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对苏联提供了什么援助？

文/黄伟民

抗战初期，苏联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仗义伸出援手，给予了中国大量援助，这已是众所周知。但抗战期间中国对苏联提供了什么援助的问题，似乎被史学界忽视了。实际上，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得到了最好的回报，也就是中国对苏联的反哺。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的抗战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使其难以发动侵苏战争，确保了远东地区的安全，苏联得以全力准备迎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

历史上，日本是苏联的宿敌。但在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于1941年8月9日通过《帝国陆军作战纲要》之前，究竟是南进攻美还是北进犯苏，日本海陆军曾一直争论不休。日本之所以最终放弃北进计划，除认为南进可给其带来更多战略资源，以及与苏联在远东驻守相当的兵力有关外，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使其难以实现北进的企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至1942年，在日本有可能北侵苏联的这几年中，中国抗日战场到底牵制了日本陆军多少兵力？

这五年日本陆军师团（不含坦克师团、高炮师团和飞行师团）在华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日本陆军共有24个师团，为了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仅淞沪会战，日本就先后5次派出增援部队攻打上海，从当初的不到1个师团，增加到9个师团22万余人。日本此时驻华师团已增至21个，占其全部师团总数87.5%。其中东北5个师团，华北7个师团，华中9个师团。

1938年，中日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日本也明确了全面侵略、威压逼迫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徐州会战、兰封会战和武汉会战等几次大的战役，为此，日本继续调集本土兵力投入中国战场。至年底，日本陆军34个师团，驻华师团已增至32个，占其全部师团总数94%。其中东北8个师团，华北12个师团（另4个混成旅团），华中10个师团，华南2个师团。

中国军队中的苏械师

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仍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敌后根据地则有冀南、晋东南的反“扫荡”斗争，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至年底，日本陆军共有41个师团，驻华34个师团，占其全部师团总数83%。其中东北9个师团，华北9个师团，华中11个师团，华南5个师团。

1940年，由于日军要应付枣宜会战、百团大战、敌后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等，至年底，日本陆军共有49个师团，驻中国38个师团，占其全部师团总数78%。其中东北11个师团，华北9个师团，华中13个师团，华南5个师团。

1941年日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已逐步转行南进战略，为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先后进行了豫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条山会战、敌后根据地反“扫荡”作战等，至年底，日本陆军共有51个师团，驻华35个师团，占其全部师团总数69%。其中东北13个师团，华北9个师团，华中10个师团，华南3个师团。

1942年尽管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日军相当部分兵力放在与美、英的作战上，但中国仍牵制了日军大部分兵力，先后在华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以及敌后根据地反“五一”大扫荡斗争。至年底，日本陆军共有58个师团，驻华37个师团，占其全部师团总数63%。其中东北14个师团，华北9个师团，华中13个师团，华南1个师团。

从上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到，除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刚开始，其余各年在华投入兵力均占其总兵力一半，甚至三分之二以上，不但很难再对苏联用兵，也减轻了美、英等国的压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日本史学家信夫清三郎曾描述过1940年日军被中国牵制的困状：“日中战争的解决仍然不见端倪，数达85万的日本军队（38个陆军师团——引者注）被拖在中国战场上，陷入泥沼般的长期消耗中。”日本学者森松俊夫索性把日军所陷进的中国战场叫作“令人苦恼的中国战线”。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以强大兵力闪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曾通过日本驻德武官大岛转告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能废弃《苏日中立条约》，对苏宣战。大岛三番五次向国内发电转达德方的要求。

日本政府和军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慎重的讨论。松冈外相极力主张对苏开战，“北进到伊尔库茨克”。日本原枢密院议长也向政府和军部指出：“德苏开战对日本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想诸位也会有同感。苏联向世界散布共产主义，所以迟早必须把它干掉。”

但是握有军权的参谋总长杉山却不同意。他说：“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进攻苏联)实际上办不到。”陆军省也普遍同意杉山的看法，认为“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进行对华作战，已经没有余力”，而且“解决北方问题势必需要大规模使用武力，为此需要的战略物资，尤其是液体燃料实际上必须求之于南方。因此断定强行解决北方问题是危险的”。加之德国的闪电战在苏联很快受挫,也使日本丧失了配合德国攻苏的信心。

当然，关键性因素则是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大部分兵力，使其难以分身。苏联学者列多夫斯基指出：“战斗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发动反苏战争。”

敌后根据地的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成为牵制日军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中国的抗战牵制了大部分日军兵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则直接配合了苏联的卫国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在积极组织苏联军队抗击德国入侵的同时，不忘东线日本可能的侵略行为，指示苏联在延安的代表向中共中央提议，派八路军在北平、张家口、包头一带破坏铁路，断绝这些地方的交通，破坏日军的集结，使其不能进攻苏联。

毛泽东充分理解援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必要性，1941年6月30日致电彭德怀，命令八路军加紧制定破路和情报两项计划，以延滞日军可能的攻苏行动。

3天后，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如日本进攻苏联，“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做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

随后，苏联方面根据日军调动的情报，又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日本正从本土调大批军队赴华，集结于中苏边境，建议中共设法派部队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线，袭击日军集结地。

完全可以想象，斯大林此时最担心的是苏联腹背受敌，对日本人的风吹草动都极为敏感。

然而，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对战局的分析，认为日军增加兵力和向中苏边界运动，主要是为了防止及切断苏联将中国作为战略基地。日本已深陷中日战争泥潭，无力进攻苏联。毛泽东综合分析了情况后，肯定了作战室的判断。

八路军伏击敌人

7月15日，中共中央在答复时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关于中国共产党准备以何种行动援苏的询问时，请崔可夫转告苏联有关方面：“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政府。而在以情报和破路牵制敌人方面，八路军已开始行动”。但因“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大，我人力、物力、弹药日益困难”，“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20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黄色炸药亦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塌，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是不利的”。

不知道斯大林有没有后悔之前把飞机、大炮、坦克都援助给了蒋介石国民党，现在叫缺枪少弹的中共军队去跟装备精良的日军拼命，毛泽东会怎么想。

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能够了解中国共产党所处的这种特殊情况，并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援助。

1942年5月初，苏联最高统帅部又再度获悉，日本将配合德国进攻斯大林格勒，并且已在中苏边境集结大量兵力。5月6日，苏联国防部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八路军在日苏战争爆发时，派一支正规部队开赴南满，以策应苏军和牵制日军。

7月德军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请求中共帮助，希望中共调若干师团部署在长城内外一线，牵制日军力量或增加其后顾之忧。据此，中共中央向冀东根据地发出指示，将活动区域扩大到长城地区，将中共冀东地委改为冀热辽地委，将冀东军区升格为冀热辽军区，准备伺机向东北腹地渗透。这样，八路军进可以帮助苏联牵制日军，退可以依托敌后抗日根据地，避免八路军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还为抗战胜利后迅速进入东北做好准备。

同时在华北根据地加大攻势，广泛开展破袭战。并派出兵力在敌占区活动，向苏联提供了一系列准确情报，减轻了斯大林对东线的忧虑。

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军力和财力，钳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尽管日本当局多次欲乘苏联之危兴兵北犯，无奈力不从心，只得作罢。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遂果断决策调兵西向，以集中力量同德军作战。据统计，至1944年秋，苏联从远东地区先后西调陆军部队约40.2万人；加上太平洋舰队和阿木尔（黑龙江）区舰队抽调的海军步兵14万人，总共西调兵力54.2万人。抽调火炮和迫击炮5000多门、坦克3300多辆运往西部。这无疑对扭转苏德战局，特别是对夺取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兵到西线战场。

与此同时，苏联的亚洲部分也成为苏德战争的战略大后方，在这里组训了数以百万计的战略预备兵力开赴前线；制造出大批飞机、坦克以及火炮等武器装备，及时输送战场，为对德作战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

对此，苏联史学界也直言不讳：“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苏联远东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把日本的双手束缚住了，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

这无疑是抗战期间中国对苏联的最有力支援。

其次，是中国对苏联的物质援助。

中国向苏提供的物质援助，主要根据中苏三笔贷款协定的规定，中国用矿产品和农牧产品偿还苏方贷款。中国实际向苏联提供的矿产品和农牧产品共有14种，即茶叶、猪鬃、羊毛、驼毛、桐油、锑、锡、锌、汞、钨、铋、生丝、药材、皮张。

抗日战争时期（至1947年），中国输往苏联的矿产品总量达62983.45吨，其中钨砂38394.43吨、纯锑11038.60吨、锡锭12200.03吨、汞609.94吨、锌块700吨、铋砂40.45吨。

可见输入苏联的中国矿产品，以钨、锑、锡、汞为多。中国是一个钨、锑、锡等特种矿产品蕴藏十分丰富的国家，特别是钨和锑，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中国自身的工业非常落后，对特种矿产品的需求很少，因此，特种矿产品主要用于出口。

抗战初期我国获得苏联援华的主要方式是易货贷款，为了满足易货、偿债的需求，国民政府便把特矿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权，从私人和地方政府手中，集中到中央政府，为进口武器装备、获得国外贷款提供有力的物资保障。

三十年代后期，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面对德、日法西斯咄咄逼人态势，特别重视军工生产，但战略原材料却深感不足，中苏易货贷款，从中国获得的特矿产品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如在普通钢中加入钨炼成，便成为能够耐高温、抗拉、抗压、抗冲击、抗腐蚀的钨钢、工具钢即高速钢，是制造坦克车身、飞机引擎、舰船甲板和枪炮管的主要原料。

明星坦克T-34，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共生产了50000多辆。

又如制造榴散弹，在铅丸中加入锑，使铅丸在炮弹爆炸时易破裂，增加杀伤力。故锑有“战争金属”之称。

再如汞可制造爆发粉，这是一种制造高烈度炸药的原料，还可以与含酒精的硝酸合成军事上极重要的雷酸汞，用来制造雷管、地雷、枪弹、炸药等。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的重工业基本转为军火工业。1941-1945年，苏联生产了19万门火炮，10.25万辆坦克，14.28万架军用飞机，是世界第二大军火生产国。因此，苏联对于战略原料的需求量是很大的，由于能够从中国得到大量供给，从而保证了军火生产的产量和质量。像苏联1941年生产的T-34坦克，被公认为战时世界最优秀的坦克，苏联火炮则被评价为“设计精美，性能良好”，“往往比德国的火炮更有效”。这无疑是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的重要因素。

中国向苏联输出的农牧产品有：绵羊毛21295吨，山羊绒304吨，茶叶31486吨，猪鬃1119吨，驼毛1026吨，生丝301吨，各种皮货5407000张。

中国产纯羊毛由新疆转运苏联

中国输往苏联的农牧产品，对苏联来说同样十分需要，有些直接成为战时军用物资。由于战争期间大片国土沦丧，播种面积减少达47%。例如，1942年苏联皮棉产量减至130万吨，只有1940年的60%，这就严重影响到被服等军需供应，中国提供的大量农牧产品就显得尤为宝贵。

此外，苏联还通过与新疆的地方贸易，获得所需要的大量农牧产品。

以上情况表明，抗战时期，中国向苏联提供的物质援助同样是巨大的。从战时角度看，这些援助虽不像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援助的意义更为直接，但其作用也不可低估。

因此，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辉煌史册上，理所当然地须为中国的这种援助记下应有的一页。

战时在中国服务的美国财政顾问杨格评价说：“在整个战争期间，甚至战后若干时间，尽管俄国已改变为反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始终忠实地将农矿产品送到俄国，以偿付1938至1939年信用贷款的本息。中国送去的物资，一部分经由中亚，一部分空运到印度和缅甸，再从该地海运到俄。从1938年到1945年10月31日，送货总值达到1.31亿美元。考虑在战争情况之下取得与运送物资的困难，中国实在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