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七）
还在蒋介石访苏期间。11月26日，在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林森，廖仲恺，孙科，谢英伯、吴铁城、许崇靖，谭平山，邓泽如等会同鲍罗庭一起商定，决定成立“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决定，蒋介石不在期间，军校筹备事宜由廖仲恺负责。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成员与托洛茨基洽谈后，蒋介石就向契切林告辞，告知其代表团决定结束对苏联的考察，于近期择日回国。
为此，11月28日下午3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特意宴请欢送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宴会上，双方相互敬酒致辞，气氛热烈欢快。至晚上6时许，宴会结束。
宴会结束后，蒋介石亲自送邵元冲至火车站乘车返回德国。在苏联的这段时期里，蒋介石和邵元冲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两人互换兰谱，结为了异姓兄弟。
送走邵元冲之后，蒋介石见时间还早，便沿着马路在莫斯科街头漫步闲逛起来。不知不觉中，他来到了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赵世炎的住处门口。
其实在上月18日，蒋介石和赵世炎就有过一次接触，相互之间还进行了诚恳的交流。蒋介石对赵世炎的印象颇好，认为他是“青年有为之士，殊可贵也。”
进门之后，蒋介石看到除了替他开门的赵世炎之外，屋内还坐着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
“这位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蒋介石先生；这位是刚从德国取道苏联，准备回国的北大教授张申府先生。”赵世炎热情地为二人相互介绍道。
“原来是北大的教授张申府先生。幸会，幸会！。”
张申府并没起身，只是冲着蒋介石略微点点头。
蒋介石一下子觉得有点无趣，遂与赵世炎略微客套几句，返身告别而去。
后来赵世炎才知道，生性高傲的张申府并不是很喜欢蒋介石。不过，对他的军事才能，张申府表示还是很佩服的。
第二天，蒋介石特意赶到越飞住处，与越飞夫妇辞行。下午二点，蒋介石与沈定一、王登云乘上列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张太雷因为共产国际的工作需要，留在了莫斯科。
火车一路向东飞驰，蒋介石的心情也一直非常郁闷。由于这次访苏并没有达到孙文和他所希望的结果，特别是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加之前几天又和沈定一大吵了一场，所以在车上他一直闷闷不乐，情绪不佳，懒得言语。
12月8日，火车抵达中国国境满洲里。10日抵达大连。在大连，蒋介石兴致勃勃地在老虎滩游玩了一天。12日与沈定一、王登云搭乘“亚拉伯”客轮，返回上海。
13、14两天，蒋介石在船上开始写作《旅俄报告书》，疲倦时就和王登云一起在甲板上跑跑步。15日，轮船抵达吴淞口，于上午9时登岸回家。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拜访了张静江之后，就买了“江天轮”的船票，准备返回老家，奉化溪口。
得知蒋介石将返回奉化溪口，正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和朋友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林燕明、陈果夫等赶忙来到码头与之叙别。
当廖仲恺向蒋介石问起在苏联考察的情形时。也许是当时现场人员较多的缘故，蒋介石只是笼统的介绍了俄国人对他们“很同情”，“他在一些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人们把他抬了起来，音乐打断了他的讲话；人们向他说明了与政治工作有关的各种情况，甚至向他讲了党内在中国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最后，他概括说：“这一切给他留下了很诚恳的印象。”“苏联有给予支援的真诚愿望，问题在于，国民党人是否充分理解自己的任务。”
“介石，前二日，孙总理在广州已经启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委任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哲生、杨庶堪等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你现在不应该回乡，应该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参加上海地区的党务改组。”胡汉民恳切地挽留道。孙科字哲生。
“展堂兄，适逢老母六十冥寿，作为不孝之子，此番定要回去尽孝的。”胡汉民名衍鸿、字展堂、号汉民
“既然如此，请问介石兄应如何回复孙总理呢？”廖仲恺在一旁插嘴问道。
“在船上已经初步写就了《旅游报告书》，等一并完成后，我会把报告书寄给孙总理。另外，仲恺兄是否可以向孙总理建议一下，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省长。”
12月16日早7时，“江天轮”抵达宁波，蒋介石雇了座轿子，兼程赶回溪口。2时30许赶到家，没有休息，就赶往母亲墓地参拜。当晚就住在新近落成的慈庵中。24日，又赴祖父母墓地参拜，同时视察亡弟的坟茔。
溪口有祖房排名的风俗。蒋介石的祖父有三个儿子，分别以夏房、商房和周房命名。他父亲是第三子，所以继承周房。由于他弟弟蒋瑞青早年夭折，所以也由他代为继承。所以他的居住地就起名为“丰镐”房。丰镐为周朝二京丰邑和镐京的代称。所以他给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分别起字为建丰和建镐。丰邑是现在的西安市鄠邑区，原名鄠县，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关麟征的故乡。镐京现在位于西安市的长安区。丰邑和镐京合称“丰镐”，是西周的故都，也称宗周。
在蒋介石回家省亲期间，国民党方面因要召开一大已经是急如星火地在催促他了。
12月20日，在上海的廖仲恺致电蒋介石，告以鲍罗廷有要事商量，黄埔军校也急待开办，要他立即乘轮来沪，共同南下。
22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联名致函，说明已将他的建议向孙总理提出，“待商之事甚多”，要求他勿因省长问题未决而拖延来沪时间。
26日，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三人再次致函，并转抄杨庶堪复电，其中称：“鲍先生日盼兄至，有如望岁，兄若不来，必致失望。”又称：“军官学校由兄负责任办理，一切条件不得兄提议，无从进行。”
27日，张静江也发来函电，认为“似不宜再缓”。
28日，汪精卫转来孙文24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称：
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兄意对于时局、政局有所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并希约静江、季陶同来，因有要务欲与商酌也。
同日，廖仲恺也致函蒋介石，说明上海诸人最迟于1月4日搭船离沪，要求他“万不能再延”。并有些责备地称：“否则事近儿戏，党务改组后而可乘从惰气乎！”
就在鲍罗廷抵达不久，孙文倡导的国共合作正在积极开展之际，国民党内很多人并不理解。1923年11月，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上书孙文，担心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此举“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其后又有刘成禺、冯自由等纷纷表示反对。对此，孙文认为，党员的天职是服从，国民党员要绝对服从他的命令，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自然也不例外。
蒋介石写给孙文的《旅俄报告书》至今尚未公开披露。但根据蒋经国写的《沉思于慈湖之畔》，其中提到：“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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