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怀瓘《书议》中，妍丽飘逸的王献之草书位列第三，他父亲王羲之位列第八，相差这么大，张怀瓘在文中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文章引用了王献之对父亲说的一段话：“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大人宜改体……”
王献之提出了章草的局限性，并指出了当时的“藁行”书体的优势。这也是王献之对于章草变革的一个主张，毕竟那时候的他才十五六岁，就有这样的先见之明，非常难得！
王献之《中秋贴》唐摹本
王献之草书比之羲之也是更加婉转妍媚、恣意所欲，而张怀瓘对此评价是“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并得出“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的结论。
王羲之的真书和行书被列为第一，而王献之则是行草为强，与张怀瓘之前所说的"人之材能，各有长短"相照应了。这样看来，真书行书王羲之位列第一，草书则王献之第三，王羲之第八的评判结论，是有理有据并前后文相应相称的。
王羲之《十七帖》
《书议》原文：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踪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
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世人虽不能甄别，但闻二王，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伪立，名不可虚成。然荆山之下，玉石参差。或价贱同于瓦砾，或价贵重于连城。其八分即二王之右也。
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摹本
译文：王献之还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曾经向父亲王羲之表达自己的见解说：“从前的章草，未能达到高妙超逸的境地。现在完全可借助其原理，极力发挥草书纵肆的姿致，不必拘泥于藁草之间，要突破以往固有的法规才可以。父亲大人完全可着手改制书体；而且不必着急固定规范，书法最可贵之处是融会变通，当然原来的古法也可依旧实行。”可见王献之的才学高超，见识深远，行、草书之外，又开拓一门。
关于行书体裁，既不象草也不象楷，脱离方笔隐藏圆笔，介于楷与草上下之间。含楷书成分多的称作楷行，含草书因素多的叫作行草。献之主张的体态法式，就是非楷非草，流畅于行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在中间。既不用界限框定，也不必用规则制约；挺拔秀美，致力于简易，性情驰骋放任，超脱飘逸闲暇自得，遇事随时制宜，随从己意适合便利，就像风吹雨散一样，在晴朗气爽中百花吐艳，这在书法的笔法体势之中，是最为风流倜傥的了。
王羲之秉持楷行要领，王献之掌握行草精髓;父亲书法灵动和畅，儿子书法笔力雄健，都是古今书坛独一无二的。一般人虽然不能鉴别其书迹，但一听说是二王书法，没有一个不为之陶醉的，可见人的品德不可以伪立，人的名誉也不能虚成。在荆山之下，乱石和宝玉混杂在一起，它们或者是微贱如同瓦砾，或者是贵重的价值连城。书法这堆玉石，里面十分之八的玉石是属于二王父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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