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朝廷中发生了一起集体舞弊事件：朱元璋偶然发现地方向中央报账时用了空白账簿。再一细查，他发现从上到下的官员都对其中的“猫腻儿”心知肚明。感觉受到欺瞒的朱元璋大怒，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审判，大量官员因之丧命。这就是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
案件早已尘埃落定，而在这场集体“造假”的背后，却还有太多值得深究之处：这些官员有什么“难言之隐”，为什么会集体铤而走险？都说“法不责众”，为何事发后大量官员难逃死罪？一本“空白账册”，为何会引发这样的轩然大波？
明初，国家的财政统计有一套固定的逐级上报流程：地方的府、州、县从每一户家庭征收实物税（小麦、大米、小米等），之后统一送到省里的布政司；布政司统计完毕后，再派专人带着盖好章的账簿去到京城，将粮食和数字上报给中央的户部。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是对财务审计能力要求非常高。而且，明朝的财务报表制度非常严格，比如钱谷计量容积的单位从大到小就可分为：石、斗、升、合、勺、抄、撮、圭、粒、粟、黍。官员在统计粮食数量时，数字往往要精确到小数点三、四位（甚至更多）之后。在户部审核时，审核结果和上报的数量分毫不差才能顺利盖章过关；若稍有出入，户部就会打回重审。
其实，财务制度严格也容易理解。因为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流程不够严格，官员很容易钻空子，趁机营私舞弊。朱元璋视腐败为仇雠，所以对这些漏洞更是严加防范。
然而，朱元璋严格税收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这项政策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凸显出来。
首先，数据问题。上缴的粮食在运往京城的过程中，会因为路途周转、自然霉变等原因出现一定程度的损耗。这项“损耗”的数量官员们很难掌握。所以，事先填好的账簿在送到户部之后，实际数字和初始数字一定会出现误差。
其次，路程问题。全国各地的官员都往首都南京运粮报账。近的尚且不提，只说从西北、西南运粮过来，往返的路程就要几千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有时竟要花上数月的时间。若账本需要重审，则耗时更久。这也进一步导致了行政效率问题，光报税官来回跑腿就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总之，如果严格执行报账制度，所有身处这个流程中的官员都会不堪重负。
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制度有不合理之处，却没有人向朱元璋提出来，朱元璋也没有主动修正。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减少麻烦，官吏们在实际操作中使用的是自己的一套“潜规则”：地方的报税官去京城报税的时候，会带上空白的账册，出发前提前盖好官印。到了户部，如果核对数字时查出粮食数量有问题，报税官就地根据实际数量在空白文书上重新填写。对此，参与其中的人：报税官、掌印官、审核官都默认接受。
事实上，这套“潜规则”并非明朝官员首创。在元朝时，空印的做法就已经流行了。而且一直被沿用，从未被明文禁止。然而，元朝管理疏松，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明朝却不一样，偏偏又遇到了朱元璋这位“较真”的皇帝。
偶然的一次，朱元璋发现了官员们的“作弊”行为。他十分愤怒，于是下令彻查严办。细查之下，他发现这竟然并非个案，空印已经成了人尽皆知的通行规则。
朱元璋大怒，下令将参与其中的大臣们有一个算一个，严加惩处。“空印案”由此爆发。
空印一案愈演愈烈，朱元璋对官员的处理非常严厉：凡是掌管大印的正职一律处死，副职杖责一百，流配远方。
朱元璋一声令下，从省到县的主印官一千多人全部被处死，被牵连其中者更是数不胜数。在获罪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借着空印的漏洞行贪污舞弊之实，确实有罪；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清正廉洁的官吏，实属无辜。对这种情况，朝野上下却“冤之而不敢言”。
在百官纷纷噤声的情况下，一个平民站了出来，他就是郑士利。郑士利的兄长也是因空印案获罪的官员之一。在兄长刑满出狱后，郑士利仍然想为他人奋力一辩。正好遇上朱元璋下诏求民间直言，于是他上千言书，直陈空印案中的曲折。
在上书中，郑士利这样写道：
“陛下从严处罚这些制作空印的人，主要是担心奸吏把空印文册移作他用，危害百姓。事实上这些账簿必须用完全之印才可以生效。现在考校用的书册，是合并两缝组成的印，而非一印一纸可比。纵然有不法之人得到，也不能用。钱谷的数目，府一定要对合省，省一定要对合户部，数目难以凭空决定，到了户部才能定下来。省、府距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三四千里，册子完成以后再用印，往返非一年不可。所以才先盖章而后填报数字，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而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
而且国家之前并没有相关立法，若已立法，官员用空印就是明知故犯；若尚无立法，那么官员这么做也不算犯罪。因此，以空印为罪名诛杀官员难以服众。朝廷寻求贤士，设置众官，能够得到这些贤士很不容易。这些官员都要努力数十年才能得到如今的成就。陛下为什么要以不足以治罪的罪，失去足以任用的人才呢？……”
郑士利的这番话主要有几个重点：空印文册的危害性没想象的大；钱粮的数字难免出现误差，空印是权宜之计而非偷奸耍滑之举；没有法律规定空印是违法的；杀这么多官员，实在可惜……虽然认为朱元璋的做法过激，但是郑士利还不忘维护朱元璋的面子：陛下这么做是为百姓着想。
但是，朱元璋却没有领情。他看完奏书后大怒，认为郑士利背后必有主使之人。最后，郑士利因言获罪，被罚去服劳役。虽然他的上书最终没有能够扭转乾坤，但是因为这份不畏生死的仗义执言，他的事迹被载入《明史》。
空印案对于明初的官场来说不啻是一场地震。或许，官员们都没有想到，朱元璋出手如此之狠辣，以至于打击面过广，造成了许多“冤案”。
那么，空印案到底“冤不冤”呢？
有人说“冤”。理由是报账制度本身就存在技术性难题和不合理之处，空印已经成为一项潜规则，对许多官员来说并非故意为之，而更像是遵守一种惯例。因此，朱元璋的重拳之下，必有误伤。比如济宁知府方克勤，他曾经因为为官清廉、政绩斐然受到过朱元璋嘉奖，竟然也在此案中受到牵连被杀。
也有人说“不冤”。理由是“空白账册”势必会为一些人贪赃枉法大开方便之门，最终造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的后果。而且，不论官员是否贪污，明目张胆地违反规则就是犯错。而对于朱元璋来说，所有的官员都合伙瞒他，这一桩“欺君罔上”的罪名就更是不可饶恕了。
其实，这场因为空印引发的流血事件还说明了一个道理：当规则出现漏洞的时候，利用漏洞的人可能会趁机作弊，无视漏洞的人可能会纵容错误，借漏洞大作文章可能会伤及无辜，而及时填补漏洞才是硬道理。空印案后，朱元璋为了填补“空印”的漏洞，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空印写进《大明律》等律法中，用重刑惩治“盗用印信及空纸用印者”，并且推行新的用印制度（半印勘合制度）加强管理……
有问题及时解决，有漏洞及时弥补，这或许是一纸空印留下的意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