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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打力,孙中山依靠滇桂军发动驱陈战争,顺利回到广州

陈炯明对孙中山无日不在戒备之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的讨贼军,对于广西方面,则利用桂军名将林虎全权应付,并不十分重视。

林虎曾到湖南向赵恒惕借兵。他说湖南根据省宪法必须裁兵,但是兵不易裁,不如将一部湘军改换桂军旗帜,让他带回广西,将来广西效法湖南制定省宪,对湖南不失为一举两得之计。这个建议说动了赵恒惕,但是说不动湘军各将领,因为这些军人谁都不肯让出自己的一部实力。林又到广东活动,陈炯明除拨一部粤军交他统率外,并令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关国雄旧部)和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均归林虎节制指挥。

刘震寰久想取得广西总司令的地位,陈炯明把广西问题交给林虎全权处理,对刘说来就像冷水浇背一样,因此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广州,随即秘密到香港与孙中山的驻港代表邹鲁见面密谈。邹奉到密令,委刘为讨贼军桂军总司令。

广西境内有两支系统不同的滇军,一支由朱培德统率,一支由张开儒统率。此时张开儒已经失势,实权落在杨希闵的手里,他们在广西无法发展,只有入粤和回滇的两条出路。孙中山秘密委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这支滇军的军火来源也在广州。他们扬言即日离开藤县、蒙江,由浔州折入柳河,取道柳州回滇。陈炯明正是希望他们回滇而不入粤,因此非常满意地助以一批饷械,打发他们早日启程。

此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和岑春煊有了新的结合。通过岑与莫荣新的关系,沈鸿英也被拉进来作为反攻广州的一支力量。沈是脚踏两边船的投机军阀,一面与孙联系,一面与吴佩孚仍然保持关系。通过沈的关系,广西自治军头目之一刘达庆也被吸收进来。

刘震寰回梧州后,以视察蒙江防务为名,参加了十二月六日杨希闵所召集的白马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沈鸿英、刘达庆所派的代表。会议决定:滇桂军分别由大江南北岸进攻梧州,定于十日发动,同时各军均易帜改称讨贼军。

梧州粤军中级军官陈济棠、邓演达、莫雄等早与广西境内讨贼军秘密联系,约定战争发动后诈败退却,退至相当地点,即倒戈起而策应。由于里应外合,讨贼军发动后并未遇到抵抗就占领梧州。第四师团长吕春荣首先响应讨贼军,刘震寰派为粤军第四师师长。此时桂军刘达庆部受杨希闵的指挥,粤军吕春荣部受刘震寰的指挥,因此杨被推为讨贼军滇桂联军总司令,刘被推为讨贼军粤桂联军总司令。

陈炯明接到梧州警报后,派叶举为西江前敌总指挥,率领一、三两师前往封川、江口增援设防。不料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第一师发生内变,第三师不战而退,讨贼军连续占领封川、德庆、悦城等县。陈炯明看见士气不振,散布了“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流言,企图鼓动粤军加强团结,抵抗侵入广东的滇桂军。孙中山在一月四日的讨陈通电中揭破此项流言“乃其平日诪张为幻之惯技,不足置辩”。

陈炯明请求同盟者赵恒惕出兵北江,唐继尧出兵桂西,以解救他的危机。但云南“远水难救近火”,湖南内部又有斗争,都不能及时有效地拔刀相助。陈又撤回“援闽军”用以自救,但为时已晚。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讨贼军长驱而入肇庆,广州大为震动。陈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河口守不住,即放弃广州退往惠州。他一面电请魏邦平回广州共支危局,一面派李炳荣为省会保安司令,叫他留守广州。从十三日到十五日,三水陆兰清响应讨贼军通电讨陈,第一师师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河口又告不守。十五日,陈只得率部退往惠州。十六日,魏邦平由香港赶回广州。

孙中山没有料到讨陈战争“成功如是之速”。参加讨陈的滇桂军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他所信任的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尚未开回广东,他不愿在局势未定的时候回到广州。此时北方张绍曾内阁正在重弹“和平统一”的老调,一月三日,孙中山有信给他,愿意赞助和平统一,并表示直系如果接受兵工政策,亦可与之妥协。孙向人暗示,并无回到广州重组政府之意。

从一月中旬到一月下旬,滇桂军将领纷纷到达广州。孙中山任命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委员代行总统职权,并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胡、李二人均由香港回到广州。驻防潮梅粤军将领洪兆麟、翁式亮等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孙回电叫他们带罪图功,派李烈钧前往汕头接收改编,并任命洪兆麟为潮梅绥靖处处长,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为中央直辖粤军第一至第四师师长。

此时广州成为滇桂军的天下,用人行政都被他们把持,各机关和公共场所多被军队占作营房。沈鸿英原来只有五六千人,由于沿途招收降兵溃卒,骤然扩充为五个军,分布广州、肇庆及北江一带。此外,广西平乐、桂林一带也有他的留守部队。沈鸿英忌讳别人称他为桂军,自称原籍为广东人,他手下第一军军长李易标(广东人)称为广东第一军军长。

广东人民以前受过桂系军阀的蹂躏,对桂军很有恶感,对滇军也并无好感。广东军人一向具有排外感。滇桂军开到广州后,竟以广东的新征服者自居,广州人无不侧目而视。加以陈炯明所散布的“亡省”流言起了作用,因此粤军一、三两师于一月十八日由江门调回省城,召集海珠会议,公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魏于次日宣布就职,这是粤军团结起来对付客军的一个步骤。粤军驻扎河南,滇桂军驻扎河北,形成了划河为界的敌对状态。在上海的孙中山了解到这些情况,打算第一步将滇桂军调出广州,第二步帮助滇军回滇,桂军回桂,湘军回湘,以减轻广东人民的负担。湘军是指西江洪兆麟、尹骥等所统率的陈炯明旧部,他们虽然打着粤军旗帜,但是有一个师长和九个司令都是湖南人,所部兵士也以湖南人为最多。

粤军的团结排外引起了滇桂军的严重反感。一月二十二日,李易标公然派兵进攻观音山,收缴了由邹鲁指挥的讨贼粤军第一路司令谭启秀的枪械。这一行动反过来又激起了全体粤军的公忿,主客军互相敌视的形势更加严重。

一月二十六日,杨希闵、刘震寰邀请广州各军将领在江防司令部——滇军旅长杨如轩的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分配防务的问题。杨希闵因病派参谋长夏声代表出席,魏邦平、刘震寰、李易标和总统特派员邹鲁、省长胡汉民、海防司令陈策都出席了这个会议。魏邦平建议各军停止开放赌禁,并将所占机关房屋和商店民房让出来。李易标愤慨地说:“我们抽收赌捐维持火食,有什么不可以”!他心头火起,痛骂魏邦平在历年政变中是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没有发言资格,说着,他拿出手枪来施放,魏倒在地下避弹,一时会场秩序大乱,参加会议者纷纷夺门而出。胡汉民的卫士想进来保卫胡,被门卫阻止并开枪击毙二人。刘震寰竭力掩护邹鲁。胡汉民逃往沙面日本领事署,同时在该署避难的有李烈钧、陈策等。此时江防司令部及其附近地段布满了滇桂军的步哨,沈部第四军军长黄鸿猷和中央直辖桂军军长刘达庆同乘汽车驶过,哨兵不认识他们,致被开枪打死。魏邦平被解往农林试验场滇军总部软禁起来。

以上情况说明,江防会议是滇桂军摆下来的鸿门宴,杨希闵、沈鸿英都躲在幕后指挥,但是刘震寰不赞成李易标行凶动武的行为,临时退出了他们的联合阵线。事变发生后,李易标派兵收缴督察的枪械,沈鸿英派他的第二军军长古日光兼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胡汉民、邹鲁都逃到香港去了。

二十七日,杨希闵、沈鸿英联名宣布魏邦平的罪状,指为反复无常,勾结陈炯明图谋不轨。他们提出第三师缴械解散为释放魏邦平的条件。魏函劝第三师师长郑泽琦、公安局长吴飞不得进行抵抗。第三师将枪械缴与滇军,但魏仍未得释。第三师在江门的留守部队并未缴械。

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私宅招待上海各报记者,发表和平统一意见。次日,发表和平统一宣言,建议北方奉直皖三系及西南各省在统一未完成前划境自守,互不侵犯;根据“化兵为工”原则,裁去全国现有兵额之一半,由各系各省领袖全体签名;“敦请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裁兵借款,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及全国工农商学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他号召各报开辟专栏鼓吹裁兵。从这时起,孙中山与直系军阀展开了先裁兵后统一和先统一后裁兵的争论,实际上直系所需要的是形式上的统一,并不愿意裁兵。孙本已定于二十七日赴广州,二十六日接到江防会议的消息,临时终止启程。

江防会议后,杨希闵发表宣言,希望“孙、岑两公切实携手”。这支滇军原系顾品珍旧部,顾生前与政学系颇为接近,因此全国各方面都认为政学系在广州占了上风,国民党的势力已被压倒。这种看法与事实并不符合。杨希闵与沈鸿英联合,主要是受了粤军排斥客军的影响。他不像沈那样反对孙中山,更不同意沈军的暴乱行为。他一再电请孙中山回粤主持一切。孙也看出他的行动与沈有所不同,想把他争取过来,使沈孤立而不敢轻举妄动。

江防会议后,刘震寰率领所部移驻石龙,粤军集中江门,程潜也在江门主持广州外围军事,朱培德部滇军开抵梧州,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由福建回师广东。广州虽然仍是滇桂军的天下,但是杨希闵的态度逐步与沈鸿英分离。在这样的形势下,从二月四日起沈的态度也有所转变,除发表宣言,“援粤任务告终,应请孙岑二老迅速回粤主持”外,又派邓士瞻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回粤,并请胡汉民回省主持政务。同时咨请滇军接收市内防区,他的部队纷纷开往北江,他所委派的行政人员也都纷纷退职。由于这一切,广州的紧张局势才又和缓下来。二月六日,英、美、日三国领事偕往农林试验场迎接魏邦平出来,魏于八日前往香港休息。胡汉民于九日回到广州。

二月十五日,孙中山偕同谭延闿等由上海启程,十七日到香港,二十一日到广州。孙中山在滇军让出来的农林试验场成立大元帅府,改称大元帅,不再回任总统。孙中山抛弃了护法的旗帜,将他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这是他从事民主革命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时直系军阀为了消灭南方“护法”的借口,把“恢复法统”作为他们骗人的花招,旧国会恢复了,而这个国会的组成分子大多是争权夺利、投机取巧的政客,这个国会已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因此以“护法”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并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人民迫切需要解除自身的痛苦,首先是推翻军阀的黑暗统治。孙中山回粤后,不恢复总统名义而改称大元帅,并且宣布此后转入到“讨贼时期”,实际上所谓“贼”是指称兵背叛的陈炯明,后来直系军阀和一切反对民主力量的各省军阀,也都被指为“贼”,都是孙中山讨伐的对象。因此,讨贼时期就是反对军阀时期,这个名称不但含义更为广泛,而且更为接触实际。他所设立的大元帅府仍然具有政府的性质,他任命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又改任徐绍祯为广东省长。

二十三日,孙召集各军将领在大元帅府举行会谈,发表演说,对北方主张维持和平,先讨伐西南内部首鼠两端的地方军阀。这个“远交近攻”的政策,与以前团结西南一致对付北方的政策截然相反。

孙中山下令嘉奖滇桂军讨伐陈炯明的功勋。二十四日又下令,指定肇庆及西江北岸上自梧州为桂军总司令沈鸿英的防地,所遗北江防务由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派队接收;刘震寰改任西路讨贼军总司令,以石龙、东莞、虎门等地为其防地;并指定罗定一带为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师长吕春荣)的防地。嗣后各军非有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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