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持续存在的外部战争威胁和城邦内战的危险，难怪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期各个城邦均提出一个关键议题：我们应被如何管理才最优？希腊人终究是希腊人，他们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不过那些希腊人确实给出了许多试运行的方案，其中不少政治理念仍被我们沿用至今：极权主义、集体主义、僭主专制、寡头政治、民主政治——所有这一切都在那一根根城邦的“试管”里被试验了出来。希腊人似乎有意考虑任何体制，只要能实现欧诺弥亚与世外桃源的福祉就行，即“良好秩序和自给自足”。希腊人接受任何制度，唯独除了君主制。纵观整个希腊世界，王家朝廷已经过时了。国王属于历史的遗留物，或者说是给蛮族用的。然而这里有一个例外：在希腊的主体大陆上，在伯罗奔尼撒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城邦不仅拥有国王，而且还设立了两个——这还仅仅是开始，因为斯巴达是这间实验室里最为异类的一根“试管”。
斯巴达是一个如镜面般完全相反的世界，你所能够预想到的一切城邦元素在这个地方一概没有。斯巴达不设单一的政治中心，也不建造城墙，同时缺乏值得一提的公共建筑。成文法、货币、金钱统统不存在，而且也并无一套明显华而不实的体制结构。斯巴达拥有两个王家朝廷，他们既互相依存，又互为牵制。斯巴达还设置了元老院，其成员全部超过60岁。此外还有一个公民大会，人们可以去参与投票但很少发生辩论。每年选出五位监察官，这些人你争我夺，抢着要把持这架摇晃的政治机器。斯巴达这种制度有一部分激进民主的成分，而同时又有一部分保守专制的存留，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混合式体制”。如此看来，“混淆不清”这个词确实比较精准。斯巴达复杂的体制设计是用来挑战政治引力法则的，目标是创造并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而它的基础便是所有男性公民绝对地平等，即“homoioi”，或称“平等主义”。这一理念通过严格的行为准则而得以加强，它压制一切钱财与地位的外露展示，小到衣食，大到住房。这个国度将不会有“我们与他们”这个概念来威胁极权主义乌托邦的团结。在此地，凡是没有被禁止的东西，就理所当然是必须的。
这一切极端的社会工程有一条理由能够予以解释：斯巴达人相信他们已经在欧罗塔斯河河谷里完成了“良好秩序与自给自足”这两项孪生目标，并准备竭尽所能地保住它们——正如他们的邻居吃了亏才长了智。斯巴达的崛起是以美塞尼亚为代价的，美塞尼亚的领土位于斯巴达以西60公里处，在塔格托斯山的另一侧。公元前8世纪的某个时候，斯巴达重装步兵挥军西征，开启了一场针对邻国的战争，其过程可谓旷日持久、艰苦卓绝。他们共花费了20年时间，最终打败了美塞尼亚人，并将他们全部降格为“希洛人”，即封建奴隶。
斯巴达社会的剧烈重构使它从一个普通城邦转变成全日制的军事训练营，在这里，个人的需求让位于集体的利益。传奇的立法者吕库古据说领导了一场在公元前8世纪早期酝酿起来的斯巴达文化革命，那场变革原则上聚焦于极端的平等主义、异常残酷的修行，以及如痴如狂的体格训练。斯巴达人时刻准备着竭尽一切所能保卫他们的乌托邦，无论让自己或自己的希洛奴隶付出何等代价。希洛人服侍斯巴达人，为其充当奴仆、持盾侍从、陶工、厨子、农业劳动力和生育机器。他们将粮食收成的一半交出来给那些军事精英，而对方的主要任务却是压制他们，迫使他们继续服从。希洛奴隶没有人权，被迫戴着狗皮帽，披着动物皮，担当被人嘲笑的对象。对于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来说，希洛人是“驮着沉重包裹的驴子”。斯巴达每年都会向这些“驴子”开战，不负责任地肆意屠杀。受训的新兵们发动针对希洛人的恐怖袭击，于夜间潜入他们的领地搞暗杀突袭，简直相当于古代版的“瓮中捉鳖”。
不过斯巴达人对待自己也相当严酷。他们在出生时就贯彻优生学，那些被认为体弱的男婴会被杀死。幸存的人则从7岁开始就被送到“阿高盖”——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少年训练营。孩子们在那里要开启一段长达13年的野蛮训练，为他们将来以全职战士作为终身职业做准备。在斯巴达没有亦农亦兵的人，斯巴达的步兵方阵里没有兼职的战士。战斗，是斯巴达人生死的主题。斯巴达的男性扎堆训练、并肩战斗、闲时朝夕相处，同性恋是义不容辞的任务，而斯巴达的女人们则可以自由享受在古代世界前所未闻的经济、教育和性生活的自由，这在现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也从未听说。当斯巴达的男人和女人相聚到一起繁衍后代时，彼此之间的陌生感据说是靠一套离奇的婚姻仪式来加以缓解的，这些仪式活动让整整一个团队的性治疗师们一辈子有活可干。
希腊世界的旁人以一种杂糅了惊骇与着迷的复杂心情来看待这一切，不过他们倒也接受斯巴达所坚持的主张，即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其实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事实上，这种在欧罗塔斯河谷里实行的“美好旧时代”自有其魅力所在，不少非斯巴达人对它如痴如醉，不过他们始终对希腊人奴役希腊人的理念怀有些许的不悦，因为此等命运通常是给蛮夷预备的。尽管斯巴达有顽固守旧的名声，但它并不比别的城邦更稳定。虽有遵古法护王道的名义，但斯巴达人从事着古代世界有史以来最为激进的政治实验之一。斯巴达人虽拥有“保持事物的一贯模样”的强烈欲望，但常常不得不胡乱修补它的传统。在人力短缺时期，斯巴达被迫允许不同等级的战士进入“平等”的行列，他们是“mothakes”，即父亲是斯巴达人而母亲是希洛奴隶的后代，还有“neodamodais”或称“新人”，即那些已经通过长期服役而获得公民资格的希洛奴隶。可是即便在绝对平等的国度里，有些人还是比其他人“更平等”。[6]这些实用主义的调整举措清楚地说明斯巴达跟其他所有人一样，也在挣扎着向一个文明的真理妥协，这一真理是基本的却又未最后落定成形，不论它的外在形式如何。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首次将其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的教诲可以总结为两个词——“panta rhei”，即“万物皆变”。换句话说，即使是最守旧的社会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在雅典，变幻的河水正如它在斯巴达那样汹涌澎湃，不过此地的人们倒更愿意顺应时代的潮流。如同多数城邦一样，雅典很早就已摆脱了世袭国王，用寡头政治取代了君主制，由此一切便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希腊尽管确实有遏制炫耀财富的规定，但它们跟斯巴达的规定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很快就失效了。希腊城邦从黑暗时代里渐渐浮出水面，通过殖民和贸易的手段，开始重新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连接起来。此时富人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富。在雅典和其他地方，企业的资金由私人财产提供而非出自公共财政的口袋，于是利润也据此做出相应的分配。“富者愈富”的古法开始猛烈地发挥作用。
在雅典，当穷人愈穷时，许多人被迫把自己连同家庭成员卖为奴隶，以此来偿还他们的债务。临近公元前7世纪尾声的时候，雅典的穷人险些沦为富人的“希洛奴隶”。在斯巴达，不平等的失稳效应一直以来被吕库古的社会革命所缓解中和。而在雅典，统治阶级选择了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有一位名叫梭伦的政客，其生卒年代从公元前638年至公元前558年，在审慎持重的贵族改革者当中，此人是先驱。改革者们将自己拥有的特权、利益保护及各种权利一点一点缓慢地让给普通大众。在接下来的200年里，零敲碎打的改革最终会导致民主形式在雅典的确立。在梭伦担任执政官或称最高行政官的统治时期，债务型奴役被废除了，而且城市的阶层体系得到了彻底改善。在等级制度中，财富取代出身成为阶级地位和社群内话语权的决定性因素。梭伦既是诗人又是立法者，他以英雄般的口吻描述他自己的这一处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无人地带的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我做好准备，要用强大的盾牌保护双方，不许任何一方赢得不光彩。
在我们讲述的雅典故事里，像梭伦这样的改革家必然是一群良善之人，他们是目光远大的理想主义者，为信仰和原则而斗争，为民主的最终胜利铺平道路。不过当然了，事实肯定要比这几句话更加复杂。梭伦的改革确实属于“民主第一”的理想主义，但它也同样是统治阶级自身恐惧的产物。安抚大众的做法能够把内战这一沉睡中的恶魔消解于无形。对于精英分子来说，其中的诀窍便是花费尽可能低廉的成本来“购买”稳定，同时尽可能多地保留住真正的权力，用花边新闻来喂给民主这头野兽，而不要被它吞噬掉。
然而在古希腊的政治丛林中还有其他动物在潜行徘徊，它们的影响力也同样重大深远，丝毫不逊于那些改革家。在今天实行民主的西方，我们看待他们的眼光并不算友善，但在这段故事中，古希腊僭主们的分量却跟改革家们一样重要。在如今帕特农神庙的位置上曾经屹立着另一座帕特农神庙，而且它跟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神庙在造型上丝毫无差。首座帕特农神庙由庇西特拉图所建，此人是古典时代早期雅典（公元前6世纪晚期）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庇西特拉图是一名僭主——该词在希腊语里指代那些运用非法手段夺取政权的统治者，他们通过取悦民众而非精英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庇西特拉图在这两点上皆罪名成立，然而正是在他统治的20年里（公元前546年至公元前527年），雅典首次晋升为古希腊居于统治地位的城邦之一。
庇西特拉图显然是人见人爱的，尽管这类人在政治上跟梭伦相差十万八千里，但严肃的执法者显然犹如老辈惜小辈那样喜爱着他。普鲁塔克后来在谈及庇西特拉图时这样说道：“他十分善于不懂装懂、不会装会，以至于人们将许多本事算在他的名下，而非真实的拥有者。”而亚里士多德则称他是一位“极端的民主主义者”。不过在我看来，庇西特拉图听上去更像冒险家、投机客。我们已经听说过许多希腊人想象的关于阿喀琉斯的英勇故事了，然而只有大英雄奥德修斯的例子才真正包含了当时政治领域的唇枪舌剑。作为一个足智多谋、机敏过人的骗术家，奥德修斯对独眼巨人巧言令色，不但将其弄瞎还让他朝外界呼喊“没有人伤害我”，奥德修斯简直堪称所有成功僭主的楷模。庇西特拉图通过与“山民”结盟的方法初露头角，山民是雅典政治体制里社会下层中的最底层，庇西特拉图将他们转化成一个令人生畏的权力底盘。接着，庇西特拉图又自编自导了一次针对他自己的暴力袭击，从而成功劝说雅典人投票支持他组建一支卫队。庇西特拉图就利用这支私人民兵武装策动了他的首次政变，一举占领雅典卫城并自立为王。后来雅典人最终驱逐了他，将他赶出了这座城市。但庇西特拉图并没有彻底失败，他直接从奥德修斯的剧本里借来了一步高招。他乘坐马车又驶回了那座城市，身边有一位他所能找到的身材最高大的女人。该女子全身一副女神帕拉斯·雅典娜的装扮，她命令城市公民重新接收她那改过自新的“儿子”。此时的雅典人尽皆目瞪口呆，一脸愕然，于是遵照她的意思办了。
可是假雅典娜的这层保护并没有持续多久，庇西特拉图第二次被流放。于是他来到拉乌里翁，距离雅典约65公里，那里有多座银矿被人发现。庇西特拉图花了10年光景变得腰缠万贯，而后在公元前546年重返雅典，而此次他拥有一支雇佣军撑腰，并为他做“说服”工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非血腥杀戮或报仇雪恨，反而是一场文艺复兴。庇西特拉图着手开展一系列公开透明的宏大项目。他美化了风景和环境，还给城内的祭仪典礼增光添彩，而那些活动对所有雅典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是联络情感、互通有无的群体集会。庇西特拉图还派人修订了首部权威版本的《伊利亚特》，对于希腊人乃至全世界来说这是一桩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事件。另外，庇西特拉图还建造了第一座帕特农神庙，我们今天能够在新的卫城博物馆里参观到其残骸。
这就是僭主尽心尽力所能办到的一切，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停滞不前的贫富僵局，通过强劲的领导力来促使事务完成。在现代意义的语境下，僭主可以算作第一批政治家，他们谙熟见风使舵、利弊权衡的厚黑之术，懂得如何想方设法攫取好处，善于跟多种政治力量构筑同盟。不过就像所有王朝体制一样，继承问题这一并发症还是浮出了水面。等年老的僭主死后，谁来接管政权呢？他们不拥有君主制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保护，对于许多民间自诩的“自由战士”来说，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僭主正是他们合法的攻击目标。
在雅典，由庇西特拉图创建的王朝被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推翻，后世几代的雅典人尊称他们为“解放者”。此二人刺杀了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喜帕恰斯。喜帕恰斯是僭主希庇亚斯的兄弟，但后来僭主本人也被废黜了。不过“解放者们”的个中动机饱含私心，而非出于政治考量。喜帕恰斯曾设法引诱哈尔摩狄奥斯离开他的情人阿里斯托革顿，于是这一对相好便决心要对喜帕恰斯及其兄弟予以反击。他们擒杀了那位一厢情愿的单恋分子却没有逮住他的僭主兄弟。然而这场未遂的刺杀行动真的推倒了希庇亚斯的僭主统治，因为雅典人民最终起来反抗他日益压制的暴政，而他本人则被迫逃往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宫廷。
雅典僭主政体覆灭之后，随着克里斯提尼力量的崛起，梭伦改革开启的政治循环终于迎来了最后一波震动。克里斯提尼就像梭伦一样也是一位精明的贵族，贵族们意识到若要维持城邦整体的良好秩序就不得不牺牲自身阶级的特权。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10年里，克里斯提尼为雅典首个公认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对旧贵族家庭的部落式忠诚被地缘式忠诚所取代，如今人们所居住的“德莫”或称“行政区”给予了雅典人政治身份认同。克里斯提尼考虑得很周到，他为每一个“德莫”提供了一位神话英雄，而且他们的塑像就展示在城市广场引人注目的公共圣坛上。政府机关和司法部门的选举向所有群众候选人开放（“民主的”雅典人对彩票式随机性的喜爱总是胜过对选票箱的意识——与其挑选，不如抓阄）。“500人会议”或“公民大会”的成员都要宣誓“依法谏言，全心为民”。克里斯提尼将他的改革称为“isonomia”，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赫西俄德在的话，想必他一定会举手赞成的。
公元前487年引入的“陶片放逐法”也要归功于克里斯提尼。假如你“挣得”了6000枚刻有你名字的陶片，那么就会被雅典驱逐流放，为期10年。这套制度意在防止像庇西特拉图那样的僭主卷土重来，可是它很快就沦落成了一把政治武器，可以对准任何一位锋芒太露的人。与这种“拔尖综合征”相冲突的始作俑者似乎一直都是民主之父本人——克里斯提尼。
时至公元前5世纪开端，希腊城邦就如同加拉帕戈斯群岛（又称科隆群岛）上的达尔文雀鸟一样，均已进化出了他们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他们统统都是希腊人，但也都拥有各自的独特属性，需要某种灭顶之灾般的外部威胁才能迫使这批同类团结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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