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后举行闭幕式。
1948年，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新中国诞生的曙光在人们的面前也越来越明朗了。这年的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响亮地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筹建新中国的序幕由此拉开。
民主人士密集北上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是拟订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即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的民主联合政府是一个代表中国各阶层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府，因此制定这个共同纲领需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协商。
然而，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还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而这些地区还没有解放。因此，能否把这些民主人士动员并安全地输送到解放区来，是制定共同纲领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有着丰富统战经验和组织才能的周恩来，亲自指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重大“战役”。
实际上，从1948年7月底起，周恩来就开始对接送民主人士进行周密部署。
他先后致电上海、香港党组织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要求准备安全护送上海、香港、北平、天津的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并指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他在给香港分局的钱之光和上海局的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指出，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地区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等共77人。
同日，中共中央把这份名单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经秘密交通陆续被接送到西柏坡或哈尔滨。仅从香港一地，就接送了4批民主人士安全到达解放区。
周恩来亲自起草共同纲领
1949年6月15日，由23个单位134人组成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毛泽东担任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主任，周恩来为副主任。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进行新政协的各项筹备工作。筹备会根据新的形势，决定重新起草共同纲领，由第三小组负责。周恩来亲自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组员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章伯钧、章乃器、许广平、沈志远、黄鼎臣、李烛尘、邓初民等22人。
首先是确定起草的指导方针。对此，周恩来在6月22日新政协党组会上说得很明确：“过去偏重在动员各方力量，现在重点在肃清反动势力，着重建设方面。方针是一个，拥护新民主主义，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推翻国民党，建设新中国。此为各方同意的。”
事非经过不知难。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为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6月下旬曾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一个星期。
8月22日，周恩来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主席，只印了50份，各人尚都未送。待你审阅后看可否能做修改的基础，然后再决定需否送政治局及有关各同志审阅。”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这份共同纲领草案，并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修改。从修改量来看，毛泽东对这个草案还是比较满意的。它构成了此后不久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重要基础。
共同纲领最后定名定稿
1949年9月，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随着新政协开幕的临近也进入了最后的修改、定稿阶段。也是从9月初起，共同纲领的名称也因新政协名称的变化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对新政协名称的改变，周恩来做过一个说明。他说：原来是叫作“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经过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小组的讨论，总觉得在“新政协”与“旧政协”两个名称的区别上不够明确，也不太真实。后来发现在今天我们的一切组织和规章的名称中都有“人民”二字，而这个产生组织规章的机构，为什么不可以叫“人民”呢？于是便修改了。又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显得太长一些，后来便把它简化了，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的。
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前一天召开的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消息时，正式向外界公布：“即将召开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由该会议筹备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相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 （草案初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结构作了较大的变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简短的序言之后，平列七章，共60条，7000多字。
从9月5日至9月13日，周恩来对共同纲领草案稿至少有过三次大的细心修改。这三次修改分别是对9月5日、11日、13日铅印稿本的修改，改动总计达100余处。当然，这些修改不全是周恩来的意见，有些是别人的提议。
集体智慧的伟大杰作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与定稿，可谓中国历史上民主协商的典范。对此，当年的与会代表感慨万千。
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凡是在目前紧要的，能够办得到的建议，都是被采纳的。这种民主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慰的”。
民主建国会代表章乃器说：“分组讨论和大会报告轮番地举行，保证了大家都有充分的发言权，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到了反复讨论，不厌其详；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这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
即使我们今天去翻阅当年的会议记录，也很难统计清楚代表们提出的意见究竟有多少条。各阶层的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免有许多争论，表现出不同的意见。但经过详细的解释、讨论、反复协商后，大家都能取得统一，真正做到心悦诚服。
广泛的民主协商换来了集合全国人民伟大智慧的伟大杰作。大会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那天，周恩来对纲领草案专门做了说明，没等表决，他的讲话就获得了满堂的掌声。及至表决时，会场的掌声如雷鸣一般。
（摘编自《党史纵横》2010年第9期 张岩/文）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