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英国军情六处海牙情报站负责人理查德·史蒂文斯、西格斯·佩恩·贝斯特与德国反希特勒组织“黑色管弦乐队”取得联系。
11月9日，这两位军情六处的特工前往荷兰芬洛小镇接头，二人万万没想到，当他们一开车进入芬洛镇，他们已迈入了死胡同，因为这是个陷阱。于是，诡秘的芬洛事件发生了。
1939年，随着二战的爆发，克劳德·丹齐和他的谍报Z组织大部分成员都迁往瑞士，Z组织的总部也从伦敦迁到瑞士。
领导层一致认为，把瑞士作为基地能更好地对德国进行情报渗入。但Z组织的搬迁，直接导致了人员上的变动。
西格斯·佩恩·贝斯特，原是Z组织在荷兰的一名情报官员，他一直在克劳德·丹齐手下工作。
Z组织搬迁后，他被调往海牙秘密情报站，主要辅佐海牙秘密情报站站长理查德·史蒂文斯工作。贝斯特的到来，同时也带来了几个与德国军队内部反纳粹组织联络的重要线人。
9月，一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线人与理查德·史蒂文斯和西格斯·佩恩·贝斯特取得了联系。
费希尔提供情报说：德国统治集团内部有一个强大的反希特勒组织“黑色管弦乐队”，而自己正是这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并询问，英国方面是否有兴趣会见一下这个组织的高层。
实际上，英国方面早就听说过这个名为“黑色管弦乐队”的反纳粹秘密组织，该组织成员包括一些高层军官、政府官员和宗教领袖，他们的领导人是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贝克将军。
该组织的成员一致认为，希特勒正给德国带来一场灾难，将他们心爱的祖国引向毁灭之路。因此，该组织以密谋推翻纳粹政权为宗旨，他们也一直在设法与美英等国联系，希望寻求支持除掉希特勒，从而结束与西方的战争。
西方国家也非常关注这个组织，秘密情报局就一直在努力，希望能与“黑色管弦乐队”联系。
史蒂文斯当然清楚伦敦十分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也一直在寻找着“黑色管弦乐队”。
因此，当这位不速之客突然出现时，他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
他希望通过费希尔与“黑色管弦乐队”的高层建立联系，进而协助这个组织推翻希特勒的统治，至少也能从中获取很多有价值的情报。
1939年10月，史蒂文斯给伦敦发去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贝斯特非常自信，他认为近期可以安排两个在国家排名第12号，身处高位的多歇恩将军和冯·伦斯德将军访问荷兰。
这两位将军都是一个名为努力推翻希特勒政权以建立军事专政组织——“黑色管弦乐队”的成员。当然，德意志人想要某种保证，他们希望，一旦他们成功了，我国政府要准备与他们谈判。
当然，史蒂文斯也非常小心，因为之前孟席斯曾经特别关照过他：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能力非常强，不可低估，以免落入圈套。
因此，孟席斯对“黑色管弦乐队”给出的态度是不拒绝倾听，但要谨防奸计。为此，史蒂文斯还咨询了英国驻海牙公使内维尔·布兰德爵士。
布兰德爵士表示支持，但是由于他外交官的身份，没有伦敦的命令，他是绝不会卷进去的。同时，史蒂文斯还辗转打听到，除了冯·伦斯德将军外，这个组织成员还有维德斯海姆将军和泰克曼上校等。
尽管有种种警示，双方的直接联系还是在短短两周之内就建立起来了。
10月17日，史蒂文斯方面收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德军军队司令官会议上，维德斯海姆将军和纳粹头子海因里希·希莱姆都参加了会议。
会上，将军们拒绝对英法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他们希望尽一切努力追求和平。这样一个来自德军最高军事层的情报，很显然，让秘密情报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当然，无论何时风险与回报都是相伴而生的。面对前方那伸手可及的成功，秘密情报局下了很高的赌注，这也让他们的判断力变得迟钝了。
几年后，一个曾在海牙工作的秘密情报局官员说，他记得“当时史蒂文斯非常自信，他觉得一切看上去完全是在贝斯特的掌控之中”。
英国驻海牙的一位外交官也回忆说，“史蒂文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错误地以为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大大影响了他的行动判断力和敏锐力”。
的确，令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已经掉入了德国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陷阱里。
线人弗兰茨·费希尔并不是普通的德国人，更不是“黑色管弦乐队”的成员，他是一个德国间谍，代号F479。
此人原是一个政治逃亡者，在被党卫军帝国保安部招募后，仍然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活动着，他几年以来一直在荷兰工作，之后秘密打入了英国的情报机关。
F479的工作表现得到了保安部总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肯定与嘉奖。的确，F479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他的每一步都影响着全局。
他的谎言以假乱真，让英国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的报告可以通过史蒂文斯直接送到伦敦。
德国帝国保安部通过他的关系，将大量假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秘密情报局。
F479还建立了一个情报网，试图和法国的情报机关建立联系，二战爆发后，为了尽快地推翻希特勒政权，这种求速心理支配着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和F479频繁接触。
相反，这个由德国帝国保安部总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是想通过掌握英国人与德军内部反纳粹组织的联系情况，从而将这个反纳粹组织一网打尽，同时，也对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整个情报网产生沉重打击。
在此期间，通过弗兰茨·费希尔从中联系，史蒂文斯和德国方面约定要进行一次会面。
会面时间最后定在1939年10月21日，地点是荷兰聚特芬。德国“黑色管弦乐队”派出的代表是一个名叫赫伯特曼·夏梅尔的官员，他供职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运输处。
10月21日的清晨，贝斯特早早就到达了约定地点聚特芬，德国代表还没到。他之所以比约定的时间来得早，是希望能有时间仔细考虑一下接下来的事情。
说实话，此时的他有一些不安的情绪，就像昨晚他和史蒂文斯讨论的那样，他们要做好这是德国情报机关阴谋圈套的一切准备，不能让此事出现纰漏。
一旦出事，就会产生恶劣的影响。因为这不单单涉及英国，还会把荷兰也牵扯进来。
荷兰怕触犯德国，一直保持着中立国的立场，他们不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境内从事这种间谍活动，而且如果这真是德国人的阴谋，荷兰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
但是，荷兰陆军情报局负责人J.W.范·奥斯舒特将军却支持秘密情报局的行动。J.W.范·奥斯舒特将军派出德克·科普洛上尉配合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这给史蒂文斯等人的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
21日那天，天气很不好，阴沉的天空中下着雨。在约定见面的地方，贝斯特坐在他那辆大型的别克车里，一直沉思不语。
当看到远处开来的汽车时，他清了清自己的嗓子，德方来的是两个人赫伯特曼·夏梅尔和他的助手。
贝斯特用很流利的德语向对方介绍自己就是秘密情报局的贝斯特上尉。简短的几句寒暄过后，贝斯特邀请夏梅尔先生坐他的别克车同行，二人并排坐在车子后面。
他们开车前进，夏梅尔的助手驾着车跟在后面。
这是一个很愉快的开场，双方似乎很快就熟络了起来。贝斯特对夏梅尔的印象非常好，赫伯特曼·夏梅尔先生有很好的音乐素养，他精通各种乐器，尤其是擅长大提琴。
而贝斯特那口漂亮的德国话，也给夏梅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们对音乐有着共同的嗜好，因为贝斯特上尉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提琴手。
更为巧的是，二人都戴着一个单眼镜，他们交谈甚欢，似乎忘了此行的目的。事实上，贝斯特并没有忘记他的使命，他只是不想在到达荷兰东部城市阿纳姆之前讨论这件事。
车子行驶到阿纳姆，夏梅尔见到了史蒂文斯和荷兰陆军情报局上尉德克·科普洛。车子将他们接上车后，又继续前进，驶进郊外后双方才开始讨论起来。
赫伯特曼·夏梅尔告诉秘密情报局的代表说，反对派的领袖是一位德军的将官，但因是初次谈判，他奉命不能说出这位将官的姓名。但双方努力的目的不变，那就是，用武力推翻纳粹政权、推翻希特勒，建立新的政权。
一番交谈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显然相信了赫伯特曼·夏梅尔的话，也相信了他是德军最高阶层一个强大反对派的代表。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当即向夏梅尔保证：
英国政府对他们此次的计划十分关注，高层一致认为，争取和平和防止战争扩大是非常重要的事。英国赞同推翻希特勒及其统治，他们将在可能范围内给予最大的支持与援助。
但是，就任何政治性的条款或协约而言，他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尚无权做此决定。不过如果可以的话，德国反对派的领袖或者其他任何的德国将领，都可以参加下一次的会议。
他们相信，下一次的会议可能代表英王政府做进一步更紧密的表达。同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还表示，在任何时间他们都可以和唐宁街以及英国的外交部发生直接联系。
最后，双方约定于10月30日在英国秘密情报局海牙站总部继续商谈，赫伯特曼·夏梅尔表示在约定的时间他一定会到。
史蒂文斯等人和他的“德国客人”一起吃过晚宴，在一种很融洽的气氛中相拥告别。
第一次会谈后，德国的赫伯特曼·夏梅尔给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正如事后贝斯特对史蒂文斯所说的那样：“我觉得他很可靠，他非常镇静，他的言谈举止中丝毫没有紧张的情绪，更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很明显，这位“德国朋友”已经取得英国情报人员的信任，因此，赫伯特曼·夏梅尔和他的助手穿越荷兰国界时，没遇到任何障碍。
至此，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渐渐落入德国人设好的圈套中，直到他们到被捕时都没有想到，他们所认识的赫伯特曼·夏梅尔是个冒牌货。
赫伯特曼·夏梅尔不仅是个冒牌货，更是一个来自德国保安部的高级情报官，他就是二战时期大名鼎鼎的德国纳粹军官、海德里希最得力的助手——瓦尔特·舒伦堡。
瓦尔特·舒伦堡是萨尔一个钢琴制造商的儿子，是他一手策划了这起震惊世界的“芬洛事件”。
此时，刚刚29岁的他就已经开始主管海德里希手下的情报工作。1939年，瓦尔特·舒伦堡正在鲁尔工作，海德里希一纸调令将他紧急召回办公室，在听完舒伦堡的工作汇报后，海德里希严肃地说：
先把你手头的工作停一停，我有另一件重要的工作要你去做。我们的情报机关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和英国的秘密情报局接头，他们进行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工作。
我方运用假情报已经争取到他们的信任，因此，我们的特工人员，已经非常顺利地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组织。目前亟待决定的问题是：
我方现在是要继续和他们周旋，还是立即切断联系，或是认为我们已经了解到很多情报，而不必再有继续的必要。
我认为，你是这项特别工作最理想的人选，因此我要你马上搜集一切与本案相关的资料加以精细的研究，然后根据你个人的看法，向我提出具体的建议。
接到任务的舒伦堡，立即搜集和研究了各项有关资料，经过谨慎研究本案各项细节，以及和曾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精密讨论之后，舒伦堡得出结论：
和英国人继续接触，将是一件很有利的事。
精明强干的舒伦堡决定化装成一个名叫赫伯特曼·夏梅尔的官员来执行这次特殊任务，在陆军最高统帅部运输处工作的赫伯特曼·夏梅尔的确真实存在。
鉴于这个原因，此人被派往东部作了一次远距离的旅行。
接下来，舒伦堡又进行了充分准备：他特意前往莱茵河沿岸的杜塞尔多夫居住了一段时间，他在一个隐秘的私人住所住了下来，模仿真的夏梅尔上尉的一举一动。
柏林方面用航空邮寄来进一步的情报，舒伦堡小心地加以彻底研究。他要掌握夏梅尔的生活习惯、日常言行和外表特征、熟记他的全部背景资料，并牢记整个“假阴谋”活动中每一个细节。
例如，夏梅尔喜欢佩戴一个单眼镜，那么舒伦堡也必须要戴上一个，因为舒伦堡的右眼也患有近视，所以化装起来很容易。
在杜塞尔多夫，舒伦堡居住的房间中安装了针对秘密工作需要的特殊装置，他可以用电话和电报直接和柏林总部联络。
同时，只有舒伦堡对所谓反对派内部的情况了解得愈清楚，他才能有更多机会赢得英国人的信任，哪怕一点点差池都有可能引起对方的怀疑而前功尽弃。
经过舒伦堡的精心准备，他认为万无一失了，才和英国人第一次接触。
后来，他在《舒伦堡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了他和秘密情报局接头前的情景：
和我一同前往的工作人员是一位曾经指导过F479号间谍、并与他有过紧密联系的同事。
他对此次工作的内幕十分了解，我们详细地检查了护照和汽车登记证。
德国的海关和边防警察都已接到命令，因此我们没有受到不必要的盘查。我们的行李非常少，我又十分谨慎地检查了我的箱子和衣服，以防止有任何暴露我们身份的痕迹或记号。
对这种小细节，一旦疏忽的话，也会让整个设计完好的秘密工作计划陷于失败的境地。
晚间，海德里希打来一个电话，这让我惊讶不已。他对我说：“我已为你获得了一种充分的权力，可以依照你认为是最好的方法去和英国间谍谈判。你完全可以自由地抉择所要采取的行动方式。”
最后他又说：“希望你能特别谨慎。假如你出现什么不利的情况，那就太糟糕了！但是万一出岔子，我已经通知沿边境各站提高警觉，你回来的时候，我希望能立刻给我一个电话。”
舒伦堡对海德里希的这种关怀，感到十分惊诧。认为，他的这种关怀并非基于人类的情感，而是完全考虑到实际的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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