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第十四章//局部执政 难说成功（续1）
统一货币
1931年11月27日，一苏大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决定成立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由时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毛泽民负责筹备工作，并任行长。
在此，要先说一下闽西工农银行。
1929年5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2次进入闽西，配合闽西特委，建立了闽西苏维埃政权。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召开。为发展苏区经济，决定组织纸、木、烟三类特产合作社，并由信用合作社发行纸币。1930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提出要统一财政，建立闽西工农银行，随后发布了《闽西工农银行章程》。同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在福建龙岩县城下井巷原“彩昌店”开业。
闽西工农银行的金融实践，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筹建提供了经验和管理人才。
1932年初，毛泽民把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曹菊茹调去筹建国家银行。曹菊茹根据已掌握的银行管理知识和闽西工农银行的业务经验，参照闽西工农银行章程，起草国家银行章程，制定国家银行业务范畴，建立银行的各种账簿和单据。
1932年2月1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开业。
建行之初，国家银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靠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启动资金这才有了着落。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瑞金附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房子紧靠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地窖空间不大，但十分干燥。而且在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国家银行便将秘密金库选在此处。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道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政府税务机关的4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会计科科长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4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借贷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接下来，是筹备国家银行的特权业务——发行中央苏区统一货币。
要发行货币，第一个难题是，找谁来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
有人推荐了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绘画。但一番打听后喜忧参半，喜的是黄亚光确实有绘画才能，忧的是他在闽西肃反中被确定为“AB团”分子被关押。
毛泽民马上把情况向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请求刀下留人，亲自批准让黄亚光戴罪立功。
黄亚光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时，都绘有镰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按照许多国家把开国领袖的头像绘制到货币上的惯例，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的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来改为列宁头像，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问题。苏区印制原料稀缺，只能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捣烂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搅成纸浆用于造纸。
后来听老乡说，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造出来的茶叶包装纸，既耐磨又坚韧，毛泽民马上派人上山采集。最初造出来的纸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制钞票的纸。除了自制土纸外，银行还从社会上收集一些纸张。据当地群众回忆，有些纸张是群众为逃避国军搜查，埋藏在粪桶底下而运到苏区的。
有了纸，还要解决油墨问题。开始时是想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油墨，但在赣州购买的油墨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军没收了。有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油墨问题终于迎刃而解。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货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印制技术和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的名字，加上财政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容易被模仿。
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一天晚上，他妻子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发出了臭味。于是他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用透视进行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烧纸币，通过嗅羊毛发出的臭味，来辨别出真正的苏区货币，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中央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政府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统一苏区货币就成为头等大事。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钞票印刷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银行成立5个月后，印刷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至1934年10月红军西征，苏维埃国家银行共发行过5种面值的纸币，其中主币一种，即一元券，辅币有伍分券，壹角券，贰角券，伍角券4种，在中央苏区流通。红军长征途中还曾在遵义等地发行过纸币，但时间极短，撤走时用金银进行了回收。货币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卷，1元银币卷兑换1银元，银币卷为国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贰角纸币和硬币
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统区的纸币禁止通行，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货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铸造了可在中央根据地内流通的“袁大头”、“孙大头”及墨西哥“鹰洋”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这样就保证了苏区国家银行的货币有足够的现金做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到1932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刷、发行银币卷65万元，而准备金达到39万元，准备金占发行总额的60%，是章程所规定比率的2倍。
货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状况。
1932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的国家银行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它在成立之初，仅有6名员工（其中3人来自闽西工农银行），最多时也不过14人。这些人没有学过金融，也谈不上太多的银行经验，对中央银行的运作更是两眼一抹黑。但是经过实践，他们积累起了在特殊环境下的一套银行操作方法，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中央苏区虽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但它使苏区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银行，是掌握自己的金融权益的3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建立的金融系统的3年。
土地革命
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不到10%的地主富农拥有53%的可耕种土地，土地出现高度垄断，相当部分农民沦为佃农，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不得不把收成的1/3至1/2作为租金缴纳给地主。这样所造成的收入不足，又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借贷维持生存。当时中国农作物借贷年息为85%，货币借贷年息高达20-50%。在这种土地高度垄断、租金和利息奇高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系统已遭到彻底颠覆，贫雇农丧失了任何苟且生存的希望，革命已经成为必然。
根据地首先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地权由集中变成大体平均。地主除了按人口分得一份田产外，其余的都分到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手中。
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是毫无疑问的。争议最大的是对富农的判断和处理。毛泽东认为，富农只是少数，并不赞成没收他们的全部土地。然而在1931年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明却认为苏区的政策太过温和。当时，斯大林正在苏联逐渐推动他的反富农运动，这场运动导致1200万“富农”的肉体消灭。与此相应，王明认为所有富农的土地财产（不仅仅是剩余的）都要没收，重新再分配，富农将按其劳动力比例，得到相对贫瘠的土地；贫下中农将会根据其供养的人口数量得到最好的土地。因为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和反动派。
为了给土地革命提供依据，毛泽东从1930年到1933年期间，利用战争空隙，用了不少时间来调查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并形成了一系列农村问题调查报告，其中最重要的有：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村、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岗乡和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以及1933年春夏在瑞金周围长时间的调查。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形成了一份6万余字的调查报告，用很多生动具体的事例，详细叙述了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运输、商业状况、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情况。
调查报告提到，在土地革命中，一般采取按人口平分方法来分配土地，贫农提出的“平分土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主要是针对富农的。毛泽东说，弄清了富农问题，才能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中，对富农的土地要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否则就不能满足中农、特别是贫雇农对土地的需要。
毛泽东认为，土地革命是“一次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改革的目标是“削弱富农，铲除地主”，而且一旦有必要，他们中的那些“大老虎”必须交付民众大会，游街示众，由民众判处死刑，并予以立即执行。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如何划分阶级决定了所涉人员的生死，所以必须十分谨慎。贫农们知道，能够划成的地主、富农越多，他们自己再分配到的土地就越多。在一些地区，被吓坏了的中农逃进深山里去，因为一旦被划定为富农，就会从此走上贫困之路。
因此，关键是怎样确定地主、富农和中农之间的差别。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提出一些规则：划定富农和地主，要看其家庭是否在1年中至少有1个人参加4个月的生产劳动，有则为富农，无则为地主；中农与富农的划分，其家庭收入如果超过15%是来自对他人的剥削，如雇佣劳工、出租土地或是借贷收益等，则为富农，否则为中农。
苏区刚开始时（如1929——1931年），由于当时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频仍，国民党政府对应失策，苏区经过土地革命的深度动员，迸发出了巨大能量。在保证农民有田可种的同时，还免收农业税。这些措施推动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顺利发展，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听不懂高深的马列主义，但是他们非常明白苏区政府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
同时，苏区政府还积极进行废债运动，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债务。首先是高利贷剥削制度，规定“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另外，取消当铺也是废债运动的重要一环。过去当铺主要以收取农民衣物为抵押来发放利息极高的贷款，而放款金额在抵押品价值的一半以下，农民遭受非常沉重的剥削。苏区政府没收了当铺，典当物件不需要农民赎回，尽可能无代价归还农民。
苏区农民的劳动——车水灌田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解决各项生产和经营方面的资金需要，国家银行发放低息或无息贷款，如种子贷款、耕牛贷款、肥料贷款等，农民拿到贷款购买各种生产资料，在自己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农业生产得到大幅提高。为了防止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国家银行还配合粮食调剂局积极调控粮食价格。
这些措施，解决了农民在土地、债务和粮食销售方面的困难。让根据地生产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恢复，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10月7日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说：“地主当权时代，农民受各种苛捐杂税，重租重利的剥削，无不叫苦连天，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喜形于色。”
如赣县农民谢仁地，一家6口，分到了地主的谷子、衣服和犁耙等农具；分田时，全家分得了57担谷田，7丈8尺的菜园地。分田后第一年，他收了72担谷子，还有番薯、豆子等，除了口粮40担，交土地税3担外，还余29担谷子。菜园种的菜，除了自己吃的外，还可以出卖，生活有了根本的好转。
在闽西南根据地，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5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大约有60万农民得到了土地，提高了生产热情，改善了生活。
然而，在苏区后期，由于军费和政府开支的大幅提高，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公债和借粮）不断增加，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张鸣在对苏维埃革命考察后认为，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主要目的是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而非借革命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以土地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动员，不仅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衔接），而且在“均田”的表达上，有国民党政府无法全然否认的合理性（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所谓的土地革命，在运作过程中，必然是“均贫富”的过程，或者说，对富人的剥夺过程，而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过度的暴力，而平分土地，往往变成了一种由头，或者说借口。”
中共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发动革命，客观上是因为近代以来，农村社会经济的衰败、战乱和变革造成乡村秩序的紊乱。然而，共产党在“打土豪”中，某种程度上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紊乱。打下漳州时，红军甚至连龙溪中学图书馆的书籍都要掠走。动员起来的农民有样学样，每当红军攻城拔寨之际，便有大批农民挑着空担子，准备一旦破城，就进去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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