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共一大（十一）
1、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有中文正式稿？
参加过中共“一大”的代表们都证实：“一大”曾经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其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无法回答。直到1960年发现了陈公博于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这个谜底才算揭开。
陈公博在这篇论文中专辟《我与共产党》一章，除了详细记述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外，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后，向仲甫先生（即刚被'一大’选为书记的陈独秀）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都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由于陈独秀“决定不发”，遂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正式公开发表。
陈公博的记述是有根据的。现存按英文本所译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第十四条为：“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之外，任何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任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在此限。”在这条后明确注有：“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推迟到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争论，从而导致了陈独秀决定不公开发表中共“一大”文件。
2、中共一大纲领及有关文献是如何被发现的？
由于陈独秀决定不发表中共“一大”所通过的文件，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这样极其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就只有几份手抄稿。在那样动荡的岁月中，它们可能保存下来吗？结论明显是否定的。
1937年，董必武就回忆说：“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人们想尽了千方百计，去寻找中共“一大”文件，然而时间一年又一年地流逝，中共“一大”文件始终杳无音讯，遍找无着。
谁能料想，揭开这个谜底的竟然是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韦慕庭。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了一篇于1924年1月撰写的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用英文打印，题目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署名“ Chen Kung--Po”。
韦慕庭获知这一消息后，处于极度的兴奋和极度的忙碌之中，因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经过考证，确认该文为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就读该校时所撰写。陈公博的这篇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经过，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历史文献。写作时间距中共“一大”召开仅隔三年。
陈公博论文的重要性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了六篇文献，它们是：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迅速将这些发现公之于世。于是，从陈公博论文中发现的英文版中共“一大”党纲，随着学术交流传到中国，中央编译局将其译为中文，人们才了解到中共“一大”党纲的全貌。
3、中共一大党纲领的英文译稿和俄文译稿为什么在第十一条均显示为空白？仅仅是无意间的巧合吗？
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于196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陈公博于1924年撰写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但当人们对这些新发现的文件进行研究时，又发现了新的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全文共15条，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英文版的第10条和第12条之间，竟然缺了第11条！原因是什么？陈公博对此没有进行解释。韦慕庭于是只能作出如下推测：“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由于陈公博手中所拥有的“一大”文件，很可能是他在“一大”结束后受大会委托给在广州的“当选书记”陈独秀带去时抄写的一份，因何缺第11条，外人是难以判断的。
但是，当英文版的中共“一大”文件发现不久，人们又发现了俄文版的中共“一大”党纲。原来，苏共中央于1957年移交给中共中央一批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材料，其中有俄文版的“一大”党纲。1980年，中央档案馆将其译稿编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材料》一书，才得以公开发表。
人们对俄文版的“一大”党纲与陈公博所留下的英文版的“一大”党纲加以比较和对照，发现两个版本的党纲的具体内容完全相同，只是在个别措词上因为两种语言的习惯不同，翻译成中文后略有差别。而令人尤其惊异的是，俄文版的中共“一大”党纲也缺第11条。
两个版本的“党纲”都缺第11条，证明这种“遗漏”不可能是后来人为的，而只能是在“一大”召开期间所出现的“遗漏”。它既可能是第10条以后排错了，把本“第11条”写成了“第12条”，大会通过时因为匆忙竟未被代表们发现；也可能是原本有“第11条”，因为有争论而被删除了，或是因为内容有重复而被与其他条合并了，但撰稿人并未对后面的条目进行相应的清理和改动。
“遗漏第11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看来是还需要有新的资料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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