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揆一(1878-1950)，祖籍湖南衡山，后迁居湘潭，遂为湘潭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他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见证人，又是这个时期重要的领导者之一。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他曾代替黄兴，担任同盟会执行部庶务职衔、主持东京同盟会本部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几乎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齐名;民国初年，他又出任过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过积极的贡献，毫无疑问，他在中国民革命史上所处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刘揆一
刘揆一的父亲刘方峣，字朋远。为人极富正义感，他被迫在湘军中服役时，曾不顾个人安危，放跑过太平军总制林迪荣，自己则夺马狂奔，逃逸乡里，十多年后，经族兄刘钦绕推荐，入湘潭县衙署当差。其时,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活动在湘潭一带,拥众愈万,清廷密令湘潭县署派兵搜捕,刘方峣密告揆一向马通风报信,马幸免于难,对揆一遂以“恩哥”相称。他们之间的这一情谊,竟成为华兴会联络会党的契机。
刘揆一的母亲张太夫人是一个勤劳质朴的女性，持家节俭，贤淑善良。家庭的耳濡目染，使年幼的刘揆一受益良多。刘揆一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自幼即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1888年，刘揆一随父迁居湘潭县城，进入城正街柳丝巷私塾读书。在封建社会中，衙门差役是属于所谓“三教九流”的下层社会，为一般人所鄙弃方峣公望子成龙心切，期待着摆一能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便通过科举成名而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对揆一督责甚严。惟苦于私塾教法不良，遂从湘潭著名经学大师王闿运就读，并参加了科举考试，“幸不辱命，考取了秀才”由此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1898年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无疑给揆一带来了新的希望，从此，便开始改治新学。但戊戌变法很快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而告失败，他对维新运动所寄予的满腔热望一下子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由此悟出一个道理:“宜先破坏而后谋建设，欲革政先革命。”从而使他萌发了革命思想。于是，他参加了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并与唐才常之弟唐才中“共任湖南南路事”事甫发而败，唐才常等二十多名自立军志士又被淹没在血泊中，这件事给他以深深的刺激，使他认识到“勤王”的道路也是走不通的。中国向何处去?革命以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性质的政体?他在思想上还是不太明确的。
1903年3月，刘揆一带着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渴望，自备斧资以行，赴日留学，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这里，使他涉猎了诸如法人孟德斯鸿的《万法精理》、卢梭的《民约论》、英国人斯宾塞尔的《政治进化论》、德国人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等资产阶级社会学名著，耳目一新，转而祟拜卢梭、孟德斯鸿学说。适值革命巨子黄兴也在该校学习，两人一见如故，遂“结为密友，相助切磋抵励”，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因为清廷腐败无能，要救亡图存，首先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非武装起义不能成功”。留日期间，他和黄兴、秦毓鎏等发起组织成立“拒俄义勇队”，旋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揆一曾在该会学过军旅之事，参加过行军，射击的训练。黄兴的帮助和斗争的实践使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渐次趋向成熟。1903年10月，刘揆一自弘文学院结业，回到长沙，便和黄兴一道倾全力策动武装反清斗争。11月4日(阴历九月十六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他们借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住宅秘密聚会，会上决定筹备成立华兴会。翌年2月15日(阴历癸卯年除夕)，华兴会以除夕聚宴为名，在明德学堂内董龙璋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会议公举黄兴为会长，刘揆一等人为副会长。
华兴会成立伊始,便把武装起义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决定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针，首先在湖南发动起义。为便于联络会党，又建立外围 组织同仇会，邀马福益等会党头目参加。 在华兴会主要成员中，与会党关系最为密切的首推刘揆一，因为他与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有一段异乎寻常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情谊便成为华兴会联络会党行动的契机。接着，便有黄兴、刘揆一、马福益三人茶园铺矿洞的会晤。
光绪三十年春，刘揆一、黄兴在湘潭县茶园铺秘密会晤马福益，共同制定了发动长沙起义的计划。他们决定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西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祝寿会场安放炸弹炸死到场文武官员，乘机攻占长沙。会议后，刘揆 一到醴陵渌江中学担任监督，暗中负责调度会党及联络军队。他和黄兴等还变卖家产 ，充作这次起义的活动经费。人们仿照日本军制，将会党编成革命军旅，黄兴以同仇会的会长兼任大将;刘揆一为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为少将，党理会党事务。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积极进行的时候，不幸因事机不密，为湘抚陆无鼎侦知。黄兴和刘揆一被通缉。九月，三人相继逃入上海，起义未经实现，即遭失败。黄、刘抵沪后，上海发生了万福华枪击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机关遭破坏，黄、刘又被迫离沪，亡命日本。
刘揆一从二次东渡，流亡日本，直至武昌起义后归国，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他虽曾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但也渡过了他革命生涯中黄金般的时期。
刘揆一来到东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加入同盟会的问题。1905年7月29日,宋教仁约集刘揆一等至黄兴寓所,讨论华兴会成员是否加入同盟会的问题,会上意见分歧。刘揆一由于起义失败心情悲观,在对孙中山缺乏了解、同盟会宗旨不太明确的情况下,他不愿将华兴会解散,主张“不入孙会之说”,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
毋庸讳言，刘揆一亡命日本之初，存心分裂虽无之，而心境悲观诚有之，由于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相继流产，革命党人在国外无法立足，被迫流亡海外，均处于被通辑的危难境地，昔日好友马福益的遇难更使他倍增忧愁，他确曾一度产生过舍弃革命的想法，并邀宋教仁同学英文，准备考“入帝国大学”，后因萍浏醋起义爆发而作罢论。这种由于起义新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象乌云一样笼罩着所有革命党人的心境。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萍浏酸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不幸被捕遇难，东京同盟会本部于2月3日召开追悼大会,遥至哀悼,揆一作《哭炳生弟》诗,表达了他在国难家仇交织下的悲愤心情。2月18日,其父又因受剌激扑地中风而殁,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弟死父亡,揆一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剌激是不言而喻的。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哥老会众的帮助下,将母亲和妻儿接到东京定居,誓与清廷斗争到底。就在1月7日,他终于加入了同盟会,3月1日,他又接替宋教仁,代理黄兴庶务之职,并长达四、五年之久，直至武昌起义爆发归国为止。他思想上的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于通过实践的检验，认识到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与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完全一致，认识到孙中山“对欧美的民主政治有精湛的研究，他的先进的革命思想体系就决定了他有资格成为同盟会的当然领导。
萍浏酸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离日。由于受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同盟会内部的离心倾向日趋明显，同盟会领导意见不一，内部发生分裂，刘揆一为顾全大局，力排众议，反对分裂，作了一些调解的工作。并拒 绝召开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的会议，维护孙、黄合作。宣统元年(1909)八月，因经费问题，陶成章联合李燮和等发表'七省同盟会中匿名书'，列举罪名攻击孙中山。十月，刘揆一和黄兴、谭人凤联合致函各报社，否认陶等函件的效力，使陶等的谋划未能得逞。
同盟会内部所出现的尖锐斗争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当时国内外激烈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刘睽一嫉恶如仇，对来自敌人的暗杀阴谋采取彻底揭露、坚决斗争的态度，而对于那些与孙中山持有政见分歧者，则耐心说服，做了大量排难解纷的工作，在“望浅，众意不属”，遭受围攻，甚至殴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与人为善的态度，有时竟不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坚持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
民国成立之初，在孙中山让位袁世凯、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攘夺的严峻形势下，刘揆一“体大业之艰难”，置个人“毁誉”于不顾，决意“屈身入阁”，担任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他曾一度倾全力致力于实业救国运动，“宋案”发生，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彻底暴露，他毅然辞却工商总长职务，投身到反袁立国斗争的洪流中去，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第三阶段。
刘揆一被袁世凯任命为工商总长, 有过不少的波折。唐绍仪辞职后, 袁世凯本意是想唐内阁各员暂仍其旧, 他在与同盟会代表张耀曾、李肇甫、刘彦、熊成章等四人的谈话中曾有过流露: “如唐总理决计辞职, 则第二次内阁余以为国务员中可一切任用旧人, 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尽管后来一再挽留宋教仁、蔡元培、王正廷、王宠惠等诸人, 但他们坚决不同意留下, 袁世凯只有作罢, 另谋出路。最终参议院通过由陆征祥重新组阁。
当时人们对陆征祥组阁充满希望。而当真正到重新组阁时, 问题便一个接着一个。起初, 在陆征祥内阁成员的组成上, 关于工商总长一职, 起初并不是刘揆一。袁世凯先是提名沈秉堃, 可共和党声言反对。遂改为蒋作宾, 结果不获参议院通过。最后再提刘揆一, 以“同意者四十五人, 不同意者三十六人, 同意者多数。”] 而终获通过。刘揆一当选工商总长, 可谓一波三折。当然, 这仅仅是工商部部长人事更迭表现的一角。其实, 民初工商总长选择之所以颇费周折, 就是因为党派意见掺杂其间。
党会林立是民初政坛一个非常重要和奇特的历史现象。民初尽管党派林立, 而左右政党趋势的主要是“北洋、国民、进步三派, 北洋派常占行政优势, 国民派常占立法优胜, 进步派因缘离合于二者之间 。在实际的政治生态中也是北洋集团、国民党、进步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其他小党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他们在政治权势上的角逐, 直接影响着内阁的稳定。
正是由于民初党争, 刘揆一当选工商总长后, 又遭到同盟会同人的非议。袁世凯与同盟会代表谈话后, 反对政党内阁之意昭然若揭。同盟会也于1912年6月28日举行会议拿出对策, 会上蔡元培提议: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 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刘揆一首表反对, 以为本会在北京已属势力薄弱, 若国务员退出, 则将来内阁消息亦难闻问, 前途殊多滞碍。宋教仁则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此次国务院改组, 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 本会各员退出, 本人早已发表, 刻即他人不欲退出, 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 则余即出党亦可, 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 显然也不同意刘揆一的主张。经过激烈的讨论, 最后大家支持宋教仁之提议, 决定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 即开去党籍。于是刘揆一处境十分孤立。
在民初政局不稳的情况下, 同盟会此举显然是太过意气用事。中国经过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向来缺乏民主基础, 纯粹政党内阁, 只能是一厢情愿。袁世凯对之也一再解释“我国现今党派虽多, 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材与国务员地位之相当者, 一时恐难得其全数。”“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 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 。这在民初确是实情, 而并非是袁世凯有意不实行政党内阁, 因为实行起来难度太大。为此, 袁世凯还奉劝同盟会诸君, “当放大眼光, 从中国全局著眼, 从世界大势著眼, 断不可沾沾于一党之关系, 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消长之成例, 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 总须大家破除成见, 协力同心, 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 以热心任事为主, 须有自信力, 万不可轻听局外之褒贬以为进退。”总之, 袁世凯对同盟会可谓做到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但同盟会就是不领情, 不仅要原同盟会阁员一律辞职, 而且不让其他会员参与新内阁之中。处此境遇之下, 刘揆一可谓顶住重重压力, 力排众议, 勇于担当, 敢于负责, 最后毅然决然地担任工商总长一职, 并发布脱党启事: “此次置身国务员中, 虽实行个人主张, 亦以国势所趋, 别有苦意。惟格于党议, 只得自请脱党。” 在民初政局不稳的情况下, 这样才是正确处理政党和国家关系的最佳选择, 刘此举无疑是值得我们今天称道的。
刘揆一任职工商总长期间, 正是工商部的开拓和创新时期, 他的工商思想和施政理念, 为后来工商矿各业的发展做了重要奠基作用。尽管其任期不到一年, 他通过大胆改革, 理顺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关系, 召开工商会议, 又主持矿业立法活动, 进一步完善了各级商会组织, 鼓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使辛亥革命后国内不景气的商品市场逐渐趋于繁荣之势, 物价有所回落, 各项商品出口的指标有所增长,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部分缓解了当时的中央财政困难。虞和平先生曾对刘揆一的施政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 他指出“刘揆一是袁世凯政府的第二任工商总长, 任职一年 (1912年8月2日至1913年7月18日) 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尤其在扶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方面, 比张謇更为积极。
民国2年，他别组'相友会'，表示不与国民党合作。后来由于内阁改组，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到攻击，7月，袁世凯准他辞去工商部总长职务。
民国4年8月，筹安会成立，杨度曾以5万元相赠，以换取其参加劝进，为其坚决拒绝。民国5年初，他在天津创办《公民报》，刊登反对帝制的言论，以号外披露《二十一条》，促进反袁运动的发展。3月，报馆因此被日租界当局查封。
同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刘揆 一一度担任国会议员，直到国会解散。
五四运动时，赋闲家中，但接触了进步书刊，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和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为留法勤工俭学筹集过经费。北伐战争前夕，他赴广州投入革命洪流，和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人都有接触和往来。大革命失败后，他思想彷徨，莫知所从，寓居北京，闭门著书。民国21年他到南京，受聘为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纂修。
民国22年，蒋介石邀请一些名流、学者参加政府工作，刘揆一被聘任行政院顾问。'九·一八'事变以后，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常写诗词加以讽刺。民国23年，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这引起蒋介石的反感，不久即被 解除顾问职务，遂退隐家园。日军侵入湖南期间，他隐居湘西洪江，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很少往来。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仍然没有忘记这位民主革命的功臣。他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毛泽东曾两次给他写信，征询其对有关政策的意见，并派专人接他去北京治病，可惜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而未能成行，于1950是溢然长逝，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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