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第七章//山雨欲来 暗流涌动（续1）
布勃诺夫使团
1926年2月初，斯大林派出一个高规格的使团前来中国，开始了长达40余天对中国华北和华南的访问，考察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评估进行北伐战争的时机问题。团长阿·斯·布勃诺夫是联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红军政治部主任，来华时化名伊万诺夫斯基。团员包括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布什，苏联红军军官隆格瓦等10余人。人们将这个使团称为“布勃诺夫”使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给使团安排了“弄清中国局势并报告政治局”等相应任务后，赋予使团拥有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不需报政治局“就地作出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决定”的权力。这在联共（布）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布勃诺夫来华后，先是考察援助冯玉祥国民军问题，忙完后再南下上海、广州。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1883—1940）
还在北京时，布勃诺夫便听取了鲍罗廷、维经斯基及苏联军事顾问的汇报，探讨北伐的时机问题。
鲍罗廷认为，北伐已经刻不容缓。因为一方面，北洋军阀之间正在进行战争，如果吴佩孚获胜，他就会调转枪口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从而使革命力量陷入被动境地；另一方面，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国家行政机构日益完善，财政状况正在好转，不及时提出北伐的任务，一些国民党人就会懈怠斗志。鲍罗廷指出，北伐不仅仅为了惩罚军阀，在北伐中必须提出严肃认真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尤其需要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领导国民党左派进行土地改革。
鲍罗廷是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他的意见自然受到布勃诺夫的高度重视。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最初是反对进行北伐的，为此季山嘉等人与蒋介石发生过冲突。现在看来，是时候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了。
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是使团此次中国之行的重要任务。
3月2日，布勃诺夫和陈独秀在上海举行了会谈，就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和广东的形势、北伐的利弊和时间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深入讨论了中国国内各种阶级力量的状况。
陈独秀向布勃诺夫等人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后，谈了自己对未来形势的看法。他指出，未来革命形势并不乐观，反革命势力成功的希望大于国民革命运动。尤其是在最近半年，是革命力量最为困难的时期。
布勃诺夫认为，在上海甚至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许多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没有离开国民革命，他们只是力图把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提醒陈独秀注意联合全部小资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要求中国共产党非常热心地支持北伐，支持冯玉祥及其国民军。
3月13日，布勃诺夫使团一行抵达广州。15日在蒋介石的陪同下，参观了黄埔军校。同一天，使团全体成员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听取了汪精卫的政治报告。
此时，广州的政治形势处于动荡不安之际。国民党右派活动频繁，在国民党军队和政界谣言四起。当布勃诺夫等人参加中共广东区委会议时，张太雷在汇报中特意指出：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的形势相似，到处是谣言和传单，看来右派准备采取行动了。
张太雷的汇报实际上是向使团发出警告，但它未能引起布勃诺夫足够重视。
一石三鸟
3月19日，打消出走念头的蒋介石准备先下手为强，赶到他任军长的第1军驻地，与手下彻夜讨论后，决定“镇压中山舰阴谋”。
这是蒋介石的一着险棋，但他成功了！
3月20日凌晨4点，蒋介石离开长洲要塞司令部的家，赶到造币厂，组织最高司令部，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
蒋介石命令：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武装；监视汪精卫及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重要人物家庭；包围苏联领事馆，缴下卫兵的武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蒋介石还下令，如果共产党员反抗，则坚决镇压。
上午10时，周恩来接到包惠僧的报告，急忙赶到造币厂去见蒋介石。在门口，周恩来的4个卫士也被缴了枪。
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假惺惺地对他说：“李之龙和中山舰有兵变嫌疑，幸亏发现得早，我已派人逮捕了李之龙，解除了中山舰武装。为了保障第2师所有共产党员的安全，已将他们集中看管。”
时任第1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意问蒋介石：“既然是为了第2师党代表的安全，为什么要把他们捆绑起来？”
蒋介石掩饰说：“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
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也称“三二〇事件”）。
中山舰，为纪念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将原永丰舰命名为中山舰。
但十几个小时之后，即事变当天下午，蒋介石意识到是自己神经过敏，并不存在什么危险和阴谋之后，下令取消戒严，交还收缴武器，释放被软禁的共产党员，重新恢复常态。
中山舰事件无疑是蒋介石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当他冷静下来后，才感觉到问题严重。
事变当天下午，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疯了，想投降帝国主义？在这位国民党长辈面前，蒋介石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事变第二天，即21日早上起来，蒋介石想拟函致汪精卫，解释昨天行动的理由。但思前想后，也不知道怎么写，于是作罢。
当蒋介石意外得知汪精卫因病卧床不起时，怀着矛盾和犹豫的心理匆匆前去探望，以示关切。不料汪精卫对他大发脾气，责问他是不是想造反！汪精卫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使原本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深感受辱，内心不免又平添了几分对汪的怨恨。
更使蒋介石担心的，是这次事变如果得罪了老毛子，那就麻烦了。
出乎他意料的是，俄国人首先采取了退让政策。
20日下午，蒋介石根据季山嘉的要求，撤去了对顾问团的包围。随后季山嘉派助手、军事顾问团副团长拉兹贡去见蒋介石，责怪其不打招呼，搞突然袭击。蒋介石连说误会了，误会了，赶忙道歉。
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完全出乎布勃诺夫意料。这位久经沙场的苏联将军虽然处乱不惊，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人软禁，而且电话打不通，还是颇令他苦恼，同时也为陈独秀的悲观看法提供了哭笑不得的注释。
由于鲍罗廷不在广州，布勃诺夫只好亲自出马解决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解除对顾问团的包围后，布勃诺夫偕第1军顾问斯捷潘诺夫一起去见蒋介石，对事件进行沟通。
身为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布勃诺夫，主动去会见接受了大量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而不是蒋介石主动向布勃诺夫说明有关情况，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蒋介石在气势上占了上风。
蒋介石向布勃诺夫诉说苏联顾问的许多错误，提出要撤换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请加仑将军返任，他还答应次日上午到布勃诺夫处再议。
21日，蒋介石爽约未至。这时，广州出现了“蒋介石公开声明他不愿意再同苏俄顾问共事”的传闻。当天晚上，布勃诺夫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可能继续进行他已经发动的事件。
这个消息使布勃诺夫顿觉情况严重。作为一名苏联党政军高级官员，斯大林中国问题的助手，他深谙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核心，也了解斯大林和反对派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他知道，此事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苏联与广州国民政府关系破裂，也会影响国共关系，这样一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就会彻底破产。这不仅给反对派托洛茨基等人提供了攻击斯大林的口实，更重要的，还在于可能影响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变化。因此，必须尽快使广州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
布勃诺夫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商议对策。经过讨论认为，为了不使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破裂，从而影响国共关系，为了国民革命运动，无论如何要留住蒋介石。为此决定调走苏联顾问团中不受欢迎的季山嘉、拉兹贡和罗加乔夫，派索洛维也夫以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赞名义与蒋介石磋商。
22日上午，索洛维也夫来见蒋介石。蒋向索洛维也夫担保，他的目的不是阻止国民党联苏联共。他要求加仑回任，鲍罗廷尽快回到广州。索洛维也夫告知他说，已准备把季山嘉、拉兹贡和罗加乔夫调回国去。
蒋介石这才如释重负，马上提议在汪精卫病榻前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
布勃洛夫向蒋介石做出让步，此前并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和国民党中央讨论研究，令汪精卫相当被动。由于俄国人已表明态度，汪精卫也没了头天晚上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劲头了。会上，汪精卫虽仍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不满，但由于苏方已做出撤换季山嘉等人的决定，退让妥协的局面已经形成，他已无可奈何。因此，会议决定：1.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聘他人为顾问；2.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3.李之龙有重大嫌疑，应即查办。
这样蒋介石的行动就得到了承认，政治上又赢了一个回合。
当天下午，蒋介石发现，第一天对自己发动事变还明显不以为然的其他几个军长，这时也都转而附和他。这帮势利鬼！
本来，蒋介石就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自己的一步险棋，并无多大把握，事变后，还诚惶诚恐的。现在一看，出乎意料地顺利，这让他看到以强力来解决内部纠纷，实现政治目的，不失为一种便捷的途径。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蒋介石抓住苏联方面害怕关系破裂的软肋，步步进逼；布勃诺夫使团则在留住蒋介石的思想支配下，妥协退让，最终成就了蒋介石北伐前的集权。
3月24日上午，苏联顾问团举行全体人员会议。布勃洛夫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虽然承认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小规模政变”，但认为这一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失误引起的，它表现在不善于预见国民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冲突；过高估计了广州领导的力量和团结一致；未能及早揭露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冒进做法；参谋部、军事部、政治部的集中管理进行得太快，将领们由于受到过分监督而引起反感。以上的原因分析所形成的基调就是退让。
布勃诺夫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顾问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统一战线夭折。为此，今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越权；统一认识，加紧筹备北伐，“国民革命不能呆在中国南方的战壕里”；顺应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嘉山、拉兹贡和罗加乔夫等顾问，要鲍罗廷、加仑迅速返任。
季山嘉毕业于沙俄亚历山大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科班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来华前任著名的军事要塞——咯朗施塔得要塞司令兼政委。季山嘉接替加仑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来华工作仅仅几个月，就成了蒋介石阴谋和联共（布）中央轻率让步政策的牺牲品，这是季山嘉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国民革命的悲剧。
本来汪精卫指望布勃洛夫会做出打击蒋介石的决定，不料，布氏却毫无反抗表示，反而同意把与汪精卫关系密切的季山嘉召回国，使汪精卫失去靠山，也感到丢尽了脸面。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以生病为由，弃职而去，表达了自己消极抵抗的态度。
在布勃诺夫看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是个实力派人物，掌握着国民国民军的精锐部队。而汪精卫名义上集党政军于一身，实际上并无军权，故在汪、蒋二人中，只能留蒋弃汪。
当天下午，蒋介石知道布勃诺夫使团马上就要离开广州回国，便到他的住处送行。蒋表现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对布勃诺夫说：“革命以农工为基础，以党和政府之强固为要点，又以干部意志一致为首务。革命形势应集中，革命更应时时进取，不宜取保守态度。”他再次向布勃诺夫提出：“中国革命发展到现在这种形势，非速定北伐大计不可。”
布勃诺夫同意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他说：“如果说半年前放弃北伐是完全正确的，那么，现在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为此做好准备，以便半年至一年后向北推进。”他强调，出师北伐时应提出恰当、明确的口号，尤其必须发动农民群众。
当天傍晚，布勃诺夫一行带着离职的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10余人，乘船离开广州，取道上海回国。
在船上，布勃诺夫越想越不放心，便执笔给正在回广州途中的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使团对广州的情况有充分的、全面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6点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关于第一点，布勃诺夫写道：
“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内部组织性、对群众的影响和与群众的联系方面还很薄弱。国民党左派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上层组织。需要采取各种措施，通过不断做工作来帮助国民党加强其（学生、青年、城市商业手工资产阶级等）基层组织。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国民党做出很多努力。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应该是帮助它加强内部组织性和它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推动它在领导国民革命时，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项工作中，共产党应该表现出很有分寸，很有灵活性，并善于利用各种条件，但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作助手和领导者。”
布勃诺夫的信对鲍罗廷产生了重要影响。鲍罗廷回到广州后，即继续执行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一次试探性进攻，可谓一石三鸟，既逼走了汪精卫，抑制了苏联顾问，捎带着又打击了共产党，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
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害怕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发展、壮大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
事变前夕，蒋介石的老友戴季陶曾给他写过一封长信，诉说国民党两个中心、两重纪律、两重理论的危害。建议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从而除去一切党内纠纷。西山会议派的邵元冲、叶楚伦等人，事变前曾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谈过，他们主张共产党人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一向被蒋视为良师挚友的国民党大佬张静江，在上海也参与了相关的讨论。事变后，张静江与蒋介石商讨善后办法，蒋提议尽快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二届二中全会），了结三二〇（中山舰事件）案。
对于中山舰事件所带来的后果，维经斯基在1926年7月1日给莫斯科的一封电报中谈到：中山舰事件“揭示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地位的软弱，取消了左派形式上的统治地位，排除了汪精卫，削弱了俄国人的影响，标志着反对共产党人运动的开始”。
空有计划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曾企图从莫斯科得到指导。
由于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远在上海的陈独秀是从报纸上得知事件的，并不了解具体情况，难以表态。布勃诺夫一行回国途中在上海逗留时，陈独秀等人才从布勃诺夫的谈话中，得以了解事件的有关情况。陈独秀受其妥协退让态度影响，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撤回了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认为蒋介石受右派挑拨，“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应当将他从深渊中拯救出来。
直至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广东区委的详细报告，陈独秀这才对中山舰事件的前因后果，及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主持中共中央做出如下决定：
1．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孤立蒋介石；
2．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
3．尽可能扩充叶挺领导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
应该承认，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此时对蒋介石的认识还是比较到位和比较客观的，所提措施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陈独秀派彭述之赴广州，与已在广州的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组成特别委员会，同鲍罗廷商讨落实这些计划的步骤。
陈独秀还写信给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陈独秀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的赞同，但却遭到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否定。政治局根据布勃诺夫使团的报告作出决定，完全支持布勃诺夫在在中山舰事件后所采取的退让政策。
4月2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
“……
3.应该讲，国共分裂与否的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种分裂应视为绝对不可行的。必须奉行让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
4.在共产国际的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从组织上改变相互关系的任何做法，都断不可行，而且对于国共两党都是十分危险的。
5.设法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曰将其开除出）国民党。
6.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指蒋介石——引者注）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的现状。”
斯大林对蒋介采取退让政策，与其对国际局势和中国国内局势的分析判断有很大关系。
1925年10月5日至16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会议，一战中的欧洲协约国与中欧及东欧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线，并争取与战败的德国恢复正常关系。德国、法国、比利时签订了德法和德比边界不可侵犯，以及保持莱茵地区非军事化的洛迦诺协定。该协定把苏联排除在外，令苏联因西方的议和而更感被孤立。
斯大林认为，此协定的签署，一个反苏联盟正在形成。加上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北方的失败和撤退，表明中国革命的国际与国内局势都恶化了。因此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由进攻转向退却，表现在国共关系上，令中共向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集团妥协。
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鲍罗廷返回广州后，经过与蒋介石反复会商，至5月9日，双方达成三项君子协定：（1）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其在国民党中的活动；（2）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3）鲍罗廷明确表示支持北伐。
在会商中，精神上已占上风的蒋介石步步进逼，鲍罗廷则节节退让，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终于酿成了蒋介石全面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对此蒋介石说：“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主张都作合理解决。”
难道革命经验丰富、阅人无数的鲍罗廷，没有看出蒋介石的为人和他的阴谋吗？
当时，被中共中央派到广东处理三二〇事变的彭述之，道出了鲍罗廷亲口对他说的想法：“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中罗贝士比尔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但为了成立革命的独裁，我们首先要排除感情上的障碍，冷静地考察事实。究竟谁可以担负这个革命独裁的任务？他承认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他认为要打破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3月20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它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
所以，中共的计划怎么能得到鲍罗廷的支持呢？这些计划最终都成了空谈。掌握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大权的鲍罗廷，并不想因中山舰事件而使苏联援助中国南方的计划前功尽弃，因而不赞成对蒋介石进行打击，也不准备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5月14日有一批苏联武器运达广州。陈独秀提出从这批武器中匀出5000支枪来武装广东的农民，以防分裂，但遭到了鲍罗廷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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