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引起革命的社会因素存在，革命总是扑灭不了的。日知会被破坏后，清政府加强了对革命党人的侦刺，武汉地区一时寒流滚滚。但是，革命力量吸取了教训，大喊大叫的公开活动转变为深入隐蔽的串联，更加坚实地成长起来了。
自1907年起，武汉地区先后出现一批革命小团体。计有：
同兴俱乐部：孙武等。
集贤学社：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方孝纯等。
湖北军队同盟会：四十一标士兵任重远等。
种族研究会：三十二标士兵黄申芗等。
中华铁血军：在狱革命党人刘静庵等。
群治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自治团：陆军特别小学堂学生贺公侠等。
军队同盟：二十九标排长蔡济民等。
将校研究团：蔡济民及三十标士兵吴醒汉等。
武德自治社：士兵董天人等。
湖北共进会：孙武等。
兰友社：四十二标士兵胡祖舜等。
钟祥学社（内附安郡公益社）：彭临久、赵鹏飞等。
忠汉团：炮八标士兵陈国桢等。
辅仁会：三十标士兵陈佐黄等。
蕲春学社：查光佛等。
振武学社：四十一标士兵杨王鹏等。
德育会：谢石钦等。
文学社：四十一标士兵蒋翊武等。
数学研究会：两湖总师范学生李作栋等。
群英会：三十二标士兵向海潜等。
黄汉光复党：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易正柏等。
竞存社：陆军第三中学堂学生孙毅等。
神州学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等。
义谱社：四十一标士兵张融等。
振武尊心社：军商各界聂豫、龚霞初等。
柳营诗社：二十九标士兵谢超武等。
益智社：四十二标士兵邱文彬等。
文学研究社：贺公侠等。
自新文学研究会：曾省三等。
在上述革命小团体中，以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湖北共进会等为重要。
1．湖北军队同盟会
1908年3月，原日知会联络员任重远自四川归来，经李长龄介绍，投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前队当兵。当时，黄兴正在广东钦州、廉州一带发动起义。任、李二人认为：钦、廉僻远，不能击中清廷要害；武昌地处腹心，在这里发动才能振奋人心，有所作为。二人经常密谈，计议召集日知会旧日同志，另组新社。经任重远与新军士兵黄申芗、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秦炳钧、郭抚宸等多人商量，并征得在狱的李亚东、梁钟汉的同意，决定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任重远等分头联络，两月之间，征集到同志四百余人。
7月26日，在大雷雨中于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成立大会，以秦炳钧为主席。对会议宗旨，与会者一致赞同；但对军队同盟会这一革命色彩浓重的名称，则意见不一。为了长期隐蔽活动的需要，会议决定不制定章程。会后，李亚东在狱中通过陈少武创办《通俗白话报》，以上逸为笔名，积极撰文鼓吹革命。
尽管军队同盟会小心翼翼，但是，李亚东的活动仍然引起了清吏的注意。由于经常有新军士兵到狱中探望李亚东，清吏严令禁止他见客。不久，《通俗白话报》停刊。任重远也因梁耀汉和四川革命党人的联系有进展，再度赴蜀。会务无人负责，军队同盟会的活动因而停顿。
在日知会之后，“武汉军学界绝口不谈革命，寂焉无响者殆年有余”。军队同盟会第一个冲破了这种沉闷窒息的局面。它虽然只存在了五个多月，但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却因之再度活跃起来。
2．群治学社
1908年11月，湖北新军第八镇与南洋第九镇在安徽太湖会操。正待举行阅兵典礼之际，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不久，又传来了熊成基起义的消息。杨王鹏、钟琦、章裕昆等即于猫儿岭宿营地左近的荒冢间秘密会商。杨王鹏认为这是革命的好机会，但可惜没有组织，不能动作。他建议从当时起，全力进行。杨王鹏（1878—1916），字子鬯，湖南湘乡人。原为湖南新军第五十标士兵，因在军中宣传革命，被开除；改投武昌新军四十一标，和任重远同营。回到湖北的当晚，杨王鹏即邀集唐牺支、郭抚宸、邹毓霖、钟琦、章裕昆等十余人讨论。决定成立群治学社，专门联络军中士兵。推钟琦为起草员，以杨王鹏、钟琦等十人为发起人。
12月13日，在武昌小东门外沙子岭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钟琦为庶务。会议通过的宣言突出了爱国救亡这一最能激动人心的主题，声称中国已经到了“积弱无能，任人欺侮”的地步，“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同人等有见及此，故发起组织群治学社，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简章》规定了既积极又慎重的发展方针：社员每人每月须介绍新同志二人入社，但入社者须经社员三人以上介绍，并须派员考查。鉴于日知会时代以发展军官为主，一旦发生变故，大多不能坚持到底，因此，会议决定不得介绍官佐入社。《简章》还规定，社员须以所得薪金十分之一交充本社经费。
成立会后，群治学社社务稳步开展。1909年7月，杨王鹏应下士团考试，取列第一，拔升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司书生，结识队官潘康时，发现潘热心革命，破格发展其为社员。在潘的掩护下，该队成为学社的大本营。其后，因各省扩充新军，从湖北选调军官和士兵去当骨干。群治学社即利用这一机会，派钟琦等分赴苏、皖、奉天、上海等地，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庶务一职，改推新近入队当兵的李六如继任。李继任后，利用乡谊关系在炮队第八标、步兵三十二标及陆军特别学堂等单位活动。逐渐，湖北新军各标几乎都有了群治学社的社员。
这一年，湖北天门等县大水，饥民麕集。为了防止暴动，清政府于11月派四十一标驻防各灾区。1910年2月，同盟会员刘复基偕蒋翊武到鄂，协助詹大悲、何海鸣创办《商务报》。刘复基（1884—1911）字尧澂，湖南常德人，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学生。曾参加华兴会在湖南组织的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05年12月加入同盟会。1906年归国。蒋翊武（1885—1913），湖南醴州人，常德师范学生。1906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经刘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詹大悲（1889—1928），湖北蕲春人，黄州府中学堂学生。曾与同学宛思演创立证人学会。后宛出资创办《商务报》，詹大悲被聘为总主笔。他们三人听说新军中有群治学社这一组织，便一起以报馆访员名义前往四十一标防地探访。在这一过程中，结识社员蔡大辅，获悉学社情况。蒋翊武兴奋地报名投军，在该标三营左队当兵。詹、刘二人回到武汉，持蔡大辅函去见李六如，备述《商务报》宗旨。当时，报社经费支绌，李六如即以社中积款资助。自此，《商务报》成为群治学社的喉舌。随后，刘复基也报名当了兵。
1910年4月，杨度路过汉口。在川、粤、汉铁路风潮中，他赞同清政府主张，力主借外债筑路，激动两湖人民公愤。11日，刘复基、李六如邀集数百人集会，推举代表八人去请杨度，想骗他到会场上来痛揍一顿。杨度觉察，拒绝出席。刘复基、李六如便拖着杨的辫子，拉出大门。行至英租界时，刘、李二人被巡捕房拘押。《商务报》因登载有关消息，于15日被封。群治学社的名称也被侦悉。
同月，湖南发生抢米风潮，饥民数千人纵火焚烧巡抚衙门。焦达峰在浏阳准备乘机举事，打电报约湖北方面响应。于是，李六如、杨王鹏与共进会的黄申芗、查光佛等密议。决定于24日夜十二时发动，先夺子药库，继则各标响应，攻占楚望台。同时，约京山刘英拆毁武胜关铁道，扼守要隘。又派人至田家镇，运动夺取炮台。这是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第一个起义计划。准备过程中，长沙饥民暴动已被镇压。黄申芗的行动也被清吏侦知，派宪警逮捕，黄翻墙逃脱。其他人也纷纷逃离。风声所播，鄂督瑞澂下令在军中严密搜查。由于李六如已将文件、册据密藏，未被搜获，学社的实力得以保全，但活动已极感困难，不得不筹划改组。
经过军队同盟会的恢复，又经过群治学社的发展，湖北地区的革命力量进入全盛时期。
3．振武学社
群治学社的败露使有些人泄气，但大多数人仍坚持再干。杨王鹏表示：“失败为成功之母，请毋自馁！”
1910年8月，四十一标调回武昌防地，李六如随即于该标一营召开会议，报告反对铁路借债和准备响应长沙抢米风潮经过，以及社务停顿的原因。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沿用群治学社的名义，经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黄驾白、单道康、廖湘芸、祝制六、李慕尧、孙昌福、李鑫等议决，改名振武学社。会后，杨王鹏起草简章，声言“专为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起见，故定名为振武学社”。群治学社简章中爱国救亡的主题不见了，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又变得谨慎起来。
9月18日为夏历中秋节，振武学社于武昌黄土坡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杨王鹏任社长，李六如任庶务兼文书。会议制订了较群治学社更为严密的制度：各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凡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加；各营接受代表的命令行动，不得互知彼此的情况。10月11日为夏历重九，振武学社于黄鹤楼边的风渡楼召开代表大会，到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等。据会上各标代表报告，社员已发展至二百四十余人。会议要求社员每月每人必须介绍社员一人，但不得滥收。
杨王鹏的活动逐渐为黎元洪察觉。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进入天津水师学堂学习。1888年毕业，派赴北洋水师见习。1891年供职于广甲舰。中日甲午战争中，广甲舰中弹，他飘流海上，死里逃生。战后，投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被委派修建江宁、江阴炮台，得到赏识。1896年1月，随张之洞到湖北，任管带，协助德国教练训练新军。曾三次被派赴日考察，从护军马队长、前锋统带一直升到二十一混成协协统。他得悉情况后，将队官潘康时传到协司令部，严厉地责问：“你队有人组织会党，为何置而不问？”即将潘撤职，遗缺由施化龙接任。施到职后，伪作谦和，实则暗中布置密探。不久，查知有振武学社这一组织，就密告黎元洪。黎当时正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争宠，不愿扩大事态，便表示：“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处理。”即将杨王鹏及四十一标二营司书郑士杰撤差，同时将李六如及一营营代表钟倬宾打了一百军棍，开除军职。
杨王鹏撤差后，将社务交蒋翊武主持。当时，振武学社社员已近千人。老成持重的蒋翊武决心静观一段时期。他安抚各标、营代表说：“此时风声仍紧，望各同志忍耐，不可轻躁！”
4．文学社
蒋翊武的静观策略只维持了两个多月。1911年1月下旬，在各标营革命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于阅马场集贤酒馆集会。多数人主张仍称振武学社，詹大悲却建议取一个不易惹人注意的名字。詹的意见得到了大家赞同，遂决议改名文学社。《简章》称：“联合同志，研究文学，故名文学社。”
1月30日为夏历元旦，文学社以新军团拜为名于黄鹤楼畔的风渡楼召开成立大会，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炮队八标、四十一标、四十二标代表及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孙昌福、章裕昆、邹毓霖等十余人出席，推蒋翊武为正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霖为会计兼庶务。会议认为必须扩大组织，要求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
在新方针指导下，文学社发展迅速。成立仅月余，除马队八标外，湖北全军都有了社员；在士兵中，社员并占多数。这种局面，反映了革命日渐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
3月15日，文学社召集代表会议于黄土坡招鹤酒楼，增选新近合并入社的将校团负责人、三十标正目王宪章为副社长。会议决定取消关于社员月捐和入社捐的规定；派章裕昆赴马队八标发展会员；同时提议社员采访的新闻及言论交《大江报》登载，各营队送报一份。《大江报》创刊于1910年1月1日，由詹大悲主办。该报标榜“增进人群道德，提倡社会真理，灌输国民常识”，它以对不法军官的无情抨击获得了新军士兵的热烈拥护。
根据代表会议决议，章裕昆往马队第八标当兵。十天之内，发展社员四十余人。不久，四十二标胡玉珍、丘文彬等组织的益智社，武汉商业学堂学生邓汉鼎、汉口商团刘少舫等组织的神州学社也全体加入。这样，文学社的势力就伸展到了学界和商界。不过，由于军队同盟会以来革命党人主要在新军中活动，它在这两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小的。
“三二九”起义期间，蒋翊武准备炸毙湖广总督瑞澂，举事响应，因广州方面失败中止(125)。这以后，清吏加强了对新军的管制，文学社的活动感到困难。为了保持各标营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刘复基勇于任事，请假出营，居住在阅马场文昌阁，逐日轮流往各标问讯。
5月10日，文学社在黄土坡同兴酒楼再次召开代表会，决定在小朝街八十五号设立机关；推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住社办公；增设总务部，以张廷辅为部长。6月1日（端午节），文学社召开第三次代表会议。胡玉珍提议：四十二标分驻阳夏两镇及河南信阳，相距数百里，建议成立阳夏支部。会议肯定了胡的建议，决定以胡为支部长，以郑兆兰任交通，在汉口郑寓设立交通处。至此，文学社在湖北各军中的组织均已臻于健全。
从湖北军队同盟会到文学社，中间发生过不少波折，但湖北革命党人矢志不移，奋斗不懈。这一年2月，谭人凤受黄兴委托，到武汉联络革命力量。他从詹大悲处得知有文学社这一组织，便邀同蒋翊武、李长龄、王守愚等在武昌府狱胡瑛处聚会。见面时，谭人凤发现蒋、王二人像乡下佬，李像冬烘先生，心里不大满意。胡瑛悄悄地对他说：“你别搞错了，湖北党人自成风气，大都埋头苦干，不靠外观相夸耀。”胡瑛的评价是正确的。正是靠了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湖北革命党人才能在艰难的条件下默默地组织和积聚力量，为武昌起义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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