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南下攻克金川,为保证后方安全和便于指挥,总部从前线来电,要省委负责,派我带有经验的干部和战斗力强的部队,尽快把留在阿坝的后方机关一万余人全部接到金川。
我当时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任粮食部长,因财政部长郑义斋同志到前线去了,所以也兼管后方的财政工作。
接到总部命令后,省委立即开会,决定把保卫局的苦工大队、妇女独立团和医院一部分组成两个担架大队,每队一千余人;把九军团的一部(此时已改为红三十二军)编成一个营,加上政府警卫营,组成战斗掩护部队,总共三千余人,统由我指挥,担负这次转运任务。要完成这次任务,困难是很大的。
据了解,从金川到阿坝四百余里,沿途常有国民党军队和他们纠集的藏族上层武装的袭击,在离下阿坝西南五六里的地方,有个险关叫格达寨,是我们此行的必经之路,绰斯甲、松岗、壤塘和四大坝等地的土司都常在此汇集。
刘文辉的一个旅曾在这里被藏人缴了械,随后,这个旅的人员和当地土司头人合在一起,组织了一支三四千人的队伍,其中有两个马队,每队一百多人,一律装备着高头大马和“汉阳造”、英国花板枪,每人一把腰刀一把标刀,战斗力相当强,这标刀是用一根绳子吊着锋利的小刀,一甩丈把远,近战威力很大。
这伙人在红军大部队南下经过这里时没敢妄动,等大部队一过,便把我后面的零星人员捉去,挖眼睛,割耳朵,残酷杀害,还搞掉了我们驻下阿坝的小分队。
我们这次虽有三千余人,但战斗部队只有两个营,且对方占据着有利地形,要想从这里顺利过去,再把阿坝的几千伤员和那么多非战斗人员安全接回来,绝非易事。
但是,在英勇的红军战士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关隘。在省委的动员下,转运队的同志们把一切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满怀信心,高度轻装地出发了。
经过五天艰苦行军,在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格达寨南面山下。
我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待命,随即派出几组侦察人员了解情况,自己带着营连干部隐蔽接近观察地形。
在望远镜里,只见格达寨喇嘛庙像一头张开血盆大日的猛虎,凶狠地骑在山垭之上,一条石头小路狭窄得只容一人通行,像一条卷曲的长蛇,紧贴着悬崖绝壁,由南向北通向庙门。庙西怪石嶙峋,直插天际,庙东山势嵯峨,虎视眈眈,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我们刚观察完,派出的侦察员先后回来了,据他们报告,四面大山里隐蔽着两个整装待发的藏人马队,格达寨庙子里及附近山上埋伏着数千步兵。
根据情况分析,对方不但企图吞掉我们,还很有可能利用马队同时奔袭阿坝,情况非常严重。
我们必须尽快与阿坝的伤病员和后方人员会合,可这个虎口般的格达寨怎么过得去?
正在我们为过关苦心思索,商定对策的时候,突然接到格达寨土司派人送来的一份请帖,要红军负责人去参加他们举行的欢迎晚会。
这个情况来得太奇怪了,难道对方真的欢迎我们?
显然不是,我们几个负责同志一商量,一致认为,这是对方设下的一个圈套,想趁我们参加晚会之机来个突然袭击。不过,这也暴露了他们虚弱的一面,那就是他们害怕和红军硬战。
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来个“将计就计”,由我和警卫营长带领四个连队赴会,到那里之后见机行事。留下两个连队和担架大队在一块,时刻做好战斗准备。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喇嘛庙附近。
三个连队利用夜暗,迅速控制了要道口,占领了四周有利地形,一个连队随同我和警卫营长由通司带路去见土司。
一进庙门,活佛、土司头人和喇嘛都迎上来躬腰作揖,夹道欢迎。
在欢迎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出有绰斯甲土司,此人我原来就认识,身高体粗,一脸横肉,此时腰掖两把青锋亮刃刀,黑眉大嘴间一对青眼溜溜转,显得既神气又奸猾。我不禁暗暗提醒自己:今天这个“欢迎”可非同一般啊!
走进庙堂,我把带去的连队放在院里若无其事的休息,自己和警卫营长以及三个通司在庙里与头人们闲谈。
晚饭后,锅庄晚会开始了,五六十个穿着民族服装的藏族姑娘,加上些腰藏短刀的藏族小伙子,与我们手拉手围着一大堆火跳舞,我的左右手也被两个他们认为最漂亮的姑娘拉着。
我从来跳不成什么舞,只好跟着她们东一头西一头跑,跑一阵又被领到一个大酒缸前,用两尺多长的竹竿伸进缸里去喝酒,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欲出了,加上怕露出腰里藏着的“十三太保”,真有点哭笑不得。后来,好不容易才趁整理衣服之机,悄悄把枪插到裤腰带里面去了。
又跳了一阵,他们搬出了酥油点心,无核葡萄干以及一盘盘人参果和奶渣来吃,点心都是英国式的,漂亮得很。看来,他们真是煞费苦心啊!
不过,此刻双方的心都不在这些上面,各自都似醉非醉,另有打算。我的两个警卫员一直握着二十响驳壳枪,高度警惕地站在一旁,细心观察动静。
此刻,山风呼啸,月色朦胧,山野静悄悄的,只有庙内刺耳的鼓乐声和嘈杂的欢笑声,一阵阵叫人心烦。然而,为了达到过寨的目的,我们只得耐心坚持,沉着应付。
熬到半夜,我提议该休息了,他们说不行,一定要尽欢而散,于是,舞场里又掀起一阵“狂欢”。
少顷,门外突然由远而近传来一阵吵嚷声,我立即给警卫营长递了个眼色。
营长急忙带着一个通司向门外奔去,这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盯着门口,只有绰斯甲土司不慌不忙地端着一盘人参果走来对我说:“没有事,没有事,请吃点人参果吧!”
还未等我接盘子,只见门口一群战士押着十来个藏族彪形大汉,气冲冲地走进来,其中一个战士提着一捆英国花板枪和短刀,跑来向我报告:“刚才这帮家伙想冲进来破坏,被我们全部抓住。看,还扬言请我们吃'人参果’呢!”
他一边说,一边把缴来的一袋子子弹往地上一放。
“啊,人参果,原来如此,配合得真巧哇!”
我提起这袋子弹,有意向绰斯甲土司扫了一眼,只见他脸色刷白,十分尴尬。
我抓住这个时机,向主持晚会的土司主动进攻:“你看怎么办?”
土司连连躬腰对我说:“本寺管束不严,请别见怪。”
说罢,霍地掉过身去,在桌上猛击一掌,震得盘子里的人参果撒了一地,他气急败坏地朝着大汉们吼道:“熊崽子,统统给我拉下去宰了!”
为了给做工作打下基础,我令战士们把抓来的人全部放掉,把刀枪都还给土司,并警告说:“下次可不行啦!”
土司们连说:“卡萨,卡萨!(是,是!)”
正说着,警卫营长带着通司回来报告:“刚才在山垭口,来了一群马队,要冲进寺院抓什么汉人,被我战士挡住,叫他们退回去,不然就开枪。他们看道路堵死了,马无法过,又听我们一再警告,不得已才退走了。”
听完营长的报告,在我身边的几个土司一个个想悄悄溜走,我看时机已到,便大声宣布:“晚会到此结束,大家回去休息,土司头人们请别走,我有事同你们商量。”
于是,一场临时决定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等大家坐定,我说:“刚才,你们都看到了,希望你们不要搞小动作。红军消灭了那么多敌人,难道还在乎你们这几个人?我看还是坐下来谈谈好。”
接着,我向他们讲了红军的政策,并提出了以下谈判条件:党坝、松岗、格达寨、四大坝我们要驻部队;要他们保证我过往人员的安全,若丢了一个,要拿在座的是问;如要袭击红军,就将其彻底消灭;我们此去和回来时共两万人,需要他们帮助筹集十天粮食,回来时伤员要借房子暂住;此外,还要借马队到阿坝接伤员到绰斯甲。他们除提出马队只到下阿坝外,其他条件都同意了。
他们提出的条件是:保存其部队和马队;不损坏他们的寨子房屋;粮食供给由他们出面搞。
我想,只要他们不与红军为敌,暂时保存其部队和马队也无妨,至于损坏寨子房屋,红军素来是反对的,粮食由他们出面筹集,那就太好了。
于是,这几条我们都同意了,经过一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通司用汉藏两种文字写好,交双方签字,各执一份。
签完字后,我同他们一一热情握手,当握到绰斯甲土司时,我笑着说:“这下我们才真正该吃人参果喽。”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几天后,当我们接上后方机关和伤病员回来时,土司们已按协议准备好了粮食蔬菜,收拾好了房屋,又组织了一次盛大欢迎,还向我献了哈达,我们在这里又住了五天。
离开时,我特地送给他们一条哈达,他们又送了三十顶帐篷,三十多头牦牛和毛驴。带着这些东西,告别了这个难忘的地方,我们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归途……
余洪远同志简介:(1907—1991)陕西省西乡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政治部宣传员,中共巴州县委书记,川陕省委组织部部长,川陕省保卫局局长,省政府副主席,中共金川省委军事部部长,甘肃省财粮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西省汉南特委书记,陕西省政府干部科科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一旅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炮兵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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