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男子普通选举的举行
田中内阁在1927年4月成立，之后立刻动用紧急敕令，命令银行暂停现金支付。然后在5月初召开的临时议会上，追认了这一紧急敕令，还通过了援助台湾银行的法案。通过这些举措，金融危机得到了控制。虽然各党派都认可了这些紧急措施，但是因为政友会在众议院依然没有得到过半议席，政权还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田中内阁为了在解散众议院之后的总选举中获得有利地位，就利用即将进行选举需要进行监察的机会，对各府县的知事和警察的领导层人事进行了大调整。这是为了在监察选举时，能够对执政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在野党严加管制。
《文官任用令》规定了官员的任免条件，其中有条款规定政府机构可以因为自身原因命令官员暂时停职，田中内阁就是以此为根据进行的人事调整。这倒也并非田中首创，在明治时期，任内务大臣的原敬就已经用过类似的手段，大众媒体将这种做法称为“党色人事”加以批判。在宪政会内阁时代被提拔起来的人纷纷停职，换上其他内务官员。此外，田中内阁还祭出了政友会的招牌政策，即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振兴地方产业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将一部分国税转为地方税来推动地方分权。
另一方面，成为在野党的宪政会则在1927年6月1日与政友本党合并，成立了民政党，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实施紧缩财政的减税计划。新的民政党由滨口雄幸担任首任党首。滨口最初在大藏省任职，大正初期才成为一名政党政治家，并分别在加藤高明内阁和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担任大藏大臣和内务大臣。
经过这些准备，田中内阁终于在1928年1月解散了众议院，举行总选举，这也是最初的男子普通选举。除了政友会和民政党，还有不少来自合法的偏向社会主义的政党候选人参选。由于是首次普选，因此政党间展开了空前的论战。2月20日的投票之后，在众议院的466个席位中（因为普选法增加了2个议席），政友会虽然得到了最多的217席，但是仍未达到半数。民政党得到216席，而以社会民众党为代表的无产政党也获得了11个议席。这一次的投票率达到了78％，虽然之前存在资格限制的选举投票率基本都在80％以上，相比之下本次投票率似乎降低了，但是之后直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的选举，也只有1930年的总选举投票率超过这一次。
执政党政友会不仅没能取得过半议席，还因为选举监察的负责人、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的言论而受到批判。铃木明白政友会在选举中不占优势，因此在投票日的前一天，他攻击民政党宣扬的议会中心主义与天皇主权相矛盾，是违宪的，结果被在野党和媒体斥为违背立宪主义，本来意在攻击民政党的言论反而让政友会备受指责。宪法规定在选举后的两个月内召开特别议会，这一次在选举过后马上就召开了。田中首相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议会上恐怕什么法案都通不过，就撤换了铃木内务大臣，并顺便对内阁也进行了更迭。
但是围绕这次人事变动，内阁内部发生了对立。人们怀疑田中首相准备借助天皇的力量来收拾这一乱局，于是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批判。不论是内务大臣铃木的失言，还是田中义一在人事问题上采取的行动，田中内阁都是在利用天皇制度来维持政权的稳定，这成了相当恶劣的先例。
但是，田中内阁决定继续干下去，他们开始收买在野党议员，让这些议员加入政友会，或是鼓动民政党内部原属政友本党的党员脱离民政党，成立所谓新党俱乐部，加入执政党。通过这些手段，执政党终于在众议院获得了251席，超过了半数席位。
“三一五”事件与随之而来的大肆抓捕
在选举结束之后的1928年3月15日，警察抓捕了大批与共产党有关的人，这就是“三一五”事件。警察以在选举竞争中出现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为由，抓捕了大约1600人，其中488人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被起诉。在次年2月的帝国议会上，无产政党系的议员山本宣治揭露了特高警察在调查中实施刑讯的行为。
政府感到目前的《治安维持法》只针对加入了意图改变国体的组织的人，还不够严密，因此在1928年6月29日又以紧急敕令的形式修改了《治安维持法》，将惩罚的对象扩大到参与意图改变国体行动的人，并将最高刑罚定为死刑。
这一关乎国民权利的重大修正却没有通过议会的讨论，不仅是在野党和媒体，就连执政党政友会内部，以及枢密院内部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虽然当时并没有公开，但是昭和天皇其实也反对这一做法。不过即便如此，修正案还是通过了。就算只是对反对当前体制的运动产生了某种共鸣，但并不存在付诸实施的意图，也有可能遭到警察的怀疑而被捕。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可是这种担心真的变成了事实。因为某种思想就遭到逮捕，这种情况使得日本几乎脱离了法治国家的轨道。就这样，《治安维持法》和战争一样，成了战前日本黑暗面的代名词。
完成法律的修正之后，被怀疑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捕的人数开始激增，1931—1933年，每年都有超过1万人被捕。秘密成立的日本共产党自不待言，那些对共产主义产生共鸣的学生、学校教员以及艺术家组成的团体都被摧毁了。1933年，被正式起诉者达到了1200人的顶峰，之后的每年也有数百人。一些人就像在1933年2月被拷打致死的小林多喜二那样，因为警察的拷问而丧命。这很明显是国家的犯罪，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事实被公之于众。另外，如果被捕者声明“转向”，也就是转而否定共产主义，就能被酌情减刑，这样的例子从1933年开始增多。
共产主义思想本身不为当时的日本国家体制所容，这是没有办法的。而当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成为体制的时候，也发生过抑制社会活力、压抑社会发展的例子。但是我们同样应当记住，在当时是共产主义者们无所畏惧地发出了帮助弱者、反对战争的声音。
对于政友会我行我素地维持政权的做法，以及对《治安维持法》的强行修正，舆论的批判在1929年达到了最高潮。1929年2月21日，贵族院表决通过了事实上的对田中首相的不信任案。贵族院之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决议，媒体方面也对这一行动表示了欢迎。议会的审议也陷入了混乱，虽然1929年度的预算案还是通过了，但是政府提出的法案有1/3遭到了否决。刚刚提到的揭露了特高警察残酷行径的山本宣治，在这届议会会期中的3月，被右翼团体的成员暗杀了。压垮时运不济的田中内阁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28年6月发生的皇姑屯事件。
1927年5月，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以统一全中国为目标，逼近了山东省。因为在山东省境内有不少日本人，作为执政党的政友会有意向山东派兵，保护日本的利权。因此，田中内阁决定以保护当地日本人的名义向山东派遣陆军部队，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山东出兵”。第一次出兵的部队在当年夏天撤退。1928年2月，因为北伐军接近济南，内阁又进行了“第二次山东出兵”。在此过程中，中日两军发生了冲突，造成了相当数量的伤亡，并使得中国国内对日本的感情大为恶化。
北伐军在1928年5月底逼近北京，当时控制北京的是原本盘踞于东北、受到日本支援的军阀张作霖。日本担心随着北伐的推进，其在中国东北部的利权也会受到威胁，便要求张作霖放弃华北。张作霖虽不情愿，但还是乘坐列车离开了北京，返回奉天（今沈阳）。
但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认为，张作霖今后已经不会再老实地与日本合作，因此就计划除掉张作霖来制造混乱，然后趁机占领东北地区。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路过奉天郊外的皇姑屯时，被预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不久就去世了，这就是皇姑屯事件。也有人认为是共产党策划了这一事件，说这种话的人完全不了解铁路运行的情况，他们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还有人认为这是河本大作个人的责任，但是因为有众多陆军军人牵扯其中，所以陆军作为组织的责任也是不能否认的。
皇姑屯事件
在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策划了这一事件已经不是秘密，但是日本政府却禁止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在暗地里商讨相关对策。另一方面，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并在1928年末宣布“易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流。关东军的计划最终起了反作用。
田中内阁在1928年8月加入了由法、美两国发起的《非战公约》，并致力于与欧美国家维持稳定的关系。出于维持国际协调的考虑，田中起初准备公正地处理这一问题：处罚主谋，并将这一计划报告昭和天皇。但有一部分阁僚认为这会让日本蒙羞，并有可能失去在中国东北的利权。最终田中决定隐瞒事件，对于参与事件的人也仅仅给予了轻微的处分。
田中首相为了在选举中得到更有利的地位，对警察等部门的人事进行调整，以及利用紧急敕令修改《治安维持法》的做法，已经使得昭和天皇对他颇为不满。除此之外，以内大臣牧野伸显为首的天皇身边的官员们也提醒天皇，若继续放任田中义一，可能会动摇天皇的权威。因此在1929年6月27日，昭和天皇面对再次前来报告皇姑屯事件相关事宜的田中，表达了不信任之意。田中义一很快就在7月2日进行了内阁总辞职，他也成了日本历史上唯一因为天皇的不信任而辞职的首相。
田中义一自在总选举中未能获得过半议席以来，接连失败，他的不少行为有可能会损害天皇的权威，因此受到了来自在野党、大众媒体、贵族院、舆论界以及学界的广泛批评，最终落得一个被天皇抛弃的不光彩的结果。各大报纸都对他的辞职表示欢迎，连股价都出现了上涨。成为第一位因为天皇的不信任而退任的首相，这种失败大概给田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在辞职两个月后的9月，田中义一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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