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第八章//一味退让 酿成惨剧（续2）
准备清共
在迁都中败北的蒋介石，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由于军事实力的膨胀，更加有恃无恐。特别是与虞洽卿密谈后，进一步坚定了他“反共清党”的决心。
1927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声称“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介石如此有底气，因为他掌握的是军权，而武汉国民党左派掌握的是党权和政权。在旧中国，有枪便是草头王，有了军权就有一切！
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蒋介石知道，武汉国民党已被左派和苏联顾问把持，去开会也是自取其辱，于是干脆不去，并故意去电要求辞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会议两主席职务（两职一直由张静江、谭延闿代理，谭已赴武汉）。会议以提高党权、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为中心，通过一系列决议案，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谭平山、苏兆征分别担任农、工两部部长），限制了蒋介石的独裁企图，确立了迎汪复职、以汪抑蒋的方针。在莫斯科授意下，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除继续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外，蒋介石在党内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蒋介石不甘就此出局，反而大踏步地走向极端。
3月15日，蒋介石离开南昌。第二天，他的信徒段锡朋、周利生等，利用其控制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名义，强令解散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他们还派出一批流氓打手，沿途捣毁共产党及左派领导下的各种报刊和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等机关团体。
3月16日，蒋介石到达九江，次日，一批流氓匪徒手持刀剑棍棒，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打死打伤多人。
3月20日，蒋介石到达安徽安庆，当即指示他手下的特务处长杨虎，纠集一批流氓、地痞、帮会头目，组织所谓“安徽省总工会”，并以每名4块大洋的身价，收买100名流氓组成敢死队，将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机关全部捣毁。暴徒们沿途高呼“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一路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
此时，蒋介石还不能合法地动用军、警、政等力量来夺取权力，只能用些下三滥手段，依靠少数骨干分子，利用地方帮会势力，通过打、砸、冲，或干脆挑起左右派械斗，进行夺权行动。
对蒋介石种种劣行，难道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不知道吗？
莫斯科是知道的，只不过对蒋心存幻想而已。他们把拉住蒋介石看作是维护统一战线的重中之重，生怕激怒了统帅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至3月，蒋介石的叛变已迫在眉睫，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却还在《真理报》和《国际新闻通讯》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宣传蒋介石发誓忠于革命原则、孙文主义、社会主义，服从群众政党——国民党的领导，不可能走上反共和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把有关蒋介石即将反共反苏的消息都斥之为帝国主义的挑衅和阴谋。
布哈林在莫斯科一次会议上说：“按照蒋介石的阶级性，虽说比克伦斯基'更右’、'更坏’，但只要他暂时尚未反动，尚未变节，只要他能积极实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
斯大林还心血来潮，居然想起要送蒋介石一张他签名的照片，以表示其对蒋介石的信任，同时也是向反动派示威。可惜，照片还没送到，蒋介石已经举起了杀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屠刀，斯大林的一番苦心，亦被砍得粉碎。
秉持斯大林旨意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比对汪精卫抱有更多的幻想，鲍罗廷等人一面觉得蒋介石“已经形成一个反动中心”而感到焦虑不安；另一面又希望蒋同志仍能服从武汉中央，回心转意，离沪赴宁。因而尽力帮助蒋介石“不使其离开北伐战线，不使其失去军事地位”。他们仍然相信：一些省市出现的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进攻，都是少数流氓地痞及反动分子所为，他们的行动不是蒋介石支持的。
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热衷于与资产阶级联合，他们不能想象没有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在193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上海的同志仍然迷恋过去的路线，他们无法想象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会是什么样的政府。”
三次起义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中心。在这里有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以外的地区，则控制在号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手中。
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上海工作，通过了《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决议案要求：上海区委应提出上海市民的总要求，即上海市民运动政纲，并以此政纲的意义，建立革命民众的联合战线。
武装起义司令部——上海总工会
上海区委很快传达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9月上旬到10月下旬，驻上海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中共中央执委会，以及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革命形势和武装起义的方针、策略，决定借助孙传芳属下的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宣布独立，在上海发动一次民众暴动，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市政府。
共产国际执委会同意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利用夏超起义这一有利时机，发动工人暴动。国民党驻沪特派员钮永建也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一主张，准备配合上海工人的暴动。
然而，夏超于10月15日起义，很快便以失败告终。形势突变，由于消息不灵，加上之前钮永建曾与夏超约定在上海配合起事，里应外合，夺取上海。23日，上海区委仓促决定起义。但是，24日凌晨，原定的起义信号——黄埔江上军舰的炮声迟迟未响，集中待命的工人纠察队员以为起义取消，纷纷散去。只有闸北与南市200多名工人与钮永建出动的帮会武装百余人，分路进攻警察局。但行动很快失败，队伍随即被打散或逃走。中共中央军委技术书记奚佐尧等10余人牺牲，100多人被捕。
起义失败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委会于10月28日举行联席会议，总结起义失败经验教训，对准备下一次起义进行了研究。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当到达离上海不远的松江时，中共中央决定抓住有利时机，再次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2月18日晚，根据北伐军已经占领嘉兴的消息，上海总工会于次日实行总同盟罢工，在“罢工响应北伐军”的口号下，先后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6万人。
本来，罢工是为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但北伐军到达嘉兴后，却停滞不前。20日，中共中央得知这个消息后，经过反复讨论，至21日，决定把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在占领龙华军阀司令部后，成立上海市民政府。次日，罢工工人奋起袭击反动军警，夺取武器装备。总同盟罢工发展为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离上海不远的北伐军却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的援助请求，让驻守上海的孙传芳5省联军张宗昌部肆意屠杀工人和革命民众，以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准备还很不充分的工人起义被反动军阀镇压下去了。
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次日，即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停止暴动，由上海总工会下令复工，扩大武装组织，准备下次起义等。
接受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陈独秀明确提出第三次起义应由共产党领导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指导思想。为此，决定联合组成起义的最高决策机构和指挥机构——特别委员会。特委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为首，成员包括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等人。在特委会之下，建立特别军委和特别宣委两个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军事准备和宣传发动工作。特别军委由周恩来负责，他还同时担任武装起义的总指挥；特别宣委由尹宽等5人组成。
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的中心工作。
3月6日陈独秀在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我们目前的奋斗》一文，明确提出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目标：“从今天起，反抗鲁军拉夫，拒绝鲁军军用票，停纳一切捐税，总同盟罢工罢市，夺取武装，响应北伐军，一直到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工商学兵等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撤退各国海陆军，收回租界。”为此，特委格外仔细地进行起义发动的准备工作，一个月内，陈独秀主持召开过30次会议进行研究和部署。
北伐军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对上海的命运十分关切。2月25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给鲍罗廷发电，指出：北伐军如不及时进军上海，工人们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要让白崇禧他们尽快进攻上海。但无论如何又不能向白崇禧说明是援助罢工工人，否则他们不肯照办。加仑在电报中还告诉鲍罗廷“总司令进攻上海的命令即将下达”。
加仑越来越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进军上海的命令下达完后，3月4日他借故离开总司令部去武汉，从此结束了与蒋介石的交集，成了武汉政府的军事顾问。
然而，白崇禧率第七军3月20日进抵上海南郊龙华后，便按兵不动。特别委员会当机立断，决定依靠上海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发动武装起义。于3月21日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旋即转为武装起义。工人武装在广大市民的支持下，经过两天一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成为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上海工人暴动成功后，共产国际和苏联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3月22日《真理报》头版画着一个满面笑容的工人，喊着“上海是我们的了”！同一天，《共产国际通讯》报道：“起义工人夺取上海的消息，今天清晨传遍了莫斯科，全部居民莫不为之欢欣鼓舞。各工厂下班后都举行了集会，演说者在会上阐明了国民革命军这一新胜利的重大意义。”下午4点，数千工人在共产国际大厦前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庆祝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9名委员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会议决定市政府委员先行办公，经国民政府批准后，再举行就职典礼。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在上海市临时市政府的19名委员中，除10名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外，还有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银行家虞洽卿、陈光甫，总商会代表、工业大资本家王晓籁，大商人王汉良等。但这些资本家们对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委员的任职根本不感兴趣，他们翘首以盼的是蒋介石的早日到来。
3月24日，武汉国民政府发来专电，承认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机关。
只可惜，好景不长。
当夺取南京刚有眉目，张静江就明白告诉邵元冲、蔡元培等人：“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
3月24日，程潜的第六军攻克南京。随即发生了部分官兵攻击美、英、日等国领事馆的排外抢劫事件，致使美国死1人；英国死3人；法国、意大利也各死了1名传教士。各国驻南京的军队人数很少，无法制止抢劫者的行为。因此停泊在长江上的美、英军舰遂开炮轰击南京城，造成2000多军民伤亡。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虽然在公开场合他没有把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人的阴谋，但内心却怀疑有“奸党”在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的关系。
斯大林把“南京惨案”总结为“中国内部对抗力量新分化的信号。通过炮轰南京和提出最后通牒，帝国主义者们想让人们知道，他们正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为反对中国革命进行联合斗争。”
3月26日，蒋介石以高傲的胜利者姿态，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上海城。一周后，美国《时代周刊》将他选为封面人物，称之为“征服了半个中国的伟大征服者”，这让蒋介石更加不可一世。
虞洽卿没有食言，当晚即赶到枫林桥公署拜见蒋介石，商量组织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问题。
3月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推虞洽卿、王晓籁、吴蕴斋、钱新之、王一亭、荣宗敬、穆藕初等29人为代表，于29日拜见蒋介石。蒋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上海资本家们与新的军事强人蒋介石达成的政治默契是：资本家向蒋介石提供足够的资金，后者则以武力消灭“暴乱”的工人组织。
资本家们得蒋保证后，即于4月1日给了蒋介石300万元。
本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面临的局面非常复杂，蒋介石到来后，更是火上浇油。上海已成黑云压顶之势。
蒋介石到上海后，于3月27日急忙将吴稚辉、蔡元培、张静江、邵元冲、古应芬、李宗仁等，在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秘密召开在沪中央监委预备会议，检举中共党人假借联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有篡夺国民党的阴谋。当即决议咨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名曰“护党救国运动”。
此时，蒋介石与共产党确已形同水火，再难相容。这里面除了他认为武汉中央种种做法的背后，其实都是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在起作用外，他还担心共产党人随时可能采取行动冲击租界，引发外国干涉，打乱他的夺权计划。
蒋介石的担心并非全无根据。
在准备夺取上海之初，中共上海区委确实没有马上收回租界的打算。但当3月24日总工会下令复工遭外资厂拒绝，租界巡捕因此武装阻止工人进入租界，致使一些想要复工的工人与巡捕房发生对峙和冲突。面对这种情况，基于武汉、九江的经验，中共领导人内部已经开始提出尽快收回租界的设想。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根据中共上海区委的指示，甚至公开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上宣布：工会今后在政治上的责任，第一条即为收回租界。
工人方面的反应，马上引起蒋介石一方的高度警觉。淞沪警备区司令白崇禧公开表示，工人一旦有扰乱，驻军必须负责缴械。并采取措施，对上海总工会严加防备。
这种情况又引起共产党方面的反弹。在召开群众大会反对的同时，通过市民政府，致函租界工部局，限3日内正式表示不再阻止复工，否则将再进行总同盟罢工，由此引起的一切问题，概由工部局负责。
此时的中共中央已血脉贲张，坚决支持强硬的对抗态度。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的上海特委会上，直截了当地鼓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已经与党军勾结在一起了，我们要马上动作，即“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
3月26日，上海共产党人得到消息，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军队杀害，南昌、九江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市党部，均被捣毁和解散，因而情绪更加激愤。上海区委决定：“反对反动的新军阀，积极响应宁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
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
这边蒋介石磨刀霍霍，那边共产党血脉贲张，双方流血冲突已不可避免！
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地在上海要与蒋介石决战的时候，莫斯科却泼来了冷水。联共（布）中央3月27日给中共中央发电称：“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
中共中央复电申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28日又再度来电，强硬表示：“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及其长官发生冲突。”
据此陈独秀只能稍加变通。
在收到电报当天，他函告中共上海区委，要求他们表面上要缓与蒋介石的关系，但实际准备武装组织。对总同盟罢工，也要征得国民党和老蒋同意。
有陈独秀的指示，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于第二天，即29日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时，邀请蒋介石出席，以示缓和，并观察蒋的态度。
蒋介石不仅没有出席典礼，还致函市民政府说：“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系统攸关，若不审慎在先，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系统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已另电中央熟商办法，务望暂缓办公，以待最后之决定。”
上海市民政府是得到武汉国民政府认可的，蒋介石公开否认它，不仅表明其决心与武汉中央抗衡的态度，而且预示着双方冲突已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因此再电莫斯科，强调准备抵抗的必要，但仍未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同意。他们一方面致电在武汉的鲍罗廷，要求他考虑“对蒋介石做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的可能性；一方面回复中共中央当日来电称：（1）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时不进行公开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
当然，以未经过军事训练的2000多工人武装，与蒋介石数万经过战争洗礼的正规军决战，是绝无胜利希望的。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反对与蒋介石展开没有胜利希望的武装斗争，联共（布）中央这种策略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只得服从命令，妥协退让。
但武汉国民党中央并不示弱。4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33人参加，缺席3人），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的议案。并决议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这些议案和决议，因是36名中委中33名所表决，完全是合法的。由此，从4月1日之后，蒋不再是原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所委任的总司令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