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成新村10号：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京市委秘密开会处旧址

复成新村民国时期建筑风貌区

复成新村民国建筑群位于秦淮区洪武路街道申家巷社区马路街西侧，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始建的住宅区，因靠近城东的复成桥而得名。现列为秦淮区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复成新村10号（现7号）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京市委秘密开会处旧址。

复成新村10号（现7号）

1948年，南京作为“蒋家王朝”统治中心，陷入到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反动派在南京疯狂搜捕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1948年12月，在南京城内坚持地下工作的中共南京市委为了更好地与敌人斗争，决定在常府街附近当时门牌号为“复成新村10号”（现7号）的房屋内建立一个新的秘密开会处。

复成新村10号是一幢带有庭院的楼房，1947年底，顾公泰的父亲花钱典下复成新村10号，一家人居住其中。顾公泰是中共党员，当时担任南京市委银钱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48年12月，顾公泰说服父亲，动员全家老小十来口人从该房迁出，分散到亲友家中居住。当时顾公泰妻子徐锦明怀着孩子，离产期很近，但顾公泰仍让妻子迁移到上海投靠朋友。

复成新村10号秘密开会处建立后，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和委员朱启銮、王明远、陈慎言5人经常到这里碰头开会。

刘峰

南京解放前几个月，中共南京市委积极发动党员，广泛开展反对搬迁并保护工厂、机关、学校、商店、仓库，迎接解放军渡江和南京解放的活动，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收集情报，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起义。当时的复成新村10号建筑，见证了在南京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地下党的同志以“时刻准备上雨花台”的决心，迎接解放的曙光，坚持黎明之前最后斗争的光辉经历。

相关人物

陈修良（1907-1998），女，浙江宁波人。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南京解放前夕，陈修良担任南京市委书记的重任，领导地下党同志在白色恐怖的残酷环境下与国民党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为解放南京立下了赫赫战功。

1927年5月，陈修良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陈修良被组织调往武汉，参加团的“四大”后，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向警予秘书，5月转正式党员。7月，陈修良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陈昌浩、章汉夫、冯定、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杨之华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1930年，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由于叛徒出卖，二人逃亡日本，并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中，陈毅委派她担任《新华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陈修良被任命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陈修良首先恢复市委，陆续成立学委、工委、文委、公务员工作委员会等组织。

1947年春，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发动“五二〇”学生运动。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罢课、游行的斗争。1947年 5月20日，南京爆发了5000多学生参加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头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爱国学生的热血洒满南京街头。在南京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队对峙6个小时，反饥饿、反内战、挽救教育危机等口号响彻石城。游行队伍在国民大会堂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会场外，高呼“反饥饿，反内战”。

“五二〇”血案后，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毛泽东为此通过新华社发表评论《蒋介石在全民包围之中》称之为第二条战线。

1947年5月20日，南京发生“五·二〇”血案

南京地下市委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敌方的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向人民。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因祸得福而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她将这件事告诉沙文威，要沙核实清楚。不几天，沙文威回告说；这两个名字同是一个人，他就是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奉命自找出路的县委组织部长汪维恒。

汪维恒（摄于1945年11月）

汪维恒后来进入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的军需处长，最近又升迁为副署长。他与我党失去联系已经12年了。当年曾是宁波市学联主席的沙文威，与汪维恒有一面之识。陈修良指示沙文威亲自与汪会面，争取重新接上关系。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下关的一家餐馆就餐，便和他在那儿“巧遇”上了。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沙文威婉转地问汪维恒“汪先生还愿不愿为'家里’做些事？”，汪动情地回道：“愿意，怎么不愿意？”

汪维恒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毛泽东、朱德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地下南京市委。其后，汪维恒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沙文威，由沙转往中共上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中央军委和社会部。

陈修良特别重视策反委员会的工作，过问每项事情的进展。从1948年8月下旬开始，“策委”就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上。陈修良频频与沙文威接头，拿着花名册筛选策反对象。

首先把策反目标选定了国民党南京空军轰炸大队飞行员俞渤。俞渤对蒋介石不顾国计民生大打内战的政策感到厌恶，亦对国民党污浊腐败的政治风气灰心丧气。尤其人民解放军攻占锦州之后他认定国民党败局已定，不可逆转，痛心于以B24这样先进的空中打击武器残杀中国人。

地下党让林诚（公开身份是空军第四医院的航空医官，其职责是为南京大校机场提供医疗服务）循序渐进地争取，让他下定了起义的决心，还把机组的4个伙伴争取过来了。1948年12月16日晚，飞机在石家庄我军机场降落。空军第八大队的中尉飞行员俞渤和机组驾驶的B24型轰炸机起义震动了朝野，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打响了京沪地区国民党三军起义的头炮，此后各地陆续有几十架飞机起义。

陈修良又将策反目标选在了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军舰———巡洋舰“重庆号”上。“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武器装备先进，军官都由英国培训回国，是长江防线上的“流动炮台”，对解放军渡江构成很大威胁。

1948年重庆号巡洋舰

1949年2月25日起义，经9天艰险航行

于3月4日“重庆号”巡洋舰停泊在葫芦岛港

辽东战役结束后，“重庆号”舰上的蒋树德、王继挺等人都有反内战情绪并在议论起义。“伏波号”的下级军官王淇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弟弟王毅刚是金陵大学学生、地下党员。陈修良获得此信息后，立刻了解情况并布置工作。她两次秘密约见了王淇，进一步坚定了他的起义决心。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从吴淞口起义北上600多名官兵在舰长邓兆祥的支持下，军舰经过9天的航行，于3月4日抵达葫芦岛，受到在此等待的中共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和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以及数千军民的热烈欢迎。

在做好大策反、大起义的同时，陈修良等组织群众保护生命财产、顺利接管城市。为做好迎接南京解放的准备，南京市委抽调干部，深入到各种机构收集材料。通过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了解南京重要企业，阻止其搬迁；通过官方组织的“应变会”调查清楚各类财产、物资；对南京市区、人口户籍、车辆、机关公务人员、税收情况等分类造册登记。南京市委又加紧组织工人自卫队，通过地下党在警察大队的关系，得到200多支枪和弹药，武装了纠察队，有效阻止了国民党撤退时的破坏。保护了电台、电厂、自来水厂、桥梁、仓库、学校等，维持了地方的交通和治安。

“京电号”小火轮

在渡江前，敌人想破坏老江口的轮渡栈桥，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工人纠察队与敌人开展了斗争，保证了南北轮渡的畅通。下关电厂工人在国民党下令封江后，在反搬迁斗争中把运煤船保留下来，将“京电号”等几艘小火轮开到北岸迎接解放军。地下党组织了群众迎接大军过江，动员民船和下关一带私营轮船公司的大小机动船、火车轮渡船等一齐出发到北岸迎接大军过江。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陈修良担任了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全国妇联华东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等职务。1998年11月6日，91岁高龄的陈修良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