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敦彦(1857-1924),男,广东广州府顺德县人。1872年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被清政府派住美国留学。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获名誉博士学位。1904年任汉阳、天津海关道。1907年起,任清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大臣兼尚书等职。是顺德最后一位尚书。1914年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梁敦彦推荐詹天佑修建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铁路,还力促清华大学的创办 。欧美同学会创始人之一。19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时首任会长。
梁敦彦
1873年,梁敦彦作为清政府首批30名留美幼童之一(除梁敦彦外,还有詹天佑、唐绍仪、蔡绍基、邝荣光等),随容阂及清政府指派的监督陈兰彬来到美国东海岸的康州哈特佛郡。清政府在那里设立了留美教育局,先聘请了几位中文教习,教这些幼童学中文,读孝经,以免忘本。几年后,这些少年分批升人当地的中学,毕业后不少人考人耶鲁大学。梁敦彦在哈特福德中学就学期间,跟蔡绍基、黄开甲和詹天佑等人组建了“东方人棒球队”,他是这支球队的投手。他们经常参加各地的棒球赛,几乎每战必胜。在梁敦彦眼里,参加体育运动不光为锻炼体魄,还为联络感情。在同学中梁敦彦跟蔡绍基、黄开甲、吴仰曾三人最为要好,因为他们四人在哈特福德中学就读时都住在巴特拉家中。正因为这样,回国后他们四家也一直有所来往。有一回,梁敦彦随着巴特拉一家做完礼拜,将(圣经》放在桌子上,就出去玩耍了。回来的时候,发现((圣经》被同住的一个日本贵族子弟用汉字写上:夷狄之书不可读也。他大为恼火,质问日本子弟:那你到美国来做什么?梁敦彦抱有这样的想法: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外国也有文明,比如基督教就有上千年历史,它相当于外国人的礼教。到人家这里来学习,其文化中肯定有比我们的文明更胜一筹的地方。人家教你,传授给你知识,自有人家先进之处。他觉得,不学人之长,而孤芳自赏,称呼人家“夷狄”,是不礼貌的行为。
首批留美学生在考人大学后为了行动方便,便都剪了长辫,改穿西装。这引起了监督陈兰彬的不满,他屡屡上书清廷,告容阂和留学生的状,加之1881年美国政府不准中国留学生进入陆军及海军学校学习,李鸿章以其背弃1868年两国条约为由,要撤回全部留学生。1881年夏首批留美学生全部回国,当时只有詹天佑是正式大学毕业生,因他读工程专业,只需三年。梁敦彦在耶鲁大学攻法律,学业优异,而法学毕业需四年,梁敦彦尚差一年毕业,无奈只得返国。是年梁敦彦与其他留学生归国时,途经旧金山,在等船期间,接受了当地奥克兰棒球队的挑战。由于梁敦彦的投手神奇,奥克兰队三阵败北,溃不成军。这在当地华侨中传为佳话。梁敦彦回国后,一直提倡体育运动,他还在自己家里建了中国第一个网球会,举办了多次网球比赛。可以说梁敦彦是把西方体育引进中国的第一人。
他们刚回到中国,被滞留在上海,起初被“圈”在一起,不让随意出门。这些出洋八年的留美归国学生实在憋不住了,梁敦彦跟一位同学挥拳把守门人给打了。第二天,规矩就变了,留美归国学生被允许在规定的时间内出门。他们原以为在国外勤习八年,学到不少新知识,可以为国效力,谁知因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功名,处处遭官场白眼很难找工作。
1882年梁敦彦被李鸿章分配到天津北洋电报学堂教英文。该学堂是中国最早的电报学堂,创办于1880年9月,校址初在天津城东门外扒头街,1886年9月迁到法租界紫竹林(今吉林路承德道一带)新校舍,雇用了一批丹麦大北电信公司的技师担任专业课教习,教授“电学与发报技术”。梁敦彦说是教英文,其实就是教ABC,因为学生大多没有英文底子。当时他的月棒是12两银子,这在他们这批归国的留美学生中还算是高的。不久,因为该学堂教授物理和数学的英国教习回国了,他又兼任这两科的教习,律银也从12两涨到14两。
梁敦彦在北洋电报学堂教书期间,1884年因其父病逝回广东顺德奔丧。微薄的傣禄,使其在办完丧事之后一贫如洗,连回天津的盘缠都凑不齐。梁敦彦以逾期未回被北洋电报学堂辞退。丢掉工作的梁敦彦穷困潦倒,连做件像样长衫的钱都拿不出来,只好用从美国带回来的床单勉强置了件长衫。
此后,梁敦彦到广州一带求职。经人介绍,香港一位大牧师请他到教堂讲圣经。到达香港后,教堂的人见他是华人,让他走后门。梁敦彦非常气愤,特意给教堂主事写了封信,这才让他从大门进教堂。此时的梁敦彦越想越不是滋味,我一个堂堂正正留美归国学生,竟要到洋人教堂传教,传的也非国人宗教。他最终没有到教堂干事。
幸好有一天,梁敦彦正在广州街头寻觅工作,忽听得有人喊他“梁老师”,回头一看,原来是在天津北洋电报学堂教过的一位学生,学生告诉他,他随1884年才上任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来到广州,并负责总督府的电报工作。学生在得知梁老师正在寻觅工作时,便邀他到总督府当电报翻译员。由于梁敦彦工作努力,加上张之洞对留洋人员比较看重,又十分赏识梁敦彦的才干。不久张之洞委任梁敦彦负责建设从广东到广西、云南和湖南的三条电报线路。因为在架设电报线路中有功,梁敦彦被李鸿章和张之洞联名奏保为“府经历”,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仕途。1889年张之洞返武汉任湖广总督时,也将梁敦彦带上,作为自己的亲信幕僚。张之洞提倡改良,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这对梁敦彦有一定的影响。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由于梁敦彦帮张之洞筹划,使两湖地区政局未发生波动,1902年张之洞特将梁敦彦升至“江汉海关道台”。
1902年6月袁世凯被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重用被湮没20年之久的首批“留美幼童”。1904年9月唐绍仪离任,向袁推荐其在美留学挚友梁敦彦接替他的工作,出任天津海关道台。袁世凯便向朝廷请求调梁敦彦于自己手下。是年11月28日梁敦彦接任天津海关道台,开始他一生为期三年的地方官生涯。
自1884年梁敦彦离开天津电报学堂教习职位至今,已阔别天津整整二十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督办侍郎张翼(燕谋)私自将开平矿产售与英商,1901年“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屡屡索还,英商一直未交。袁世凯将张翼奏告朝廷,责令设法收回,张翼等曾在英国伦敦控告,仍未收回。梁敦彦到任奉命筹办此事,往返磋商,最后结果英人仅允诺十五年后交还。梁敦彦派留美同学、矿务专家邝荣光(镜何)调查该矿煤槽,按其每日所出吨数计算,十五年后即无煤可采。于是决定在开平附近产煤最好的滦州自开一矿,予以抵制。英商闻讯后先是设法取消此议,继而建议中英合办,后又提议英商垫款来办,梁敦彦一直不为所动,当即请求拨发直隶省库公款一百万为资本,并借用磁州官矿机件近日兴工开矿。这些都得到批准,费用的筹划进展也很快。后来袁世凯改委幕僚周学熙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宣统初年,滦州煤矿即已出煤。
临城煤矿初由华人私卖比利时商人,后经察觉,多方交涉,始定为中比合办。两国资本总额各占一半,中国以矿产为股本,无论比人投人资本若干,华人股权均与相等,如华人发行股票,其数均包括矿产股价半数之内,权利永远相等,得利平分,至若干年后,中国并可随时估价收回。此事前人一直未办妥,梁敦彦到任未及三月当即敲定,得到袁世凯的赞赏。后由梁敦彦提拔邝荣光为该局会办兼总工程师,并兼煤捐局总办。
井隆煤矿初也由华人私卖与德人汉纳根开采,后经察觉,但汉纳根照旧开采。梁敦彦得知汉纳根投资很大,封禁恐怕不行,收回又无力自办,于是建议仿照“临城煤矿”办法,改为中德合办,以矿产为一半股本,妥善解决了井隆煤矿纠纷。
梁敦彦以开矿为富国良策。但应有计划的开采,于是提议设立直隶勘矿总局。袁世凯批准后,勘矿总局在津海关道衙门办公,以海关道为总办,京奉铁路局会办梁如浩为会办,邝荣光为总勘探师,报商部立案。商部极为赞许,令各省参照此办法,设各省矿政调查局。直隶勘矿总局随之改名为直隶矿政调查局。总勘探师邝荣光组织勘探人员对直隶进行了地质、古生物及矿产调查工作,并亲自绘制了《直隶地质图》、《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化石)图》,分别发表在中国地学会1910年在天津出版的《地学杂志》第一期和第二期上。这是现在查到的中国人自制的最早的地质图件,其中的《直隶地质图》是目前为止已知的中国人绘制的最早的彩色地质图。该图标有地形、地貌、水系、城市、铁路等地理和地质信息,已经具备了地质图的基本要素,因此被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认定为我国第一幅区域地质图。《直隶矿产图》标示了金、银、铜、铁、铅、煤等6种主要矿物的产地分布,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的分省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化石)图》记录了直隶全省范围内的化石分布情况。是我国第一幅较为正规的古生物图件。这些图件初存该局中,后送劝业公所。
天津原设卫生局,而经费一直没有核定。梁敦彦到任后,对此事极为重视。他说:“防疫一事虽然不是常年必须,但不得不宽为筹备。因瘟疫流传,其来至速,临时请示拨款必误时机,天津为通商大埠,又是北洋大臣驻节之地,外人视防疫为一种要事,万一起而干涉,妨碍实多。”当时主持天津卫生局事务的是英国爱丁保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士、粤人屈桂庭
(北洋医学堂监督)。梁敦彦排除众议,宽定经费,按月将经费拨发给他,存储备用,还保举屈为“四品花翎”,官同知府。当时同僚中有人指责梁敦彦宽定经费为虚糜浪费,但袁世凯赞许为“知大体不可惜小费”。后来天津地区多次出现疫情,均因经费充裕,备用及时,未酿成事端。后来东三省因防疫不得法,几乎酿成重大事端,天津人赞许梁敦彦有先见之明。
梁敦彦任职津海关道期间,正值革命党人掀起反清浪潮。革命党人运送军火,常以外人为掩护。天津英人高林(GMGollins,著名的高林洋行创办人),为革命党人运送炸药,往来津京。梁敦彦得知后,亲带巡警到车站将高林逮捕,关押于警察局,通知英领事提回“惩办”。以后此类事便少见了。梁敦彦并将此案牵连的革命党人关景辉逮捕,由其兄道员关景贤带回“自首”,最后定为“先被煽惑后经悔悟”,并资助出洋留学,还保住了关景贤的官职。这件棘手案件由梁敦彦一手周全,妥善解决。
1906年新年,袁世凯亲赴各领事馆答谢贺年,前卫骑弃入英租界,被华人巡捕阻止,殴打羞辱。袁世凯派梁敦彦与英国领事交涉论理。梁敦彦往返交涉数次,最后以英国法律与之力争,英领事无言可答。将全班华洋巡捕集合排立,当着梁敦彦面说明此事办理失礼,将滋事巡捕革除,又告诫全班巡捕,以后谨慎,并将革除之巡捕交出,让梁敦彦带回天津县惩办。梁敦彦返回道署衙门时,英领事命全体巡捕由中街领事署起一路排至法租界,等梁敦彦汽车过时立正行礼赔罪,英领事并于次日亲自赴袁世凯衙署道歉。袁世凯对梁敦彦的处理十分满意。
自八国联军侵占津城后,天津各租界领事任意在租界外占用官民地亩。天津地面交回后,又借口推广租界案不肯交出。梁敦彦到任后,指明推广租界与交还占地为两回事,一面将推广租界界址划定,一面清查占地。各领事无词答对,只好将占用之地交还。共计有法租界马家口一带;日租界海光寺、三不管、南开一带;英租界土墙子一带;俄租界东局子一带;意租界贾家大桥一带;奥租界老车站(即老龙头)及河东沿河一带;都是上等地,约数千亩,后来都发展为繁盛市街。天津人对此事最为称颂,商民多次送给梁敦彦功德牌匾、万民伞等物。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京奉铁路沿线各车站均派外国军队驻防,修筑营房多处。
“辛丑条约”签订后,驻兵退走而营房保存,时有外国军人藉口巡视,往来居住。后经梁敦彦多方与各国领事及驻屯兵军官商议,将自丰台起至山海关止,除留丰台、山海关营房外,其余各站营房一概收回。
天津海关道署旁的大胡同为海河南北大马路往来要道,又在院署前面,可是路面十分狭窄,路西为海关道署围墙,不可展拓。梁敦彦认为此地为全市中心,非展宽取直不足以壮观瞻,于是呈明院署,愿将海关道署地基让出,加宽马路,与桥南北马路衔接,并将路西余地招商承租,兴盖市场。有人说大胡同曲而狭,与津海关道风水有关,改后一定不吉利。梁敦彦不信邪,未及一年此地就成为天津最著名的街市,富商人贾多集中于此。
1906年天津巡警局长杨以德借口惩办革命党人,株连天津富商大贾数十人,将大买办梁炎卿、郑翼之等人也列在名单内。梁敦彦兼天津巡警局督办,杨以德持名单来见梁,主张从严办理。梁敦彦对他说,此名单中人多是天津殷实商家,必不致有此行为。于是亲自将名单烧掉,嘱咐杨以德不要再提此事。
担保举荐“中国铁路之父”
1904一1907年间梁敦彦兼任北洋大学堂督办(校长),任职期间他大力整顿“北洋大学”,并鼓励学生赴美留学。自1906年起,每年选派北洋大学堂毕业生及中学教员36人赴美留学,以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为监督,以后按年均选派一班,定七年为毕业期。直至1910年,清廷均照此选派。这期间选派出的留美学生人才济济,有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赵天麟、冯熙运、蔡远泽,著名医学家的刘瑞恒,著名人口学家的马寅初,著名交通专家刘景山,著名数学家秦汾……
1904一1907年间梁敦彦还兼任京奉铁路总办,当时京奉铁路年年获利,款项存于汇丰银行,但不许中国随便提用。梁敦彦密陈袁世凯,建议用此款修筑京张铁路。那时英国驻华大使及赫德税务司多方阻挠,说中国断无自修铁路之人才,不用外人则白费巨款,路未必能成。英、俄、日等国都想插手京张铁路的修筑。梁敦彦向袁世凯进言:“这条铁路将是京城通往内外蒙古的唯一要道,万万不能叫外国插手”。他决定不用外人,不借外款,将存在汇丰银行的京奉铁路余利分批提回,寄存国库,作为修筑京张铁路经费。他举荐詹天佑来主持修筑这条铁路,以身担保詹天佑一定能成功。袁世凯最终采纳了梁敦彦的建议。1905年5月,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京张铁路会办(后改总办)兼总工程师,并且声明:不雇佣一个外国工程师,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和经理。詹天佑不负众望,排除万难,建成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条铁路.并发明了火车自动挂钩,人称詹天佑钩-1909年8月,京张路全线通车10月2日,在南口车站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一万多位中外来宾参加盛会。京张铁路的修建成功,使詹天佑扬名天下。他为中国人民争光争气,连外人都佩服詹天佑的才能,说该路费用省、工程优,技术合理。此后梁敦彦与詹天佑成为挚友,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他的女儿梁霭珊嫁给了詹天佑的儿子詹文光。
梁敦彦担任津海关道期间,历兼直隶矿政调查局、北洋大学堂、北洋医学堂、京奉铁路、开平矿务、海河工程南段、巡警、卫生、洋务、厘捐等总局总办,前后近三年。纵观其任职事迹,可以看出他是个开明进取、政绩可嘉、廉洁奉公、颇有见识的爱国官吏。他努力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和利益,多次办理与外人的棘手交涉,争取国家矿权、路权、地权。保护天津的民族工商诸业,革除陋规,整顿税收,改善市政交通,开展地质勘探、卫生防疫、留学教育。推荐提拔任用专家及新派人物,并对革命党人采取温和态度。其历史功绩应子以铭记。
1907年,梁敦彦奉诏出任驻美、墨西哥及秘鲁公使,临行前,到御前辞行,没想到慈禧太后见他神采奕奕,博学多能,便让他留在御前工作,并将他升任为外务部右承(副部长)。此时,美国耶鲁大学来电授予梁敦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到美国接受学位时,与美国西点军校洽商,改变1881年美国政府不准留学生人其军校一事,商量每年送两名中国留学生到西点军校深造。
1908年,美国要退回“庚子赔款”,徐世昌主张用此款开发东北,袁世凯主张用于实业,而梁敦彦主张办学堂。他认为要抓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在建立“庚子赔款留学计划”之初,梁敦彦力主像当年派幼童出洋那样抓留学教育,他希望中国每个县能出一个留学生。梁敦彦与美国公使柔克义谈判达成协议,除一部分退款由中国留美先修班使用外,余下的退款开办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也是梁任命的。1909年,梁敦彦又升任为外务尚书,并兼税务大臣。
1910年,梁敦彦以特使身份出使美国和德国协商与中国联盟之事。1911年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此时梁敦彦作为清政府的外务大臣不便回国,便留在欧洲,遍游西欧各国,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及文化。1913年他发起创建欧美同学会,为首任会长,创始人之一。
1914年,梁敦彦携夫人及子女回国为母奔丧。是年5月至1916年6月充任徐世昌内阁交通总长,总管全国的铁路、轮船、电报及电话,为中国的近代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位”,事先已请梁敦彦出面与列强接洽,据传由梁敦彦与德国驻华公使联络,介绍他到徐州会见张勋,后来即由天津运送德国枪支8000多支到徐州供张勋使用。积极参与复辟活动的沈曾植也通过刘廷琛向张勋建言,请梁敦彦出来担任“外务部尚书”。张勋事败,匿居北京东交民巷以逃避通缉。复辟失败后,他一度躲在天津当寓公。1918年北京政府下令赦免,才恢复自由。1922年12月1日,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大婚”,他与另一位留美幼童蔡廷干充当伴郎。
1924年5月10日,梁敦彦在天津病逝。他的儿子梁致和,抗战胜利后到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后到香港经商。他的第三代后裔梁世平、朱静芳等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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