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北飞到重庆，立即在他下榻的山洞林园召集了军事会议，商议如何对付已从川东攻入的解放军。
他在部属面前虽然还是一脸严肃，保持着“最高当局”的威严，内心却深为自己防御部署的失算而懊悔。
他原来认为，川黔湘边界山高林密，水流湍急，不利于大兵团的行动和军需给养的运输，解放军从川东入境的可能性很小。
川陕边界虽然有秦岭、大巴山之险，但有川陕公路连接陇海铁路，方便解放军从老解放区运输粮食补给。
加上这几个月，贺龙、周士第指挥的第18兵团等部队一直陈兵陕南，摆出要大举进攻的架势.
8月间，第二野战军从南京出发，经浦口、徐州抵达郑州后，又突然销声匿迹，可能是沿陇海路悄悄开往陕南了。
所以，他一再严令胡宗南的3个兵团守好秦岭山脉的第一道防线，同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筑第二道防线。
胡宗南
胡宗南和他的副参谋长沈策也信誓旦旦地在他面前保证，从兵力部署和险峻地势，这川陕边境的“马其诺防线”定可固若金汤。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第二野战军的几十万军队却会悄然出现于川湘黔边境，乘虚分别切入贵州和川东。
贵州的何绍周第19兵团两个军战斗力本来不强，抗不住还情有可原。
拥兵20万、一向以善战著称的宋希濂，却也出乎意外地兵败如山倒，以致仅20余天时间，就被解放军长驱直入突进千余公里，兵临重庆城下。
这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没有被危及的古老山城，即将成为战场！
蒋介石匆忙下令成立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由市长杨森兼任总司令，用川军第20军在重庆南岸布防，同时下令抽调800辆美式大卡车，把胡宗南第一军调来重庆。
蒋介石这一部署，也被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职务的刘宗宽通过住在他家里的地下党员，传递给北京。
毛主席很高兴，从而引发了把蒋介石在西南地区的主力部队吸引过来，围歼于重庆的战略设想。
不过，胡宗南虽然是庸才，但这一次还是看出了守重庆是招死棋，因此一反常态，不肯接受蒋介石调遣军队的命令。
胡宗南的计划是，军队入川后逐步撤往西昌，并不想把兵力投向川东。
如今，蒋介石却要把他的“王牌”第一军调往重庆，这使他很不满意：
宋希濂的6个军都抗击不住解放军，这一个军又有什么用？那还不是羊入虎口。
想到这，胡宗南直接软推硬磨，不肯接受命令，气得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大骂。胡宗南出于无奈，只得先调第1师两个团去应付。
杨森为了虚张声势，特意安排胡宗南这两个团乘大卡车进入重庆市区，沿闹市武装游行一番，以表示援军将源源而来，重庆可确保无虞。
这几百辆卡车上肃立着头戴钢盔，身背冲锋枪、火箭筒等美式武器的士兵。卡车队伍中间还拖有大炮、坦克，也确实威武。
车队从西向东，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似乎来了很多很多援军，也能迷惑那些不了解实际军情的人。
蒋介石在四川较有战斗力的正规军，除了胡宗南、宋希濂外，还有一个由罗广文任司令官的第15兵团，下辖第44军、第108军、第110军，驻防于大竹、达县一带作为机动兵力。
但8月间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担心解放军从甘南进入四川，抄胡宗南部的后路，急忙调这个兵团去堵塞那一缺口。
这是潜伏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刘宗宽，有意打乱国民党防守部署的一着妙棋。
他以魏国大将邓艾曾经由甘肃武都偷渡阴平的历史为例，判断解放军攻占兰州后，可能分兵从那条险道入川，截断在胡宗南部与四川腹地联系。
历史上那件使蜀国招致灭亡的“阴平偷渡”往事，是那样惊险，千百年来也成了历代守川的军事家一再提防历史重演的事。
刘宗宽
刘宗宽利用他的代参谋长身份，把这子虚乌有的情况大肆宣传，说动了随胡宗南来重庆开会的副参谋长沈策。
沈策虽然没有掌握这方面的军情，也深感不可不防，又由他在军事会议上把这“情况判断”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果然引起了蒋介石的焦虑。
胡宗南的3个兵团一向是他的王牌，如今守西南更是不能有损，蒋介石忙命罗广文带第108军、第110军开往甘南。
他没想到，这是刘宗宽制造的一个圈套。
罗广文的第15兵团被拆散了，除了第44军留在乌江以北外，另外两个军都离开了驻防的大竹、达县，开往川西北的青川、平武一带。
9月的重庆一带仍然很炎热，酷暑中大兵团移动本是兵家大忌，但军令如山不敢违拗，只好在火热的烈日间冒暑赶路，也就十分辛苦疲困，引得疾病流行。
经过近20天的千里步行，罗广文刚走到半途的绵阳，喘息还未定，又接到蒋介石十万火急的电令：
解放军可能攻贵州遵义威胁重庆，命令他们迅速东返，改往贵州的桐梓、娄山关一带布防。
他们只好掉转头匆匆返回，但走到秦江又因为川东告急，再改往南川的白马山布防。
这几千里的一去一回，把部队拖得疲惫不堪，途中病死逃亡者很多，部队大量减员，本来战斗力就不强的这两个军，更是难以作战。
气得罗广文大骂老蒋无能，把行军作战的事当作儿戏。
第15兵团在11月上旬回到重庆附近后，内部又发生了矛盾。
第110军军长向敏思认为，去南川无异以卵击石，带着两个师停留于达县，不肯再南移，从而脱离了第15兵团。
只有111师因为已被罗广文控制而跟随开往南川。
这样，罗广文兵团守南川的兵力，名为一个兵团，实际上只有他兼任军长的第108军3个师和第111师共4个师。
以这单薄兵力来抗击解放军3个军的攻击，且不讲战斗力如何，仅兵力对比也处于劣势，确实如同向敏思所说，是去以卵击石。
蒋介石见川东不保，只能把固守重庆外围的希望寄托在罗广文这4个师身上，亲自批示，给他们送去大批枪支弹药和无后坐力炮。
还派侍从参谋胡伟达陪着他的军事顾问、日本军人斋藤敏雄去南川策划防御作战。
斋藤敏雄在侵华战争中担任过日军第64师团参谋长，过去在芷江和华南等地与中国军队作过战，犯下了侵略中国的罪行，如今又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但这个日本鬼子长期脱离实战，既不了解解放军的战略战术，也不了解国民党军队从上至下已是全无战心。
11月21日，斋藤敏雄为罗广文拟定了一个主动出击的方案，要求罗广文把作为预备队的第111师也派上来，趁解放军处于疲惫之时，迎头痛击。
斋藤敏雄在日军中非常出名，曾是旧日军最年轻的师团参谋长
罗广文当着蒋介石的侍从室人员不敢反对，只是客气地表示服从，等到斋藤敏雄返回重庆，就不满地说：“怎么迎头痛击？那不是去送死么？”
他不仅不迎上去，还决定采取避战之策，把第108军主力从南川后移到兴隆场。
这时候，解放军第三兵团的第11军正在猛攻白马山。罗广文兵团的第241师哪能招架得住，除一个团阵前起义外，其他都被歼灭。
罗广文见势不妙，赶紧于11月27日把兵团指挥所后撤至重庆南温泉。
南温泉与重庆市中心隔江相望，仅有26公里的路程。罗广文这一退却，就把重庆市完全暴露于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蒋介石以为白马山地势险要，宋希濂退下来的两个兵团还可利用这地形打几仗，再加上罗广文兵团这支生力军，至少可守个十天半个月。
没想到这些部队是一触即溃，钟彬在乌江下游的白涛镇成了俘虏，宋希濂跑得没有了踪影。
奉顾祝同之命在綦江担任警备的陈克非也不愿苦守，一听说解放军已越过南川，就慌忙带着残剩部队，向川东北逃跑了。
陈克非
这样，在川南就没有可以作战的军队了，能够暂时卫护重庆的，只是那条宽阔的长江。
当蒋介石得知罗广文已经自行撤回重庆时，暴跳如雷地连打3次电话，要追究罗广文责任。
还是蒋经国比较冷静，他怕把罗广文激怒了来个阵前起义，已是防务空虚的重庆可经不起这一闪失，也就一再劝他父亲息怒。
他还为罗广文辩解，局势如此，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蒋介石想了想也觉得是这样，这才压下怒火，打电话通知罗广文，先收容部队，看战事发展再向川东北转进。
罗广文见没把他交军法审判，大出意外，如释重负地出来收拾残部。
他不敢再在重庆逗留，决定把残剩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人由赵秀昆带着退往宜宾去与郭汝瑰的第22兵团会合，一部分人由他自己带着退往遂宁。
已进抵南川和綦江附近的解放军第3兵团第11军、12军根据毛主席给二野的指示，为诱胡宗南集团过来，放慢了对罗广文兵团的攻击节奏。
11月25日，刘、邓才命令第3兵团第12军去解放南川并向綦江进击。第11军、47军合力北向，协同12军进攻重庆市中心区。
解放军向重庆进军
这三路大军的大迂回、大包围攻势，紧紧地把山城重庆的敌军钳住了。
处于冬日浓雾中的国民党守军，只觉得四面八方都有解放军进攻，上下左右一片慌乱。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直辖的第20军，是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一向由他兼任军长，儿子杨汉烈担任79师师长，将校和士兵也全部是四川人。
这个军除部分军官在抗日战争初期出川作过战外，以后许多年都是缩在贵州、四川作为杨森的“御林军”，为他看家护院。
1949年4月调往安徽芜湖守御长江时，20军大部被歼灭，不久前才在重庆新组建。由原来的第133师长景嘉模代理军长。
该军兵员既不满额，多数军官士兵又都没有野战、阵地战的经验。
如今见罗广文兵团溃退下来，杨森哪里还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死守，密令第20军主力作做好从重庆市中心撤离的准备。
驻扎于重庆的还有国民党内政部第2警察总队的9个团以及宪兵第24团，这些只有轻武器的内卫部队更是没有战斗力，也是随时准备不战而逃。
虽然胡宗南的第1军有2个师前来增援，但胡宗南已叮嘱军长陈鞠旅，临阵要小心谨慎，不可贸然向前线逼近。
所以这支部队一路上磨磨蹭蹭走得缓慢，迟滞于重庆北边的璧山就不敢上前了。
如今一见重庆已是兵临城下，也暗中做好了向成都撤退的准备。
蒋介石见川东、重庆驻有这样多部队，却没有一个能真正作战，太出乎他的意外了。
在他看来，这山城巍立于长江、嘉陵江之间，山川之险异于其他，只要有几个师敢于打几场硬仗，还是守得住的。
想到军队不肯用命，局势的垂危，蒋介石真是痛心已极，整天长吁短叹，暴跳如雷，大骂那些将领有负他的重托，失去了“黄埔精神”
在解放军日益逼近的同时，随同蒋介石来到重庆的“军统”大特务头子、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在紧张地实施一项计划。
这项计划，要把重庆的军事设施、工业以及重要建筑彻底破坏，使这座西南最大城市陷于毁灭、瘫痪。
毛人凤从11月14日到20日，经过近一周对前线战况的观察，看出了重庆已难固守。
他了解蒋介石的残忍，一向是守不住就给予毁灭，看来对重庆的破坏将会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应该早做准备。
他在11月20日得到重庆外围无险可守的战报后，忙在21日召集一大批特务头子开会，布置对重庆的破坏。
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政府还都南京后，这里仍然保留着“陪都”的名义，由行政院直辖。
但那年月物质匮乏，没有多少像样的建筑，大多数是简陋的竹木结构。
如果按照蒋介石的计划把电厂、兵工厂、广播大厦、飞机场以及几栋商业大楼都炸毁，燃起的大火再波及街巷居民的房屋和商店，这座城市就所剩无几了。
一个政党领袖为了自己的集团私利不惜与对手兵戎相见，已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如今，他又继续置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临走前还要把这饱受贫困饥饿折磨的山城毁灭，足见他的残忍！
毛人凤决定成立一个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挂名总指挥，实际由他来操作的“破坏指挥部”，动用300吨TNT烈性炸药。
指挥部的任务是，把重庆9个兵工厂、1个钢铁厂、2个发电厂、1个军械总库、1座广播电台、3处飞机场、500处市区主要建筑全部炸毁。
同时调动属于特务系统的交警第一、第二总队和交警第一旅来担任警戒，镇压敢于阻止破毁行动的护厂工人。
布置完了后，他们却拿不准应该什么时候行动。
既怕动手晚了完不成破毁任务，动手过早又怕重蹈1938年火烧长沙的覆辙，像酆悌那样成为蒋介石的替罪羊。
酆悌也是黄埔一期毕业，一向为蒋介石所宠信。1931年他与大特务头子康泽一起建立了忠于蒋介石的复兴社。
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侵及三湘时，酆悌被任为长沙警备司令。
当时蒋介石提倡所谓“坚壁清野”，在敌人可能攻占的地方烧毁房屋、粮食，破坏桥梁、道路。
当日本侵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兵力，以长沙为中心兵分4路进攻时，蒋介石准备不战而退放弃长沙。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主张坚守，并说：“长沙不守，军人职责何在？”才使蒋介石勉强同意。
但蒋介石还是缺乏在长沙击退敌人的信心和决心，曾亲笔书写手令给酆悌“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
酆悌与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保安团长徐昆不敢怠慢，认真地对这一焚城计划作了布置，大小街巷堆满了干柴、汽油桶，只等敌人逼近市区时，一声令下就举火。
但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事先既不疏散市民，也不通知各个单位，在酆悌他们看来，日军还离得远，缓缓通知也来得及。
11月12日凌晨，日军还在岳阳与汨罗江之间，并没有攻抵长沙，保安团士兵却听信谣传，以为敌人攻过来了，吓得在当天晚上慌乱地提前放火。
一条街道燃着，影响着其他街巷的士兵也纷纷举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遍及全城，以致长沙市的房屋大部被烧毁。
两万多市民在事前毫不知情的突然起火情况下，糊里糊涂地惨死于大火中。正在长沙的周副主席、叶剑英也几乎身陷火海，好不容易才冲出去。
当时冈村宁次见这次攻势节节受阻，并不想急于攻占长沙，在消耗了国民党军实力的目的已经达到后，从长沙近郊全线撤退。
长沙就这样毁在自己手里了，一时间海内外舆论大哗，纷纷指责国民党集团的草菅人命。
蒋介石为了推卸责任，只得从南岳赶往长沙，命令把酆悌、文重孚、徐昆枪毙，以敷衍愤怒的人民。
想起那段事，毛人凤颇犹豫了一番，他向负责作战的总参谋次长萧毅肃和重庆市长杨森请教该如何办。
萧毅肃认为：如果罗广文兵团再抵抗不住，被解放军越过白马山攻抵南川盆地，重庆就无险可守了。那时候，可以动手了。
毛人凤也就命令手下特务，先做准备，听候他的命令。
但对关押于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他却毫不犹豫地提前举起了屠刀。
蒋介石一再对毛人凤说：“今天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有了他这一杀无赦的指示，毛人凤这恶魔更是放手地大杀特
杀了。
他先是杀害了杨虎城将军，之后又在10月底把关押于渣淬洞的政治犯42人全部杀掉，著名的共产党人江竹筠、陈然等都在其中。
如今重庆将易手，他们更是磨刀霍霍杀红了眼。先后在11月26日、27日把关押于白公馆的36人，关押于渣滓洞的100余人，关押于新世界集中营的30余人分批杀害。
这样疯狂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士，连那些参与执行的特务，也有个别人感到悚然。
据“军统”重庆办事处长郭旭回忆：一个刽子手自知罪恶深重，事后对他的同伙说：
“在渣滓洞用机枪扫射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在有些难过，但这是上面的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人扫射，这个玩意不好干呵！”
“我们这样的杀人，如果共产党捉住了我们，对我们还会饶恕吗？共产党快打到重庆来了，我是非走不可的。”
刘邓首长在忙于调动各路大军向重庆进逼的同时，也对身陷敌人牢狱的革命志士很是关注，指示重庆的中共地下党，务须通过各种渠道予以营救。
刘伯承司令员还特意派人向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提及这事，请他利用职权保护这些政治犯。
在国民党统治行将土崩瓦解之时，四川地方实力派人士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都在暗我党加紧联系，我党也没有忽略对杨森这个四川老牌军阀的争取。
除了潜伏在重庆的地下党不断派人去游说开导外，刘伯承司令员还想利用从前在四川和杨森有过交往的特殊关系，派人去策动起义。
刘伯承希望杨森认清形势，利用重庆市长和卫戍总司令的职权，帮助活捉蒋介石，援救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处的革命人士不受杀害。
杨森不仅与刘伯承有旧，从前还与朱德、陈毅这些川籍将帅关系密切。
1926年，朱德担任过杨森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陈毅在北京的革命身份暴露后，也来这个军躲藏过，只是后来杨森怕他的20军被朱德、陈毅“赤化”，才把朱、陈“礼送”出境。
如今，由刘伯承这位解放军将帅亲自出面做杨森的统战工作，这规格当然很高。
但杨森一生都是与我党作对，怎肯回头？因此不听从刘伯承的劝告走起义道路，还对人说：“老都老了，起什么义哟！”
“从前，蒋总统叫我捉吴佩孚，我都没有照办，今天共产党又叫我捉蒋总统，我也不能去办。”
“关押的政治犯是保密局管辖，我管不了；我作为市长、卫戍总司令只保市区的安全。”
杨森所说从前不愿捉吴佩孚一事，发生于22年前。
1927年春，吴佩孚的军队在湖北、河南被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打败，他带着少数卫队和随从溯长江而上逃进四川，受到驻万县的第20军军长杨森的接待。
当时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去电杨森要求解除吴佩孚的卫队武装，并把吴佩孚押送出川。
杨森不仅没有执行，还暗中与吴佩孚商量共同联合反蒋，因而被蒋介石下令解除了军长职务。
杨森当时那样做，不仅是吴佩孚在四川军阀纷争中支持了杨森，使杨森甚为感恩戴德，更主要是当时中国政局纷争，南北势力谁胜谁负还不明朗。
杨森出于对当时还代表革命势力的北伐军的敌视，不肯听从蒋介石的指挥，等到他后来发现蒋介石集团和他利益一致，也就俯首帖耳地归顺蒋介石了。
杨森说可以保护重庆市区的安全，也是假话。毛人凤对重庆的毁灭性破坏计划，他完全了解，而且很赞成。
解放军和重庆的地下党人当然明白，重庆市能否安然渡过这轮劫难，不能寄希望于这些反动政客。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派人去晓以大义，无非是希望他们迷途知返少作些恶，同时也给保护重庆的斗争减少些阻力。
这段时期，地下党组织加强了应变工作。川东特委设立了“策反委员会”，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去策动那些军警宪特加入起义的行列。
就连著名工商业人士胡子昂也从香港飞来，帮助劝说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亲戚尽快弃暗投明，只是事机不密，特务把他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才匆匆飞返香港。
胡子昂
重庆一向是我党南方局的工作中心，所以重庆的进步力量也比蒋管区其他城市大。
党的秘密工作，甚至做到了国民党最反动的军统中。这当中有的是党派进去长期潜伏的党员，有的是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准备弃暗投明的人。
所以，毛人凤、杨森之流虽然杀气腾腾地想在逃走前把重庆这山城彻底毁灭，也是阻力重重。
特别是解放军的迅猛攻势，使得他们难以从容地按预定计划进行破坏。
刘伯承还请杨森的儿女亲家鲜英（杨森的女儿嫁给了鲜英的儿子鲜继恒）、市商会理事长蔡鹤年等，出面去劝说杨森保全重庆。
鲜英
杨森这个老军阀则趁机进行勒索，对刘伯承放话：给我3000根金条再说。
刘伯承十分生气，认为杨森太贪婪，让鲜英等人借口这笔巨款一时间难以完全筹措，先给五千两银元，其他故意拖延着。
杨森得了第一笔钱后，还想再得到后边的钱，也就不像“军统”特务们那样，穷凶极恶地炸毁一切了。
后来杨森跑到成都后，才觉得国民党大势已去，派人联系二野，要求起义，并提了个条件：保全自己所有私人财产。
刘伯承直接拒绝，对敌工干部说：“我不见他！你们去跟他谈去，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
11月28日，解放军已经逼近重庆，杨森派出60余人的军队冲进嘉陵江边的大溪沟电厂，要把这个供应市中心区电力的电厂炸毁。
这一破坏如得逞，重庆将一片黑暗长久难以恢复，工人们一边尽力抗拒一边四处求救。
蔡鹤年又再次冒险赶往杨森那里，要求他停止这一暴行，面对熟人，杨森也只好答应放过这一电厂。
蔡鹤年又赶往大溪沟电厂向那些军队宣读杨森的撤出命令，并拿出600块银元，给了这60个人每人10块银元。这座濒于毁灭的电厂才得以保存。
11月26日，刘邓发布命令，指示第三兵团3个军和四野第47军，趁胡宗南的部队刚刚赶到重庆、立足未稳之机，给予击溃，并攻占重庆市区。
经过十几天休整的部队，解放军士气、精力更旺盛。11月28日，第12军攻下綦江后，经顺江场占领江津，向西迂回，隔断敌军向西逃窜的道路。
第11军和第47军合力扫荡了从南川败退的敌军罗广文兵团残部，然后分路渡江进攻重庆。
第11军担任前锋的第31师91团一个营，以疾行150公里的速度，在11月28日上午赶到重庆以南。
喘息未定，就见前边尘头大起，几十辆架着机枪火炮的敌军大卡车飞驰而来。
那是奉蒋介石之命驰援重庆的胡宗南第1军167师501团。双方立即各抢占有利地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解放军人数少，又是在长途步行行军之后，火力和体力都不如车运而来的敌军，攻击一度受阻。91团后续部队赶上投入战斗，才把敌人这个团歼灭，并占领了渔洞溪。
第93团则攻抵南温泉，与从汉中车运来的蒋军“天下第一营”（第1军第1师第1团第1营）发生了激战。
“天下第一营”确实是敌人的精锐，开始打得颇顽强，但解放军士气更旺，经过激战还是全歼该部，缴获40余门火炮、80多辆军车，毙敌营长以下300余人。
敌人见大势已去，不敢再在江边固守，纷纷向重庆市区内跑。至此，敌人在重庆的外围据点尽失，解放军形成了对重庆市区贴近攻击的态势。
这时候，蒋介石正在他的官邸召集参谋总长顾祝同、西南军政副长官钱大钧、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以及蒋经国、毛人凤等军政大员，举行在重庆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
此时的蒋介石真是愁肠百结，无计可施。他怎么也没想到，他费尽心力，制订的“固守西南”计划，如薄纸一样被解放军撕得粉碎。
摆在川东的30万军队，不堪一击，不到半个月就全部溃散。
他一向倚重的宋希濂，这次既不能苦战，又不肯杀身成仁，而是一声不吭地带着残余部队跑得无影无踪。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才语气低沉地进出了一句话：“我现在决定撤出重庆。”
这本来是意料中的事，只不过还得由蒋介石来宣布。众人都木然地点头。
他又吩咐毛人凤：“对重庆的大建筑和军事设施应予破坏。”
毛人凤早布置好了，只等这句话，他立即走出会议室去打电话通知一直守在自家的住所的军统特务、破坏指挥部处长廖宗泽，再由他分别通知各个爆炸点。
这是下午2时，早已进驻了各破坏目标的军警和特务们都手忙脚乱地投入了爆炸前的行动；
护校护厂护矿的学生和工人纠察队看出了敌人的意图，也纷纷起来拦阻，形成了一层又一层厚实的人墙。
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工人、学生、市民顽强地与敌人进行反破坏斗争。就连厂长们也都积极加入了护厂行列，这才使蒋介石的阴谋没有得逞。
下达了破坏重庆的命令后，蒋介石似乎是略为解恨，他又故作镇静地听取了有关的军情，才打发这些官员们自行逃往成都。
重庆解放前夕的护厂队
这时候，解放军第11军31师的先头部队，由团长陶怀德率领一个排,分乘仅有的3条船，在夜雾迷蒙中渡过风冷水急的长江，在九龙坡上岸。
他们正愁船只太少，难以运输后续部队时，突然江面上如一大片岛屿在浮动似的涌来十几只大小木船。这是附近的船工自动组织起来支援解放军，从而解了燃眉之急。
第11军参谋长杨国宇和31师副师长胡鹏飞带领的一个团得以迅速渡过长江。
他们一登陆，就直扑重庆的最高处浮图关，这里驻有蒋军国防部警卫第二团1600余人。
蒋军本来是利用这制高点封锁江岸并控制市区，但他们见解放军来势凶猛，没作抵抗就投降了。
后续过江的部队则绕道插往化龙桥、小龙坎，截断敌人从市区往成都方向逃窜的退路。
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被这混乱形势搞得魂飞魄散，纷纷在枪声中乘车、乘飞机往成都方向逃窜。
蒋介石还想维持他的尊严，停留在重庆的山洞林园中不肯动身。
从内战开始以来，他虽然不断丢城失地，但都离战场很远，这次却是由于川东丢失得太快，一下子就紧靠战场了。
他在重庆这个战斗中心住得长，是他很明白，重庆丢不得，一弃守，四川全境就难保了。
他曾经自信自己的威望和指挥才能还能延缓败局，但事与愿违，军队并不听命。
从湘鄂边境到乌江、白马山，虽然有许多险隘，军队都不愿死守苦战。
如今解放军已攻进市区，重庆的易手已成定局。望着烧红了天空的大火，听着那激烈的爆炸声和枪声，一种既愤懑又
凄凉的复杂心情在困扰着他。
抗战时他把重庆作为“陪都”一住就是7年年，1945年冬，他是以取得了反侵略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领袖的身份，在欢声惜别中离开重庆还都南京。
那时候，冬雾也浓，他却觉得极其洁白柔和。
相隔仅4年，却要以战败之身狼狈逃离重庆，这真是兵败如山倒。
他虽然没有楚霸王那乌江自刎的刚烈，出于自尊自惭还是难以迈开这仓皇出逃的一步。
侍从人员早已准备好车辆，也来劝过几次了，他还是不肯挪动。
晚上10时左右，他居住的林园后边也响起了急促枪声，随侍在旁的蒋经国感觉情况危急，再不走就难以脱身了，一再苦劝他急速离开。
这时候，罗广文在逃离重庆前，也从附近的第15兵团部赶来报告，他的部队已完全被打垮，请求蒋介石迅速离开。
他一脸阴沉地望着这个四川籍兵团司令，问：“重庆居高临下，有双江夹峙之险，就不能来一次巷战？”
罗广文此时一脸颓丧，支支吾吾不肯回答。蒋介石只好疲倦无力地摆了摆手：“知道了，你快去收拢部队吧！”
罗广文走了，蒋介石又走向窗前听着、望着外边的枪声、火光，这才感到形势的危急，在蒋经国和侍从室人员簇拥下，登上黑色轿车，于夜黑冷风中往白市驿机场走。
这十来公里的路上，全是溃逃的官兵和车辆，不断阻塞本来就狭窄的道路。蒋介石的“御座”被警卫部队前呼后拥地驶过来，也没有人肯让路。
一路上却三次被阻，最后一次却被打拦撞坏的汽车和不顾行车秩序的车辆紧紧堵住，没法前行。
这可把蒋经国他们急坏了。如不赶快脱身，解放军上来了怎么办？
他们只好把蒋介石请下车，在泥水中挤过这一被完全阻断的地段，拦下了一张军用吉普，让蒋介石乘上奔往机场。
天黑雾大，他的座机虽然由很有驾驶经验的座机长衣复恩驾驶，机型是C-54座机。
座机长衣复恩
衣复恩，1936年从杭州中央航校毕业，多次参加过对日本侵略者的空战，又在美国受过训，驾驶飞机飞越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
不过，衣复恩水平再高，也不敢在夜雾中起飞，他们就在飞机上裹着毛毯睡了一夜。
冬夜寒冷，铝制的机舱在风霜中冻得如一座冰窖，周围的枪声时远时近时疏时密，更使蒋介石心绪烦乱长久睡不着。
他并不自责自己在战略防御上判断有误，而是怪手下那些将领太无能，太缺乏斗志，辜负了他的信任。
宋希濂领兵近20万只会望风而逃，拱手让出川东。
胡宗南也不像话，君父有难还在拥兵自重，一再电召，直至他大发脾气，才来了几个团应付。
看来，党国的事不能再倚靠这些人了。
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一早，东边的云层从乌黑变得有点亮色，他们就催促座机长衣复恩起飞。
飞机刚冲出跑道升向高空，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攻到机场附近，从枪声来判断，距离不会超过2公里。
飞机上的人都吓得难以作声，如果晚起飞半小时，这架专机必然遭到包围和攻击。
他们这才觉得，昨夜停留在机场上过夜实在是太危险了。
正向机场行进的解放军也发现了这架刚起飞的银白色飞机，抬起机枪对空射击，但飞机迅速升入云层飞远了。
不能乘飞机的军政官员，已在当天下午分乘几十辆大卡车、小车往成都方向跑。
重庆市长杨森和他率领的军队本来选择成渝公路逃往成都。但刚走到壁山，就听说解放军已经从江津下游渡过长江，正插向永川。
那将截断他们的逃路，杨森只好慌忙向北绕道铜梁、潼南、遂宁转往成都。
杨森怕解放军追上他，刚离开重庆，也不管后边还有国民党军的汽车十六团、陆军大学等许多单位跟随着过来，直接下令把山洞通往歌乐山的公路和涵洞都引爆。
这使得使得后续的车辆全被阻断无法前行，一千辆各类汽车、装甲车、坦克都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11月30日，解放军第三兵团3个军和第四野战军的第47军的先头部队，从各个方向攻进重庆，分别占据了市区交通要道和各个重要机关部门。
在军队和人民群众协同努力下，爆炸和大火被逐一扑灭，街头的红旗纷纷出现。
这拥有120万人口、巍立于长江上游的西南第一大城市重庆市彻底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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