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在做好了政治、军事准备以后，指责李烈钧“不称厥职”，“不孚众望”，悍然下令罢免李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重要部将，袁世凯利用他们来稳住江西，作为控制江西的过渡，企图用政治手段来瓦解革命党人。
李烈钧，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陆军，1907年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先后在赣、滇任职。武昌起义后，他回到九江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后率舰队西上援鄂，任苏、皖、粤、鄂、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后，坚持革命立场，与袁世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誉为民党急先锋。李烈钧被罢免，就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地方实权的剥夺，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是隐忍待时呢，还是背水一战？尽管局势已经十分明朗，革命党人在做出最后抉择时仍然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摇摆过程。
当时，孙中山义愤填膺，竭力主战。他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及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动员李烈钧声罪讨袁。但这时李烈钧鉴于他的同盟反袁的主张久久得不到响应，因而顾虑重重，打起了退堂鼓。法律解决的思潮，磨损了李烈钧的战斗意志。
还在免职令下达以前，李烈钧在和邓汉祥的一次谈话中就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据邓的回忆说：“我到江西见到李烈钧后，就问他反袁的结果会如何？李说：'一定打仗！’我问：'打仗胜负如何？’李说：'国民党一定失败……’”免职令下后，李烈钧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策。赣中将领纷纷主战，但第二师师长刘世均表示坚决反对。当时正在江西的赵正平献议，“不如先行电询湘、皖、闽、粤诸省，再行决定”。赵去电后，“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谭（延闿）主张我从众，皖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撒手，粤胡（汉民）且言我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孙（道仁）也含糊。这样一来，李氏就决定下野，自己且准备些款项，拟带一群英俊青年，分赴东西洋留学”。6月15日，李烈钧卸职离开南昌前往上海。他在路过湖口时，九江一线的军官们也向他建议即时讨袁，但李烈钧说：“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并说：“如现时不发动，我定电知你们，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当李经安庆与柏文蔚会商，然后于6月19日到达上海时，孙中山已离沪赴澳门。李草率卸职离赣，遭到沪上党人的责难，尽管他还在犹豫，已不得不放弃出洋的打算。
就在李烈钧离开南昌的当天，欧阳武即致电黎元洪，表示拥护中央。他说：“武誓矢血诚，拥护中央，保卫地方，鞠躬尽瘁，至死靡他”，旋即就任江西护军使，并根据黎元洪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6月18日，欧阳武从九江启程赴南昌，路经湖口时，撤换了反袁比较坚决的水巡总监蔡锐霆，19日到达南昌，翌日即接管都督印信，履行职权。第二师师长刘世均旋由南昌调赴九江。欧阳上任后，立即着手破坏李烈钧的备战体制，下令“取消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并将前沿部队撤回江西腹地。这是李烈钧轻易离开江西所造成的恶果。与此同时，为稳定江西局势，黎元洪表示“可担任鄂军不入赣境一步”。
在李烈钧离赣的前一天，即6月14日，袁世凯又以调任的方式，撤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任命陈贻范（原上海通商交涉使，参与发布宋案证据）、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原吉林都督）为广东民政长。胡汉民于16日通电接受新任。
当时，革命党中枢曾两次电请陈炯明出师“抵抗命令”。但陈炯明召集诸将开会讨论出师时，遭到粤中将校的反对。汪精卫这时正从上海赶到广州，他对胡汉民、陈炯明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商定了胡、陈接退的办法。三人又联名密电黄兴，明白表示一致讨袁，请黄专力主持长江军事。胡、陈在联名致邹鲁的电报中也表示：“这次更接，不特于大局无碍，而且有益。”
不过，当时的广东局势还是很微妙的。革命党人指望陈炯明的权力欲望得到满足以后能起兵讨袁，而广东高级军官们则希望拥陈上台后一起倾向袁世凯。双方都希望陈炯明早日接任都督。陈处此局面，觉得“接也难，不接也难”。他既害怕起兵失败，又害怕为袁利用，下不了最后的决心，迟迟不肯接任。他在6月16日曾向袁世凯提出了很高的要价：“（一）中央政府须即汇款二千万元，以为收回地方纸币之用；（二）不得任命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三）如政府为一时权宜计，暂以炯明充粤督，则不如速去。”如此高价，袁世凯当然难以接受。
6月20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澳门，22日，胡汉民偕汪精卫乘宝璧兵轮离粤赴港。孙中山遂约见陈炯明。陈为避嫌疑，以巡视为名，乘军舰与孙会面。孙中山终于“征得陈炯明对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的同意”。7月4日，陈接都督任，着手调集军队，准备独立。
赣、粤两督的罢免，使革命党内武力讨袁的舆论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黄兴为大势所逼，开始着手规划倒袁的实际部署。他把行动的方向，首先定在湖北。
湖北革命党人自辛亥革命后，备受袁、黎的压迫和摧残，他们一批一批地觉醒起来，相继走上反抗袁、黎压迫，举行武装暴动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觉悟有迟早，被黎元洪逐次各个击破，革命军队也被黎遣散殆尽，而北军已经重兵入鄂，革命党人不再像辛亥年那样有力量了。然而，他们在策动黎元洪中立失败之后，还想抄袭辛亥年的老文章，希望在湖北首先发动，扫除湘、赣出师的障碍。湖北著名革命党人詹大悲、王宪章、季雨霖、王华国、熊炳坤等在黄兴支持下，纷纷回鄂运动，前军务司长蔡济民也密谋内应。黄兴又续派宁调元、熊樾山前往联络，敦促起义。
正当湖北革命党人广泛联络，准备起兵之际，先前发动上海制造局之役的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在李烈钧离赣后被解赴湖北，并于6月23日乘京汉火车转解北京。途中，文仲达变节招供：“机关在上海麦根路三十二号〈B〉。其派来湖北运动军队，并行暗杀之人为刘敦榘，年二十三岁，湖南人，机关在汉口《民国日报》馆。”黎的探访人员中途回鄂作了紧急报告。24日，黎元洪饬令军警会同法租界巡捕查封《民国日报》馆，搜获文电布告多件，逮捕曾毅等四名报馆编辑。
负责起义全局的詹大悲，看到机关被破，心急如火，命令起义部队于25日夜于南湖集合暴动。但是，由于各处机关陆续被破坏，联络指挥人员被捕，没有发动就流产了。翌日，宁调元、熊樾山因疏于防范，在汉口德租界日本人所开富贵馆被黎的军警会同德租界巡捕逮捕(146)。是日晚，詹大悲再次鲁莽发动，到处派人纵火，但依然一事无成。仅驻扎天门、潜江一带的原季雨霖旧部章裕昆一营于25日夜如期响应，举行起义，旋亦因孤立无援而溃散了。事后，黎元洪大肆搜捕、屠杀。詹大悲等在武汉立脚不住，在日本人掩护下，乘日轮岳阳丸逃往下游。经这次失败，湖北革命党人被摧残殆尽。
6月底，孙中山由香港回到上海。这时候，各省的空气依然相当沉闷。李烈钧滞留沪上，陈炯明迟迟未上任，革命党的一些带兵将领还在希望保存实力。尤其是南京第八师，作为革命党人的精锐部队，师旅长们借口中下级军官不能一致，依然不赞成出兵讨袁。孙中山对于党内这种涣散的状况非常气愤，他在上海召集军事会议，力促陈其美在上海独立，章梓在南京倡义，又派朱卓文前往南京运动第八师的营连长赞成起兵。但是，谁也不敢先发。于是，孙中山、黄兴又宴请李烈钧，动员江西起兵发难。席间，李“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中山极力怂恿，并以南京情形告之，李遂告奋勇”。当时，恰巧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派团长李思广到上海寻找李烈钧探听消息。李思广向李以及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汇报了江西军队士气旺盛、斗志高昂的情况，李烈钧终于下了首先发难的决心。他令李思广赶速回报：“皖、宁、湘、粤均倚戈待命，若吾赣发难，一星期间各省即可响应，并出援军。”并密电赣中将领速作起兵准备。
当革命党人为发动二次革命奔忙之际，袁世凯也在积极抢占先机。7月2日，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向袁世凯密报：“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防不胜防。近闻煽惑上下六台，克期举事，台官中竟有为其所动者。”这个叛将竟要求袁世凯商请黎元洪派遣军队和军舰前往九江镇慑。4日，黎元洪违背信约，电告袁世凯“拟援缨冠往救之义，迅饬李总司令（指李纯）酌派军队驰往赴援”，支持北军强行入赣。5日，参、陆两部向李纯转达袁世凯命令：“严行戒备，一闻有警，立即驰援。”并告李已电黎派兵，“并饬徐司令亲率各舰先驶至浔驻守，以防意外”。事实上，李纯未待袁的命令到达，已根据黎的指令，于5日派遣十二旅吴鸿昌的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先行赴浔，6日又亲率第十一混成旅继进，并于8日抵达九江，轻易占领了入赣的战略要地。
当北洋军队前锋到达九江地区后，林虎于6日向南昌屡电告急，并宣布“本团现已实行防御”。他扣留了由德安开往九江的火车，将前哨布防到沙河一线。是日，欧阳武感到为人愚弄，遂致电国务院抗议派兵入赣，并向袁世凯电请辞职，并要求袁致电黎元洪“速将军队调回”。由于欧阳武连电黎元洪担保江西局势平静，要求履行北军不入赣境的诺言，黎曾一度电令李纯撤兵。但李纯不听，并亲率一团进驻九江城内，前锋更于10日推进到沙河一线，离林虎所部仅数里之地。南北两军虎视眈眈，战事一触即发。
在北军进兵江西的同时，袁世凯借口徐企文案，一再向程德全交涉，坚持派兵南下进驻上海制造局。7月6日，北洋第四师臧致平团伪装成海军警卫队（共三营，约一千三百余人），由海军中将郑汝成率领，乘招商局新昌、安平两轮抵沪，入据制造局军械重地。当北军未登陆前，陈其美建议邀击于海上，孙中山表示赞成，但黄兴认为不妥，因而没有拦截，让北军安然上岸，在南方腹地插进了一把尖利的匕首。
尽管决战即将来临，革命党人依然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没有统一的指挥，步调十分凌乱。本来，赣、皖结成了反袁的联盟，但这时柏文蔚认为大势已去，意志非常消沉。6月30日，袁世凯任命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解除了他的安徽都督职务，同时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柏拒绝了新任，但表示“文蔚交卸，即日归省（省亲）”。安徽革命党人要求即时举义，柏没有同意，也没有到上海参加军事会议。上海革命党人指派龚振鹏回安徽策动反袁。7月6日，孙多森到安庆上任，安徽革命党人管鹏、陈紫枫运动胡万泰部排长彭尚述企图暗杀孙，但被胡捕获。当时，李烈钧正从上海经南京返赣准备起义，但他没有去联络柏文蔚合作反袁。8日孙多森在胡万泰的保护下安然接任。柏文蔚竟在临战之际，于7月10日乘建威兵轮由安庆赴南京，“闭门谢客，藉以休息”。
7月8日，即李纯到达九江的那天，李烈钧也悄然抵达湖口，部署起兵事宜。然而，他在湖口无法掌握他的基干部队。他的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即一师二旅三团当时被分割部署在九江（二个营）、南昌两地，而且被敌牵制，无法运动，因而他只能以九、十两团为基干力量。九团为戈克安旧部，十团由湖口炮台兵改组而成，战斗力可想而知。李又调集辎重、工程两营，以湖口为基地，设立讨袁军司令部。9日晚，李烈钧电告欧阳武及江西各机关，“鄙人免官赴沪养疴，忽闻北军入赣，愤不欲生，现已回赣效力。”欧阳竟严词答复李烈钧：“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并派代表三人赴湖口劝李烈钧离境。李对代表说：“烈钧亦知南雷（欧阳武字南雷）素主和平，但烈钧已到此，决无返沪之理。请为南雷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李烈钧以生死的抉择示意欧阳不得阻挠起义。
11日，李纯得到陈廷训的当面紧急报告，得悉李烈钧已经占领湖口。十一混成旅旅长马继增也急报林虎正向九江开进，要求通过北军防地。于是，李纯向京、鄂急电请援，袁世凯遂命黎元洪调拨海陆各军迅速赴浔增援，令欧阳武“严束所部，勿受乱徒指挥”。欧阳武在南昌得悉李烈钧已执意起兵讨袁，企图调集两团兵力进攻湖口。但这时他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他的部下原是李烈钧旧部，支持革命。江西革命党骨干分子俞应麓（在上年李烈钧病假期间曾代理过都督职权）控制了南昌的局面，国民党掌握的省议会，更一向主张激进。于是，欧阳于11日晚上召集民政长、各司司长、都督府顾问、各报馆主笔、各公团各党派领袖开会，宣布自己已无调遣军队的能力，表示从此辞职，但因大家要他维持南昌秩序，才勉强留下下来。
同日，李烈钧对军事作了部署，密电委任林虎为讨袁军左翼司令，指挥一、二、七团攻击沙河、十里铺一线北军，任命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挥三、九、十团攻击九江城南金鸡坡炮台北军，任命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当日晚，林虎向所部下达了攻击令。12日拂晓，林虎所部前卫司令唐天鹏向沙河北军侧翼发起猛攻，林军另一支向十里铺前进，企图包抄敌军。酝酿已久、几度濒于流产的二次革命战争终于打响了。
在湖口，李烈钧令要塞鸣炮，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还向各属及人民通电宣布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讨袁檄文慷慨激昂，谴责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号召“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开会，推举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唯欧阳武称病不出。这样，江西首先举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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