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第二篇 国中之国绚丽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距江西瑞金城北5公里的叶坪村早已装扮一新，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这里召开。
东方熹微，叶坪广场，阅兵典礼。
为免受国民党军飞机轰炸，阅兵典礼安排在清晨举行。受检阅的中央红军各军团代表、警卫部队代表及附近各县赤卫军和少先队队员一早就来到了广场。红军官兵身穿整齐的灰布军装，精神抖擞，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排排站在广场上。朱德、毛泽东、项英、任弼时等登上一座砖木结构的检阅台。参加一苏大的代表和瑞金县的观礼群众，站满检阅台两侧。百名号手握着擦得锃亮的铜号立在检阅台前。
项英宣布：“阅兵典礼开始！”百名号手吹起嘹亮的集合号，雄壮的号声冲破云霄……
随后，一队队披着战火硝烟、精神抖擞的红军将士和各方队，由红旗引导，行注目礼，威武雄壮地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台上台下党政干部、红军官兵和当地群众报以阵阵掌声。
这是中共军队最早的阅兵式。也算是这个隆重的“开国大典”的第一项程序吧。
大会的开幕式同样也是激动人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成员项英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说：“全苏大会的成功，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东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世界第二个共和国……她将使东方无数被压迫工农群众在她的影响之下，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完成全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讲得更加透彻：“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压迫的工农兵劳苦群众的国家。它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为实现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断绝了与上海武汉两地国民党的关系，支持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暴动的旗帜，在农村创建根据地，开展苏维埃运动，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苏维埃政权，开始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尝试。
对于共产党遍布各地的武装起义和苏维埃运动，国民党不得不疲于应付。从最初主要集中在城市实行所谓“白色恐怖”，到逐渐转入偏远乡村进行“剿共”战争。
执政的国民党凭借其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克服了内部纷争和外敌入侵的种种牵制，步步紧逼，几乎取得成功。
但共产党却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存能力，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于饥寒交迫中，抓住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的机会，转危为机，成功地保存了一支几万人的武装，实现了把国内革命战争发展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苏维埃运动成功与失败的实践，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
第十一章//武装反抗 寻找新路
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布了限制共产分子的训令后，16日至18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从九江撤退到上海，同时考察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
7月20日，李立三到九江后，在与谭平山、邓中夏进行的会议上，他认为临时中央“南下广东”并不可行，转而提出将一些可以争取的部队尽快集中南昌，在南昌举行起义。这就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李立三的提议由瞿秋白到汉口向中共中央汇报。
由于维经斯基、鲍罗廷（罗易已回莫斯科）等共产国际代表已不适合继续在华工作，斯大林决定换马，派来了新的全权代表接替他们。这个新的全权代表，就是还不到30岁的罗明纳兹。
罗明纳兹出生于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同乡，在与托季联盟斗争中，罗明纳兹坚定地站在斯大林一边，因此得到青睐和重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罗明纳兹成了少共国际的代表和发言人，随后取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领导地位。罗明纳兹来华的主要使命是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纠正过去工作中所犯错误，部署实施此前已经制定的所有激进政策和策略，以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罗明纳兹（1897-1935）
7月23日，罗明纳兹来到汉口，随即和临时中央一起投入到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工作。
7月25日，已增补为常委的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罗明纳兹、加仑到会。会议最后同意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随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潮汕地区，取得通海口岸，获取苏联的经济和军事装备援助，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议迅即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时将起义计划报告共产国际。
重任在身的周恩来不敢耽搁，匆匆告别了妻子邓颖超，在陈赓的陪同下，于7月26日从武汉秘密抵达南昌，住进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
朱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屡建奇功，当上了护国军少将旅长。为寻找救国救民道路，朱德毅然抛弃了少将军衔和旅长官职，万里迢迢到德国（后到苏联）。在德国，朱德认识了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朱德受党组织派遣，到南昌任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
这个军官教育团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军官学校，是一支非常活跃的武装力量。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礼送”共产党人出境时，朱德将军官教育团的大部分学员分配到赣江流域各县从事革命活动，他自己也离开南昌去武汉。
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后，鉴于朱德熟悉南昌情况，并有旧部资源，便指派他返回南昌，协助组织起义。朱德虽已离开部队，但人走茶未凉。他很快利用自己原来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把军官教育团在校学员和公安局保安队组织起来，秘密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是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
贺龙是湖南桑植县人，民国初年他用两把菜刀，缴获盐焗税警的枪支，开始闹革命，因而颇有些“绿林背景”。北伐战争爆发后，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率部由贵州铜仁进军到湖南常德，改为独立第十五师。在共产党员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龙在部队中开办政治讲习所，招收一大批进步青年，经过训练充实到部队，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27年6月，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扩编为第二十军。7月23日，谭平山把党中央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贺龙后，贺龙兴奋地说：“早该动手了！”
贺龙接着愤愤不平地对谭平山说：“什么东征讨蒋？其实汪蒋早就穿一条裤子了。南京武汉的要人们，明来暗往，如同穿梭，干什么？还不是明里踢脚，暗里拉手？谭先生放心吧，共产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换上草鞋，再上山拉队伍！”贺龙的二十军除周逸群等少数政工干部外，主要军官都是他从湘西山沟里带出来的旧部，并没有什么主义之分，一切听贺龙的。
谭平山激动地握着贺龙的手说：“贺军长，共产党永远忘不了你！”
参加南昌起义的另一支主力部队，是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这是中共完全能够掌握的部队，是起义军中的骨干力量。北伐军占领武昌后，叶挺被提拔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后兼武汉卫戍司令。原来的叶挺独立团编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73团，该团及75团后来都参加了起义。
此时，武汉政府在完成继续北伐第一期作战计划后，汪精卫为了与蒋介石争夺正统国民党领袖地位，打出“东征讨蒋”的旗号，把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沿长江南岸和南京方面展开。中共中央利用“东征讨蒋”之机，将属于第二方面军的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全部，陆续由九江等地经南浔铁路向南昌集中。
7月27日，周恩来等人来到南昌城内的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详细分析了南昌城敌我力量状况，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
正当起义的各项工作密锣紧鼓进行之际，7月29日上午，前敌委员会接连收到中央代表张国焘的两份密电，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做决定。
原来，7月26日邓中夏从九江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计划。下午4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会上，罗明纳兹传达了通过共产国际转来的、由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签名的回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同时又指示：“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加仑）和我们其他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
共产国际转来的斯大林这封无零两可的复电，颇令与会人员头痛。一是说明斯大林对由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能否成功存有疑虑，信心不足，与其起义，不如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离开军队），专做政治工作（发动工农）更合适；二是在大革命失败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为留下后路，禁止在华苏联顾问参与南昌暴动。
苏联顾问加仑报告了他当天会见张发奎的情况，提出：张发奎如能同意回师广东，并且不再强迫叶挺退出共产党，就可以同张发奎一起行动，回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张发奎不同意上述两个条件，再发动起义也不迟。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打着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旗号，想把部队带回广东，另起炉灶。
加仑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有利，如在南昌与张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两个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了。”
接着是罗明纳兹发言，他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电令禁止苏联顾问们在任何情况下参加南昌暴动。在此种情况下，增加了暴动的困难。
显然，加仑是想尽量争取张发奎，如他不答应所提条件，南昌暴动还是要进行的。罗明纳兹把莫斯科不能提供经费，不让苏联顾问参加暴动这两个困难摆出来，让起义领导者了解这些情况，提出在起义无成功把握情况下怎么办的预案，并没有明确反对起义，而是给领导者们留下余地，让他们计划得更周密一些。
常委们讨论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把握，还是要坚持发动起义。
由于在南昌的前委与中共中央之间没有电台直接联系，遂决定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火速赶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复电和常委会精神，与前委商量起义事宜。
周恩来接到张国焘电报后，同前委其他成员商量，果断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准备工作继续进行。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经九江到达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按计划发动起义。由于共产国际电报内容不够明确，加仑和罗明纳兹对起义态度暧昧，张国焘在传达指示精神时，按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他在会上称：“中央意见宜慎重，共产国际复电的内容是：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举行起义，否则不可动。国际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军事工作，将在军队中的同志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国际不允许苏联军事顾问参与起义。另外我们希望国际为南昌起义提供的经费，也一时无着落。中央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张国焘话音刚落，李立三当即站起来冲着张国焘说：“什么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
对张国焘传达的中央指示，周恩来当场表示不同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请客吃饭，请柬发出去了，能说不吃就不吃吗？而且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如果停止，很多人都会暴露，他们的人身安全谁来保证？尤其是贺龙，南昌起义贺龙的部队是最大的主力，他是以一个整军的兵力，已经做好起义的准备了。周恩来最后说：“我们还是要干！”
前委的其他成员也纷纷表示：“暴动不能改期，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包围诱惑，绝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现在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他。”张国焘没有想到大家的情绪如此激动，便打出共产国际的招牌，说：“中央认为国际来电实际意思是不同意我们起义。没有国际的援助，我们的暴动会陷入绝境。”
一向以彬彬有礼，温和待人著称的周恩来，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了，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说完气得拍了桌子。20多年后，周恩来对别人说：“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生平仅有的一次。”
抗日战争时期的周恩来
张国焘仍坚持说，南昌暴动，事关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应当慎重。
谭平山见张国焘还是这么固执，骂他“混蛋”。
激烈争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还是坚持他的意见。因为他是中央代表，是代表中央传达指示的，前委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所以这次会议无果而终。
7月31日一大早，前委在贺龙的第二十军指挥部再次开会，又争论了几个小时。
这时有人送来了九江方面的消息：张发奎参加了庐山反共会议，已经秘密调动部队往南昌靠拢，并在九江动手查封倾向共产党的报社、书店等。不一会儿，卫兵又进来送给叶挺一封电报，叶挺看后递给周恩来。电报称张发奎本人将于8月1日到南昌。
行文到此，有必要说说张发奎了。张发奎1896年生于广东始兴，毕业于武昌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一度为孙中山的贴身卫士，1923年任总统府大本营警卫团第3营营长（1营营长薛岳，2营营长叶挺）。北伐中，他率领的第四军所向披靡，被称为“铁军”，其部叶挺独立团更是声震天下。1926年张发奎部扩充、整编为隶属武汉政府的第二方面军，任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3个军。张发奎能够在短短的3年从一个营团级指挥，晋升为方面军司令，与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协调作战不无关系。他手下的爱将，很多是共产党员，如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参谋长叶剑英；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等。张发奎和叶挺是铁哥们，私交极深。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1925年9月，张发奎在第四军任独立旅旅长，叶挺是第四军参谋处处长，正在追一个女孩，那女孩表示喜欢的是能够上一线打仗的纯爷们，而且起码得是个团长。张发奎得知后，让叶挺去独立旅当34团团长（后改任独立团团长），这才有了声震天下的叶挺独立团。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南京自立政府后，武汉方面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部署到九江地区，准备“东征讨蒋”。
张发奎是跟随汪精卫反蒋的，对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但不是一路人。汪精卫开始清党反共后，张发奎并不积极。但很快唐生智、朱培德部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张发奎，迫使他公开表明反共立场。
周恩来说：“张发奎明天来南昌，是要来强迫你们就范了。”
军事形势极为严峻，会场再次沸腾起来。
李立三站起来吼道：“还讨论什么，再讨论张发奎就把我们的部队带走了。赶快定下来吧，没时间了。”
这时张国焘见大家意见一致，只好表示服从多数。
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南昌江西大旅社
会议最后决定次日凌晨4时举行武装起义。后来由于叛徒告密，起义提前至凌晨2时开始。
7月31日下午，起义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十师，第二十军全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3万余人。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前委决定，宣布起义命令，并给各团、营明确了战斗任务。
此时，驻守在南昌城中的敌军，共6个团，总计约有1万人。从敌我态势看，在南昌城内和近郊，起义军占绝对优势，包围着敌人；但在吉安、东乡、进贤的敌人和九江地区的张发奎，又包围着南昌。这就要求起义要速战速决，在敌人援军到达前，占领南昌。
8月1日凌晨2时，在炎热的南昌，这是人们酣睡最熟的时候，前委指挥部发出了起义信号。
由于事前部署周密，准备充分，仅仅经过4个小时激战，起义军便攻占了所有目标。至拂晓，歼灭敌守军3000余人，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
8月1日，南昌《国民日报》发表了有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等22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义正词严地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卑劣行径，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军阀、为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中央事前决定，起义部队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40多人出席。会议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然后推选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人组成主席团。革命委员会下设多个部门，均任命了负责人。
为什么把没有参加南昌起义的宋庆龄、邓演达等拉进主席团？连张发奎也名列其中？
南昌起义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进行的，从策略上考虑，拉上当时并不在南昌、也没有参加策划、指挥起义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和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邓演达、于右任、何香凝、陈友仁等列入委员会或主席团名单，连张发奎和他手下的两名军长也榜上有名，虚位以待，以壮大革命委员会的声势。
8月2日，革命委员会公布了《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和《土地革命大纲》。
当天下午1时，南昌市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隆重集会，举行革命委员会宣誓就职典礼。《江西工商报》详细记载了当时的盛况：
“兹释革命委员会即遵于本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侧举行就职典礼，计到者除全体委员（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和张发奎不在南昌，未出席——引者注）及各团体代表等数十人外，有民众团体二百余，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震天，诚南昌前所未有之盛况，亦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委员们在会上庄严宣誓：'履行革命职责，为全国大多数民众利益奋斗到底，绝不妥协，以完成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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