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凭借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政绩，得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统治阶层的青睐，历任军政要职，直至陆军部长、总参谋长和政府总理。并荣获德威上将军称号，与段祺瑞、冯国璋一起并称为“北洋三杰”。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他的“强军救国”、“实业救国”的梦想未能如愿以偿，但凭着一颗正直的心，做了些亲民助民的事情，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
王士珍
小档案：
姓名：王士珍
字号：字聘卿，号冠儒
籍贯：河北省正定县
出生：1861年7月14日
去世：1930年7月1日
曾祖父：王朝凤，精通医术，长于书法
祖父：王履安，精医术外，崇尚武术，人称“戎马书生”。
父亲：王如柏，兄弟三人
伯父：王如松，
叔父：王如云。伯父早逝，王士珍就过继给了长房。
一、阴差阳错入仕途
幼年时的王士珍是个苦命孩子，父亲早逝，他与寡母相依为命，寄居在正定城内东门里伯母娘家，靠母亲替人做针线活艰难度日。王士珍长到9岁时，进入家乡的私塾读书，他学习勤奋，聪明好学，15岁时被正定镇台叶志超看中，给叶当了勤务兵。17岁时考入正定镇的总兵学兵队，不久就跟随叶志超来到山海关驻扎。
王士珍命运的转折起自天津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由清政府出资所办，清廷大员荫昌任学堂督办，也即校长。王士珍是1885年进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的，关于他是怎样进入学堂的，还有一段趣事。
当时，学堂督办荫昌从军队中选调中下级军官集训深造，直隶提督叶志超部下有名叫黄世珍的福建籍军官被选入册，不知何故，临近入学的时候黄世珍却不辞而别。这突出其来的变故让叶志超不知所措，他正左思右想寻找良策的时候，勤务兵王士珍进屋端茶送水。看到气质儒雅、办事精明的王士珍，叶志超颇为赏识，便直接问道：“上报的武备学堂学员中黄士珍走了，我有心让你顶替，愿意不愿意？”
王士珍谨慎地说：“能有求学上进的机会，我自然求之不得，只是我不是军官，不够资格。”
叶志超说：“在南方口音中王、黄相来不分，我看你就顶替黄士珍吧。”
对突然而来的机会，王士珍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只是满口应承“一定好好学习！”
由此，在叶志超的运作下，王士珍顺利进入武备学堂学习。
王士珍从小就有刻苦努力的习惯，加之他珍惜难得的机会，更加刻苦用功。炮兵科的操练课很多，在练兵场上时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一个学期下来，他拿到多个考核第一，成为第同届学员中的高才生，深得督办荫昌的赏识。
时光飞转，转眼间期满毕业了，王士仍仍旧回到叶志超部任职。王士珍在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3年，毕业后回山海关任炮队教习。他采用西法教学，学以致用，博得上司的称赞。荫昌升任两江总督后，点名推荐王士珍为江北提督。一个意外的机遇，成为王士珍步入仕途的跳板。
古往今来，英雄都是不问出身的。昔日勤奋小兵，日后军中英雄，都与王士珍后来的勤奋努力有关。把人做好了，做其他任何之事，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历史之功过，口水之是非，乃不足道。
二、血战朝鲜军纪明
王士珍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的知识很快派上了用场。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为了加快侵略的步伐，正寻找发动战争的机会和借口，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直隶提督叶志超奉命赴朝助战，王士珍带领随营炮队官兵随叶志超开赴朝鲜驻守在牙山。不料日本也出兵朝鲜，兵力不断增加，远远超过驻朝清军。
这年7月，日本海军不宣而战，爆发了丰岛海战，结果清军遭到惨重损失。丰岛海战之后，王士珍随叶志超撤退到平壤，与入朝的清军左宝贵部会合，兵力达1.5万余人。清军英勇奋战，但终未能扭转败局。辽宁总督左宝贵在指挥作战中不幸阵亡，叶志超继任为平壤清军的总指挥，继续与日军作战。
9月12日，临平壤城下硝烟弥漫，大批日军兵临城下，情况十分危急，王士珍所在的驻守牙山清军，防守在大西门至七星门带的阵地上。王士珍观察地形后向叶志超提出建议，单纯的城防战难以有效抵抗，且处处被动，应把军队部署地城外山头上，出奇制胜，日方到来时方能主动应战。但叶志超认为王士珍年轻无实战经验，对其意见未予采纳。
侵朝日军分四路猛攻驻守平壤的清军，叶志超指挥清军官兵奋起抗击，朝鲜军民也给予了有力支援。王士珍率领的炮队，坚守在城上顽强作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突然，一颗弹片飞来，击中了王士珍左手，无名指被削掉了一截，另一颗弹片击中了他的额头左上部，顿时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口。
战斗更加激烈了，疯狂的日军四面合围，清军像潮水般溃退，平壤终于失守了。王士珍率领残余的炮队官兵杀出突围，连夜奔驰，由于天黑昏暗，南北不分，不知所向，幸亏王士珍携带一份地图，按照地图指导的方向，星夜疾行，抵达了朝鲜义州。
王士珍率炮队官兵到达义州时，已经是人困马乏，饥渴难忍，部队只好在一个村庄休息时。士兵忽然在农户的乱柴下发现埋藏的两个大缸，其中一个装着衣物，另一个是满满的一缸面粉。几天几夜没吃东西的士兵们纷纷围拢过来，王士珍严明军纪，命令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东西。这时，一个胆大的下层军官来到王士珍前哀求道:“王大人，咱们别的可以不动，是否可以取些面粉充饥，不然弟兄们都支持不住了。”王士珍望着疲惫的士兵沉思片刻，点头同意了。临行前，王士珍喊来勤务兵问道：“咱们还有银子没有？”勤务兵将剩下不多的银子双手捧上，王士珍数也没数，全部放进缸里，原样封掩好以作回馈，然后率队离去。
三、小站练兵露锋芒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从惨败中看到必须用新法训练军队才能维持其统治，于是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袁世凯让北洋武备学堂督办荫昌为他推荐军事教学人才，荫昌即将毕业于武备学堂的高材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一次提名推荐，袁世凯全部录用。王士珍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不久升任工程营管带、德文学堂监督。
王士珍上任后，完全按照近代德国陆军的营制、操典训练士兵，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教官和督操官，全部使用外国造新式武器，在他的训练下，士兵个个虎虎生气，威风凛凛。1897年，兵部尚书荣禄奉诏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王士珍将工程营设制的水雷、旱雷、踩雷及各种武器一一演习，再加上新建陆军比旧军军容整齐，荣禄大加赞赏。
1898年2月，荣禄再次到小站检阅新建陆军，路过海河时，虽然河面不宽，但是春寒料峭，水面上尚有没有融化的冰冻。王士珍用特制的帆布做浮桥，搭在冰面上上。步兵、骑兵、炮兵从桥上通过，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这种帆布桥稍加整理后，就可以成为一叶扁舟，可供游人渡河，还可以拆卸开来进行折叠收藏，也很方便携带。
荣禄身为军机大臣，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检阅部队时也来了精神，等到检阅完毕回去再过海河时，王士珍仍然为他架设此种帆布浮桥。此时荣禄担心天气已渐暖，万一冰河解冻了会有危险。王士珍上前报告说：“不用担心，三天后冰冻方解。”
荣禄兴趣盎然地踏上浮桥，结果的确如此。荣禄被王士珍的料事如神而深深折服了，回到自己的寓所以后，特地准备了宴席，专门宴请王士珍，王士珍身价倍增，备感荣幸。
既然有了荣禄的赏识，袁世凯更是恩爱有加，此时清政府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袁立即让王士珍率两名亲信去山东巡视。不到一个月，王士珍就将山东沿海各要隘、军营情况全部了解清楚，连驻兵计划也作了周密安排。返回后立即向袁世凯作了汇报，袁世凯听了汇报非常高兴，立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
王士珍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与重用，为其以后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四、行事果敢得赏识
1899年冬，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王士珍任军事参谋。时局变化不定，济南、泰安、东昌、曹州等数十州郡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原山东巡抚主张安抚，而袁世凯主张痛加剿办，格杀勿论。
作为袁世凯的幕僚，王士珍提出了一整套镇压义和团的策略：对义和团成员先行劝解，然后以武力相威胁，如果仍然不服从，先把首犯抓起来杀掉，一旦群龙无首，再把其余人员就地解散。
袁世凯认为王士珍的建议可行，便在山东全境推而广之，同时让王士珍参谋山东全省军务，此令一出，山东各路团民死伤惨重。
袁世凯、王士珍对义和团的血腥镇压，惹起了欲借义和团排外的部分清朝贵族的不满。1900年6月，满清贵族派了一个义和团的首领，去找袁世凯，称该首领偷了满清贵族的令箭，询问应如何处置？
这时王士珍挺身而出，应声说道：“请交给我来审问吧！”立即将义和团首领以盗窃满清贵族令箭之罪推出斩首。
袁世凯听说此事后，立即问王士珍：“审问得怎么样?”
王士珍回答：“已经处决了。”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王士珍处事“明决”。
实际上，义和团运动因和清宫廷内部矛盾纠和在一起，让很多无辜的老百姓死在枪炮之下。对于义和团是镇压、是安抚，决定权都在清廷的上层，有时是慈禧一人说了算，况且王士珍当时只是一个巡抚的军事参谋，他没有任何处置人的生命之权力，一个军人只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王士珍对义和团的做法，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袁世凯的态度和行事风格，王士珍对待山东境内洋人的态度，也大体如此。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各国在华的传教士、商人，纷纷逃往山东避难。王士珍令手下士兵组成便衣队，沿途保护，并帮助租赁车船，资助粮食、衣服、川资，竭尽庇护之能事，赢得洋人垂青。这期间，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总督到济南阅操。德国总督看到袁世凯所练新军确比旧军操练精准娴熟，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
这所谓的“三杰”，又被人们称为袁世凯的“龙、虎、豹”，王士珍被推为“三杰之冠”，称“北洋三杰”之龙。在北洋军阀势力中，有人将善操权谋于腹中的王士珍称为“北洋之龙”，将常行凶残于外形的段祺瑞称为“北洋之虎”，将忠于北洋且善于打仗的冯国璋称为“北洋之狗”。此三人中，段祺瑞赴德国学习过炮兵，冯国璋曾赴日本考察近代军制和日本军事，王士珍并未出过国。王士珍是“北洋三杰”中年龄最大的，在政坛常以“名士”自居，潇洒超脱。在民国政坛上，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左膀右臂，心腹爱将。善于权谋的袁世凯对他俩并不完全放心，常常用王士珍予以制衡，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因此，王士珍时隐时现，一时出来主持大局，一时又隐没还乡，悠游山林，极为神秘。拟之为“龙”，大概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意。
1901年冬，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提拔王士珍为步兵第一协统领，兼理全军操防营务处。袁世凯为了扩张军事实力，大肆筹饷练兵。次年1月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地，会同地方官，四处选募壮丁，集中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成立北洋常备军左右两镇，王士珍任左镇翼长，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1903年，清政府根据袁世凯奏请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王士珍被任命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在此期间王士珍极受袁世凯信赖，凡是重要军事要务，袁必问王士珍是否已经审核过，上奏或下发的文稿，袁世凯也一定让王士珍圈阅修改，临发前还要让王审阅。因此当时不少人称王为“龙目”，即袁的“眼睛”。袁世凯向慈禧太后保奏说：“王士珍多年随臣当差，知之最悉，切实可靠。”这个时候，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一起，为北洋军编订常备、续备、后备各军章制，并编订营制、饷章，奠定了王士珍在政界、军界的雄厚基础。
1905年，袁世凯以北洋军左右两镇为骨干，拼凑了北洋陆军6个镇，王士珍为第六镇统制。同年 10月，清政府抽调两万余名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任命王士珍为总参议兼操练处军政司正使。在王士珍指挥下，秋操自始至终井井有条。各国驻华官员被邀前往参观，纷纷赞赏王士珍的组织管理才能和指挥能力。河间秋操在外国人面前为清廷争了光，慈禧太后发现王士珍是个人才，亲自召见，当面一一质询，王士珍不卑不亢，回答振振有词。自此王士珍深得清廷的宠信，破例授王士珍内蒙古副都统，赏一品顶代。
王士珍和袁世凯既是工作关系，也有共同利益，但是他们还是有根本区别的。袁世凯是一个权欲狂，他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利，他性格奸滑狡诈，最后落了个历史骂名。然而王士珍忠君爱国，性格谦让，锋芒不露。王士珍得知，慈禧曾密旨：“袁世凯这个人要用就用，不用就杀掉，以免后患。”袁世凯当总统后，王士珍退隐家乡正定。袁世凯曾多次函电交驰，请王士珍担任要职，随后又派袁克定等人来正定，但都被王士珍谢绝了。袁世凯称帝时，王士珍持反对态度。袁世凯曾多次恫吓，王士珍都不为所动。对于袁世凯的卖国行径，王士珍是坚决反对的。
王士珍的声誉远远超出冯国璋、段祺瑞二人之上，人称“三杰”之首。王士珍木讷寡言，办事认真，待人平和，气度深沉、毅勇，富于军事才略，在官场上也表现出与众不同。
清朝末年的官场上流行摆架子、比排场，每有官员出巡，往往搞得鸡犬不宁，百姓怨声载道，王士珍对此恶习深恶痛绝。清政府任命王士珍以陆军部侍郎衔外放江北提督，提督府驻地即现在的镇江市，王士珍只带了一名仆从轻装赴任。赴任途中，日落西山时分，王士珍见前方有一村镇就命随从前去找客店，准备休息一夜，明日再往前行。不料，这个随从找遍了所有大街小巷的客店，都说客满不能留客。王士珍感到纳闷，没有办法，吩咐随从到村边偏僻处找一找，看有没有可留宿的客店。
不一会儿随从回来说:“找到了，但不能住客房，只能住草棚。”王士珍询问其中的原因，回答说：“因为一有知府到江北上任路过此地，下戒严令，今夜不准任何过路人在此留宿。”王士珍听了说:“也罢，就住草棚吧!”想不到二更时分公差前来查店，发现草棚里有人就要拿他们主仆二人示问，王士珍万般无奈只好亮明身份，把写有江北提督的宫灯打了出来。这时把公差吓坏了，急忙回去禀报，知府得知是未来的顶头上司，马上前来表示谢罪。王士珍听那知府言谈粗俗不堪，便问:“你是不是捐的官呀？”回答说:“不瞒大人，下官是捐了银子。”王士珍说:“你还没有到任上，就这么骚扰百姓，像你这样到了任上，又怎能为民办事呢？”
五、治国治家均有方
王士珍被清政府任命为江北提督后，执掌军政大权，统辖现今的上海周边诸镇，兼理盐漕事务，成为赫赫有名的一方大员。王士珍经常告诫家人要低调勤俭，不要张扬奢侈。王士珍亲笔写了一幅对象贴在正定老家的屋门上，上联是“求名求利只求己莫求人”，下联是“惜衣惜食非惜财实惜福”。他经常以此对联为题给家人和后辈们讲解其中含义，并告诫要去照办。王士珍的一个侄子在外面犯了错，王士珍知道后十分生气，严词训斥后，令其长跪前厅，家人均不敢近前讲情。最后王士珍说：“仰不愧天，俯不愧地，抚不愧心。”要求儿孙要照这样做人。
王士珍任步兵第一协统领时，常有宗亲族人请求谋差，王士珍均婉言谢绝，从不任亲用人。有一次，王士珍的堂弟通过其夫人让文书私下写了一封推荐信，王士珍知道后大怒，痛斥夫人，同时告诫宗亲族人以此为戒。
王士珍是家乡正定职位最高、声誉最好的一位历史人物。他忠君报国、德威兼备、荣辱不惊，为正定历史文化增添了色彩。
时清政府有规定，地方库银要定额逐级上交。如库银亏损，加罪地方官，如库银有盈余，由地方官自己支配。王士珍在任上经营得法，库银充盈，于是就用剩余的库银，在正定城内西门里购置宅基地，建起相邻两套宅院。
其中的一套宅院，平面布局为凸字形。按当地风俗，这种布局是最忌讳的。有人说王士珍有女无儿，是因为宅院不四整、缺角，这一个角恰是邻居的一块菜地，是邻家赖以谋生之地，无论王士珍出多少钱，就是不卖。有人给王士珍出主意，动用官府势力对邻居强行拆迁，王士珍并没有这样做，一再坚持买卖要坚持自愿，不能因为自己盖房子补上这个角，就对别人强拆强迁，这样不公平也不合理，再说了，邻家的菜地没有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按理说，以王士珍当时的权力、地位和财力，他完全可以强买强卖，但是王士珍却迁就了，不“以强凌弱”，而“宁可王宅缺一角”。这在当时的官场，的确是很难得的。
1912年溥仪退位后，王士珍遂辞官回家，到家乡正定的王家公馆隐居。他茶余饭后常到城墙边走走。一日他发现几个新驻防兵丁正在拆城墙，即上前询问。拆城墙的兵丁属奉系军队，不知王士珍是什么人。只见王士珍平民穿戴且说话和气，就没放在眼里，只是粗野地骂了一句。王士珍好言相劝，不料被兵丁扬手打了一个耳光。他只好默默离去。时隔不几天，这些拆墙的兵丁全被调走了。原来王士珍回到家后，即与该驻军的上司联系，陈明城墙防洪及军事上的重要性，要求制止拆城墙。王士珍当时虽不在位，但资历声望较高，所以驻军上司得知此事后，为防止出现更大更多的意外，就急忙调走了驻正定的兵丁，保住了正定城墙。
六、潮起潮落居要职
清廷退位后，王士仍辞官还乡，不再过问政事，想着过几天太平日子。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后，急需得力人才，多次函电催促，力邀王士珍出山，都被王婉拒了。袁随后又派专人来正定请王士珍担任要职，再次被王士珍婉言谢绝。
1914年夏，袁世凯派其子袁克定及北洋僚友等数人专车至正定，临行前袁世凯对儿子袁克定说：“此次赴正定，责任重大，如果不能把王公请来，你就不要回来了!”
袁克定身负重托，率一行人直奔正定王府，毕恭毕敬转达父亲之意，坚持请王士珍出山，王仍执意不从。袁克定只得怏怏而回。
袁世凯铁了心要请王士珍出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袁克定回京后不久，段祺瑞去南方视察，回京时路过正定，段祺瑞预先打电报给王士珍称“拟在正定下车，前往王府登门拜访”。
闲居家中的王士珍，闻讯到车站迎接。
段祺瑞乘坐的专列徐徐开进正定车站，段派亲信下车，请王士珍上车会见。两人正在谈话间，火车已经悄然开走了，无奈之一，王士珍被骗到了北京。
袁世凯隆重设宴欢迎王士珍赴京，同时任命王士珍为模范团筹备处筹备员，授陆军上将。5月9日袁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任命王士珍为六大办事员之一，但在六人之中王的实权最大。
1915年段祺瑞不满袁世凯称帝行为，装病请假。袁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不久袁下令免去段祺瑞陆军总长职务，由王士珍正式接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府院之争”愈演愈烈，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离开北京去天津，联络各省督军，要用武力赶黎元洪下台。黎元洪任命王士珍为京畿警备总司令。
在黎段之间的矛盾闹得不可收拾时，别有用心的张勋借进京调停之名乘机拥清废帝复辟。 6月14日，张勋的辫子军到京，王士珍命令步兵统领江朝宗用电话通知守城部队打开城门，辫子军像潮水一般涌进城内。
有不少人将王士珍下令打开城门，视为赞同和支持复辟的重要的举动。但也有这样的文献记载。张勋复辟时，王士珍任陆军总参谋长兼京畿警备司令，当时王士珍找到步兵统领江朝宗说:“复辟就在顷刻之间。”江说:“我们去报告总统吧。”他们上了汽车还未开动，迎面冲过来一辆汽车，全是持枪荷弹的士兵包围了他们。
二人无可奈何被劫持到南池子张勋的住处。进入张勋的密室，张轻蔑地瞟了江朝宗一眼说：“你怎么不开城门？”江说：“非有总参谋长的命令，不到时候不能开城门。”张问王士珍：“聘老，你怎么样呢？”王士珍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打开城门，在复辟既成事实以后，才放了王士珍和江朝宗。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事件中，王士珍实际是被迫下达命令的，似乎谈不上支持张勋搞复辟。
7月1日，王士珍随同张勋等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清帝复辟，张勋、王士珍等7人为内阁议事大臣，授王士珍参谋部尚书。7月3日段祺瑞誓师讨逆。各省军阀也由拥护复辟变为保卫共和了。复辟分子纷纷东逃西散，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段祺瑞又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王士珍因维持京城秩序有功，继任参谋总长。
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就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出兵北伐，开始了护法战争。段祺瑞气势汹汹地要武力统一南方，而冯国璋则主张和平解决，提出“和平统一”排斥段祺瑞，段不得不于11月15日辞职。由于王士珍赞成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冯于19日任命王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此时王士珍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七、退出政坛还故乡
王士珍组阁后，段祺瑞通过报纸对王内阁大肆攻击，又唆使他人进行倒阁活动。王士珍被迫于1918年2月“引疾告归”，冯国璋封其为德威上将军。两年后，王士珍辞去所有职务，退出了军政界。
王士珍生在家乡正定，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乡，对家乡怀有浓厚的感情。尽管官于高位，但仍然以普通民众的身份出现在父老乡亲面前，对此，他的亲属及乡邻都很乐意回忆与他相遇的往事。
王士珍每次回老家，不管是骑马坐轿，一过五里铺便来步住，一是因为村东口立有梁阁老神的神道碑，他对梁阁老十分敬重；二是因为自己在王氏家族辈分较低，所以逢乡亲们便热情打招呼，问长问短，十分亲切可敬。有一次王氏家族要举行一个隆重典礼，邀请王士珍参加，届时为欢迎王士珍归来准备了盛大的乐队和欢迎人群。到了那天左等右等，不见王士珍归来，过了午时还是不见踪影，其实王士珍得到消息后便从小道悄悄进村了。
族长找到王士珍责问道:“你当了大官，是光宗耀族的事，我让人迎接你，也是理所当然，不知道你这么不给面子！”王士珍连忙赔笑道:“你老人家别生气，都是我的错。”王士珍接着又说:“您老人家有所不知，没做官的人想当官，当了宫才知道官场险恶，就像我，说不定哪天会变成乞丐呢，又有什么值得张扬、显摆的呢？”族长闻言连夸王士珍明事理，有出息。
一次，王士珍在回老家的路上遇到几个士兵，要强行征用他的轿车，车夫不肯，王士珍示意拉他们一程，说:“我一生带兵，知道他们也不容易。”上车后走了一段，车夫问:“你们知道这是谁的车吗，这是王大人的车。”吓得几个当兵的马上就跑了。
一次，家乡一位村民推着独轮木车吃力地前行，上面装有瓷盆、沙壶之类的易碎品，走到一个小小土坡前，由于人单力薄，好长时间也推不上去，王士珍正好走到此处，上前帮了一把，谁知村民没料到有人助力推车，车子微微倾斜，险些失去重心，急得大喊：“你这人怎么搞的，连车也不会推，尽帮到忙。”王士珍急忙道歉：“是我不好，是我不好。”于是重新调整姿势，帮村民推过了这个坎，推车人停下来休息，旁人问他，你知道刚才帮你推车的人是谁吗？是王大人，王士珍。推车的村民先是愕然，后感激万分。
诸如此类，在王士珍的家乡，还有许多传闻，似乎都是正面的。比如，回乡不坐轿不骑马，外放赴任途中住草棚，在正定隐居时替老乡推过车、帮老乡找过牛等。如此看来，王士珍在北洋军阀林林总总的人物中，还是有一点好名声的。
王士珍晚年在正定老家隐居，从不过问政事，1930年7月1日，王士珍因患肠癌，病逝于北平，终年7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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