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伞兵司令哈图姆上校是“绝妙的宴会”一位常客，只要喝了几杯白兰地或者是威士忌之后，就会激动起来。
他常常直言不讳地高谈阔论，表达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说他们“胆小如鼠，优柔寡断”。
当他酒意方酣的时候，他还会说：“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有一次，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这位伞兵部队的上校居然对科恩炫耀叙利亚武装部队的编制情况：
“我们有2个装甲师，5个步兵师，4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个个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决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哈图姆的这些话，让科恩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后来为了“酬答”塞夫和哈图姆，科恩就把自己的寓所借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同情人幽会。
只要塞夫或者哈图姆给科恩打个电话，说需要用一下房间，科恩就会按事先的约定，把房门钥匙放在门外的信箱里，让他们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
不过，科恩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在离开之前必须收拾干净，他不能因为自己过分地“大方”，让对方怀疑自己对他们另有图谋。
1962年12月，叙利亚突然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他们借口加利利海岸的防区遭到了破坏，向在海上捕鱼的以色列渔船开火。
同时，在特尔卡茨基布茨，以色列农民在一块紧靠着边界的争议地区耕种时，也遭到来自叙利亚的袭击，
在北部边境，靠近达恩河源头的地方，叙利亚还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
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
这时，科恩又开始忙乎起来，他向特拉维夫一封接一封地发去电报。这一阶段，他的电文要比以往多出两三倍，而这些情报都是他那些好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等叙利亚官员为他免费提供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但是此后几天，整个边境地区暴雨倾盆，遍地泥泞，似乎阻碍了叙利亚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然而，12月20日，科恩从大马士革发出的电文则说：“边境驻军司令哈里里上校迫切要求发动全面进攻，大马士革政府踌躇不决，担心遭到我们的反击。”
根据这份情报，以色列军队宣布在整个北部地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第二天，又有些细微的征兆，表明大马士革要停止挑衅，于是，边境地带的以色列拖拉机手抓紧雨后初晴的日子，开始耕种他们在边界附近的田地。
这次，叙利亚方面不再开枪干扰他们的耕作，因为大马士革注意到，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军队正严阵以待，以防他们再次挑起事端。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2月间的一次聚会上，哈图姆告诉他，37岁的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已经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策划一场政变。
科恩通过密电，当晚就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维夫。
但是，以色列的秘密情报专家们研究了这份情报后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而已，不足为信，因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然而，就在一个月后的3月8日深夜，叙利亚真的发生了政变。
大马士革政府因对哈里里的企图早有察觉，便把他派到安曼去任使馆的武官，但是他并没去安曼，而是返回了他的部队，率领军人发动了政变。
政变成功后，叙利亚现行政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而科恩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他指挥部队发动了攻击，占领了位于科恩寓所对面的总参谋部大楼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
哈图姆从此进入了现行政权的核心领导集团。
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了他的夺权行动，就立即给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
他说“我想开个庆功会。”
科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从此，他又能参与刚刚掌握国家命运官员的私生活。
这次政变为科恩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
让科恩意想不到的是，当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识的哈菲兹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斗争中，大捞了一把，居然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这种结果，让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
几天以后，科恩就给哈菲兹将军送来一束鲜花，并附上了一封贺信，向他表示祝贺。
不久之后，科恩又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作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个人都参加了这次聚会。
参加聚会的除了有一群花枝招展的叙利亚姑娘外，哈图姆又为科恩带来了一位名叫萨拉赫.戴利的“新朋友”。
萨拉赫.戴利当时虽然是一个上校，但他却被称为“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这次聚会的主题是“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而最后却是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
就在这次政变后不久，1963年夏天，叙利亚政局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
军方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总参谋长哈里里被秘密撤职，而科恩的老朋友哈菲兹将军却飞快地登上复兴社会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于6月27日以“铁腕人物”的面目登上了国务会议主席的宝座。
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显赫职位还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他又任命自己为军事总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复兴社会党的主席。
老朋友哈菲兹的快速升迁，让科恩真的感到很高兴，他马上给哈菲兹送去一大盒巧克力，同时附上一张写着“祝您如愿以偿”的名片。
科恩的这一招得到了回报，他收到了一张正式请柬，请他到莫海亚林宫，也就是哈菲兹主席宣誓就职的地方，参加一次大型招待会。
招待会上，聚集着一大群衣冠整齐的叙利亚官员，还有许多身穿礼服的外国使节，大家都在频频举杯，气氛隆重而又和谐，科恩和他的另一位老朋友塞夫也在这些人中，举杯祝贺哈菲兹主席就职。
不久，摩萨德总部给科恩下达了一道指令，命令他在近期务必立即弄清楚两件事：
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什么时候进入实施阶段？实施的具体方案是什么？
第二，立即搞清楚苏联为叙利亚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因为这种战斗机将会威胁着以色列的“米格-19”战斗机；
另外，还有一种为埃及提供的“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详细情况。
接到特拉维夫的指令后，科恩立即拜访了哈菲兹主席，并把他此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复兴社会党筹措的1万美元支票交给了他。
哈菲兹主席非常感谢科恩为复兴社会党所作的努力，并当场表示，他将给科恩寄去一封由党的最高领导官员签名的感谢信。
同时，这位主席还高兴地看到，他的夫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位叙利亚商人送来的一件貂皮大衣。
在阿拉伯国家，赠送这类贵重礼品是最尊敬的象征，科恩和哈菲兹越走越近，在后来哈菲兹当了叙利亚总统后，竟然提名科恩为叙利亚国防部长的候选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科恩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他的上司不断来电，要求他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叙利亚改道约旦河计划是1964年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上定下来的一项战略规划。
会议决定，由叙利亚沿着叙利亚高地（也叫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1亿立方米的水。但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科恩通过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哈图姆和戴利上校，已经弄清楚了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
但是，他并不满足已经掌握的情报，又通过大马士革其他的政界朋友，接近了两名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其中一位是黎巴嫩的工程师，负责渠道的施工。
科恩是在一家餐馆和哈图姆上校共进晚餐时与工程师认识的（因为哈图姆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渠道的军事防务），工程师对渠道的走向和功能作了详尽的说明。
这条渠道沿着戈兰高地修建，全长44英里，这样不仅有利于叙利亚和约旦利用改道引来的河水，而且还能给需要河水的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
科恩找的另一位对他很有用的人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公共工程承包商，也是通过哈图姆上校结识的。
承包商拥有许多美国推土机，负责挖掘工程，科恩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从哈图姆上校和黎巴嫩工程师那儿探听不到的细节，还有一份对以色列情报局最有价值的情报，政府将委托南斯拉夫的一家工程公司来监管这方面的工作。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科恩把零星的情报汇集起来后，给他的上级提供了一份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
科恩在这份情报中写得清清楚楚：整个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将在巴尼亚斯河上建造一座大型的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英尺高的渠道上去。
科恩的这份情报的确帮了以色列一个大忙，同时也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
在这期间，科恩还三次目睹了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这些工事是沿着叙以边界，在戈兰高地上修建起来的。
每次，他都与马阿齐.扎赫雷丁中尉同行，马阿齐的叔叔虽然倒台了，但他仍是预备役军官，他们沿着高地巡视一周，看到了将把高地建成另一个“马其诺防线”的大型防御工程，每一次都看见有苏联专家在指挥工程。
与此同时，科恩还同马阿齐中尉参观了埃尔贺马南区军事指挥所的建设工地，而且在那儿的军官宿舍里住了一夜。
第三次是在库奈特拉，科恩有机会参观了前沿地区的叙军总指挥部，搜集到一些军事战略资料。
在后来的日子里，科恩还往摩萨德总部发出几条重要的军事情报：
为隐藏15英里射程的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凝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
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并且附上了一份详尽的草图。
运输200辆“T-54”型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
在与以色列发生冲突时，叙利亚的军事计划，主要内容是用坦克和装甲车跨过上加利利，向以色列领土纵深挺进，切断这块领土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4 架“米格-19”战斗机和飞行员的详细情报，以及刚刚才运到叙利亚的“米格-21”战斗机的一组照片。
当时，为科恩提供情报的叙利亚人员，除了有十分信赖他的戴利上校、哈图姆上校和马阿齐中尉等人，还有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军官、文职人员、复兴社会党的上层的朋友，有些情报甚至是从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那儿得来的。
这些情报大部分都由科恩以密电码的形式及时发送给了摩萨德总部，也有一部分是用叙利亚出口商品的机会偷运到慕尼黑后转到特拉维夫。
1965年1月21日早上，伊利.科恩又给特拉维夫发送了一份电报。
这时，他想起昨天晚上，和哈图姆一起共进晚餐时，打听到了哈菲兹主席今天将召集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上层官员开会，讨论合并巴勒斯坦组织的计划。
哈图姆当时告诉科恩，哈菲兹倾向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的指挥下进入以色列进行破坏活动。
他还建议应该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改变对以色列的斗争策略，要通过巴勒斯坦人搞人民战争来收复自己失去的领土。
科恩想到，这个消息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天内，自己应该前去“拜访”一下那位哈菲兹主席。
于是，他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了他的收音机，一方面在等待接收特拉维夫发来的指示，另一面思考“拜访”哈菲兹主席的方式。
他的小型发报机还放在床上，这时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声音，这种声音告诉他特拉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
就在这时，科恩的公寓大门发出了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大门已被砸破了。
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这时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
这时，科恩还不知道，他的公寓已经被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叙利亚安保人员包围了，并且，封锁了整个繁华的阿布鲁马纳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青年军官，以前也曾同科恩在一张餐桌上用过餐，他就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
这时，苏米达尼上校几乎是冲到科恩面前，慢慢腾腾地说：“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
苏米达尼上校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
“请不要动手！”科恩镇定地说，“出了什么事？我是从阿根廷回国的叙利亚商人。”
上校厉声说道：“少废话！说出你的真实姓名。”
“卡马尔.阿明.塔贝斯。从阿根廷归来的侨民。”科恩坚持说。
苏米达尼怒吼道：“好吧！不用担心，到时候你会统统说出来的。跟我们走吧！”
就这样，这位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称的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被捕了。
摩萨德特工科恩
在叙利亚如鱼得水的科恩怎么突然会遭到被捕呢？
官方的原因是科恩同摩萨德总部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多，一天平均都有一到两次，多的时候甚至三次，每次发报的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上甚至还会更长，从而对他所在的阿布鲁马纳区的大使馆的无线信号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引起叙利亚反谍间部门的注意。
在苏联技术专家的协助下，叙利亚反间谍部门对阿布鲁马纳区进行监测，最后锁定了科恩居住的这幢公寓，结果他就成了叙利亚反间谍部门的侦破目标。
其实，暴露的直接原因，科恩至死都不知道。
科恩被捕的当天晚上，苏米达尼上校命令科恩向以色列的摩萨德总部再发一份电报，内容当然是由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
然而，科恩就是利用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在发报时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变化，把自己落入敌手的事实告诉了特拉维夫。
这是他在离开以色列之前与他的上级商定好了的，如果他落入敌人魔掌，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3天后，大马士革电台受哈菲兹主席之命广播了一条官方消息，宣布当局捕获了一名叫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间谍。
接着，叙利亚新闻界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间谍的真实姓名为伊利.科恩。是一名以色列军人”。
科恩被捕后，立刻在叙利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他被捕后的几天内，大约有500多名叙利亚人因为这个原因落入法网，其中有17位是女性。
科恩的朋友沙伊特.阿尔德、马阿齐.扎赫雷丁和乔治.塞夫等人亦未能幸免，而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则获得了豁免权。
这时，哈菲兹主席则立即向新闻界讲述了他自己“早有的预感”，并抢先一步发布了这个消息，以免自己受到牵连。
叙利亚社会复兴党主席哈菲兹
一时间，各种荒唐的谣言和无端的猜疑，通过报刊电台在大马士革流传开来，科恩处境极其危险。
此刻，在以色列，一场营救科恩的活动正在悄然展开。
科恩被捕的消息被证实以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艾希科尔立即在特拉维夫召集了各家报社的社长和其他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向他们公开了政府的意图。
他说，政府希望能在友好国家和海外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拯救科恩的生命，要求新闻媒体不要再发表与科恩有关的新闻，以便为政府赢得主动和时间，可以更好地争取多种手段来营救科恩。
在稳定国内新闻媒体的同时，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
那些派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紧急动员起来，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几乎是全部出动，在世界各国动员和游说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和名人，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
两个月之后，叙利亚对科恩的审讯工作结束了，尽管以色列在全力营救，尽管叙利亚也受到了来自国际舆论方面的干扰，科恩最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原因就是，在叙利亚，受科恩一案牵连的人太多了，其中包括总统哈菲兹在内的政界和军界要人，如果科恩不死，许多人难脱干系，所以哈菲兹一定要置科恩于死地。
但是，以色列仍然固执地相信，只要科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营救就还存在希望，于是，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的营救工作。
就在这时，哈菲兹主席收到卡斯博士的一封信，呼吁“以生命的名义”免予科恩死刑。
卡斯博士是一位医生，曾经为哈菲兹动过手术，挽救过哈菲兹的性命，但是，哈菲兹仍然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也被动员起来了，这些人当中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宫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多得惊人的美国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
他们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但是全部遭到了大马士革的拒绝。
比利时首相胡斯曼和东欧几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来到大马士革，请求叙利亚政府赦免科恩，但同样被置之不理。
正当以色列无计可施，处于绝望之时，一起偶然的突发事件又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1965年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一下子逮捕了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向叙利亚政府提出，可以用这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换回科恩。
但是，叙利亚当局对以色列人的这种“亏本”的建议，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能让科恩再留在这个世界上。
尽管如此，以色列的营救工作并没有由此而停止，一直到科恩在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处死后，这种营救活动才宣告结束。
1965年5月18日深夜，科恩的牢门被打开了，几个人走了进来。
在微弱灯光下，科恩看到了几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在那些士兵中间还有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个是叙利亚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一个是满头白发的法学博士安达博，他们的到来使科恩预感到了什么。
戴利上校命令科恩穿好衣服，立正站好，然后对他宣布：“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接着，安达博走上前来，怀着悲痛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语的祈祷文，为科恩作最后的祈祷。
这位慈祥的老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泪水不断地流过他的面颊，以致不时将祈祷的经文读错，科恩轻声而有礼貌地为他纠正。
作为一名职业间谍，科恩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所以他的内心很平静。
随后，科恩在4名叙利亚士兵的监管下与老人坐在一辆大篷车里出了监狱大门。
这时已近凌晨2时，夜里的空气清凉、湿润，卡车穿越沉睡的城市，科恩看不见车子开往何处，但他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到几百年前建成的大马士革绞刑台。
囚车来到了大马士革烈士广场，在广场边的警察局门口停了下来，科恩被带进警察局。
戴利上校对他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留个遗嘱或写封诀别信。”
科恩平静地说：“我没有罪，也不欠别人的，我不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拿到了笔和纸，科恩开始不慌不忙地为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人，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他的遗书——
我的娜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要一起生活下去。娜迪亚，请你宽恕我，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你要设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要多关心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缺这缺那。同家人要永远和睦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嫁，让孩子们也有个爸爸。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整天为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哀伤。要永远向前看。
让我向你吻别，并代我向索非、艾里斯、绍尔和家里所有的人吻别。不要忘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解救我的灵魂而进行祈祷！
顺致我最后的吻别。
祝一切安好！
科恩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踌躇了片刻，又要了一张纸，用法文把这封信再抄了一遍，然后就被士兵押出了警察局，一直朝戒备森严的广场走去。
警察局离灯光耀眼、戒备森严的广场不远，绞刑架设在广场的中心，用铁丝网围着，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广场从建立之日起，就记载着叙利亚共和国历史上无数恐怖和光荣的篇章。
科恩也曾在这里，夹杂在人群中，观看叙利亚部队在俯瞰加利利海的努凯卜高地战斗中，缴获的以色列半履带式装甲车。
在即将被处死的时刻，科恩根本不知道叙利亚政府的紧张和不安。
最后的裁决仅仅是48小时前确定的，而且只有军队和政府中小数上层官员才知道此事。
摩萨德特工科恩
叙利亚总统阿明.哈菲兹上将命令党政军首领在大马士革待命，裁决中建议，对这个超级间谍执行死刑的判决不要履行通常的法律手续，以免激起一场来自以色列的进攻。
在莫斯科出访的叙利亚军事情报部门的首脑接到通知，要在24小时内返回大马士革。
而在叙以边境的叙利亚方面，从南部的依尔哈马到北部面向边恩村的小山丘，当晚都增加了摩托车、大炮和迫击炮等轻重型武器和增援部队。
在烈士广场，科恩平静地走到绞刑架下，让人把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几分钟之后，科恩的生命结束了。
科恩死后，被叙利亚人埋葬在大马士革广场的墓地里。
几十年过去了，以色列政府，还有他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要求领回科恩的遗体，但一直没有得到叙利亚的同意。
在摩萨德近60年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许多传奇的特工，伊利·科恩就是其中之一。
前面说到，有件事，科恩至死也不知道，一向谨慎而且结识众多达官显贵的他，究竟是怎么暴露的？
其实，第一个发现科恩真实身份的并不是叙利亚的人，而是一名埃及间谍。这名间谍，正好是科恩在“131组织”认识的“老朋友”——杰克.比顿。
当初杰克之所以下落不明，其实是有原因的。他当初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打入“131组织”的埃及间谍。
“131组织”被粉碎，他的任务完成后，就被埃及派往了其他国家继续执行任务。
发现科恩的真实身份也是机缘巧合，1965年1月，杰克.比顿在家看报纸时，看到了哈菲兹视察戈兰高地的照片，发现旁边有个人非常眼熟，仔细辨认后他发现，这个人正是科恩。
于是连忙把这个情报汇报给了埃及，埃及又传递给了叙利亚政府，
叙利亚政府所说的苏联技术专家，其实就是杰克.比顿。
科恩死后，以色列派出突击队迅速而精准地把叙利亚的改道工程全部破坏掉了，叙利亚辛辛苦苦投入的数千亿就这么打了水漂。
一年后，叙利亚刚准备再次实施改道计划，就又被以色列派部队炸掉了。
科恩是摩萨德优秀谍报人员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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