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闽籍将星
□王坚 整理
在彪炳史册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必胜的信念和钢铁的意志，用滚烫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创造了人类战争历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这支钢铁的洪流中，一大批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洗礼的福建籍开国将星，遍布于志愿军总部、空军、炮兵、铁道兵、装甲兵、通讯兵、战地医院及各军、师、团部队，在异国的土地上浴血奋战，共同谱写了不朽的战争神话。
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紧急出动（资料图)
人民空军：雏鹰展翅反“绞杀”
刘亚楼上将，武平县湘店乡人，被誉为“中国空军之父”。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受命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于1950年12月，正式签署空军作战命令。最早驻扎安东浪头机场，最先在朝鲜领空与美军远东空军“空中格斗”的空四师，有一位来自上杭的师参谋长王香雄。
王香雄少将，上杭县才溪乡人，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四师参谋长、副师长。因朝鲜境内暂时无法修建机场，中国空军只得先把基地放在国内。王香雄经常在指挥所直接指挥作战。在一次空战中，空四师在友军的配合下，和敌军进行了双方有200多架飞机参与的激烈空战，首创击落美制F—86战斗机的纪录。在随后的22天空战中，又击落击伤敌机30架。刘亚楼专门为空四师发出贺电，毛泽东主席看到空四师的战报后，当即提笔给刘亚楼批示：“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
张雍耿少将，宁化县石壁镇人，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十六师政委，率部参加了空中反“绞杀战”。
黄炜华少将，长汀县南阳乡（今属上杭县）人，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谋长。受空军党委和刘亚楼司令员委派，先后率部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速成”培训，在对付老牌美国空军的生死决战中毫不示弱，战绩辉煌。
杨尚儒少将，连城县朋口镇人，1951年入朝作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后勤部部长兼机场修建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先后参加了5个机场的修建与保卫工作。当时志愿军空军的机场分布在东北辽阳、东平、公主岭等十几个地方，志愿军空军的机型又复杂，后勤供应更为困难。杨尚儒带领机关人员深入各场站调查研究，要求地勤人员坚决贯彻和落实刘亚楼司令提出的“一切为了空战胜利”的号召，要求千方百计做好后勤供应工作，保证前方战斗的需要。杨尚儒特别注意培养中国的“飞机保姆”，注重向苏联空军同行学习，培养了一支人数众多、技术过硬、作风顽强的维修队伍，为保证飞机执行作战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云龙大校，长汀县城关南门街人，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高炮第六十三师政委。部队到达朝鲜后担任保卫永柔机场的任务。1951年4月7日，部队进入阵地，当晚就击落了一架美式B—26轰炸机。首战告捷，士气大振。4月8日，六十三师又击落敌机5架，击伤2架。此后，为保护交通运输，六十三师调往中坪和阁岩一线执行防空任务。1952年3月，六十三师转战东线，再次与敌人的“空中绞杀战”展开较量，一举击落敌机13架，击伤95架。1952年4月24日，李云龙率部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参加“夏季战役”，击落敌炮兵校正机6架。随后，六十三师越打越强，取得了辉煌战绩。
一连串的胜利，打出了中国空军的威风，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曾感叹说：“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先后有10个驱逐师和2个轰炸师投入战斗，共672名飞行员和近6万名地勤人员参加战斗。志愿军空军共出动飞机26491架次，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在战斗中，刘亚楼摸索制定出了世界空战史上著名的“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美国一本军事书籍中由衷地称赞“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是个制定作战计划缜密的优秀将军”。
第二十兵团：创造日歼敌最高纪录
杨成武上将，长汀县宣成乡人，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张南生中将，连城县新泉乡人，1951年入朝作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入朝前夕，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特地接见了杨成武和张南生，连举3杯酒下达三项任务：“要和朝鲜人民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在敌人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把防线稳定在'三八线’与'三十八点五度线’之间；要注意战场上的局势，注意军事的和政治的形势”。领袖面授机宜，杨成武上将心潮翻涌。回到部队，即兴赋诗一首：“如火电令催东征，领袖召见紫禁城。一席妙语明方略，三杯美酒寄深情。热血滚滚翻激浪，豪气漫漫贯长虹。不负主席不负党，此去誓将敌虏平。”
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阶段，杨成武、张南生率领的第二十兵团（下辖第六十七军、六十八军）奉命入朝。此时，正值敌人发动秋季攻势。初入朝鲜的第二十兵团面临着艰巨的阵地防御战的考验。9月底，志愿军第一线的6个军中，有4个军的阵地遭到敌9个师的攻击。抗击敌“秋季攻势”的战役成为我军战史上空前规模的阵地防御战役。
10月，东线敌军6个师也向金城、文登里一线发动攻击。敌军采取逐步推进的战术，每攻击志愿军一个连、排的防御阵地时，都反复以飞机轰炸，并且一天内即发射炮弹1万至3万发，随后以20至60辆坦克引导步兵反复冲击。10月11日，我68军接防的第二天，美军第2师和韩军第8师在百余辆坦克和大量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文登川发动“坦克劈入战”，有十余辆坦克突入我某团纵深阵地。杨成武、张南生即令六十八军军长指挥刚组建的反坦克分队痛歼敌人坦克。12日，美军又组织78辆坦克向文登川进攻。我六一0团全体指战员以反坦克炮和火箭筒及手雷，尽量挨近坦克开火，先后击毁敌坦克10辆、击伤8辆。这次战斗被列为典型战例，还被拍成电影《激战文登川》。
与此同时，六十七军27公里宽的防御正面，也遭受美军4个师和280余辆坦克发起的攻击。六十七军只有5个反坦克炮连，只得主要依靠轻便的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反坦克手雷、地雷进行反坦克作战，采取边打边补充弹药、边抢修工事的方式，白天失去的阵地夜间夺回，与敌胶着作战。13日至15日，战斗异常激烈，兵团指挥所也不时遭到敌机骚扰。杨成武、张南生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关注着战况的每一步进展。紧要时刻，他们果断地将六十七军预备队二Ｏ三师投入第一线，同时从六十八军调一个师作为六十七军的预备队。经过3天恶战，六十七军顶住了敌人的疯狂进攻，敌人付出了伤亡1.7万人的代价。这次战斗中，六十七军创造了日歼敌人的最高纪录。《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这一伟大胜利的消息，志愿军总部也通报表扬了六十七军全体指战员。
袁子钦中将，上杭县白砂乡人，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政委。六十军前身是太行分区和太岳分区的地方部队，曾获“光荣的临汾旅”称号。调整后的六十军辖一七九、一八Ｏ、一八一师3个师，韦杰任军长。1951年5月中旬，志愿军主力集中东线，发起第二阶段的进攻作战。中线的第三兵团担负实施中央突破，切断敌东、西线联络的任务。面对光荣而艰巨的作战任务、恶劣的战场环境等不利因素，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被誉为“儒将”的袁子钦，始终注重发挥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他要求各级指挥员深入第一线，了解部队官兵思想情况，积极做好战斗宣传鼓动，扎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组织部队采取各种措施，克服困难，战胜严寒，最终胜利完成了作战任务。在第二阶段反击战中，六十军以3个团的兵力向韩军第3师第27团发起攻击，只用50分钟即全歼该团，开创了阵地战阶段一次歼灭敌人一个团的纪录。
彭德怀嘉奖电：三十八军万岁！
吴岱少将，长汀县南山镇人，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副政委、政委，参加了朝鲜战场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吴岱夫人何云时任三十八军军医，一同前往朝鲜战场参战。
郭成柱少将，龙岩县龙门镇（今属龙岩市新罗区）人，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第四十二军政委。这两位闽西籍的军政委都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将领。
志愿军在西线的温井、古场、云山地区，部署第三十八军等部队；在东线的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部署第四十二军等部队，并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7日在东线和西线两个战场同时发起第一次战役。第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等部队经过连续13个昼夜的艰苦作战，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歼敌1.5万余人，歼灭韩军第6师大部和第8师两个营，重创美军骑兵第1师，将敌人从鸭绿江边驱至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为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战役中，三十八军在德川地区向韩军第7师，第四十二军在宁远、孟山地区向韩军第8师发起了猛攻，将敌两个师击溃。德川战斗胜利后，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又受命回西线进行双层迂回、穿插，陷敌于三面被围之中。
美军为打通退路，南北夹攻三所里。三十八军被夹在三所里、龙源里一线，冒着头顶上数百架飞机的轰炸、地上近百辆坦克的南北对攻，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其中以龙源里、松骨峰的阻击战打得最为艰苦，战士们打完了子弹，就用石块、拳头、牙齿和敌人拼命。著名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再现了惨烈战斗的场面。我三十八军顶住了南北两面的敌人，对第二次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嘉奖电中特地加写上：“三十八军万岁！”
彭德清少将，同安县新店镇（今属翔安区）人，1951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军长。在第一、第二、第三次等重大战役中，率部在长津湖地区歼灭美军骑1师一个加强团。1950年11月24日，志愿军第九兵团命令二十七军协同二十军首先歼灭美军陆战第1师主力于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地区。按照兵团的部署，彭德清指挥部队向当面之敌发起猛烈攻击。激战中，彭德清查明新兴里之敌竟然比原侦察到的数量多出几倍，他当即调整部署。30日，二十七军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和全部炮兵，攻击新兴里的美军第7师32团。美7师是美军的“王牌师”，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历史“辉煌”，可见其战斗力之强。彭德清下定决心后，二十七军突破外层防御，直插敌团指挥所和炮兵阵地。此次战斗，二十七军共歼敌1个团、4个营，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成团建制歼灭美军的模范战例。
模范战例的创造者们
陈忠梅少将，永定县湖雷镇（今属龙岩市永定区）人，1950年冬入朝作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师长。
王培臣大校，上杭县才溪乡人，1951年入朝作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六军副参谋长兼作战处处长。1951年初，志愿军转入机动防御作战。3月中旬，一线部队转入休整，第二梯队接替防御，各部在节节阻击中继续给予敌人以有力打击。第二十六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留在二线作为预备队，没有打上仗，这次终于有了在战场上显身手的机会。王培臣和七十六师师长陈忠梅等闽西子弟，率部在七峰山、海龙山的防御作战中，与敌反复拼杀争夺，曾创造了一个班以反坦克手雷一举击毁敌坦克9辆的模范战例。二十六军首次受到敌空降部队和直升机的攻击，双方发生遭遇战。这次战斗，二十六军歼敌1万余人，达到了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为下一次反击战役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俞炳辉大校，连城县新泉镇人，1950年9月入朝作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参谋长。1950年11月27日黄昏，俞炳辉协助军长指挥各师向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从东、西、南三面形成了对下碣里敌人的包围，切断敌人南逃之路。29日，合围与反合围的战斗异常激烈。五十八师一七二团连长杨根思率领一个排连续击退数倍之敌的8次反扑，在仅剩2名伤员，弹药已尽的情况下，负伤的杨根思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同归于尽。俞炳辉获悉后，立即建议所在部队搜集杨根思的事迹，号召全军掀起学习杨根思、争当战斗英雄的热潮。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九兵团担任主攻任务，在东线分割包围敌军。部队采取多钳合击的方式向前穿插，首先在战线中央击溃韩军第6师和美军第24师之一部，将敌军的战线分割成两部分。随后，我二十军、二十七军实施夜间突破，于黑夜间向纵深穿插，天明实现合围的方式，于1951年5月16日晚渡过昭阳江，攻占敌前沿阵地，向敌纵深推进，沿途经大小战斗18次，按时抢占了要点，切断了敌人退路，为围歼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受到志愿军司令部首长通电表扬。
王直少将，上杭县才溪乡人，1950年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任志愿军第二十军第八十九师政委、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平康、金化防御战，上甘岭防御战等。在第二次战役中，部队面临严重冻、饿等艰苦环境和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作战的双重考验，官兵思想比较复杂。作为师政委，王直亲临主攻团进行战前动员，一边稳定官兵思想情绪，一边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率部不畏艰险，英勇作战，将美军一个营大部歼灭。接着又指挥部队追击南逃之敌，胜利收复元山等阵地，给美军陆战第1师以有力的打击，配合了西线战场作战。特别是战时思想政治工作有许多创新经验，为此，全师受到嘉奖，王直被提升为第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家喻户晓的电影《英雄儿女》，影片中的师政委就有王直的影子。
“生命守护神”与“钢铁运输线”
叶青山少将，长汀县河田镇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叶青山是中央苏区红军中最早的“医官”之一，抗战时期晋察冀军区卫生工作的创始人。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伤病员需送回国内医治，叶青山组织指挥收治医疗工作，在鸭绿江北岸的丰盛、宽旬沿线收治从前线运送回来的志愿军伤病员。后来已有的医院容纳不下，医务人员也不够，他又动员组织唐山、天津、北京、呼和浩特、太原、张家口等城市的全部医院和医务人员，随时作好接治准备，全力保证志愿军伤病员的救治和护理。1951年1月13日至3月30日，叶青山参加了抗美援朝医院巡视检查团，在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穿梭忙碌了近3个月。他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保证了医院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挽救志愿军伤病员的生命做出积极贡献。
林茂上校（后升为大校），上杭县才溪乡人，1953年入朝作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后勤第一分部副部长兼卫生处处长、志愿军医院管理局局长。
罗寿林大校，上杭县丰稔乡人，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伤包扎总院政治委员。这三位从闽西苏区走出来的志愿军“医官”，昼夜不停组织指挥医护人员抢救治疗伤病员，成为千千万万志愿军将士的“生命守护神”。
蓝庭辉大校（后晋升为少将），上杭县庐丰畲族乡人，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工程兵师政委。
梁思久，武平县湘店乡人，1950年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通讯科科长。
刘凯夫大校，长汀县南阳区（今属上杭县）人，1950年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在极度惨烈的战斗中，这些闽西子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何凌登：抗美援朝第一位烈士
何凌登，福州市人，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参谋处长。1950年9月17日，美军仁川登陆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何凌登等“入朝先遣小组”成员，详细部署任务：深入朝鲜北部前线，观察美军的作战实力，了解整个战局。先遣小组于9月20日上午到达平壤。此时，美第8集团军以9．5万人的兵力，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供给线，并从背后向人民军猛击。腹背受敌的人民军损失严重，被迫节节后退。何凌登一行有时扮作人民军军官随部队一起行动，有时穿上便装在各地侦察。10月上旬，中央军委电示，着重在清川江以北的方山、妙香山、宁远、姚德等区域勘察地形，对有军事价值的山川河流绘出详细地图。先遣小组提供的各种情报，为中央最后决定出兵朝鲜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10月15日先遣小组奉命撤回，何凌登等人结束了在朝鲜25天的战地考察，返回部队。10月19日下午，何凌登从沈阳回到军部所在地辽阳。当天，三十九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已从辽阳乘火车向安东进发，军指挥部定于下午6时出发。何凌登顾不上回家，争分夺秒向军首长汇报了三十九军行军路线的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并从战术上加以具体说明，而后匆匆回家与妻子告别。
10月22日晚8时，三十九军指挥部车队到达鸭绿江边，为防美机轰炸选择晚上过江。部队通过鸭绿江大桥，向前方目的地龟城挺进。考虑到残酷的战场环境，何凌登主动向军首长陈述理由，请求换乘1号车。部队继续前行，在上一个山坡时，前方路面一片漆黑，1号车司机只好开了一下大灯，借助灯光冲上了山坡。就在亮灯一霎那，美军飞机发现目标，立即俯冲扫射，何凌登不幸中弹牺牲。他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中国军人。
慷慨赴国难，生死寻常事。在异常残酷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刘亚楼、杨成武、张南生、袁子钦、张廷发、吴岱、王直、王香雄、丁甘如、刘禄长、杨尚儒、邱相田、张云龙、张水发、陈忠梅、陈茂辉、范阳春、罗洪标、钟池、郭成柱、黄炜华、黄鹄显、蓝文兆、蓝庭辉、赖光勋、彭德清、刘凯夫、沈仲文、陈桂昌、林茂、罗寿林、俞炳辉、俞清标、梁思久、黄立功、赖富、胡成放、阮文炳、王培臣等一大批福建籍开国将星，延续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为和平和正义而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在人类战争史上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壮歌。这些闽籍将星的光辉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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