后的桓温北伐就能说明：
公元354年，桓温发起了人生之中的第一次北伐，他的目标就是关中的前秦，此时的前秦刚刚占据关中不久，内部还不稳定，周边又有前凉等割据势力威胁着后方。桓温所部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成功的进入了关中。
此时关中和西晋分离已有四十年之久了，可是关中百姓依然对晋王朝心存眷恋：
桓温进驻霸上之后关中各郡县立马闻风而降，关中各郡县百姓争先恐后的拿食物犒劳桓温，老人更是流着泪说道：“不图今日复睹官军。”
看到这种情况，当时桓温手下大将薛珍要桓温在这种情况下立即挥师攻取长安，奈何桓温没有听从招致第一次北伐的失败。
从这件事情就能看出东晋在士人百姓心中的巨大影响力，他们虽然经营不善导致失去了半壁江山，可还是普遍受到人们的认可，前秦治下的百姓甚至称呼进入自己家园的敌对势力为“官军”。
民心向背之下，换你你会如何抉择呢？而且综合实际来看，当时东晋的影响力和其他势力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前燕还是创业公司，冉魏则属于没有福利保障的小私企，而石赵则即将破产，东晋虽然股票大跌却还是大型企业，有丰厚的“五险一金”，综合利弊东晋对姚襄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姚弋仲在临死前已经遣使向东晋投降，而东晋也顺势抛出了他们的“橄榄枝”：
《晋书.姚弋仲载记》：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
《晋书.姚襄载记》：晋遣使拜襄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即丘县公。
从职务的品阶和实际掌控的权力来看，东晋对于姚氏父子的封赏不可谓不丰厚，而高官厚禄的背后是东晋也急需要姚氏父子的军事力量，而这就要从当时的东晋政局说起：
桓温灭成汉之后，声望开始在朝中与日俱增，在长江上游对东晋构成了威胁。
公元349年，石赵陷入内乱后，其野心更是进一步昭然若揭，以“北伐中原”的声音对东晋朝堂从侧面宣战，希望以北伐来建立更大的功业来取而代之，甚至为了逼迫东晋其一度兵临武昌，对建康构成了威胁。
为了应对桓温的势力，东晋一方面则是以殷浩为扬州刺史、利用殷浩的声望来对桓温加以牵制，北伐中原的大业也落到了殷浩的手中；另一方面则是吸附当时北方后赵的残余力量，而姚襄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除了姚襄之外还有割据许昌的张遇、割据洛阳的周成乃至前秦符氏在这个时期都是东晋的藩属。
这些力量的加入一方面可以加强东晋的军事力量，成为其拱卫晋室的屏障；一方面则是利用吸附降胡可以趁机提高声望，在声势上压倒桓温；更主要的是这些军事力量可以成为牵制桓温的军事力量，对桓温形成威胁。
所以姚襄投靠东晋是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更可以凭借东晋的大旗来招兵买马，而东晋则需要姚氏父子的军事力量来达成政治上的目的。
公元355年，由于受流人郭斁武装的牵连，姚襄被迫率军北返，那么姚襄背叛东晋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殷浩和姚襄之间究竟有什么摩擦呢？
姚襄的反叛有一个人的确有重大责任，那就是当时的扬州刺史殷浩，姚襄归降东晋之时东晋内部有一部分人是持肯定意见的，比如谢尚，而谢尚也更是因为姚襄的豪迈和他义结金兰。有人赞成就有人反对，而殷浩就是其中之一。
殷浩和姚襄究竟是因为什么而起的摩擦，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姚襄是羌人的身份，或者是因为当时南方士族对北方士人的歧视也未尝可知。但是姚襄北返殷浩的确难辞其咎，因为殷浩的所作所为的确过分：
归降东晋之后，殷浩便频频派遣刺客行刺姚襄，可惜姚襄的人格魅力过于闪耀，殷浩的行刺计划没一次成功的；这边殷浩一计不成又再行一计，派遣手下将士去袭击姚襄，反而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被姚襄打败并趁机吞并了他的部队；这俩计策都不行之后，殷浩直接动用手中的权力把姚襄赶到了梁国地区，姚襄主动服软，可是殷浩反而变本加厉派遣谢万继续进攻姚襄。
从这几年的遭遇来看，姚襄在东晋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姚襄叛逃东晋里面没有殷浩的成分是不可能的。
但是姚襄的一系列遭遇也映射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东晋朝廷其实本质上都这些归降之人还是很不放心的，因为姚襄的遭遇不是个例，在同一时期大量的归降东晋的后赵将领也面临着和姚襄同样的境遇：
后赵豫州牧张遇，被东晋册封为豫州刺史，公元351年投降东晋，在同年因为谢尚的缘故背叛了东晋。
前秦符氏，公元350割据关中之中奉晋为正统，符健登基称帝后两方正式决裂。
周成，原石赵大将，于桓温北伐前两年背叛东晋，割据洛阳。
东晋对待这些流人武装的本质是希望这些武装能够成为拱卫东晋的重要军事力量，可是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极为的不信任并派遣官吏监视他们：姚襄看似是并州刺史，可是他还要受殷浩节制；张遇也是豫州牧，可是他还要听从谢尚的指挥。
姚襄的反叛殷浩要负一部分责任，东晋也是难辞其咎的：一方面他们需要他们的军事力量；可是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些武装的军事力量过于强大危害到自身。对这些流人武装的不信任导致了大量的姚襄降而复叛，所以殷浩东晋朝廷都是逼反姚襄的罪魁祸首。
姚襄当初投靠东晋的目的就是借东晋的壳重生，在驻扎江淮期间他并没有如其父姚弋种想的那样安分守己，而是借着“晋室”的名声招兵买马，在和殷浩的摩擦之中也趁机兼并殷浩的部队，在驻扎江淮期间的举动已经说明了他的不寻常。
《晋书.姚襄载记》：浩遣刘启、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击灭之，鼓行济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遣使建邺，罪状殷浩，并自陈谢。
公元355年姚襄收降了流人郭斁，以往东晋朝廷对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可郭斁却是一个杀害了东晋官员的叛将，而姚襄公开接纳他不就等于打了东晋的脸吗？也因为这事姚襄和东晋正式决裂，不久后便听从了部下的建议北返。
但从这事也证明姚襄明显是不甘于臣下的人，当时作为晋将的姚襄明知郭斁是东晋朝廷的追捕的要犯却没有第一时间将其交给东晋，而是吸收了他的武装力量壮大自身，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做的出来的吗?
《晋书.姚襄载记》：襄将佐部众皆北人，咸劝襄北还。
在北归中原之后姚襄不甘人下的心迹更是暴露无遗：叛逃东晋之后便占据了豫州的边防重镇许昌，在这之后便迅速挥师进攻洛阳目的是以洛阳为根基在攻取关右。在攻取洛阳的作战计划失败之后，姚襄将目标对准了老冤家苻氏，沿途在吸收了一些势力和残兵败将之后便迅速挥军西向攻打前秦的关中地区，然而此时前秦早已经在关中扎根，最终姚襄兵败身死，而他席卷天下的野心至此破灭。
从驻扎江淮的招兵买马到吸附东晋叛徒已经暴露了姚襄对于东晋没有任何的归属感，而叛逃东晋之后一系列的战略谋划更是暴露出了他的野心，所以殷浩的所作所为只是加剧了姚襄的叛乱，姚襄本身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所以叛逃东晋对姚襄来说是早晚的事。
可惜姚襄是生不逢时，吕思勉先生曾认为他的才略在符健之上，然而由于时机上部队导致最终只能寄人篱下却又降降叛叛：“其才略或在苻健之上。然寄居晋地，四面追敌，不如健之入关，有施展之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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