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黄埔军校（三）
“总理，这是介石提名的军校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报您批准。”廖仲恺边说边把一份名单递给了孙文。
孙文接过名单，只见上面这样写着：政治部副主任张崧年；教练部主任李济深，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教授部主任王伯龄，叶剑英为副主任；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骏彦，俞飞鹏为副主任；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李其芳为副主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教育长胡谦；参谋处长钱大钧。张崧年字申府。
“仲恺，介石这份名单中，怎么没有政治部主任的人选呢？”孙文放下手中的名单，抬头询问道。
“介石说政治部主任需要直接对我负责，所以他让我提名。”
“哦，那你可有合适的人选？”孙文起身倒了杯凉茶，递给了廖仲恺。
“这个人选还有点不大好找呢？”
“为什么”
“总理，虽说您让我兼任军校党代表，但您也知道我在政府里还有许多工作，军校的日常事务主要还是要靠介石去负责。”廖仲恺抿了口凉茶，接着说道：“介石的急躁性格您也是知道的。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这个政治部主任还是应该配一个介石比较认可的人选。”
“仲恺，你说说，你认为谁是比较适合的人选？”
“总理，您看季陶怎么样？”
孙文沉思片刻，抬头道：“政治工作主要还是理论宣传，季陶曾长期担任我的政治秘书，这方面应该没问题。其次介石和季陶本来就是结义兄弟，在工作肯定会相互配合好的。仲恺，你提的这个人选很好！”
5月9日和10日，廖仲恺和戴季陶相继被宣布为军校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提名的各部门负责人也陆续被任命。
戴季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引起国民党大佬胡汉民、邹鲁、林森、张继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打蒋介石和戴季陶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二者必须去一。要么是蒋介石辞去校长职务，要么是戴季陶辞去政治部主任一职。
蒋介石闻讯后大怒，急躁情绪又“蹭”地窜了上来，准备再次辞职不干了。经过戴季陶的对比劝说，认为宁可他辞去政治部主任一职，也不可让蒋介石辞去校长一职。毕竟不管怎么说，校长一职肯定要比政治部主任重要的多。再者戴季陶是个做学问的人，本来就不喜欢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繁琐的职务。他已经准备去出任中山大学的校长了。
戴季陶辞职以后，由共产党员、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代主任。虽然张申府政治部副主任一职是由蒋介石提名的，但二个人都有一个比较相同的毛病，就是性格比较孤傲，情绪比较急躁。张申府在北大也是个读书做学问的人，本来就有点看大不惯蒋介石的军人作风，平时倒与廖仲恺、戴季陶比较投缘。因此，在戴季陶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后，在他的邀请下，不久也辞职去中山大学教书去了。无奈之下，孙文只好任命他的秘书，和蒋介石关系比较密切的拜把兄弟邵元冲，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问题是邵元冲也是个读书做学问的人，对政治宣传工作一窍不通，下面遇到问题前去请示，他却让下面一律去请示蒋校长。是故，黄埔军校政治部在开创之初，形同虚设，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
张申府平时和廖仲恺、戴季陶比较投缘。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他，和与中共成立之初的党纲草拟者，并差点也成为中共党员的戴季陶本来就早已相识。因此，戴季陶经常邀请他和廖仲恺吃饭聊天，二人多次提出请他多为黄埔军校推荐一点共产党中的人才。
不久，张申府就提交了一份他所推荐的十五人名单。排在首位的是周恩来，其次是周佛海，另外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等人。并且他还特地写信给远在法国的周恩来，希望他赶快回国到黄埔军校来工作。还为他向廖仲恺报请了归国的路费。
周恩来在巴黎接到张申府的信，当即复信自己马上请示中共中央，由中央决定。
张申府在离开黄埔军校前，再次尊重地向廖仲恺建议由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
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在7月中旬辞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一起于7月下旬从法国启程回国。
1924年5月22日，张国焘与其新婚妻子杨子烈在北京同时被捕。被捕后，张国焘不久就供出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根据北京政府京师警察厅1924年6月11日下达的逮捕李大钊的密令中称：“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南方首领为陈独秀，北方则以李大钊为首，伊与张昆弟为辅助者。”当时，张国焘这一叛变行为中共并不知晓，一直等到49年之后，在整理北京市警察局的档案时，才被从中发现的。
自从黄埔学校开学之后，作为校长的蒋介石克尽职守，任劳任怨。虽然他不住在校区宿舍，但天天都是早早就登上黄埔岛，巡视校区。这一天，他刚来到操场上，就看见有二个学生在操场尽头练习武术。定晴一看，一个是他舅舅的孙子，1922年和他一起登上永丰舰，后来就一直跟随在他身边做侍卫的王世和。另一个瘦削精干的，却不认识。王世和报考军校，是陈洁如向蒋介石提的建议，认为让他去军校培养一下，对他将来的前途也是有好处的。蒋介石心想王世和这二年鞍前马后的侍卫自己，也确实够辛苦的，就将他也录取了。
这时，王世和他们也看到了站在操场那一边的蒋介石，赶忙停止了练习，一路小跑来到他的跟前，立正报告：“报告校长！”
“很好，很好。”蒋介石曾专门叮嘱过王世和，在军校里要和大家一样称呼他为校长。随后，对那个瘦削精干的同学询问道“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瘦削精干的学生“啪”地又打了个立正，报告道：“报告校长，我叫陈赓。”
蒋介石一下子被陈赓活泼的性格吸引了，充满好奇地问道：“陈赓同学，说说你的经历。”
“我14岁离家从戎，在湘军当到二等兵，想升官因没进过讲武堂而不得升，想进讲武堂而说非军官不得入，实在是走投无路，报国无门。”
“你当过湘军？你知道湘军的创始人曾国藩吗？”提到湘军，蒋介石想到了他的崇拜者曾文正公。
“知道。不但我知道，连我爸爸，我爸爸的爸爸都知道。”
“哦，为什么？”蒋介石好奇地问道。
“我爷爷也是湘军，从伙头军一直做到记名提督，力大无比，能站在桌子上用牙齿叼起二桶水。”
“我看你这身体连一桶水也拎不起来。”蒋介石看着这位可爱的学生，哈哈大笑。
“我从小就和爷爷练过武术，不信你看。”说着，陈赓就准备当场演示几招，却被蒋介石制止了。
“校长，陈赓同学真是好样的。”军校总教官何应钦这时也来到了蒋介石身边。
“你们先去漱洗一下，马上就要开早饭了。”
望着陈赓和王世和逐渐远去的身影，蒋介石不无自得地对一旁的何应钦说：“真没想到黄埔招来的是这样的学生！我敢肯定，他必是中国未来的栋梁。”
5月下旬的一天，黄埔军校同学们由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等人介绍，集体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廖仲恺的带领下，全体学生对着国民党党旗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之后，由校长蒋介石致词：
“同学们，你们要明白，我们手中的枪是用来杀人的，不是杀百姓，乃是杀敌人的。然而枪之真正的性质，是在维护人道，保障正义，所以拿了枪先要认定我们敌人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敌人第一是叛逆，第二是国贼，如果认定了敌人，就要拿起枪来与敌人去奋斗。”
1924年5月31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主要内容有：一、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三、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四、苏联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五、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六、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享有完全的主权。
关于外蒙问题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但随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于1924年6月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让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次年初，契切林又对外宣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独立的对外关系。”
1924年5月23日，俄共（布）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因为此次会议将影响苏联以后的历史进程，在此特简要地叙述一下。
5月18日，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前夕，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交给了中央委员会秘书梅赫利斯，他拆开后立即把信件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阅读之后，顿时勃然大怒，吼叫着骂道：“克鲁普斯卡娅这个老婊子！”然后他马上跑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处商量对策。在列宁病重期间，为了对付共同的异己托洛茨基，他们早已组成了“三驾马车”，建立了统一战线。
在这件事上，列宁夫人犯了一个不该发生的错误，她应该按照列宁的嘱咐在5月23日举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这封列宁写给代表大会的信。结果现在这封信落到了斯大林手里，给了他一次部署和反击的机会。
5月21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紧急召开了中央全会，由加米涅夫宣读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很长，只能就要点简单地介绍一下。
列宁的这封写给代表大会的信，其实就是他的遗嘱，是对苏联领导人的一些建议和人事安排。本来他是写给1923年春季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并由他自己亲自向全体代表当众宣读。这封信被打印了3份：一份给他本人，一份给他妻子，一份交给他的秘书处保存。他要求在信封上加盖火漆封印，打上日期，拆开信封的人只能是他本人，而在他死后由他的妻子拆封。可是不久，他的病情就突然恶化，生命处于垂危之中，已经不能亲自拆启这份遗嘱在大会上宣读了。于是不得不把信件搁置起来，待到逝世后再行打开。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他是分多次口述完成的。现将一些段落摘录如下：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斯基同志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当了领导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领导人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在这决定斯大林命运的关键时刻，统一战线的另二位同盟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挽救了他，使他闯过了道道难关，化险为夷，继续坐稳他的领导人的宝座。当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当时并不曾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就等于日后是他们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斯大林专门为他们准备的绞刑架。
经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列宁的信巧如舌簧地进行歪曲和篡改。在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全会多数代表举手同意让斯大林继续留任在领导人的岗位上。只有托洛斯基、拉狄克、皮达可夫三人投了反对票。同时，中央委员会还决定：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不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宣读。
俄共（布）十三大会议结束之后两天，召开了第一次中央全会，斯大林提出了辞呈，请求解除他的领导人职务，但是未获同意。斯大林又继续被选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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