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敦彦（1857-1924），男，广东广州府顺德县人。1872年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被清政府派住美国留学。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获名誉博士学位。1904年任汉阳、天津海关道。1907年起，任清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大臣兼尚书等职。是顺德最后一位尚书。1914年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梁敦彦推荐詹天佑修建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铁路，还力促清华大学的创办 。欧美同学会创始人之一。19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时首任会长。
梁敦彦
1873年，梁敦彦作为清政府首批30名留美幼童之一(除梁敦彦外，还有詹天佑、唐绍仪、蔡绍基、邝荣光等)，随容阂及清政府指派的监督陈兰彬来到美国东海岸的康州哈特佛郡。清政府在那里设立了留美教育局，先聘请了几位中文教习，教这些幼童学中文，读孝经，以免忘本。几年后，这些少年分批升人当地的中学，毕业后不少人考人耶鲁大学。梁敦彦在哈特福德中学就学期间，跟蔡绍基、黄开甲和詹天佑等人组建了“东方人棒球队”，他是这支球队的投手。他们经常参加各地的棒球赛，几乎每战必胜。在梁敦彦眼里，参加体育运动不光为锻炼体魄，还为联络感情。在同学中梁敦彦跟蔡绍基、黄开甲、吴仰曾三人最为要好，因为他们四人在哈特福德中学就读时都住在巴特拉家中。正因为这样，回国后他们四家也一直有所来往。有一回，梁敦彦随着巴特拉一家做完礼拜，将(圣经》放在桌子上，就出去玩耍了。回来的时候，发现((圣经》被同住的一个日本贵族子弟用汉字写上:夷狄之书不可读也。他大为恼火，质问日本子弟:那你到美国来做什么?梁敦彦抱有这样的想法: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外国也有文明，比如基督教就有上千年历史，它相当于外国人的礼教。到人家这里来学习，其文化中肯定有比我们的文明更胜一筹的地方。人家教你，传授给你知识，自有人家先进之处。他觉得，不学人之长，而孤芳自赏，称呼人家“夷狄”，是不礼貌的行为。
首批留美学生在考人大学后为了行动方便，便都剪了长辫，改穿西装。这引起了监督陈兰彬的不满，他屡屡上书清廷，告容阂和留学生的状，加之1881年美国政府不准中国留学生进入陆军及海军学校学习，李鸿章以其背弃1868年两国条约为由，要撤回全部留学生。1881年夏首批留美学生全部回国，当时只有詹天佑是正式大学毕业生，因他读工程专业，只需三年。梁敦彦在耶鲁大学攻法律，学业优异，而法学毕业需四年，梁敦彦尚差一年毕业，无奈只得返国。是年梁敦彦与其他留学生归国时，途经旧金山，在等船期间，接受了当地奥克兰棒球队的挑战。由于梁敦彦的投手神奇，奥克兰队三阵败北，溃不成军。这在当地华侨中传为佳话。梁敦彦回国后，一直提倡体育运动，他还在自己家里建了中国第一个网球会，举办了多次网球比赛。可以说梁敦彦是把西方体育引进中国的第一人。
他们刚回到中国，被滞留在上海，起初被“圈”在一起，不让随意出门。这些出洋八年的留美归国学生实在憋不住了，梁敦彦跟一位同学挥拳把守门人给打了。第二天，规矩就变了，留美归国学生被允许在规定的时间内出门。他们原以为在国外勤习八年，学到不少新知识，可以为国效力，谁知因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功名，处处遭官场白眼很难找工作。
1882年梁敦彦被李鸿章分配到天津北洋电报学堂教英文。该学堂是中国最早的电报学堂，创办于1880年9月，校址初在天津城东门外扒头街，1886年9月迁到法租界紫竹林(今吉林路承德道一带)新校舍，雇用了一批丹麦大北电信公司的技师担任专业课教习，教授“电学与发报技术”。梁敦彦说是教英文，其实就是教ABC，因为学生大多没有英文底子。当时他的月棒是12两银子，这在他们这批归国的留美学生中还算是高的。不久，因为该学堂教授物理和数学的英国教习回国了，他又兼任这两科的教习，律银也从12两涨到14两。
梁敦彦在北洋电报学堂教书期间，1884年因其父病逝回广东顺德奔丧。微薄的傣禄，使其在办完丧事之后一贫如洗，连回天津的盘缠都凑不齐。梁敦彦以逾期未回被北洋电报学堂辞退。丢掉工作的梁敦彦穷困潦倒，连做件像样长衫的钱都拿不出来，只好用从美国带回来的床单勉强置了件长衫。
此后，梁敦彦到广州一带求职。经人介绍，香港一位大牧师请他到教堂讲圣经。到达香港后，教堂的人见他是华人，让他走后门。梁敦彦非常气愤，特意给教堂主事写了封信，这才让他从大门进教堂。此时的梁敦彦越想越不是滋味，我一个堂堂正正留美归国学生，竟要到洋人教堂传教，传的也非国人宗教。他最终没有到教堂干事。
幸好有一天，梁敦彦正在广州街头寻觅工作，忽听得有人喊他“梁老师”，回头一看，原来是在天津北洋电报学堂教过的一位学生，学生告诉他，他随1884年才上任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来到广州，并负责总督府的电报工作。学生在得知梁老师正在寻觅工作时，便邀他到总督府当电报翻译员。由于梁敦彦工作努力，加上张之洞对留洋人员比较看重，又十分赏识梁敦彦的才干。不久张之洞委任梁敦彦负责建设从广东到广西、云南和湖南的三条电报线路。因为在架设电报线路中有功，梁敦彦被李鸿章和张之洞联名奏保为“府经历”，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仕途。1889年张之洞返武汉任湖广总督时，也将梁敦彦带上，作为自己的亲信幕僚。张之洞提倡改良，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这对梁敦彦有一定的影响。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由于梁敦彦帮张之洞筹划，使两湖地区政局未发生波动，1902年张之洞特将梁敦彦升至“江汉海关道台”。
1902年6月袁世凯被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重用被湮没20年之久的首批“留美幼童”。1904年9月唐绍仪离任，向袁推荐其在美留学挚友梁敦彦接替他的工作，出任天津海关道台。袁世凯便向朝廷请求调梁敦彦于自己手下。是年11月28日梁敦彦接任天津海关道台，开始他一生为期三年的地方官生涯。
自1884年梁敦彦离开天津电报学堂教习职位至今，已阔别天津整整二十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督办侍郎张翼(燕谋)私自将开平矿产售与英商，1901年“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屡屡索还，英商一直未交。袁世凯将张翼奏告朝廷，责令设法收回，张翼等曾在英国伦敦控告，仍未收回。梁敦彦到任奉命筹办此事，往返磋商，最后结果英人仅允诺十五年后交还。梁敦彦派留美同学、矿务专家邝荣光(镜何)调查该矿煤槽，按其每日所出吨数计算，十五年后即无煤可采。于是决定在开平附近产煤最好的滦州自开一矿，予以抵制。英商闻讯后先是设法取消此议，继而建议中英合办，后又提议英商垫款来办，梁敦彦一直不为所动，当即请求拨发直隶省库公款一百万为资本，并借用磁州官矿机件近日兴工开矿。这些都得到批准，费用的筹划进展也很快。后来袁世凯改委幕僚周学熙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宣统初年，滦州煤矿即已出煤。
临城煤矿初由华人私卖比利时商人，后经察觉，多方交涉，始定为中比合办。两国资本总额各占一半，中国以矿产为股本，无论比人投人资本若干，华人股权均与相等，如华人发行股票，其数均包括矿产股价半数之内，权利永远相等，得利平分，至若干年后，中国并可随时估价收回。此事前人一直未办妥，梁敦彦到任未及三月当即敲定，得到袁世凯的赞赏。后由梁敦彦提拔邝荣光为该局会办兼总工程师，并兼煤捐局总办。
井隆煤矿初也由华人私卖与德人汉纳根开采，后经察觉，但汉纳根照旧开采。梁敦彦得知汉纳根投资很大，封禁恐怕不行，收回又无力自办，于是建议仿照“临城煤矿”办法，改为中德合办，以矿产为一半股本，妥善解决了井隆煤矿纠纷。
梁敦彦以开矿为富国良策。但应有计划的开采，于是提议设立直隶勘矿总局。袁世凯批准后，勘矿总局在津海关道衙门办公，以海关道为总办，京奉铁路局会办梁如浩为会办，邝荣光为总勘探师，报商部立案。商部极为赞许，令各省参照此办法，设各省矿政调查局。直隶勘矿总局随之改名为直隶矿政调查局。总勘探师邝荣光组织勘探人员对直隶进行了地质、古生物及矿产调查工作，并亲自绘制了《直隶地质图》、《直隶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化石)图》，分别发表在中国地学会1910年在天津出版的《地学杂志》第一期和第二期上。这是现在查到的中国人自制的最早的地质图件，其中的《直隶地质图》是目前为止已知的中国人绘制的最早的彩色地质图。该图标有地形、地貌、水系、城市、铁路等地理和地质信息，已经具备了地质图的基本要素，因此被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认定为我国第一幅区域地质图。《直隶矿产图》标示了金、银、铜、铁、铅、煤等6种主要矿物的产地分布，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的分省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化石)图》记录了直隶全省范围内的化石分布情况。是我国第一幅较为正规的古生物图件。这些图件初存该局中，后送劝业公所。
天津原设卫生局，而经费一直没有核定。梁敦彦到任后，对此事极为重视。他说:“防疫一事虽然不是常年必须，但不得不宽为筹备。因瘟疫流传，其来至速，临时请示拨款必误时机，天津为通商大埠，又是北洋大臣驻节之地，外人视防疫为一种要事，万一起而干涉，妨碍实多。”当时主持天津卫生局事务的是英国爱丁保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士、粤人屈桂庭
(北洋医学堂监督)。梁敦彦排除众议，宽定经费，按月将经费拨发给他，存储备用，还保举屈为“四品花翎”，官同知府。当时同僚中有人指责梁敦彦宽定经费为虚糜浪费，但袁世凯赞许为“知大体不可惜小费”。后来天津地区多次出现疫情，均因经费充裕，备用及时，未酿成事端。后来东三省因防疫不得法，几乎酿成重大事端，天津人赞许梁敦彦有先见之明。
梁敦彦任职津海关道期间，正值革命党人掀起反清浪潮。革命党人运送军火，常以外人为掩护。天津英人高林(GMGollins,著名的高林洋行创办人)，为革命党人运送炸药，往来津京。梁敦彦得知后，亲带巡警到车站将高林逮捕，关押于警察局，通知英领事提回“惩办”。以后此类事便少见了。梁敦彦并将此案牵连的革命党人关景辉逮捕，由其兄道员关景贤带回“自首”，最后定为“先被煽惑后经悔悟”，并资助出洋留学，还保住了关景贤的官职。这件棘手案件由梁敦彦一手周全，妥善解决。
1906年新年，袁世凯亲赴各领事馆答谢贺年，前卫骑弃入英租界，被华人巡捕阻止，殴打羞辱。袁世凯派梁敦彦与英国领事交涉论理。梁敦彦往返交涉数次，最后以英国法律与之力争，英领事无言可答。将全班华洋巡捕集合排立，当着梁敦彦面说明此事办理失礼，将滋事巡捕革除，又告诫全班巡捕，以后谨慎，并将革除之巡捕交出，让梁敦彦带回天津县惩办。梁敦彦返回道署衙门时，英领事命全体巡捕由中街领事署起一路排至法租界，等梁敦彦汽车过时立正行礼赔罪，英领事并于次日亲自赴袁世凯衙署道歉。袁世凯对梁敦彦的处理十分满意。
自八国联军侵占津城后，天津各租界领事任意在租界外占用官民地亩。天津地面交回后，又借口推广租界案不肯交出。梁敦彦到任后，指明推广租界与交还占地为两回事，一面将推广租界界址划定，一面清查占地。各领事无词答对，只好将占用之地交还。共计有法租界马家口一带;日租界海光寺、三不管、南开一带;英租界土墙子一带;俄租界东局子一带;意租界贾家大桥一带;奥租界老车站(即老龙头)及河东沿河一带;都是上等地，约数千亩，后来都发展为繁盛市街。天津人对此事最为称颂，商民多次送给梁敦彦功德牌匾、万民伞等物。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京奉铁路沿线各车站均派外国军队驻防，修筑营房多处。
“辛丑条约”签订后，驻兵退走而营房保存，时有外国军人藉口巡视，往来居住。后经梁敦彦多方与各国领事及驻屯兵军官商议，将自丰台起至山海关止，除留丰台、山海关营房外，其余各站营房一概收回。
天津海关道署旁的大胡同为海河南北大马路往来要道，又在院署前面，可是路面十分狭窄，路西为海关道署围墙，不可展拓。梁敦彦认为此地为全市中心，非展宽取直不足以壮观瞻，于是呈明院署，愿将海关道署地基让出，加宽马路，与桥南北马路衔接，并将路西余地招商承租，兴盖市场。有人说大胡同曲而狭，与津海关道风水有关，改后一定不吉利。梁敦彦不信邪，未及一年此地就成为天津最著名的街市，富商人贾多集中于此。
1906年天津巡警局长杨以德借口惩办革命党人，株连天津富商大贾数十人，将大买办梁炎卿、郑翼之等人也列在名单内。梁敦彦兼天津巡警局督办，杨以德持名单来见梁，主张从严办理。梁敦彦对他说，此名单中人多是天津殷实商家，必不致有此行为。于是亲自将名单烧掉，嘱咐杨以德不要再提此事。
担保举荐“中国铁路之父”
1904一1907年间梁敦彦兼任北洋大学堂督办(校长)，任职期间他大力整顿“北洋大学”，并鼓励学生赴美留学。自1906年起，每年选派北洋大学堂毕业生及中学教员36人赴美留学，以北洋大学堂总教习丁家立为监督，以后按年均选派一班，定七年为毕业期。直至1910年，清廷均照此选派。这期间选派出的留美学生人才济济，有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赵天麟、冯熙运、蔡远泽，著名医学家的刘瑞恒，著名人口学家的马寅初，著名交通专家刘景山，著名数学家秦汾……
1904一1907年间梁敦彦还兼任京奉铁路总办，当时京奉铁路年年获利，款项存于汇丰银行，但不许中国随便提用。梁敦彦密陈袁世凯，建议用此款修筑京张铁路。那时英国驻华大使及赫德税务司多方阻挠，说中国断无自修铁路之人才，不用外人则白费巨款，路未必能成。英、俄、日等国都想插手京张铁路的修筑。梁敦彦向袁世凯进言:“这条铁路将是京城通往内外蒙古的唯一要道，万万不能叫外国插手”。他决定不用外人，不借外款，将存在汇丰银行的京奉铁路余利分批提回，寄存国库，作为修筑京张铁路经费。他举荐詹天佑来主持修筑这条铁路，以身担保詹天佑一定能成功。袁世凯最终采纳了梁敦彦的建议。1905年5月，袁世凯任命詹天佑为京张铁路会办(后改总办)兼总工程师，并且声明:不雇佣一个外国工程师，全由中国人自己修筑和经理。詹天佑不负众望，排除万难，建成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条铁路.并发明了火车自动挂钩，人称詹天佑钩-1909年8月，京张路全线通车10月2日，在南口车站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一万多位中外来宾参加盛会。京张铁路的修建成功，使詹天佑扬名天下。他为中国人民争光争气，连外人都佩服詹天佑的才能，说该路费用省、工程优，技术合理。此后梁敦彦与詹天佑成为挚友，还结成了儿女亲家，他的女儿梁霭珊嫁给了詹天佑的儿子詹文光。
梁敦彦担任津海关道期间，历兼直隶矿政调查局、北洋大学堂、北洋医学堂、京奉铁路、开平矿务、海河工程南段、巡警、卫生、洋务、厘捐等总局总办，前后近三年。纵观其任职事迹，可以看出他是个开明进取、政绩可嘉、廉洁奉公、颇有见识的爱国官吏。他努力维护国家尊严、主权和利益，多次办理与外人的棘手交涉，争取国家矿权、路权、地权。保护天津的民族工商诸业，革除陋规，整顿税收，改善市政交通，开展地质勘探、卫生防疫、留学教育。推荐提拔任用专家及新派人物，并对革命党人采取温和态度。其历史功绩应子以铭记。
1907年，梁敦彦奉诏出任驻美、墨西哥及秘鲁公使，临行前，到御前辞行，没想到慈禧太后见他神采奕奕，博学多能，便让他留在御前工作，并将他升任为外务部右承(副部长)。此时，美国耶鲁大学来电授予梁敦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到美国接受学位时，与美国西点军校洽商，改变1881年美国政府不准留学生人其军校一事，商量每年送两名中国留学生到西点军校深造。
1908年，美国要退回“庚子赔款”，徐世昌主张用此款开发东北，袁世凯主张用于实业，而梁敦彦主张办学堂。他认为要抓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在建立“庚子赔款留学计划”之初，梁敦彦力主像当年派幼童出洋那样抓留学教育，他希望中国每个县能出一个留学生。梁敦彦与美国公使柔克义谈判达成协议，除一部分退款由中国留美先修班使用外，余下的退款开办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也是梁任命的。1909年，梁敦彦又升任为外务尚书，并兼税务大臣。
1910年，梁敦彦以特使身份出使美国和德国协商与中国联盟之事。1911年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此时梁敦彦作为清政府的外务大臣不便回国，便留在欧洲，遍游西欧各国，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及文化。1913年他发起创建欧美同学会，为首任会长，创始人之一。
1914年，梁敦彦携夫人及子女回国为母奔丧。是年5月至1916年6月充任徐世昌内阁交通总长，总管全国的铁路、轮船、电报及电话，为中国的近代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位”，事先已请梁敦彦出面与列强接洽，据传由梁敦彦与德国驻华公使联络，介绍他到徐州会见张勋，后来即由天津运送德国枪支8000多支到徐州供张勋使用。积极参与复辟活动的沈曾植也通过刘廷琛向张勋建言，请梁敦彦出来担任“外务部尚书”。张勋事败，匿居北京东交民巷以逃避通缉。复辟失败后，他一度躲在天津当寓公。1918年北京政府下令赦免，才恢复自由。1922年12月1日，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大婚”，他与另一位留美幼童蔡廷干充当伴郎。
1924年5月10日，梁敦彦在天津病逝。他的儿子梁致和，抗战胜利后到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后到香港经商。他的第三代后裔梁世平、朱静芳等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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