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南下攻克金川，为保证后方安全和便于指挥，总部从前线来电，要省委负责，派我带有经验的干部和战斗力强的部队，尽快把留在阿坝的后方机关一万余人全部接到金川。
我当时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任粮食部长，因财政部长郑义斋同志到前线去了，所以也兼管后方的财政工作。
接到总部命令后，省委立即开会，决定把保卫局的苦工大队、妇女独立团和医院一部分组成两个担架大队，每队一千余人；把九军团的一部(此时已改为红三十二军)编成一个营，加上政府警卫营，组成战斗掩护部队，总共三千余人，统由我指挥，担负这次转运任务。要完成这次任务，困难是很大的。
据了解，从金川到阿坝四百余里，沿途常有国民党军队和他们纠集的藏族上层武装的袭击，在离下阿坝西南五六里的地方，有个险关叫格达寨，是我们此行的必经之路，绰斯甲、松岗、壤塘和四大坝等地的土司都常在此汇集。
刘文辉的一个旅曾在这里被藏人缴了械，随后，这个旅的人员和当地土司头人合在一起，组织了一支三四千人的队伍，其中有两个马队，每队一百多人，一律装备着高头大马和“汉阳造”、英国花板枪，每人一把腰刀一把标刀，战斗力相当强，这标刀是用一根绳子吊着锋利的小刀，一甩丈把远，近战威力很大。
这伙人在红军大部队南下经过这里时没敢妄动，等大部队一过，便把我后面的零星人员捉去，挖眼睛，割耳朵，残酷杀害，还搞掉了我们驻下阿坝的小分队。
我们这次虽有三千余人，但战斗部队只有两个营，且对方占据着有利地形，要想从这里顺利过去，再把阿坝的几千伤员和那么多非战斗人员安全接回来，绝非易事。
但是，在英勇的红军战士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关隘。在省委的动员下，转运队的同志们把一切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满怀信心，高度轻装地出发了。
经过五天艰苦行军，在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格达寨南面山下。
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待命，随即派出几组侦察人员了解情况，自己带着营连干部隐蔽接近观察地形。
在望远镜里，只见格达寨喇嘛庙像一头张开血盆大日的猛虎，凶狠地骑在山垭之上，一条石头小路狭窄得只容一人通行，像一条卷曲的长蛇，紧贴着悬崖绝壁，由南向北通向庙门。庙西怪石嶙峋，直插天际，庙东山势嵯峨，虎视眈眈，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我们刚观察完，派出的侦察员先后回来了，据他们报告，四面大山里隐蔽着两个整装待发的藏人马队，格达寨庙子里及附近山上埋伏着数千步兵。
根据情况分析，对方不但企图吞掉我们，还很有可能利用马队同时奔袭阿坝，情况非常严重。
我们必须尽快与阿坝的伤病员和后方人员会合，可这个虎口般的格达寨怎么过得去?
正在我们为过关苦心思索，商定对策的时候，突然接到格达寨土司派人送来的一份请帖，要红军负责人去参加他们举行的欢迎晚会。
这个情况来得太奇怪了，难道对方真的欢迎我们?
显然不是，我们几个负责同志一商量，一致认为，这是对方设下的一个圈套，想趁我们参加晚会之机来个突然袭击。不过，这也暴露了他们虚弱的一面，那就是他们害怕和红军硬战。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来个“将计就计”，由我和警卫营长带领四个连队赴会，到那里之后见机行事。留下两个连队和担架大队在一块，时刻做好战斗准备。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喇嘛庙附近。
三个连队利用夜暗，迅速控制了要道口，占领了四周有利地形，一个连队随同我和警卫营长由通司带路去见土司。
一进庙门，活佛、土司头人和喇嘛都迎上来躬腰作揖，夹道欢迎。
在欢迎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出有绰斯甲土司，此人我原来就认识，身高体粗，一脸横肉，此时腰掖两把青锋亮刃刀，黑眉大嘴间一对青眼溜溜转，显得既神气又奸猾。我不禁暗暗提醒自己：今天这个“欢迎”可非同一般啊!
走进庙堂，我把带去的连队放在院里若无其事的休息，自己和警卫营长以及三个通司在庙里与头人们闲谈。
晚饭后，锅庄晚会开始了，五六十个穿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姑娘，加上些腰藏短刀的藏族小伙子，与我们手拉手围着一大堆火跳舞，我的左右手也被两个他们认为最漂亮的姑娘拉着。
我从来跳不成什么舞，只好跟着她们东一头西一头跑，跑一阵又被领到一个大酒缸前，用两尺多长的竹竿伸进缸里去喝酒，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欲出了，加上怕露出腰里藏着的“十三太保”，真有点哭笑不得。后来，好不容易才趁整理衣服之机，悄悄把枪插到裤腰带里面去了。
又跳了一阵，他们搬出了酥油点心，无核葡萄干以及一盘盘人参果和奶渣来吃，点心都是英国式的，漂亮得很。看来，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啊！
不过，此刻双方的心都不在这些上面，各自都似醉非醉，另有打算。我的两个警卫员一直握着二十响驳壳枪，高度警惕地站在一旁，细心观察动静。
此刻，山风呼啸，月色朦胧，山野静悄悄的，只有庙内刺耳的鼓乐声和嘈杂的欢笑声，一阵阵叫人心烦。然而，为了达到过寨的目的，我们只得耐心坚持，沉着应付。
熬到半夜，我提议该休息了，他们说不行，一定要尽欢而散，于是，舞场里又掀起一阵“狂欢”。
少顷，门外突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吵嚷声，我立即给警卫营长递了个眼色。
营长急忙带着一个通司向门外奔去，这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盯着门口，只有绰斯甲土司不慌不忙地端着一盘人参果走来对我说：“没有事，没有事，请吃点人参果吧!”
还未等我接盘子，只见门口一群战士押着十来个藏族彪形大汉，气冲冲地走进来，其中一个战士提着一捆英国花板枪和短刀，跑来向我报告：“刚才这帮家伙想冲进来破坏，被我们全部抓住。看，还扬言请我们吃'人参果’呢!”
他一边说，一边把缴来的一袋子子弹往地上一放。
“啊，人参果，原来如此，配合得真巧哇!”
我提起这袋子弹，有意向绰斯甲土司扫了一眼，只见他脸色刷白，十分尴尬。
我抓住这个时机，向主持晚会的土司主动进攻：“你看怎么办?”
土司连连躬腰对我说：“本寺管束不严，请别见怪。”
说罢，霍地掉过身去，在桌上猛击一掌，震得盘子里的人参果撒了一地，他气急败坏地朝着大汉们吼道：“熊崽子，统统给我拉下去宰了!”
为了给做工作打下基础，我令战士们把抓来的人全部放掉，把刀枪都还给土司，并警告说：“下次可不行啦!”
土司们连说：“卡萨，卡萨！(是，是!)”
正说着，警卫营长带着通司回来报告：“刚才在山垭口，来了一群马队，要冲进寺院抓什么汉人，被我战士挡住，叫他们退回去，不然就开枪。他们看道路堵死了，马无法过，又听我们一再警告，不得已才退走了。”
听完营长的报告，在我身边的几个土司一个个想悄悄溜走，我看时机已到，便大声宣布：“晚会到此结束，大家回去休息，土司头人们请别走，我有事同你们商量。”
于是，一场临时决定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等大家坐定，我说：“刚才，你们都看到了，希望你们不要搞小动作。红军消灭了那么多敌人，难道还在乎你们这几个人?我看还是坐下来谈谈好。”
接着，我向他们讲了红军的政策，并提出了以下谈判条件：党坝、松岗、格达寨、四大坝我们要驻部队；要他们保证我过往人员的安全，若丢了一个，要拿在座的是问；如要袭击红军，就将其彻底消灭；我们此去和回来时共两万人，需要他们帮助筹集十天粮食，回来时伤员要借房子暂住；此外，还要借马队到阿坝接伤员到绰斯甲。他们除提出马队只到下阿坝外，其他条件都同意了。
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保存其部队和马队；不损坏他们的寨子房屋；粮食供给由他们出面搞。
我想，只要他们不与红军为敌，暂时保存其部队和马队也无妨，至于损坏寨子房屋，红军素来是反对的，粮食由他们出面筹集，那就太好了。
于是，这几条我们都同意了，经过一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通司用汉藏两种文字写好，交双方签字，各执一份。
签完字后，我同他们一一热情握手，当握到绰斯甲土司时，我笑着说：“这下我们才真正该吃人参果喽。”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几天后，当我们接上后方机关和伤病员回来时，土司们已按协议准备好了粮食蔬菜，收拾好了房屋，又组织了一次盛大欢迎，还向我献了哈达，我们在这里又住了五天。
离开时，我特地送给他们一条哈达，他们又送了三十顶帐篷，三十多头牦牛和毛驴。带着这些东西，告别了这个难忘的地方，我们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归途……
余洪远同志简介：（1907—1991）陕西省西乡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部宣传员，中共巴州县委书记，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川陕省保卫局局长，省政府副主席，中共金川省委军事部部长，甘肃省财粮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西省汉南特委书记，陕西省政府干部科科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一旅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炮兵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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