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伟民
第十五章//左倾路线 葬送革命（续3）
五中全会
经过与共产国际及远东局反复磋商，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这是中共在苏区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
与历届全会一样，六届五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召开的。以埃韦特为书记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全程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对全会召开的时间、议程、中央领导机构人员组成和决议草案等问题，都提出具体建议和进行指导。
五中全会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博古报告）；二是国统区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陈云报告）；三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张闻天报告）。全会的政治决议案是远东局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起草后，于1933年10月中旬寄给中共临时中央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远东局的决议草案进行修改和补充后，在全会上获得了通过。
五中全会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从这种“左”的估计出发，决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因此，临时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过“左”的口号，制定出“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策略。
全会所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使博古等留苏学生们的“左倾路线”达到顶峰，最终导致了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本来，共产国际是准备派王明回国领导召开六届五中全会的，因交通和安全问题，王明未能成行。
五中全会闭幕后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国际才收到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但没有收到全会的其他材料。1934年7月4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会议上，报告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结果。共产国际对五中全会的一些极“左”观点和政策持不同态度，8月3日，王明、康生代表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对政治决议案进行批评，并指出其中一些极“左”观点。但此时中央根据地已人心惶惶，密锣紧鼓地准备转移，一切已为时过晚。
对于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经过会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复磋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项英、王明、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陈云、康生、邓发、朱德、顾作霖等13人为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李竹声等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毛泽东因准备二苏大报告，没有参加会议。但在缺席的情况下，反而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擢升为政治局委员。博古们可能没有想到，一年后，正是毛泽东这个政治局委员，在遵义会议上把他给扳倒了。
紧接着，1月22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瑞金召开。
1月27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他讲了苏区的民主选举工作，强调提高选民中妇女的比例；讲了8小时工作制，要求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讲了农村的“查田运动”，指出土地分配是否公平，要由群众会议来检查；讲了苏区内学校和学生的详细数字，说目前至少有69%的妇女参加了扫盲运动。
毛泽东的报告还涉及了植树问题、公债问题、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和调整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比例问题，并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图样作了说明。
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在党内也受到了排斥，没有发言权，他现在只是一位政府领导。因此他所作的报告在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声中，不免令人感到幻象丛生。
二苏大旧址
在2月3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在莫斯科不知情的情况下，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一职被张闻天取代，只剩下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务。几天前，毛泽东在五中全会上党内职务刚刚得到提升，几天后，有点实权的政府主席职务却被拿掉了，确实让人莫名其妙。
这是毛泽东革命战争年代最为痛苦的一个时期，他后来发牢骚埋怨莫斯科说“洋房子先生”（毛泽东给这些从城市里来的“钦差大臣”起的绰号）来了，我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次称病休息。博古和李德似乎很高兴，他们把毛泽东的“病情”通报给了共产国际，并提议将毛泽东送到莫斯科治病，同时可以顺便参加预定于1935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企图将毛泽东这块“绊脚石”彻底搬掉。
对于博古以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和去莫斯科治病为借口，达到彻底将毛泽东排挤出中共领导层的做法，共产国际坚决反对，认为毛泽东不宜去莫斯科治病，应该留在中央苏区治疗，只有当地医疗条件无法医治而有生命危险时，才能去莫斯科治疗。
与毛泽东在国内受到排挤形成反差的是，莫斯科却越来越看重毛泽东。
由于通讯的障碍，毛泽东在二苏大上所作的4万字的报告，以及他所作的大会闭幕词，几个月之后才送到莫斯科。无论是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还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和结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俄文版《共产国际》杂志和《在国外》杂志刊登了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并同时出版了俄语和汉语单行本，分别发行了5000册。随后，有关部门把毛泽东的讲话和另外两篇文章（共产国际只收到这些文稿），以《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为书名，用俄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出版了单行本，同样分别发行了5000册。
王明、康生摸清了风向后，于8月3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决议同样的措辞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修正），其他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得极漂亮。”
9月16日，王明再次兴奋地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莫斯科如此高规格地为毛泽东出版著作和文集，这在中共党内还是第一人。即使后来以马列主义理论权威自居的王明，也没有如此待遇。从王明这两封信的字里行间看，他似乎为中国党有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如此重视，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而事实上，莫斯科在这个时候确实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大家必须学习毛泽东和朱德的经验，把军事工作放到党的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上来，甚至直接到军队中去工作。
败局难扭
眼看十九路军福建兵变失败，蒋介石长长地吁了口气。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解决福建事变会如此迅捷，如此轻松。
蒋介石在扑灭了孤立无援的第十九路军以后，又陆续把讨伐十九路军的部队调回原驻地，把蒋鼎文部改组成东路军，进驻闽西，加上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北路军，以何健为总司令的西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的南路军，完成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四面合围的部署。
此时，密布于苏区周围的碉堡、堡垒、桥头堡、护路堡等已达到14294座。
红军也依样画葫芦，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底，几个主力军团从战斗部队到直属机关、分队，被分兵数路，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短促突击”，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面对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新战略，李德曾给出三种应对方法：（1）到外线进行运动战；（2）诱敌深入在内线进行运动战；（3）“短促突击”的阵地战。在不愿意到外线作战，希望坚守苏区现有地域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短促突击”的阵地战了。
为什么说“短促突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呢？
短促突击，又称为“运动防御”，其基本要点是以少量兵力做出防御态势，主力则埋伏于附近。当敌军来攻时，主力再以突然动作投入围歼，并快速解决战斗。
短促突击在1933年11月27已经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
对短促突击战术阐述最多的是李德。1934年4月1日，李德以华夫为笔名，在中革军委创办的军事理论刊物《革命与战争》第2期上，发表了《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4月20日又发表《论红军在堡垒主义下的战术问题》，阐述了“短促突击”的主要原则及其实施办法。不妨摘录其中部分供读者分析：
“红军粉碎敌人堡垒新战术最基本的战术，是要在堡垒主义条件下寻求运动战。红军应向在运动中的敌人进行短促突击，当敌人离开堡垒向前移动时，突击其先头部队，当敌人前进到十里以外时突击其后续梯队。
红军应在敌军后续梯队或从堡垒内出来的增援队来到之前迅速解决战斗，应注意利用夜间及昏暗条件进行机动及局部的战斗，应采取积极及消极的防空方法，应隐蔽地接敌和进行白刃战斗。
为避免敌人于一个方向钳制红军主力，而在另一个方向前进，红军应迅速和不断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
装备已有所改善的红军部队
红军为更确实的钳制敌人，应利用支撑点和其他堡垒。这些堡垒不仅要能抵御敌人的机枪火力，而且要能抵御敌人的迫击炮和飞机炸弹。进行短促突击作战时，红军守备部队的火力应在堡垒内，而突击部队则在堡垒外进行反突击。”
除李德外，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或主动或被动，也曾撰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
遗憾的是，这个迫不得已创造出来的战术未能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获得整体上的成功。原因主要还是无法打破国军的“碉堡战术”。形象地讲，就是当红军用于诱敌的防御阵地距离敌人碉堡线较远的时候，敌人宁可再用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缓慢向前构筑堡垒，步步逼近，也绝不远离碉堡线轻易进攻。结果，运动也好，“短促”也罢，只能是一厢情愿。
其实，在反围剿刚进行不久的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已致电中共中央：“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近半年之后的1934年2月11日，政治书记处又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已经获得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出击。其实大家知道我军常在运动战中而不是在突破敌人设防地区的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应充分利用我军的主要优势，即它机动作战和从敌人侧翼突然进攻敌人的能力。……重要的是要在歼灭敌人某一集团军方面争取决定性的胜利。”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这些指示无疑是正确的。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也认为，“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并说“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
如果李德、博古等认真研究执行政治书记处的指示，第五次反围剿的局面可能就会有所不同。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红军在一系列作战中，不仅没有打破或阻滞敌人的进攻，反而付出很大的代价，陷入了越来越被动的境地。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一直关注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在3月25日的电报中不无忧虑地说：“我们觉得，中央和全党未意识到中央苏区形势的严重性，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进行防御和粉碎（敌人）第六次'围剿’（原文如此，应为第五次围剿——引者注）。必须动员和集中党的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个任务。”
然而，到4月上旬，红军已被迫退守广昌、建宁一带。
广昌位于闽赣交界的赣东南方向，南达宁都、石城，北通抚州，地处几条交通要道的汇合点，距苏区首府瑞金不足70公里，是守卫瑞金的要冲，素有中央苏区“北大门”之称。蒋介石要拿下广昌，打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直取瑞金。博古、李德也知道丢掉广昌意味着什么，他们要亲临前线坐镇指挥，誓死保卫广昌。
蒋介石调集其嫡系精锐部队十几万兵力猛扑广昌。
面对敌人的进攻，博古、李德也调集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及各独立师共9个师兵力，约3万人，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他们以党中央、中革军委名义，向全军下达“誓死保卫广昌”的政治训令。
尽管毛泽东、张闻天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红军高级将领坚决反对“广昌会战”，但反对无效，博古、李德一意孤行，坚持要打广昌保卫战！
为了打赢这次战役，博古、李德亲临广昌前线指挥作战。
广昌保卫战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从4月10日至27日，整整打了18天。
红军在此战中采用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由于敌人有飞机、大炮、轻重机枪和自动步枪等新式武器，尽管红军浴血奋战，仍无法挡住敌人的进攻。
对于红军如此战法，就连国军方面也深感奇怪。直到4月28日广昌陷落后，他们才从俘虏口中，确认红军作战方针真的已经改变了。而这种改变，毫无疑问让他们更加放心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战术了。
尽管在这场战役中，红军歼敌2626人，但自身伤亡却达5500人，红军的有生力量被大量消耗，元气大伤。
广昌失守后，紧接着建宁失守，敌人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
此时的中央根据地，原有的土改政策被放弃了，荒谬地大搞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反复分田查田，不仅加剧了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拘捕羁押，成百上千的地主、富农被屠杀，财产全部被没收。而且对一般群众也大举公债、谷票、借粮、征兵，甚至以退公债、谷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变相克扣农民。
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以及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民心开始动摇，成千上万的人逃到国统区避难。特别是广昌失守后，随着敌人军事包围日益严重及经济封锁，失败的乌云已笼罩在中央苏区上空，新加入红军的农民士兵成群结队弃械逃跑。
战至7月，中央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长汀7个县的狭小地区，红军被50万敌军围困在不过百余公里的范围内，形势极端险恶。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施特恩先是建议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闽西，北上赣东北，会合红十军组成十军团，挺进浙皖赣边界，开辟新苏区，试图以此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军，以减缓中央苏区的压力。而后，又建议湘赣边根据地的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在湘南地区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试图以此来为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并接通川陕根据地创造条件。
7月上旬，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永安、连城后，调整部署，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
针对国民党军的六个方向进攻，博古、李德指挥红军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进行抗击：(1)以红三军团第六师和红二十一师在兴国西北沙村地区抗击敌人6个师的进攻；(2)以刚组建的红八军团第二十三师和江西军区独立团，在兴国东北古龙冈地区抗击敌人4个师的进攻；(3)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在广昌头陂抗击敌人4个师的进攻；(4)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五师及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贯桥、高虎垴地区抗击敌人5个师的进攻；(5)以红一、红九军团和第二十四师在连城、朋口地区抗击敌人6个师的进攻；(6)以第二十二师在会昌筠门岭抗击敌人3个师的进攻。企图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阻敌，但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敌前进，却给敌人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8月，中央根据地北线和东线相继被敌突破，西线与南线吃紧，中央苏区已经四面楚歌。一手好牌，就这样被博古和李德打烂了。此前屡战屡败，被蒋介石骂得灰头土脸的陈诚这次终于找到了打胜仗的感觉。
李德无计可施，只好称病躲避。在这紧要关头，朱德毅然重新挑起指挥重任，全力支撑转移前的战局。
8月底，国民党军东路军李延年纵队共4个师19个团，从福建连城、朋口出发，向长汀推进，企图先占领长汀，而后汇合北路军和南路军总攻瑞金。
8月26日，朱德电令林彪、聂荣臻：“一军团欠十五师（已调往北线增援）会同二十四师，在朋口以西地域抗击李纵队，并以九军团为预备队。”
林彪在地图上盯住了一个叫温坊（今文坊）的地名。温坊是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的前哨，是李延年进攻长汀的必经之地，离朋口15公里，沿途谷地两侧均为连绵高山，可以埋伏大部队，是一个打伏击的好战场。林彪决定抓住敌人远离堡垒，孤军深入之际，以运动战歼灭该敌。
8月30日，李延年部4个师集结于朋口、营溪、壁州、羊坊尾一带，准备向汀州推进。为诱歼该敌，林彪命令红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至猪鬃岭、肖坊、桥下一线构筑工事，作据守假象，诱敌深入；红一、九军团4个师隐蔽集结待战。
8月31日，李延年部第三师第八旅自朋口进至温坊地区，开始构筑堡垒。未等敌人的工事构筑完毕，红军于当日夜间向尚在睡梦中的敌人发起突然攻击。激战至9月1日拂晓，歼灭了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带1个营逃脱），仅红一军团就俘敌1600人。
林彪料定李延年不会甘心失败，而且温坊是其前进的必经之地，他还会派兵向温坊反扑。因此命令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就近隐蔽起来，决定出其不意，在温坊再打一仗。
果然，第八旅被红军歼灭后，李延年又立即指挥第九师和第三师余部，共8个团由朋口向温坊扑来。9月3日早上，第九师第50团作为先头部队进至温坊，跟大部队有一定距离，林彪抓住战机，命令所部突然发起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全歼该敌。等到敌人大队援兵赶到时，红军早已迅速撤出战斗。
两次温坊战斗，歼敌1个旅又1个团，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的大胜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
得知温坊战败，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枪毙了第八旅旅长许永相，第三师师长李玉堂也由中将衔降为上校。
只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温坊战役这样的个别胜利，已无法扭转第五次反围剿因战略指导错误所造成的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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