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里曾有一句话：“我们的枪是替四老爷（新四军）保管的！”
伪军是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军民抗日、维护其殖民统治，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产物，规模庞大的伪军虽然士气颓废，但是靠着伪政权和日本人的撑腰，装备还是比较精良的，抗战结束前伪军数目已达到110余万人。
可是为什么日军煞费苦心组建的这支伪军在面对八路军、新四军时却占不到丝毫便宜呢？
影视剧中的伪军形象
一方面，伪军虽然是汉奸，但除了少数高层，从上到下普遍是混口饭吃的心态，能对付就对付，能糊弄就糊弄，对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并不积极，并不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卖命；另一方面，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对付伪军，按方抓药，找到了伪军的软肋，打到了伪军的“七寸”，让伪军不敢过于放肆。
这个“七寸”，就是我军独创的“红黑薄”。当年，我抗日军民曾在根据地和敌占区，广泛开展了一场“红黑点运动”。
什么是“红黑薄”呢？简单来说，就跟学校对学生、企业对员工的考勤一样。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首先把自己驻地范围内的伪军、汉奸底细搞清楚，列出一张清单，每个大小汉奸的名字甚至家庭情况都写上。汉奸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抗日军民的眼皮子底下，一笔笔记着呢。
凡是做了一件好事，比如主动给八路军、新四军送信，阻止敌伪的破坏行动，保护抗日军民，释放被俘人员，不欺负老乡，打仗时枪口朝天放的，组织归顺行动或劝说他人一同做好事的，就给他记一个红点。
凡是干了一件坏事，如敲诈勒索、奸淫烧杀、欺负老百姓、抓壮丁、唆使或挑拨他人干坏事、给鬼子带路、与八路军作对、勾引敌伪扫荡、破坏抗日行动的，就记一个黑点。
红点积攒多了，可以宽大处理。黑点积攒多了，给予严惩，达到一定数量则坚决铲除、格杀勿论。
又做了好事，又干了坏事，则两两抵消，一码归一码，绝不混淆。
不同的军区、根据地，给汉奸划定的宽大或者严惩的积分线也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是弹性处理的，积分主要是一种心理暗示，以此让汉奸们拼命做好事而不敢做坏事；有的地方，如新四军苏北军区，则“明码标价”，达到30个黑点予以消灭，20个红点则饶过一命，还能给口头表扬等精神奖励。
“红黑薄”并不是秘密，而是公开的做法，为的就是提醒伪军汉奸们知道“红黑薄”的存在。
据八路军冀南军区记载，他们会定期把汉奸们的红黑点情况写成传单，粘贴在据点、碉堡、岗楼、树干等地方，汉奸们忐忑不安地关心自己的点数问题，跟急切想知道考试成绩的学生们一样，盯着“红黑薄”目不转睛，找自己的名字、找自己的红黑点数。
一个“红黑薄”就是一本“生死册”，伪军汉奸们都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收敛一些，尽量少为非作歹，并绞尽脑汁多干几件好事，以便让自己活得更长寿一些。
对于改邪归正效果比较好的伪军汉奸，八路军、新四军就颁发回心抗战证、公民证、委任状、团圆证，拿到手的伪军汉奸无不欢天喜地。
对那些冥顽不化、黑点数目太多的伪军汉奸，八路军、新四军视其罪恶大小，经常出其不意地采取惩罚行动或是直接斩草除根，以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老电影里经常出现的情形，如武工队长、游击队长、县大队长、区小队长出入伪军营区、家中、占领区如入无人之境，汉奸们还得敬烟、陪笑、端茶、送上糕点，这一幕幕都是当年的真实场景。
电视剧《亮剑》里也有个剧情，李云龙给黄谷镇的伪军写信，要求送上两万斤粮食和两万斤猪肉，伪军队长接信后乖乖派人送上门来。
新四军第六师侦察科长王徵明回忆到，他到扬州、高邮一带侦察，可谓如履平地，汪伪政权在这一地带的副司令颜秀五派一位团长亲自陪同，他还在颜公馆住了五六天，伪军们毕恭毕敬。王徵明要求他们约束部队，伪军官员们满口答应。
建国后出版的《老兵话当年》有一篇朱泽的《红黑点运动和锄奸行动》，文中说：盐城县四区黄八庄汉奸孙少明记有黑点33个，伪保长吉长有记有黑点35个，被新四军抓获后执行死刑。一批伪军汉奸吓坏了，震慑了不少死硬分子。淮安县一个伪区长，怕新四军记黑点，直接弃官不干了。
这些故事背后，反映的正是“红黑薄”和“红黑点运动”的无形威力，它给汉奸们带来的心理震慑和压力太大了。
一张“红黑薄”，无形中瓦解了汉奸们的心理防线，随着越来越多罪大恶极的汉奸被惩处，再加上他们越来越看清了日本人不可靠之后，许多汉奸都从“走狗”变成了“两面派”，他们甚至以抗日的“两面派”自居，帮助八路军、新四军打反动的“两面派”。
八路军、新四军利用亲近和投靠我军的“两面派”，逐渐争取了敌占区广大基层乡长、村长、保长的暗中支持，敌伪的基层组织大部分被抗日的“两面派”掌握与控制。
八路军、新四军利用这种优势条件，经常以开会的名义召集伪乡长、伪保长开会，研究加强对敌斗争。
在日伪发动“扫荡”、“清乡"中，我军就安排抗日的“两面派”向敌人送假情报，以麻痹敌人，并收买伪军特务、翻译为我方工作。
《小兵张嘎》里，给日军担任翻译官的胖翻译，被我军收编后，就掩护八路军顺利攻克日伪据点，救出了嘎子。
“我要红豆”，就是记红点
日军后来也觉察到伪军中有人给八路军、新四军传递消息，并称要准备搜捕“红色胡子”，但是到后期，日军早已经自顾不暇，甚至日军自己都想办法、找门路、托关系与八路军、新四军达成休战协定，搜捕“红色胡子”更是力不从心。
日伪步步后退，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救国堂堂正正，则步步紧逼，又展开了对伪军的“喊话运动”，加紧发动心理攻势。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每月有计划地对伪军据点喊话，讲抗日道理、宣传共产党的优待政策。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下辖的冀南军区记载，1942年底的一天，该军区部队同时对驻地周边的200个伪军据点开展了喊话，给伪军以极大的心理震慑。有些伪军甚至请八路军到据点里去讲，还弄来了火盆给八路军烤火取暖。
到后来，我军有一些干部路过据点哨卡，伪军只要认识，就拉住要听一次课。伪军围住八路军干部七嘴八舌，“昨天有个八路想打我，不知道我又做了什么坏事？”“做了坏事改了来不来得及？”有的据点内伪军的班长甚至威胁士兵：“你们出去要是败坏我的名声，让我被记了黑点，回头我找你们算账。”
一张“红黑薄”不见战火硝烟，却起到了不亚于真刀真枪的效果。越到后期，汉奸伪军越争相表现，甚至找边区老百姓与八路军联系，请求抹去黑点，多上几个红点。
八路军、新四军利用“红黑薄”达到的震慑效果和争取来的伪军关系，秘密打通了不少交通线，运送武器物资和军政干部，壮大了抗日实力。中共七大代表从各自根据地奔赴延安，也有不少伪军私下帮助七大代表巧妙穿越封锁线，躲避日军封堵，秘密通过敌占区。
有的伪军帮助抗日军民做了事，心里十分欢喜，得到了小红点，他们高兴地说：“咱们是明当伪军，暗当八路啊！”如本文开篇所言，苏南的伪军说得更加直白，“我们的枪是替四老爷（新四军）保管的！”
曾任新四军第六师18旅旅长、16旅政委、苏皖区党委书记的江渭清说到：我们过封锁线能够畅通无阻，我们兵工部在敌据点里搞了个兵工厂，许多重伤员也在伪军据点里养伤。
八路军、新四军通过“红黑薄”发起的“红黑点运动”，以及配合开展的舆论战、心理战，极大地瓦解了伪军的战斗力，起义反正的伪军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了，特别是最后阶段的大反攻，我军动辄取得歼灭敌军成千上万人的战果，伪军临阵投降占了不少，伪军、伪组织人员或公开或秘密地脱离敌人，还有不少日伪敌探、奸细主动向抗日民主政府坦白自首。
惩戒顽固分子和首恶分子，争取绝大多数，赏罚分明，“红黑薄”树立了我军威信，在抗日战场显现出奇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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