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九月，河北石家庄灵寿县等地的日寇，集中了一一千五百余人，在独立混成第八旅旅长水源义重少将亲突击队率领下，向我晋察冀边区腹地——灵寿县的陈庄镇，对我八路军开始了所谓“秋季大讨伐”。
九月二十五日，敌人由灵寿出发，天黑时进占慈峪，从慈峪经北谭庄、岔头到陈庄，这是一条大路，二十六日敌人继续向北谭庄前进。经我津南自卫军抗击后，大概认为暴露与调动我主力的目的已达，便退回慈峪。
二十七日拂晓，敌人以一少部留守慈峪，并把山炮辎重退回灵寿，以迷惑我军，其主力一千余人，改变了原来的路线，轻装疾进沿鲁柏山南麓，经过湾子里、长岭的崎岖山路，于上午十时猛扑并袭占了陈庄。
敌人开始是佯动，继之以假撤退，在撤退中避开我正面阻击，绕小道轻装奔袭。
在敌人看来，这是所谓“新战术”的胜利，无怪乎占领陈庄后，便得意洋洋，一个敌军官的日记上曾这样写道：“不经大的战斗而占领陈庄，这真是指挥者的天才。”
可是，这鬼子军官的自我歌颂，实在夸张到了可笑的程度。
事实上，早在敌人出动之前，晋察冀军区就已侦知了敌人的行动，判定敌人要进攻陈庄。此时陈庄的老百姓已全部疏散转移了，使敌人完全陷入聋盲状态。
而与此同时，我一二0师也从冀中调回路西山地，一过了平汉路就听说敌人占领了慈峪，到达闵镇时得知敌人在两个钟头前占了陈庄，于是军区和师首长决定抓住战机，消灭这股敌人。
战士们虽已经过几昼夜行军，一听说要消灭敌人，谁也不愿休息，立即出发，赶到了陈庄附近。
那天正是旧历中秋节，当敌人正在杀猪宰羊准备欢庆“胜利”的时候，陈庄周围已经布满了八路军的重兵。这样迅速严密的调动，是敌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敌人这次占领陈庄是轻装“奔袭”，粮秣弹药都带得不多，占领陈庄后北面又无据点接援，南面据灵寿据点百余里。交通险阻，接济困难，再加上敌人兵力是由各据点临时调来，回防必须迅速，因此，估计敌人不会在陈庄久停，两日内必将撤退。
师首长对敌人的退路也作了充分估计，敌人来时走的西边崎山旧道，这是为了“奔袭”，如今很可能顺大道向东逃跑。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我军于其来路设伏，遭受袭击，另一方面可以和慈峪的援敌相互接应，先返慈峪再回灵寿。
根据这样的估计，师部认为与其围攻陈庄，不如在陈庄以东敌人的逃路上设伏，消灭运动中的敌人。
我那时在一二O师七一六团当参谋长，我们团担任了这次战斗的主歼任务。
在师首长的指示下，我们把各营设置在陈庄以东十余里最狭窄处的两侧山包上，形成夹击之势，严密控制着中间的大路。
我们阵地前面是一条小河，河边泥沼中长满了浅浅的水草，河南岸便是峰峦矗立的鲁柏山，其他友邻部队也都设伏在陈庄以东，四团与我团阵地隔河相对，二团在四团东面的山包上；一支队一部设在陈庄以西七祖院一带，他们的任务是袭扰陈庄之敌，迫使敌人退出陈庄，并准备万一敌人从原路退回时坚决阻截之。
部队摆好以后，我们一面命令各营连夜构筑工事，一面和前面七祖院担任警戒侦察的部队联系，等待敌人到来。
这天夜里，一支队不断向陈庄袭扰，敌人向四处盲目还击，枪炮声通宵不绝。
二十八日拂晓，陈庄上空升起了浓烟烈火，鬼子在放火烧房了，这是敌人逃跑的“信号”，约上午八点钟，七祖院村响起了枪声，担任警戒侦察的部队来电话说：“敌人已撤出陈庄，在七祖院打了一阵，大部队向陈庄西南顺来路逃跑了。”
这个消息使我们稍稍怔了一下，难道敌人真的要从来路撤退吗?还是又在玩弄“真真假假”的花招，情况有待于进一步查明。
虽然如此，为了防备万一，我们还是把一营从阵地上撤下来准备插到陈庄以西去追歼敌人。一营还没有全部撤下来，警戒部队又来电话了，说：“敌人改向了，又朝东来了。遵照师首长的指示，我们正向东尾追敌人。”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终究还是朝这边来了。但是狡猾的敌人并没有顺大路走，只用一小部在七祖院攻了一阵，作为掩护，主力部队却从陈庄以南过了河，避开我们团的夹击，在河南岸崎岖山麓的树木隐蔽下，进占了一营阵地南面的小村——冯沟里。
我们岂能放走敌人?一营立刻向原阵地返回，说来也快，一营刚返回阵地，敌人的大队人马已经来到山下。
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一营阵地有一个伸向磁河的极为突出的山包，一连在上面把守，山上火力可以直接封锁山下的河沟和对岸的冯沟里，它就像一个结实的门闩，死死堵住敌人顺河东逃的道路。
敌人为了夺取逃路，趁我一连上下返回立足未稳，便以两个连的兵力猛烈冲锋，拼命攻占了这个山包。
一营同志在电话上说：“矮山包是我们营的阵地，我们一定要亲自夺回来。”黄团长、金政委同意了一营的请求，就对一营营长说：“一定要夺回山包，卡住敌人，不让敌人通过。”
于是在一连阵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从中午十二点直至下午四点，这个小小的山包成为战斗的焦点。
我们攻上去，敌人就疯狂反扑，敌人刚一占领，我们又攻上去，山包上地势窄小，又无坚固工事，在反复争夺中敌我双方都是随占随失，无法固守。
当时我在三营阵地，位于一营右侧，亲眼看到一营战士们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情景：他们进行了四次冲锋、三次肉搏，那种动山河泣鬼神的壮烈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只看见山顶上人影在动，刀光闪闪、尘土飞扬，英勇顽强的一营战士在这里杀死了大量的敌人，也付出了血的代价，直到下午四时最后一次冲上山包时，敌人才停止了进攻。
一营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他们不仅大量杀伤了山包上的敌人，而且迫使山下逃跑的敌人，饱尝了我侧射火力的猛烈射击。
我在三营阵地上，对山下敌人逃跑的狼狈相看得清清楚楚。每当敌人夺下山包时，就好像打开了门闩，门扇离了点缝，山下的敌人便乘机向东逃走一批，一旦我们占领了山包，门闩又紧紧插上，敌人又被关在门内。在等待逃命时，敌人成群地拥挤在一起，偏偏门又时开时闭，不能迅速通过，因而敌人争先恐后，乱作一团。
我叫三营的火力一面支援一营，一面从侧面对准山下敌群进行猛烈射击。河沟里的敌人踩着泥水，无法施展火力，行动不便也无处藏身，像割麻似地倒下去，成群地被打死在河里。三营同志杀声震天，边打边喊，情绪十分高昂。
傍晚时分，活着的敌人虽然都已通过了这个狭窄的“门坎”，却在门内丢下了数百具尸体。而我们也争取了时间，在一营和敌人争夺山包的同时，二营已迅速地插到前边，阻挡敌人前进。
下午，三营也以一个连紧跟敌后攻占了冯沟里，切断敌人后路，使敌人不能再缩回陈庄。
其他友邻部队也重新调动了兵力向敌人围攻，除了南面是鲁柏崖陡壁外，其他三面都堵上了我们的部队，敌人花费了那样大的代价刚跨过了门坎，便发觉自己并没有冲出地狱之门。
这时，通信员告诉我说：师里来了电话。我接过耳机，立即听出那是贺龙师长的声音。我激动地汇报了团里的情况后，他就连说带笑地大声说道：“好嘛！打得蛮好嘛！告诉大家，你们周围友邻部队多得很，敌人跑不了啦！放心打吧，这是回到路西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
接着他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犹豫了一下，终于说道：“没有什么，就是吃的……今天战士们饿了一天，昨天只吃了些红枣。”
我没说完，师长接过去说：“找不到粮食，老乡都跑了，是不是?没有群众我们靠什么打仗呀，告诉大家，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老乡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师长的声音爽朗而充满自信，给我们增加了无穷的力量。是的，我们的领导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们的吃、喝、战斗、困难、胜利，以至一切的一切……
占领破门口村的敌人，向四团阵地几次猛攻，都被打垮下来了，夜间，只得蜷缩在鲁柏山下附近的树林里，走投无路地焦急地期待援兵。
当天，八百余敌军从慈峪方面赶来接应，但师里早给他们准备了对头，在白头山附近，援敌遇到了我津南自卫军的顽强阻击，他们一步也不能前进，被围的敌人，援兵无着，突围无路，只好等着挨打。
这时我们是居高临下，敌人则处在一个峡谷里，我们的曲射炮火及各种火力对准敌人进行了猛轰，敌人只能靠着树丛野草掩护，伤亡越来越多。
深夜，我团二营和友邻四团一部又几次冲进破门口村里，对敌人进行远打、近打，弄得敌人又一夜不得安宁。我们部队则轮流进行休息，准备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时，再将其全部歼灭。
二十九日凌晨四时，警戒报告说：“残敌登山逃跑了。”
我向南一看，在白云缭绕的鲁柏崖山腰，一群黑影正在向上移动，鲁柏崖很高很险，许多地方是难以攀登的陡壁，残敌在待援绝望之后想从这里偷跑。我想，它既要登山，那就送它上“断头台”吧。
我们立即命令全团发起钳形追击，把敌人夹在中间，逼着它一步步登向崖顶。一面打，一面紧跟着敌人，攀藤扶葛，在峻峭的山石上前进。
敌人忙于奔逃，不敢恋战，也顾不得还手，一路上又丢下不少尸首，有的尸首从崖壁上滚下来又砸翻了后面的敌人，战马和民夫早在山脚下四散跑光了，稍微笨重的东西都已扔掉。
这时，各路友军也一齐向鲁柏崖扑来，漫山遍野，杀声四起，敌人刚刚气喘吁吁地爬上鲁柏崖顶，便四面八方被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敌人遭到数次杀伤后，只剩下二百来人了。他们登上这个险峻的山顶，就好像漂上了一个孤独的小岛，无粮无水，弹药也不多了。
他们曾试图突围，但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碰一阵，都被我们打了回去，我们的炮火运动到附近山头上，对敌人进行猛轰。
部队也进行了几次小攻击，主要是消耗敌人。渐渐地，敌人还击的枪声越来越稀，大概弹药快用完了，但仍然穷凶极恶地挣扎抵抗。
当我们的战士快接近山顶时，敌人就用石头还击，敌人水源旅长这时还梦想突围，向上司急呼求救，战后我们曾看到他亲手签署的电报：“现在西侧鞍部苦战中，部下身边忧虑，望至急以飞机送弹药粮秣，并增派讨伐队。”
飞机倒是真的来了两架，空投了一些弹药和饼干，可并没有挽救敌人的命运。这些带着降落伞的东西很难准确地投上狭窄的山脊，大部分都飘落到我们的阵地上了。
这天我们不仅吃到了老乡送来的热气腾腾的小米饭，还吃到了敌人的飞机上丢下来的饼干。老乡们冒着危险把茶饭一直送到我们面前连连说道：“同志们辛苦了，鬼子一来我们都躲了，叫同志们饿着肚子打仗，这怎么行呀!”说完就一碗一碗给大家盛饭。
吃过饭后战士们精神更为振奋，决心要全部歼灭敌人，天黑后，我们派了几个侦察小组四处寻找冲锋的道路，又组织了几个小偷袭，但都在快接近山顶时被敌人发觉了。
半夜以后，侦察小组和南面的分区部队独立五团联系上了。五团同志讲，他们前面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地形可以选作冲锋道路。
恰在这时，五连连长郑可全三番五次到团部来请求冲击任务，我们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和他一起来到五团前面观察地形，发现这里有一溜斜坡，中间虽也耸立着几块尖石，却都可以绕过，在必要时还可以用来作为暂时掩护物，这时大约已是三十号的三点多了，我团投入战斗已进入第三天。
天色近亮，时间不允许再等待下去，必须在天亮以前全歼残敌，不然敌人白天又来飞机，那就麻烦了。
我握住郑可全的手，再三郑重地把黄团长的指示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冲击，一定要拿下来!”
他含笑地向我作了保证。我了解这个小伙子，他虽然平时嬉皮笑脸，有点儿游击习气，打仗时可不含糊，越打越硬，是个只折不弯的性子。我嘱咐他一些话后，便按照团长的指示，又重新调配了兵力，命一、二营从这边主攻，三营从背后西北边配合攻击。
部队静静地靠近了冲击出发地，望着山下，等待总攻的信号。
一会儿，信号火堆升起了，一堆，两堆，三堆——开始总攻了!
手榴弹响了，枪声从四面八方逼近，山下所有的炮火和部队一齐支援我团冲击。只见炮弹落处，火光四起，黑烟冲天，山头上的碎石尘土像大雨一样撒将下来。
五连一个排在烟雾中一口气猛冲上去，刚爬上山顶就是一排手榴弹，乘机和敌人混在一起厮杀起来。
这时从西北面进攻的三营也登上了崖顶。炮声停止，展开近战，战士们和敌人抱在一起，上滚下翻，进行着最后的决斗。
敌人虽然顽固，无奈它已饿慌了，累极了，在死亡中挣扎到最后时刻，见我们的战士个个生龙活虎，自知不是对手，不由得心怯手软，不能刀战，大部被捅死在刺刀下，也有的在黑暗中跳下悬崖，企图逃跑或自杀。
那些鬼子都是老兵，是日本侵略者经过多年训练出来的，法西斯教育中毒极深，他们至死不悟，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死心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按照“武士道”精神行事，打完了子弹就砸坏枪支，用石块、牙齿作战，他们有的伤兵不要我们治伤，还跟我们的卫生员抢夺手榴弹，甚至负了重伤还躺在地上装死，等我们战士走近时冷不防开枪射击，五连有一个战士就是这样负伤的。
我登上崖顶时，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五连长郑可全踩着一具敌尸，向我叙述了敌人就歼时的情形，一边说一边夹杂着咒骂和嘲讽，显然刚才激战的怒火还没有消，他敞开着胸膛，不时用手巾揩着额上和颈部的汗，一只袖子被扯破到了肘部，刺刀上的血迹直流到枪的护木上。
最后，他又汇报了战士们英勇搏斗的情形，他们个个都是临敌不惧的好汉，可惜现在我已不能一一记述他们的名字了。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状的激动心情，和黄团长、金政委，巡视了这个山顶，这时虽然已是秋天，山风却热乎乎的，夹杂着一股冲鼻子的血腥味。在晨曦中可以看出到处是敌人血肉模糊的尸体，横躺竖卧，有些地方简直无法下脚。这些杀人如割草的异国强盗，终于躺在了我们的脚下。
王绍南（1906—1979.6.8）湖北省天门市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师司令部参谋，红二方面军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教导团队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作战参谋，团参谋长，副团长，代团长，旅副参谋长，鄂豫皖湘赣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江汉军区参谋长，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晋绥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第一步兵学校校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副主任，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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