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
一九三一年，日本皇家军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而变成了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主宰力量。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四五年，日本天皇及其大多数政治家们意识到，日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但他们面临的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却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皇军依然杀气腾腾，他们既不愿承认战败，也不愿投降——他们坚信，军队，只有军队，才知道日本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日本最后这场斗争并不是与敌人的厮杀，而是日本内部的较量：在这八月漫长的一天里，这场斗争一度看起来将要出现毁灭性的结局。如果说这场斗争是围绕着天皇展开的，那么最终解决争斗的也正是天皇自己。
早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就已经认识到，美国对日本的优势必将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他私下里建议天皇“抓住一切时机尽早终止战争”。随着战争的进展，其他人也得出了同样危险的结论——之所以说“危险”，乃是因为军部并不赞成这种结论。
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的一个机构暗地里进行的结束战争的努力毫无结果；不少人，包括天皇本人在内，宁愿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的“斡旋”——直至苏联对日宣战的那天为止。铃木贯太郎的现任内阁跟东条英机将军的内阁大不相同。东条英机是“与德国平分世界”这一军部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之一，铃木的外务大臣东乡茂德则是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一派的首领。尽管事到如今已经为时太晚，难以解脱日本人民多少苦难，但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使日本人民免遭灭绝的唯一途径。
两大派——主和派与主战派——都决心维护国家的根本体制，甘愿以身殉道、以死报君，在这方面两者是一样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对于两派来说，同样不可思议。在这一点上——似乎只有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才毫无二致。
二十天之前，日本人民从睡梦中醒来，又迎来一个战时普通的夏日清晨：天气闷热，腹中空空，很可能一直会这样；可是人们还有工作要干，那就是进行战争。由于营养越来越差，空袭越来越紧(这意味着一些人的死亡，更多的人流离失所)、原料匮乏影响了急需品的生产，进行战争日益困难。所有这一切都处在日本夏季的闷热之中。饥饿、疲倦但依然无所畏惧的日本人民暗想：又是一天，昨天如此，明天亦复如此。
然而，他们想错了。日本政府心里明白，因为那天早晨六时，东京的海外广播局收到了美国旧金山发出的一条消息，它公布了前一天由美国总统、中国委员长和英国首相联合签署的一项公告。三国首脑在波茨坦进行了磋商，最后决定“应该给日本一个机会来结束这场战争”。外务省一边着手研究公告的条款，一边把公告译成日文：
日本是继续处在那些刚愎自用的军国主义的谋士们——他们那些愚蠢的想法已经把日本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的控制之下呢，还是愿意踏上明智之途，由日本作出抉择的时候已经到了。
下述是我们的条件。这些条件不容更改，没有选择的余地，也不容拖延。
必须永远清除那些蒙蔽日本人民、使其误入征服世界歧途的人的权力和影响。因为我们确信，只有把不负责任的军国主义从地球上消灭掉，才有可能建立一种和平、安全与正义的新秩序。……
我们无意使日本民族遭受奴役，也无意灭亡他们的国家，但所有战犯应当受到严惩，包括那些残酷虐待我方战俘的人。日本政府应当扫除一切障碍，复兴和加强日本人民中的民主倾向，实行言论、宗教信仰和思想自由，尊重最基本的人权。……
我们呼吁日本政府，马上宣布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并且完全、充分保证他们如实贯彻执行。否则，日本将迅速地、彻底地被摧毁。
日本政府中最先对旧金山广播做出积极反应的是外务次官松本春一。他向东乡建议，日本必须接受公告所列条款，拒绝这些条件将是最愚蠢不过的事。事实上，当东乡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松本已经动手起草一份日本接受该公告的声明。这份声明将发给日本驻瑞士和瑞典的公使，再从那里转送同盟国。
“且慢，”东乡外相阻止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无限悲哀，仿佛他的话正从寂寥空旷的高空传来，他觉得肯定不会被人听见。“军部永远不会接受现在这样的公告。”
不过，东乡感到，同盟国把开罗声明中首先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降格到“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这一事实表明，有可能出现较为有利的条款或者同一条款出现较为有利的说法。而这些条款与说法则既能为军部所接受，又不失体面。因此，东乡断定，在作出答复之前，日本应当做出最后一次努力来利用苏联的“斡旋”。
近卫文麿
尽管东京与莫斯科之间进行的所有谈判至今毫无结果，东乡还是作出了这一结论。谋求苏联驻日大使协助的种种努力已告失败；对日本皇室希望派遣近卫文麿亲王作为特使前往莫斯科的要求，克里姆林宫拒绝给予明确的答复；日本驻苏公使佐藤尚武明明白白地告诉东乡，“争取苏联的工作已毫无希望……”。在雅尔塔，罗斯福与邱吉尔已经秘密同意在远东做出重大让步，只要斯大林在欧洲战事结束后的两三个月之内对日作战。这当然是东乡所不知道的。
不管东乡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他不仅使自己，而且使首相相信，苏联对日本并无恶意，克里姆林宫依然可以从中“斡旋”。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以及苏联调停的可能性。这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或称“核心内阁”，由日本的“六巨头”组成：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会上，东乡强调了从“日本无条件投降”到“所有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这一措辞变化的重要性。东乡宣称，他认为拒绝波茨坦公告将是“极大的失策”。尽管反对意见很大，东乡还是说服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先听听莫斯科方面的动静，然后再给以答复。于是，任凭公告中有“不容拖延”这样的不祥之词，这段时间还是成了“观望”时期。
怎样用最恰当的方法把波茨坦公告告诉日本人民，成了又一重大问题。为此，当天下午召开了内阁全体会议。
东乡茂德再次打了头炮。东乡六十二岁，为人傲慢，向来视他人的意见如粪土，讲起话来比铃木首相直率得多。当时，铃木首相年逾七十七岁，老朽昏聩，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在那些好像永无尽头、永无结果的会议上，他甘愿让别人出风头，自己在那里打瞌睡。
东乡宣称，鉴于波茨坦公告是和谈的唯一基础，所以他认为，在政府能够采取这种或那种坚定立场之前，不应把这个公告公诸于众。
厚生相园田忠彦表示反对。他说，既然波茨坦公告已经在全世界广播，那末，日本人民不可能听不到，在此之前，日本人民理应从自己的政府那里正式获悉这个消息。情报局总裁下村完同意园田的说法，他又补充说，推迟宣布波茨坦公告的做法，有可能被外国视为日本政府过分担心目前局势。
现在，大家的目光一起转向了陆相阿南惟几大将。他是军部代言人，所以仍旧是日本最强有力的人物，虽然他缺少他的某些前任们所具有的那种风采和热情。阿南五十七岁，由于从事射箭和击剑运动，他显得年轻漂亮。在少壮派军官的眼里，阿南是一位可依赖的、近乎父辈般的人物：他们相信，在继续日本已经进行的这场战争中，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在内阁会议上，阿南坚持不懈地、始终如一地培育着他们的这一信仰。
阿南惟几
现在，阿南坚持认为，倘若把有关波茨坦公告的消息公诸于众，政府就必须同时表明它反对公告条款的理由以及它希望日本国民采取的态度。阿南的见解得到了陆海两军参谋总长的赞同。
会议最后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既然政府既不能对这一公告完全置之不理，又不能在决定自己的立场之前把它公布出来，内阁决定含糊其辞地发表这条消息——就好象波茨坦公告不是在波茨坦而是在一个虚无飘渺的世界里颁布似的。政府将不表明自己的立场，大小报纸要尽量避免渲染这一事件，报纸可以发表经过删节的公告文本，但不得发表任何评论。
此时此刻，日本政府的打算是，“不理睬”波茨坦公告。尽管阿南一再坚持要发表某种措辞强硬的抗议，铃木还是同意了东乡的意见，他说，用一个词，一个眼下人所共知而又可悲的词来说，政府将“默殺”这个公告。也就是说，政府将以沉默使之化为乌有。“默”者乃为“沉默”，“殺”者“杀死”之意，合二而一，《新和英大词典》中的释义是“不予理睬，不屑一顾，不注意”。“默殺”还有另外一种含义：“保持在一种聪明的、不声不响的状态中”，显然，铃木取的就是这个意思。然而，不幸的是，前一种释义显得更加触目，更有说服力。第二天一早，当“默殺”一词在东京各家报纸的头版上出现的时候，它被理解为政府对公告“不屑一顾”——当然，这并非政府的原意。华盛顿、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各国也是这样理解的——但在美国的外交界，“默殺”一词造成的损害最大。就在星期六早晨，东京最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把波茨坦公告说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艺儿”。日本人民一方面知道了公告的存在，但同时又得到保证，他们的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无法接受的——这根本不是头天下午内阁会议的决定。然而，日本人民不会知道这一点，正像他们对政府各省、官邸和皇宫里偷偷进行的其他事情毫不知晓一样。于是，他们对波茨坦公告不屑一顾，因为政府对他们说，这个公告只配如此。
翌日，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铃木首相同意在四点钟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上将讨论同盟国的公告。针对这个头等重要的、意料之中的问题，铃木答复道，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声明的“旧调重弹”；政府认为，这个公告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艺儿”。然后，他又突然加了一句，“我们对它根本不屑一顾。”接着，他宣布政府决心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直至胜利。
东乡得知铃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复以后，气得暴跳如雷。他坚决表示，铃木的讲话显然不符合内阁成员共同作出的决定。同时，他也意识到，他对此无能为力：首相话已出口，覆水难收。
然而，损失已经造成。七月三十日，星期一，日本国内发表了铃木的讲话。世界各地的报纸也收听到了这个消息，它们报道说，日本甚至不屑“拒绝”这个公告。美国国防部长史汀生后来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美国……只能进一步表明，最后通牒 [ 注：指波茨坦公告 ] 中的话是完全算数的。它说，假如日本继续战争，“全面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再加上我们的决心，将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不可避免的彻底覆灭，正象日本的本土必将被彻底摧毁一样。”
为达此目的，原子弹是一种最合适的武器。
与此同时，日本继续等待苏联方面的答复。
日本驻苏公使打电报给东乡，报告说，说服俄国援助日本的“希望已成泡影”。东乡复电道：“不管你个人的看法如何，你都要执行命令……千方百计争取苏联调停以结束战争，只要不是无条件投降就行。”
东乡曾经担任过日本驻苏公使，所以对苏联人的心理和处事方式并不生疏。他之所以坚持追随这种飘忽不定的鬼火来越过结束战争的泥潭，其原因可以用他自己的话归结为：“无论我多么卖力地动员日本军部跟美国人或英国人直接谈判，他们都不会听从的，对此，我确信不疑。因此，我们必须尽力通过苏联进行谈判，因为现在看来没有其他途径可以结束战争。”
军部不相信可能跟苏联也达成谅解。早在六月中旬，阿南就已经预见到，俄国人“将会进攻日本，正像美国人准备在我们的岛屿登陆一样。”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坚持这种观点。投降前几天，他对内务相阿边玄龟说，只要日本再稍稍坚持几天，跟美国军队在南部九州交上手，美国就会非常担心苏联占领亚洲大陆和日本北部，它将会急于缔结一项和约。这么一来，美国就会主动提出较为有利的条件。海军的看法是，冲绳战役结束后，俄国人将要参战。这也是海军希望日本军队在冲绳顽强抵抗，重创敌军的一个原因。
尽管苏联方面已经宣布了苏日中立条约不再予以延期的打算，尽管莫斯科给东京的答复大多是模棱两可的沉默，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天皇本人仍然寄希望于苏联的“斡旋”。在日本等待斯大林答复的过程中，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
当时，日本全国上下似乎不知所措。日本人民被教导说，日本从未打过败仗，投降是一种耻辱，不胜利，毋宁死。人们很难相信，也无法相信，看来就要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出现：所有现存的、一成不变的价值准则完全被推翻了。
使日本人民更为震惊的，也许是天皇的地位问题。日本人相信，天皇不仅是天之骄子，而且他本身就是神；日本的继续存在取决于天皇的继续存在，开天辟地历来如此。现在无法猜想，假如当时同盟国保证以天皇为代表的日本政体得以保存，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战争可能会结束，军部不得不让步——俄国人就不会乘机进入中国东北。但这些都是空谈而已。在昏头昏脑中，日本走上了唯一的一条似乎朝它敞开的道路。八月的头几天平平静静地过去了，但这几天并不是毫无希望的观望。
八月六日，答复来了。
是日八时，广岛的雷达发现了两架B－29轰炸机。空袭警报响了起来，这两架飞机钻入高空。电台广播说，这是一次侦察飞行。在广岛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四分之一居民中大多数没有打算躲避空袭，他们估计不会有轰炸。很多人昂首凝望天空，注视着飞机的飞行。
在前面一架飞机上，投弹舱的舱门打开了。八时十五分十七秒，地面上的很多人看到一簇降落伞从其中一架飞机上落了下来。
霎时间，闪起一道眩目的白光——六万四千人立刻毙命或者奄奄一息。
这就是对日本观望的回答。不出所料，这种回答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美国曾威胁说要“迅速、彻底地摧毁”日本，现在它迈出了第一步。
大约中午时分，东京收到了同盟通讯社发出的一条电讯。但是，直到傍晚才得到有关这一劫难的详情。这是第二方面军 [注：第二总军 ] 通过吴市海军造船厂发来的一份报告，甚至直到这时，有关细节也只是一鳞半爪。那天下午，东京获知的消息仅仅是，几架敌机投下一颗类型不明的炸弹，破坏惨重。第二天拂晓，陆军参谋本部副总参谋长川边中将收到了一份简短的电报。电报说，仅仅一枚炸弹转眼之间就把整个广岛化为乌有。事后，川边将军说，他怀疑这枚炸弹就是原子弹。
不管怎样，他的同僚们很快就消除了疑虑，在东京，政府收听到的来自华盛顿的广播证实了川边的推测。杜鲁门总统在广播中说，“在历史上最大的科学赌注中，我们耗费了二十亿美元——结果我们赢了。”他又说，如果日本人“现在仍拒不接受我方条件，等待他们的将是一连串的毁灭从天而降，这种打击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
关于广岛发生的事情，东京现在已经一清二楚。按照杜鲁门的说法，“太阳获取能量的这一源泉”，现在能够使这个日升之国完全陷入黑暗之中。在它的宝座上坐着太阳女神的一位嫡传子孙。但是，东京对于这种揶揄已毫不在乎。形势要求激烈的行动——然而，笼罩着日本首都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使得那些身负决策重任的人仍然按兵不动。
第二天，八月七日，军部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说，“少数几架B－29轰炸机”对广岛的空袭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敌机使用了“一种新式炸弹”。军部说，“有关详情目前正在调查之中……”当天晚些时候，东乡向内阁通报了杜鲁门的声明，但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行动。
八月八日，东乡向天皇建议，日本必须尽快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于是，天皇命令外相向首相指出，鉴于敌人已经使用了“新式”武器，日本现在已无力继续进行战争，必须想方设法尽快结束战争。
木户幸一
日本应该接受这一无法避免的结局。根据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的说法，天皇陛下说，他认为重要的是马上终止战争，他个人的安危倒是其次。他坚决申明，广岛悲剧决不能重演。
于是，铃木召集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紧急会议。但是，由于其中一个成员被别处“更紧急的事务”缠住不得脱身，这次会议只好延期。
与此同时，军部试图封锁来自马尼拉和冲绳的敌方广播，消除敌人在东京上空空投的传单的影响。这些传单说，同盟国愿意在不摧毁日本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争。军部宣称，无论如何，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甚至对美国人来说，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武器既变化莫测，又危险万分。同时，日本政府通过瑞士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抗议。
同一天下午，在莫斯科，日本驻苏联公使被召到莫洛托夫的书房。莫洛托夫打断了佐藤的问候，直截了当地开始宣读一份简短的照会，照会最后说：“……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八月九日起，苏联与日本将处于战争状态。”不出两个小时，苏联红军就进入了中国东北，开始有条不紊地歼灭曾经一度战无不胜的日本关东军。
日本人认为，苏联的举动既不可饶恕，又是非法的，因为苏日中立条约要到一九四六年四月才满期。但在杜鲁门的帮助下，斯大林却把他的行动变成了合法的行动。至此，铃木政府明白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无条件投降，唯一结局只能是彻底覆灭。
然而，看起来，被全部歼灭的可能性倒正是军部求之不得的。在八月九日星期四那个酷热的早晨，对东乡外相来说，和平就像是沙漠中的垂死者在远方看见的一股清凉的泉水。八时，东乡来到位于东京北部中心地区小石川的铃木首相官邸，气冲冲地要求立即召开前一天延期未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宝贵的时间已经丢掉了：现在，战争必须尽快结束——或者较快地结束。
铃木答应了。他对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说：“让我们这届内阁担负起使国家顺利结束战争的责任。”他的政府在利用苏联“斡旋”的问题上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在正常情况下，他与他的内阁要引咎辞职。然而，在那个星期四早晨，日本的形势远远不是什么正常情况，铃木显然抱定决心尽力为日本火中取栗。
东乡接着去见海相米内光政大将。米内始终认为，日本除求和之外别无他途。在东乡离开海军省之前，高松亲王——一位海军舰长——向他打听形势如何，东乡的答复令人失望。他说，他认为，通过谈判取得比波茨坦公告实质上较为优越的条件，现在已为时过晚，在竭尽全力的同时，他感到日本只能坚持要求保存国家政体，别无其他。
与此同时，天皇——这种政体的象征，代表其意义和存在的人——已经跟内大臣木户侯爵交换了意见。他要木户再次向铃木首相传达天皇要求以最快速度终止战争的愿望。此时，铃木刚刚来到皇宫，他答应立即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紧急会议，与前首相们进行磋商。这些前首相们人称“重臣”或“元老”，他们的责任是经常向天皇提出建议。
星期四上午十一时，世界上的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最西部城市之一、九州岛的长崎市上空爆炸了。就在半小时之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在东京皇宫里重新碰头，继续不慌不忙地商讨对策。那里距飞机飞过的地方大约六百英里。
铃木贯太郎
铃木首相率先发言。他说，鉴于广岛事件和苏联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实际上不可能继续战争。铃木最后说：“我认为，我们除去接受波茨坦公告之外，别无其他选择。现在，我想听听诸位的高见。”
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终于，米内光政大将打破了这种好象使众位阁员们中了邪的魔力。米内是一个安详、愉快的人，笑容可掬。一九四○年，他一度出任首相，由于反对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被迫辞职。象铃木和东乡一样，他也意识到，自己随时都有遭到陆军省里那些好战的少壮军官暗杀的危险。这时，他说：“大家缄口不语，那就一事无成。我们是否无条件地接受敌方的最后通牒？我们要不要提出条件？如果需要，那么最好此时此地就来讨论一下。”
于是乎，其他与会者便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很快形势就明朗了，与会者只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日本的君主制必须保留。除此之外，会上的分歧非常尖锐，随着时日的推移，这种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
铃木、东乡和迫水主张接受同盟国的最后通牒，唯一的条件是保留君主政体。其他三人——陆相阿南、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希望再加上其他条件：同盟军向日本派驻最小规模的占领军；由日本方面而不是由双方审判日本战犯；由日本方面遣散日本军队。阿南和两位总长显然不能接受战败或投降的想法，因为两者有悖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他们提出这些建议，旨在尽量缩小，或许，甚至拒绝接受战败或投降这一事实。
东乡有力地反驳道，日本目前的情况朝不保夕，即使日本想提出若干条件，同盟国十之八九会断然拒绝谈判。陆军参谋总长梅津将军争辩道，日本尚未输掉这场战争，倘若敌人进犯日本本土，日本军队依然有能力阻止他们，甚至击退他们，敌人的伤亡将会异常惨重。对此，东乡回答说，即使敌人的首次进攻被击退，日本的自卫能力也将进一步削弱，敌人的再次进攻几乎可以肯定会如愿以偿。东乡说，日本必须现在就接受波茨坦最后通牒，只要求保留日本皇室。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钟，会议连续进行了两个小时。虽然已经得到有关轰炸长崎和中国东北实际上已落入苏联之手的消息，但会议仍旧不能达成协议。现在泾渭分明，双方各三人。铃木提议暂时休会，待当天下午开过内阁会议后再行复会。这样，星期四早晨“六巨头”会议，就此在东京结束。
在华盛顿，杜鲁门总统在他发表的一次无线电广播讲话中谈到原子弹时宣布说，“我们将继续使用这种武器，直至彻底摧毁日本进行战争的能力。唯有日本投降，才能使我们罢手。”
就在战时内阁休会期间，天皇召见了情报局总裁下村海南。这次召见是宫内省根据下村总裁秘书的请求安排的，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通常，天皇召见至多不过三十分钟。召见结束时，下村带着宽慰的笑容对秘书说：“一切进展良好。天皇已经同意发表广播讲话，晓谕全国，我们要和还是要战。”
如果天皇陛下果真发表讲话，这将是日本人民破天荒第一次正式听到君主的声音。
米内光政
八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二时三十分，决定日本命运的内阁会议在首相官邸开始了。外务大臣东乡茂德首先发言。他叙述了截至苏联宣战为止发生的所有事件，包括政府试图说服克里姆林宫从中调停的种种努力。然后，东乡讲述了突然降临广岛和长崎的这场劫难的实质。
当首相征询海相和陆相的意见时，他俩把早些时候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又重复了一遍。
米内将军说：“我们可以为日本赢得第一场战斗，但无法打赢第二场。我们的大势已去。所以，必须抛开'脸面’，尽快投降。我们必须立即着手考虑，怎样能最好地保存我们的国家。”
阿南将军说：“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硬说我们肯定取胜，但是说我们业已战败，未免为时过早。毫无疑问，假如敌人进攻日本，我们将使他们遭到惨重的损失。我们或许能够扭转战局，反败为胜，这绝非不可能。”
“此外，”阿南继续说，“我们的军队不会乖乖地被遣散，皇军士兵绝不愿放下武器。他们知道是不准他们投降的，他们懂得，军人投降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所以，事实上，我们只有继续打下去，没有其他路可走。”
农林大臣、商工大臣、运输大臣和军需大臣一致反对。他们指出，美国人已经把冲绳当作未来进攻九州（人称“奥林匹克行动”）的桥头堡，日本人民已经濒于精疲力竭的边缘，今年的水稻生产是一九三一年以来最糟糕的，最近几周，空袭和轰炸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大，今后可能更加严重，敌人的军舰已经开始炮击日本的沿海城市——总之，日本已经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再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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